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秦汉王朝“大一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的中原地区,建立了秦王朝。这一王朝与一百多年后欧洲出现的罗马帝国大相径庭,这是一个内向统一的王朝,而非外向扩张的帝国。秦王朝针对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社会异质性,实行了一系列社会整合的制度和政策,如“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制定统一的国家律法等,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国家历史,加速了中原地区华夏群体的整合,其中文字的统一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尤为深刻。从古至今,构成中国人口主体的汉族(Han)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然而,通过对外军事征服建立的罗马帝国,虽然先后建立了数以百计的行省,但是它“摧毁所有的城邦制度,同时又不设立任何的组织。它取消各处的制度,却又不给当地带去制度。他们甚至没有想过为当地人创立可用的新制度。罗马没有用于帝国全体民众的宪法,也没有订立一些固定的条例来治理他们”。秦王朝奠定的皇权统治制度,为其后继者汉代所承袭、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封建王朝传承的稳定国家制度体系。而罗马帝国崩解之后,虽然留下众多的露天剧院、引水渠、凯旋门、罗马柱等物化标志,但是却没有直接的王朝继承者,从东、西罗马帝国到神圣罗马帝国,不过是欧洲列强竞争中交相攀附的“罗马化”标签,罗马帝国治下的臣民没有整合为一个“罗马民族”。
秦王朝统一中国及其对社会的一体化统治,对形成中国的主体文化产生了重大作用。对这种文化主体性特别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认同、传承和维护,成为中国王朝继承的合法性标志。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周边的“四夷”所包含的各类群体,也经历着从氏族、部落到民族共同体的整合过程,并在中原农业文明的扩散性影响下,在经济文化生活的互动中,不断融入农业社会、融入汉族之中,这一现象历朝各代从未中断。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在礼教、制度、政令、法律统一条件下包容多样性的观念。
秦王朝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皇权至上封建王朝,它开启了中国“大一统”的国家历程。几乎与此同时,公元前209年,北狄之属的匈奴以冒顿为单于,统一了北方草原各个游牧部落,建立了草原帝国。自此以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嬗替进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农业社会对役畜(牛、马、骆驼)和皮革、羊毛、肉食等畜牧业产品的需求,游牧社会对铁器、布帛、粮食和手工业产品的渴望,使这两种文明之间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依存的互补关系,尽管这种互补关系往往伴随着战争的形式,但这是那个时代必然的特征。秦朝及其后继者大规模地修筑长城,目的就是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中国的万里长城,作为世界文明的奇迹几乎无人不晓。这条源自春秋战国、完善于秦汉时期、延续到明代修建的防御工事,横贯中国北方、蜿蜒万里、历经岁月沧桑。在国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存在所谓“长城之外非中国”的观点,这种以现代国家的边界观念去认识古代中国历史疆域的看法,是对中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误解。其实,差不多与中国秦汉长城同一时代,欧洲也出现了防御蛮族侵袭的哈德良长城、上日耳曼—雷蒂安边墙。不过,在欧洲史的研究中不会有人把这些古代军事设防与现代意大利或者英国、德国的领土边界混为一谈。这些罗马帝国扩张时期的军事防御设施,随着帝国的崩解而留在了异国他乡。中国的长城,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而永存于中国。这就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史证之一。
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是一个以中原地区农业社会为中心、周边“四夷”不断融入的过程。所谓周边“四夷”的“内附”之说,就是一个内向吸引、凝聚的过程。所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是建立在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基础之上,而非穷兵黩武、对外扩张的声威。公元1世纪的中国东汉时期,从中国古都长安(今西安)起步的“丝绸之路”(Silk Road),成为最早连接东方和西方的经济文化纽带。当时,希腊人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所撰《地理书》中的东方秦尼国(Sinae)、赛里斯国(Serice),就是指中国之地。汉朝是中国封建王朝体制趋于完善、定型的时代,它最终消除了北方匈奴游牧帝国的长期挑战,匈奴南北分裂,南匈奴归附汉朝,内徙汉地,逐步融合于汉族之中;北匈奴遁走西方,推动了欧亚草原的民族大迁徙。有人认为,公元5世纪出现在东、西罗马城下的“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所统领的匈人(Hun),属于西迁匈奴的后裔。
汉朝之后的中国,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群雄争霸,除了举世闻名的“三国演义”外,魏晋南北朝的“六朝”格局伴随着五胡十六国,掀起了争夺中国王朝权力的大动荡,揭开了中国“五方之民”新一轮激烈互动“争天下”的历史。越过长城、内徙中原的北狄、西戎等族系的游牧民族,交相打出汉室宗亲的旗号,加入了争夺天下统一的行列。作为北方游牧帝国的继承者,鲜卑人占据了匈奴留下的空旷草原,进而统治了中国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避祸南迁的中原汉族士绅、商贾、手工业者和农民,在定都于建康(今南京市)的南朝(宋、齐、梁、陈四朝)统治下,对长江以南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推动作用,其中包括对“五方之民”南蛮族系各群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影响。
中国南北朝时期,也是欧洲的东、西罗马时代。不过,中国在经历近4个世纪的割据分裂状态后,出现了隋唐的大统一。而在欧洲,西罗马帝国的疆域已经被日耳曼族系的部落所瓜分,如同伏尔泰(Voltaire)的生动描述:“优美的拉丁语被20种蛮族的土语所取代。……各行省的竞技场、圆形剧场换成了茅屋。”同时,伊比利亚半岛大部陷于摩尔人统治,拜占庭帝国则因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崛起而丧失了对北非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