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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共的少数民族事务比较集中地指向西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因为这两个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少数民族事务的前沿地带。1937年10月，在日本策划下，内蒙古的德王在归绥（今呼和浩特）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宣布蒙古“自治”。同时，日本军队延平绥线进袭包头，直逼宁夏，觊觎新疆，企图占领中国的西北地区。其重要手段就是以建立“回回国”利诱和策反西北的回族军阀，利用民族、宗教因素分化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中共对内蒙古的蒙古族、西北地区的回族实行的政策，成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对内蒙古、宁夏等西北地区进行的适时形势分析、具体工作指导、深入政策宣传和广泛社会动员，包括建立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军事部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并集中体现在1940年4月、7月相继发表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这两份具有施政纲领特点的文献之中。

这些体现中共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政治思考、科学研究、行动规范的政策原则，在实践中成为许多具体、细微的工作要求和行为方式，包括在日常生活中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如果说，在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时，中共以阿拉伯文标语表达了对回族及其宗教信仰的尊重。那么，1939年6月位于内蒙古伊克昭盟的成吉思汗陵避祸南迁，在延安受到中共和社会各界隆重的迎送祭奠，则体现了中共对蒙古族及其祖先崇拜的恭敬。当时，逼近伊克昭盟的日本军队已将占领成吉思汗陵作为重要目标，企图将这一蒙古族崇敬的历史象征物作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合法性和号召力的资本。经当地爱国抗日王公与国民政府联系，决定将成吉思汗陵寝南迁，路经延安。中共对此积极响应，在延安成立了迎灵办事处，建立了灵堂，组织了2万多人夹道迎灵，毛泽东敬献了花圈，中共代表主持祭奠仪式，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吟诵祭文，各界人士列队瞻仰。这一盛大祭典不仅是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而且对推进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并非出于策略性的选择，也不只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是基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而确立的大政方针。在辛亥革命前后，建立什么样的现代中国，是包括孙中山在内众多仁人志士共同思考的问题，出现了各种学说和方案，包括“联省自治”“五族共和”建国，美国式“共冶一炉”建国，苏联式“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然后“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个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其中都涉及如何认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和疆域，怎样理解近代形成的“中华民族”概念，尤其是如何保障边疆少数民族在现代中国的平等地位和群体权利问题。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思考，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