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位一体”思想提升“中国道路”的新意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实践、理论、制度“三位一体”的思想，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特色的揭示和阐述，同时又是对中国社会主义自组织机制和动力源泉的认知。以“三位一体”思想来考察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实践，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由“中国道路”概念到理论体系不断提升的新意境。
一 “三位一体”是回归社会主义本体论的理论表现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实践、理论和制度“三位一体”的思想，这一思想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开拓创新作用。
11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他还强调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从理论创新角度看，党的十二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题，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十五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十六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了党章。十八大的理论创新究竟聚焦在哪一点上？有人认为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一字之差是重大理论创新；有人以为是“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思想”是最大理论亮点。其实，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包含两个不同层面的理论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集中精力研究解决对“怎么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而遮蔽和忽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而十八大则从理论上回归社会主义的“本体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作出新的全面阐释，从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三位一体”视角，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充分阐释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
从中国文化文明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视角考察，除了在两千多年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文明绵延发展的历程中，中华民族始终坚持善于学习、取长补短，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文化包容的优势之外，还特别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九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南，形成了理论创新的优势，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六十年开拓奋进的建设历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指南，集中力量办大事，赢得了实践效率的巨大优势。在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不懈奋斗的历程中，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指南，从而形成了制度创新的优势。有专家甚至指出，十八大报告把理论体系、道路体系、制度体系集成创新，这才是理解十八大理论创新的一把钥匙，这才有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中国社会主义自信性的有力表述。
诚然，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自信心源自于社会主义政治资源的创新发展和良性互动。十八大报告系统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资源、理论资源、制度资源之间良性互动的规律，充分阐明了改革开放对于政治资源创新的决定性意义，阐明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精神对于政治资源之间良性互动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明确指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八大基本要求，这就是：人民是历史主体、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根本任务、改革开放是必由之路、公平正义是内在要求、共同富裕是根本原则、社会和谐是本质属性、和平发展是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从中国社会主义的自组织视角分析，这八大基本要求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诸多政治资源，其中有的是实践资源，有的是理论资源，有的是制度资源，这些政治资源不断创新并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自身发展的动力源泉。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抓住了这些基本要求，就能更好凝聚力量、攻坚克难，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外来的挑战与机遇，更是给社会主义政治资源增添创新和互动的复杂条件，只要处置得当，应对有序，就更能发挥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顽强生命力来，更加激活人民创造历史的智慧来。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充满自信，也就是对中国模式充满自信，是夺取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充分和必要的条件。
二 “三位一体”揭示社会主义的自组织机制和动力源泉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实践、理论、制度“三位一体”的互动机制，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内在联系，从而在理论上解答了中国社会主义能够坚持和发展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组织机制和动力源泉问题。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正是基于社会主义实践资源、理论资源和制度资源的良性互动，中国社会主义才能源远流长、自强不息地永续发展。十八大理论创新最大的亮点，恰恰就在于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自组织机制和动力源泉。
从世界社会主义史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自组织机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而最早揭示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本质特征的则是“后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历史系教授阿里夫·德里克。他最早在1989年《关心亚洲学者学报》第21卷第1期就发表了题为《“后社会主义”：反思“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明确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称为是一种“后社会主义”，主要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相区别。他认为“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社会主义的原有概念陷入矛盾时，试图以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他坚决反对一些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吸收了资本主义因素，就得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结论。
他指出，“后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提供了一条可以取代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道路，但不再有统一的理论，而带有各国的特色。在德里克看来，后社会主义，既跻身于资本主义世界，又不能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既要同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相结合，又要确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既要利用资本主义的经验，又要克服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他强调，社会主义选择在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民族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认为中国当前的发展道路是资本主义的说法，都是脱离实际的。然而，他又认为中国现阶段“理想同现实隔离”，虽然社会主义的理想仍被视为最终目标，但“对制定现实政策不再起直接作用”。他认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开放创造了一些新的发展可能性，其中之一就是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紧急发展手段的余地，甚至比资本主义的选择余地还要大。在存在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不再向资本主义挑战，而是谋求容纳资本主义，通过“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约的发展目标。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清醒地意识到后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不取决于社会主义对未来有什么理想，而取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之间为争夺未来而进行的全方位斗争。在这里，阿里夫·德里克实际上已经涉及“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本质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的创造性，首先是社会主义概念即理论创造性，其次是发展手段即实践创造性，最后是理想也即理论对于政策的指导性。德里克只是指明了后社会主义模式具有这三种特性，但并未能探索到后社会主义的自组织机制。
