第二节 孙中山、宋庆龄婚姻的支持者

以后人的眼光来看，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对他们个人乃至中国近现代史都有重要影响。有学者评价说：“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最初似乎只是建立起一个新的家庭，只是一件私事；而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这个家庭，对宋、孙二人的革命生涯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应该说它不仅是他们俩人的，也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桩重要事件。”宋庆龄因与孙中山结合而进入到近代中国革命的核心圈，并在孙中山逝世后成为守护、捍卫和继承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宋庆龄是孙中山政治生命的延续和发展。当然，这些结论只有后人才能以后见之明得出，绝非历史进程的参与者自身或同时代的人所能预知。

孙中山、宋庆龄在长期的工作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盛永华将孙、宋的结合精辟地概括为：“中国革命的奇妙的产物。”宋庆龄是位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奇女子，有一般女性所不具备的对政治的兴趣和改造国家的理想。孙中山是中国当时最负盛名的伟人，对于年轻的宋庆龄的政治成长关怀备至，这也让他平添了不少魅力。1917年，宋庆龄在给友人阿莉的信中自豪地说：“你知道我丈夫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家，也是我们民国的创始人”,“他比我年长很多，知道如何使我成为一个英雄崇拜者”。1921年，宋庆龄应《字林西报》费金小姐(Miss Fitkin)之请，撰写了一篇本人的生平简史发给外国友人白赛脱，提及了她与孙中山结婚的心路历程。她说：“仅仅为了满足一个自欺之人的虚荣心，而把我们的民国倒退到君主国的想法，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想起国势岌岌可危，非常痛切，决心为我们的事业而工作。”宋庆龄为此决定再度去美国攻读新闻学，“以便使自己了解中国的真正事实和形势”，并为此与家人一起回上海作了一次游历。宋庆龄回上海期间，孙中山得知她正在学习中文，就多次派人赠送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给她。宋庆龄在信中说：“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活动，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使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所吸引，所以当他要求和我结婚时，我就同意了。”

孙中山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而在外漂泊，长期过着单身生活，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宋庆龄也产生了深深的爱慕之情。1918年10月17日，孙中山在写给他的老师康德黎的夫人信中坦言：“我的前妻不喜欢外出，因而在我流亡的日子里，她从未有在国外陪伴过我。她需要和她的老母亲定居在一起，并老是劝说我按照旧风俗再娶一个妻子。但我爱的女子是一位现代的女性，她不能容忍这样的地位，而我自己又离不开她。这样一来，除了同我的前妻协议离婚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还自豪地说：“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侣兼助手。”

宋庆龄返回上海的时间是1915年6月中旬，行前她已经有了与孙中山结婚的意愿，回国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征求家人的同意。在日本时，孙中山正式向宋庆龄提出了结婚请求，廖仲恺还为孙中山求婚做出了小小的贡献。廖仲恺的外孙女李湄在《梦醒——回忆我的母亲廖梦醒》一书中写道：

 

关于他们的恋爱，外公告诉过我妈妈一件有趣的事。在日本的时候，一次，孙中山、宋庆龄和我外公，还有胡汉民、戴季陶、张静江等人到某风景区去玩，一行人爬上一个小山坡。宋庆龄年轻走得快先到达山顶，孙中山紧跟在后，接着是我外公。外公平时就动作迅速，走路很快，因此把胡汉民等人远远抛在后面。张静江是坐轿子上山的，更落在后面。快到山顶时，孙中山回转身向我外公摇摇手，示意不要跟上去。外公会意，就让大家停在半山坳休息。过了一会儿，两人满面春风的样子下山。据说，那天孙中山正式向宋庆龄求婚。由于年龄差距，宋庆龄怕父母不同意，没有马上决定，但答应考虑。

 

从上述引文来看，廖仲恺对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事是乐见其成的，但当时大部分知情者却持相反的态度。年龄差距是孙中山、宋庆龄结合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孙中山较宋庆龄年长27岁，比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也仅仅只小了5岁。更何况，孙中山的原配卢慕贞尚健在，按照中国传统观念，休妻再娶，难免遭受物议；以纳妾方式迎娶，则违背革命党人的道德观念。因此，孙中山、宋庆龄的结合几乎遭到了孙中山身边的革命同志的全面反对。据说，朱执信、胡汉民曾当面向孙中山“诤谏”，坚持要他放弃同宋庆龄结婚。但孙中山毫不客气地说：“展堂、执信！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家庭的私事。”

