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摩登”与“现代”的纠缠

单从文本的层面看，自30年代前期以后对“摩登”的谴责声一片，一定会给人以错觉，以为“摩登”只能在狭小的缝隙里生存，或者只能获得很有限的发展空间。然而，结合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来看，其实对“摩登”的谴责日见频繁，未尝不正是社会上“摩登”现象越来越普遍的一个反映。事实也正是如此，30年代的报刊杂志，尤其是通俗、画报类的杂志，对“摩登”事物的介绍热情一直不减，只要以“新”、“现代”为名，避开“摩登”这一字眼，比如国外最新式的服装、香水、最新的电影、现代的生活方式等，就可以畅行无阻了。也就是说，“摩登”的恶名显然并未殃及“新”与“现代”，没有丝毫影响中国人求新和现代化的激情。

这一时期为摩登辩护的作家，也多是把“摩登”向“现代”靠拢，为前者正名，主张“摩登化不是别的，不过是彻底的革新而已”，所以“摩登化”非但重要，简直还“可以救国”。在“摩登破坏团”事件中，汪精卫出面声明“‘摩登’是现代的意思，‘摩登’并不是有害民族的一种倾向”，风波才得以平息。表面上看，这些观点和“摩登破坏团”成员对摩登的态度截然相反，其实都是挪用了“爱国”、“救国”等名目，不过一者用来谴责摩登，一者用来颂扬摩登罢了。赋予“摩登”合法性的正是“新”、“进步”等现代性叙事本身，从这个角度看，“摩登”和“现代”的关系是非常暧昧的，既存在歧异又有不少的重叠。以“现代”为“摩登”张目的做法源于“现代”的正面意涵，考察西文“modern”的词义演变作以对照也颇有启发性。雷蒙·威廉斯描述了modern一词词性色彩的演变：“19世纪之前的用法，大部分都具有负面的意涵。……Modern的负面意涵及相关的词一直持续存在着，但是在整个19世纪，尤其很明显地在20世纪，有一个运动使modern的词义演变朝向正面意涵。”“现代”一词在20世纪进入现代汉语，中间经由日文的转译，其明显的正面意涵应该说是与同时代“modern”一词在西文里的正面意涵相呼应的。在现代中国，或许正是由于有了负面意涵的“摩登”的承担，才使得“现代”如此正面和纯粹。

“摩登”与“现代”词义上的分野，也对应了“现代性”的不同侧面：“现代性也可以分为精英的和通俗的，这种二分法也可以说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精英们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不断创造现代性的伟大叙事，扮演历史中的英雄的角色，而通俗的现代性则和各种‘摩登的’时尚联系在一起，从各个方面渗入日常生活和物质文明。……这两个方面时而相互矛盾，时而相互配合，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有着共同的前提。”“摩登”与“现代”之间的暧昧关系体现了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复杂纠缠。作为精英现代性的新生活运动与左翼文艺运动，它们之间的矛盾尽管难以调和，但在对通俗现代性的压抑方面却如出一辙。然而，同为反摩登，国民党政府非但未能将摩登现象与社会阶级关联起来，反而希望以此平息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对“摩登”的压制，必然也会威胁西方国家及其资本力量在中国的利益，对于国民党政府而言，又不敢过于损害它们的利益，更关键的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多处于社会的上层，是摩登时尚的消费者和制造者，所以“摩登破坏团”出现在杭州而非摩登风气最炽的上海是耐人寻味的——上海正是西方利益和国民党统治集团及其家眷云集之地。处于这种种力量的掣肘之中，使得国民党政府的反摩登只能流于一种姿态，闹出一些笑话就在所难免了，比如新生活运动大会或国货动员大会上请摩登女郎剪彩，或是名媛闺秀、电影明星跳舞募捐救国等，这些都是国民党政府在改造社会过程中自相矛盾、步履维艰的写照。

对于后发展的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现代的诱惑”强大而持久。陈芳明认为，在面对“迟到的现代性 (belated modernity)”问题时，“常常使殖民地知识分子思索要如何急起直追”。根据急起直追的方式，又可以分为批判和模仿、复制两种态度和选择。“摩登”被赋予负面意涵，也表明了在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过程中的两种批判性倾向：一是对西方以消费为特征的物质文明、生活方式的抵抗，二是对一味表面仿效西方的警醒。这是中国在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创造出的宝贵财富，既学习西方又抵抗西方，在抵抗之中展现自身的主体性，从而寻求并最终创造出一种超越西方的现代之路。由于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息息相关，“摩登”也常常成为诸种力量之间斡旋的场所，其词义、词性色彩的变迁，既是这些力量所形成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映射出当时政治、社会、文化诸种力量之间的复杂纠缠关系 (详见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