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他在讲到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问题时，以极大的热情鼓励说：“我认为中国会有较好的条件，至少国家政体还在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还存在公有制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的历史造就的。所以，我想很显然，相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环境更有利于接受进步的思想。但是，我想有很多内部和外部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中国的发展进步。比如，美国就不希望你们成功，不希望你们创造一个新的模式。但我相信中国也有一些人不想要什么新模式。他们宁可要金钱、消费等等。所以，我想不管怎样，一定形式的斗争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揭露这些势力。”系统阐述“中国模式”的则是乔舒亚·库珀·雷默的《北京共识》。2004年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珀·雷默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该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指出，构成“北京共识”的有三个定理。第一定理，就是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第二定理，是要求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第三定理，就是自主理论，“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论。雷默所指出的中国模式三大定理，特别是危机管理模式就具有自组织的功能和动力机制。
三 “三位一体”蕴含从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的新意境
邓小平不仅阐述过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方针、政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而且探索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自组织机制。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把“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本质内涵归结为改革开放的“全方位章程”，并紧紧围绕这些改革开放的“章程”，揭示了这些道路、制度、方针和政策的“创造性”、“时机性”、“全面性”、“关键性”及“坚定性”五大特性，因而人们也可以把这五大特性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模式”的特性。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讲道：“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这里邓小平强调世界上模式的多样性，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问题，中国社会主义也有自己的模式。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讲道：“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里邓小平提醒我们注意，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建设社会主义即使形成模式也不能墨守成规，还必须与时俱进。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他更是明确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里邓小平以清晰的语言告知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本质就是“全方位改革开放”及其章程。他还认为“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从上下文的逻辑连贯性来看，这里邓小平所讲的“章程”是指道路、制度、方针和政策，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把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全方位建立的章程看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模式”的内涵。他认为，只要这些改革开放所开创的道路，所创立的制度、方针和政策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中国就大有希望。在这里，邓小平把改革开放看作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由改革开放实践资源生发出制度资源和理论资源。这也是胡锦涛同志一再强调的实践创新决定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形成制度资源，由此肯定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的主体地位。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而言，人民的历史首创精神更是一种宝贵的政治资源。归根结底，社会主义就是亿万人民群众活生生的历史创造活动，只有紧密依靠人民的历史创造性，社会主义实践资源、理论资源、制度资源不断创新互动，社会主义就能茁壮成长，不断战胜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中的艰难险阻，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存在于人民取之不尽的创造力之中。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既是对全球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越南、古巴、朝鲜等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多样化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主流理论形态。邓小平善于从这些政治资源中汲取力量，把中国现代化理想变成可操作的“三步走”战略，并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他第一个系统阐述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理论，找到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他强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和措施。”他强调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告诫党和人民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他高度重视教育和科技工作，确定科教兴国战略，精心构思“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规划每一阶段的实现目标。他强调，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发展的起点低，人口多，国家大，所以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具有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他强调现代化建设要因时因地而制宜，各国情况不同，现代化建设的模式也不同。“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来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
邓小平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强调社会主义的制度也存在弊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必须改革。改革就是转换模式，这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模式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邓小平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实质与内涵，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等问题，并对此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证。邓小平认为，应该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全球性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实现现代化的两种方式。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多样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式的现代化又是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要求和国际通则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同国际接轨。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的这些论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转换扫除了障碍。邓小平设计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蓝图，其中包括中国现代化的总体构想、主体结构、经济发展战略重点、战略步骤、策略等一系列内容。大量引进外国技术、资金以及管理经验，试点对外批租土地，设立沿海城市特区，沿江及内地一些城乡对外开放，广泛的国内外交流等等，这些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新景观。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思想。他认为，改革是一场革命，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直接动力。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发展，同时还包括政治、文化全面进步。因此，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必须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全方位改革和发展。邓小平认为，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这是中国跻身于世界现代化行列的必由之路。特别是他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可以设想，这些制度体系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基本框架。
党的十八大之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不仅赢得了全国乃至全球的关注，而且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丰富、完善和提升了“中国道路”概念体系的新意境，开创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局面。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12月4日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讲话中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重申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特别强调指出“三个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到了新南方谈话中，更是提出既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他还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尤其是强调反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确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可以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中央领导班子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原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