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本的解释学完整性

在上一段中，我已经开始从关于哲学发展和研究的影响的相关性建议转向讨论杜威技术性哲学的持续的相关性问题。首先，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是对文本的忠实性问题。换句话说，当代哲学家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了解了杜威（更不用提那些在专业上不那么消息灵通的记者们的随意的评论了）？说得复杂一点，我们可能都知道，至少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说过：即使杜威没有说过他曾经说过他说过什么，他也应当已经说过他曾经说过他说过什么。

其他一些人从20世纪英美分析哲学的视角来看待杜威的工作，他们曾经发现过“错误”。其实，不带偏见地说，相关文本表明，应该不存在那样的错误。例如，罗伯特·布兰登（Robert Brandom）曾经提出，古典实用主义者（杜威也被假定包括在内）的错误之一在于，他们仅仅考察信念的结果的“下游”，因此忽视了当代语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由于恰当的应用环境与结果相关联，信念的前件遭遇到“上游”，并因而要得到考虑。但以此种方式进行争辩，就忽略了杜威在1938年的著作《逻辑》中提到的一个重要的我们大多数人都肯定很熟悉的区别：即适用于以一般性的交流为目的的语言（或者是洛克所谓的“市民语言”）与那种仅仅是由先验的探究所决定的语言之间的区别，“前者与探究的目的相关，后者只看重逻辑的意义”（LW.12.284）。显然，大多数人都懂这个区别。但是，很清楚的是，杜威认为，确定一个探究的后果的判断是真的。这个判断是在它既是确证的也是可断言的意义上是真的；而且，它是作为对先前有问题的情境的先验探究的后果而得到确证的。在这里，“先验”是“上游”的另外一种说法。因此，我认为仍然有必要做更多的研究，让一些所谓的“分析的”实用主义者们注意实用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实际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