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是他一生主要的科学事业。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是沿着从宗教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国家和法的批判—私有制的批判的轨迹，逐步深入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底蕴，达到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一最深层结构的批判，建立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准备（1842—1844）

在1842—1843年担任《莱茵报》主编时，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要越出精神领域而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当时，莱茵省议会根据资产阶级和贵族议员们的要求，通过了所谓的《林木盗窃法》。这项法律把贫民阶级自古以来就有的拾取枯树枝的习惯权利，说成是盗窃行为，要予以严惩。由于马克思当时对政治经济学还未进行研究，因此，对这一侵犯贫民阶级物质利益的法律，只能从法学和哲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经济上加以抨击，整个论据带有唯心主义的思辨性质。在《莱茵报》的工作，使马克思广泛接触了社会上大量的阶级斗争事实，接触了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活生生的材料，这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使马克思发现了自己头脑中的黑格尔思想因素同客观现实的矛盾。他清楚地看到国家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而不是黑格尔那里的“道德和自由的体现”；国家的一系列法律和法令，不能从“绝对观念”中去寻找，而必须从物质生活中去寻找其根源。因此，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后，在克罗茨纳赫阅读了大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著作，研究了早期资产阶级作家和法国启蒙主义者的政治理论著作，并做了著作摘要，形成了《克罗茨纳赫笔记》。从1843年底开始，马克思在巴黎开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首先研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其中既包括当时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也包括当时正活跃在欧洲经济学界的弗·李斯特、约·雷·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著作。马克思还认真研读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从1843年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起，他就作了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尝试，并准备写作一部题为《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著作。由于种种原因，出版《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作了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尝试。他提出两个方面的基本构想：（1）从整体的联系上，把握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2）从当前的事实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对国家、法律等范畴研究的基础，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应该定位于经济现实表象背后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对现象的直接论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成为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标志。同时需要说明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仅仅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建立的准备，因为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是从工资这一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开始的，它还不是最抽象的范畴，马克思通过对工资的分析，揭示了劳动异化所导致的各种后果，最终指出了私有制、劳动、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结论不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在成熟期的研究起点，但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二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初步形成（1845—1856）

1845年2月，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后，进一步钻研了大量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史文献。这一时期，马克思在他写的一系列著作中，都涉及或专门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神圣家族》（与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思格斯合著）、《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和《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合著）。由于参加1848年欧洲革命，马克思一度中断了政治经济学研究。1849年底马克思移居伦敦后，又重新进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在1850—1853年三年时间内，先后写下了24本被后人称作《伦敦笔记》的经济学笔记，并于1851年底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分为三卷的新设想：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政治经济学历史。这些为后来“六册计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在这个阶段，马克思第一次正面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首次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理论，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从而为政治经济学奠定了一般的科学基础。唯物史观的创立，对于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对象的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初步形成的一个标志。在这个阶段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初步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还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范畴和规律的阐述，尤其是对经济范畴及其范畴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使马克思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变革具有了扎实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真正构建的尝试。马克思认为，经济学家将分工、信用、货币等体现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畴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东西，他们只是解释了生产在这些范畴之间的关系下怎样进行，而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原因。实际上，这些范畴只是生产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因此，要理解这些范畴的产生，要把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只能通过对范畴的运动的把握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由经济范畴的抽象而变成逻辑范畴，那么，逻辑范畴的运动也就必然是经济范畴运动的抽象表现。所以，逻辑范畴作为一切事物的实体就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因此，“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探讨了范畴、范畴的产生、范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对生产力的社会运动方式即生产关系进行了论述，从而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事实上对“范畴的方法”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这样，马克思不仅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构建进行了理论上和实际素材的积累，而且对“对象的方法”和“范畴的方法”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他就可以构建其经济学体系了。

三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完全形成（1857—1859）

1857年8月，马克思在标有“M”的笔记本上，写出另一篇未完成的、但影响很大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导言》虽然没有最终完成，但留下的深邃的思想，却成了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地说，《导言》首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生产的经济关系性质，分析了社会经济运行中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导言》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作了科学的论述，马克思通过对“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序列结构的论述，提出了他所称作的总体方法。在《导言》中，马克思还提出了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分篇”计划，为政治经济学原理部分的理论体系设计了著名的“五篇计划”。从“五篇计划”开始，经由“六册计划”，最后达到《资本论》的四卷结构，反映了马克思《资本论》创作史的基本线索。同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五篇计划”和“六册计划”勾勒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恢弘结构。

马克思设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巨著分为以下五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5）世界市场和危机。在“五篇计划”中，第四篇和第五篇从资本主义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整体关系上，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具体规定性。可以看出，马克思正是从一开始就将世界市场纳入他的分析体系中。以后，马克思提出了“五篇计划”的重要补充：“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总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第五篇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生动的、具体的，而且也表现出向新的经济关系转化的历史必然性。

在这之后，马克思没再提及“五篇计划”。但马克思并没有放弃“五篇计划”，还坚持以“关于生产一般”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巨著的开篇内容，所要修改的只是把原来属于第一篇的交换价值论题移至第二篇的第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表明，马克思对“五篇计划”中各篇的具体内容规定，还在作进一步的思考。这一修改的结果，就是他在1858年2月22日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马克思指出：“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这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个顺序的确立，可以看作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形成的标志。1859年6月，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其内容就是“六册计划”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的前两章。

四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1860年以后）

1861年8月，马克思按预定计划继续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也就是现在所称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手稿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对“六册计划”作了以下两个主要的变动。第一，马克思决定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第二分册，原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题移作《资本论》的副标题。第二，马克思开始把准备以《资本论》为题出版的部分分为三“篇”，并且重新拟订了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和第三篇“资本和利润”的结构计划。

从1863年7月开始，马克思即以《资本论》为标题，重新写作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结构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卷，理论史，即17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史批判。这样，“六册计划”中《资本》册第一篇“资本一般”，就转变为《资本论》的四卷结构。

《资本论》四卷结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后来，马克思没再从整体意义上提及“六册计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六册计划”。相反，马克思一直是把“六册计划”中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以后各篇，以及第一册《资本》以后的其他各册作为《资本论》的“可能的续篇”看待的。马克思认为，“六册计划”中的最后一册《世界市场》，仍然是《资本论》的“可能的续篇的内容”。“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但资本主义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之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马克思的这些提示一直保留在正式出版的《资本论》中，甚至马克思在世时出版的《资本论》正式版本中也仍然保留了这些提示。这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全部，马克思所要建立的经济学体系即“六册计划”实际上并未完成，从而使“资本一般”之后的内容成为《资本论》可能的续篇，世界市场理论则是这些续篇中的一个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