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清王朝的“康乾盛世”

公元1643年，当踌躇满志、羽翼丰满的满族势力兵临长城脚下时，明朝末期延续十多年的农民起义军在李自成带领下攻入北京，推翻了明朝。作为驻守长城东部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随即选择了向长城外的“大清”势力投降，长城门户洞开，“大清”军队长驱直入，于1644年进入北京，扮演了剿灭明朝遗存势力和农民起义军的角色，统一了中国。这是继元朝之后，再度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全国大一统王朝，清代的版图奠定了现代中国的领土。

从康熙到乾隆的130多年间，是清朝历史中称为“康乾盛世”的时期。其间，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巩固、边疆的治理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从1681年到1792年，清朝先后平息了云南地区的藩镇叛乱，收复了台湾，抵御了沙皇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军事侵略，消除了漠西蒙古准噶尔汗国对漠北和西藏地区的威胁，平定了四川大、小金川藏族土司的兼并之乱，完成了对天山南北（今新疆地区）的军政统一治理，驱逐了廓尔喀（今尼泊尔历史上的王国）在西藏地区的侵略势力，等等。不难看出，当时的清朝政府已经面对了来自周边国家扩张的威胁，如果说廓尔喀入侵中国的西藏地区只是历史中的偶然，那么已经崛起的俄罗斯帝国对中国东北、北方、西北地区则构成了长久的威胁。康熙年间击溃入侵黑龙江流域的沙俄哥萨克军队之后，1689年清朝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的边界，这是中国签署的第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边界条约。

清朝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虽然承袭了“因俗而治”等羁縻政策，但是通过制度和法律形式实施统治的治理能力显著增强。清朝建立之初，不仅承认了蒙古固始汗在西藏的世俗统治地位，而且先后正式册封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名号，将西藏地方的政教权力纳入了中央王朝的权力结构之中，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明确规定驻藏大臣办理西藏地方事务，形成与达赖喇嘛共同治理西藏地区的体制，确立以“金瓶掣签”方式认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转世灵童的制度；在蒙古地区实行满族皇亲贵戚与蒙古上层的联姻政策，制定《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推行统一的盟旗制度；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总统天山南北两路事务，各地设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征调东北、华北等地的满、蒙古、锡伯、达斡尔、汉等旗兵携眷驻防，颁行《回疆则例》，实行郡县制度；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推行改土归流，设置府、厅、州、县；等等。

从康熙年间开始，清朝在距离北京180公里的承德修建了一座体现中国大江南北园林、皇家宫廷、庙宇风貌的避暑山庄，陆续形成“七十二景”。这是清朝皇帝避暑北狩的夏宫，也是处理国家内政外交事务、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政治陪都。以外八庙为代表的皇家寺院群，尤其是仿造拉萨布达拉宫、日喀则札什伦布寺修建的“布达拉·行宫”，突出了清朝政府对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施政的象征意义。清朝皇帝在这里接见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教首领、王公贵族，包括1771年不堪忍受沙俄统治毅然率领蒙古土尔扈特部众东归祖国的渥巴锡，也在此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和封授。乾隆年间，台湾的土著居民来大陆朝觐，也曾在避暑山庄参加皇帝的贺寿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对蒙古地区实施的统治，消除了自秦汉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挑战，从而也意味着绵延万里的长城完成了历史使命。康熙年间，曾有大臣上疏，建议维修长城。康熙皇帝则认为：“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服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中国的长城之制自此废弃。

自16世纪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先后在外蒙古和内蒙古地区形成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清朝政府虽然按照西藏达赖、班禅喇嘛之例，给予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封号、金印、敕书，但为了平息活佛转世引起蒙古各部汗王、贵族权力争夺之乱，防止教权依托于蒙古各部而做大之弊，乾隆时期确定自第三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转世开始，后继者必须出自藏族地区，并在西藏拉萨履行金瓶掣签等仪轨，由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和清廷驻藏大臣现场监临。通过西藏地区的教权对蒙古地区实施控制，并削弱蒙古地区政教合一的影响，是清朝政府在整个蒙古地区实施统治的重要措施。包括内蒙古的章嘉活佛也是如此，对其地位虽尤加礼遇，甚至在京城供职，但仅限于宗教事务而无政治权利。

清朝时期，满族统治阶级较元朝的上层贵族更加开放，虽然它一方面以满族的风俗（剃头留辫等）强制改造中原社会，但另一方面又自觉崇尚中原政治文化和礼仪，鼓励满人学习汉语文。清朝皇帝的汉文化修养水平之高，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乾隆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用汉文题字、赋诗最多的帝王。不仅如此，从顺治皇帝开始，在明朝为官的外国传教士汤若望等即受到礼遇和重用，使西方的学问和技艺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康熙时期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除供职钦天监和制造天文仪器外，在火炮制造、地图绘制等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他用中文撰写的科技著作也最为丰富。南怀仁去世后，康熙皇帝赐其谥号“勤敏”，南怀仁成为明清时期客死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中唯一获此殊荣者。此外，供职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宫廷画家意大利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在融合中西绘画艺术、参与设计圆明园的西式建筑等方面都留下了浓墨重彩。这些受朝廷重用的西方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同时，也获得了传播西方宗教的空间。

清朝经历了从康熙到乾隆的极盛发展，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帝国，对此古今中外的记载和评论均有共识。当时，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已达3亿之众的农业大国，纺织、瓷器等传统制造业得到长足的发展，1750年中国的工业产量在全球的比重达到32.8%，而整个欧洲的这一比重只占23.2%，这也使中国成为吸纳世界白银资本的中心，基于纺织、瓷器、茶叶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使中国的对外“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这也是英国使臣在中国遭到冷遇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