宋家则更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宋耀如夫妻不可能让女儿给人做妾，甚至不愿意女儿嫁给任何有过婚史的男性。孙中山曾试探过宋耀如对宋庆龄婚姻的态度，宋耀如彼时虽还不知道孙中山与宋庆龄之间有结合的意向，但明确地表达了他作为基督徒对女儿婚姻的态度。1915年8月3日，宋耀如在复孙中山函中表示：“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我们的女儿不会给任何人作妾，无论他是这世上最伟大的国王、君主抑或总统。”后来，当宋庆龄征求宋耀如夫妻的意见时，他们一致表示反对。宋庆龄回忆说，当她向父母亲提出要跟孙中山结婚的请求时，“父亲面露不悦之色，母亲流了眼泪”。宋耀如夫妇为此禁止宋庆龄再赴日本。宋庆龄在给妹妹宋美龄的信中说：“母亲所以不许我去，是因为反对孙先生。而父亲所以不许我去，是因为他要我详细的考虑，而要我得到相当的把握。”他们结婚的打算，无论从伦理上还是心理上，对宋耀如夫妇都是打击。

宋庆龄待在上海家中期间，一方面希望改变父母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在等待孙中山与卢慕贞离婚的消息。1915年10月下旬，孙中山离婚的消息带到上海后，宋庆龄认定父母的态度不会改变，于是在孙中山使者朱卓文及其女儿的陪伴下前往东京。10月25日，在抵达东京第二天后，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律师和田瑞的主持下办理了结婚手续。

不知是否出于孙中山的个人意愿，中华革命党高层中只有少数几个人见证了他的婚礼。廖仲恺携儿女出席了婚礼，并极有可能为筹备婚礼而奔走。尚明轩著《孙中山传》二稿提到：孙中山“在知友廖仲恺和山田纯三郎等数人前举行结婚仪式”。该书曾经宋庆龄审阅。在《何香凝传》中，尚明轩先生写道：“1915年10月，当孙中山同宋庆龄由于各方面(亲戚、朋友、革命党人等) 的反对、阻挠，在极端孤立的情况下举行婚礼时，参加者寥寥无几。而何香凝夫妇则热诚地支持和衷心祝福孙、宋的结合，并带着儿女全家一起登门祝贺，高高兴兴地参加了婚礼。”廖梦醒在《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一文中，也曾回忆说父母亲带着她和弟弟廖承志“到中山先生家贺喜”。李湄在《梦醒——回忆我的母亲廖梦醒》书中记录了关于廖仲恺全家参加婚礼的更多细节。

上述回忆或研究认为廖仲恺全家均出席了孙中山、宋庆龄的婚礼，但事实上，何香凝极有可能没有参加。1947年，何香凝为驳斥外籍记者对孙宋婚姻的污蔑，特地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回忆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礼。她说：“本人虽此时已离日返粤，探祖母病，但廖先生曾在日参加婚礼。”毫无疑问，廖仲恺携儿女出席了婚礼，但奇怪的是，在东京警视厅的监视记录中，并未有廖仲恺参加婚礼的记载。25日，廖仲恺(化名金佐治) 两度到访孙中山寓所，分别是：下午二时五分至，二时四十五分离开；三时二十五分至，三时五十分离开。廖仲恺离开后，四时三十分，孙中山偕宋庆龄乘车去牛道区袋町五号访和田瑞，办理结婚手续，晚餐后于七时离开。26日，廖仲恺上午十二时五十四分到访孙中山寓所，下午一时五十分离去。这两日记载中，未明确记录廖仲恺夫妇出席婚礼或于婚礼后登门道贺的记载。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述记录的说法不可信，这些说法或经当事人审查，或来源于亲历者，应该是可信的。基于这一判断，笔者认为将上述资料结合起来分析，或许能从日本警方的监视记录中获取更多的信息。廖仲恺在25日下午二时至四时的短短两个小时内两度到访孙中山寓所，说明他正在办理一件要紧的事情，需要频繁地跟孙中山沟通。当天对孙中山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与宋庆龄办理结婚手续。廖仲恺携儿女出席了孙中山婚礼，但是日本警方在监视孙中山行踪时对此未有记载，合理的解释是廖仲恺在离开孙中山寓所后，即携家人在孙中山之前到达了和田瑞处，故跟踪孙中山者并未关注到先前抵达的廖仲恺等人。

婚礼当天，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儿子廖承志第一次见到了宋庆龄。李湄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小插曲：

 

妈妈(按，指廖梦醒) 虽然是个小孩，但日语已经讲得不错，那天就充当小翻译。……我妈妈那时11岁，正是爱美的年龄。她看见新娘子佩戴着一条漂亮的项链，十分羡慕，便问道：“Aunty(即姑姑)，将来我结婚，你能让我也戴一戴这条项链吗？”宋庆龄笑了。这个美丽端庄的新娘子让我妈妈着迷。

 

1981年，宋庆龄在北京病逝，廖承志作诗悼念，开头就回忆了65年前在东京首次见到宋庆龄的场景。诗歌全文如下：

 

怀念孙夫人

童年初睹丰姿美，

六十五年事尚新。

痛惜伟人今谢去，

深宵泪湿满衣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