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北方民族政治文化的彼此吸纳与再组建

明代中期，在东北地区影响比较大的民族主要是汉族、蒙古、女真、朝鲜等。蒙古瓦剌部衰落后，鞑靼部兴起，掌控了内外蒙古，对明朝及东北地区构成威胁。女真崛起，满洲立国，与明廷对峙，立足辽东，雄踞关外。朝鲜居住半岛，与明朝早已建立宗藩关系，后受制于后金。由于各族政权之间政治力量的消长，加之地域比邻，语言接近，风俗相类，长期以来，北方民族除了经济上交往密切，互惠互利之外，政治文化的彼此吸纳与借鉴也十分明显。这是北方民族文化发展的一大特色。

兹以满洲政治文化演进为例，试加阐述。

首先，从政治制度上看，“仿古效今”，吸纳多民族文化之长。

努尔哈赤创建了军政合一、军民合一的八旗制度，为何不作六旗，而作八旗、八固山（满文gūsɑ，汉义为旗）？《八旗通志》（初集）卷一记载：

 

（八旗）盖皆创前古所未有，而建诸天地。考诸三王，若合符节。粤稽《史记·天官书正义》：河鼓两旗，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皆天之旗鼓，以为旌表。又九斿九星，在玉井之西南，则天子之兵旗也。《周礼》：“司常掌九旗之物名。”田之日，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遂人起野役，以遂之大旗致之。盖在天垂象，惟圣时宪，蒞军征众，莫不于旗乎有取焉。

 

清人金德纯《旗军志》记述：

 

自黄帝创立八阵，遂为万世兵法之祖。三代之盛，寓兵于农。遂井之为方者，九而耕，夫惟八实，亦八阵之遗意。诸葛武侯亦复有八阵图，以是知八之为数，乃兵法之所不能外。兴朝八旗之制，最为详备。

 

两段记载八旗缘起，前者云，河鼓左右两旗，为天之旗鼓，九斿九星，系天子之兵旗，而未阐明八旗名称的来源。后者则曰，八旗与兵法八阵相关。这里谈到八旗制度受到汉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一面，但忽略了其制度构成的多重元素。当然，不排除满洲贵族对一些敏感问题的讳言。

八旗制度的创立，是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汲取了历史上诸多民族政权的制度因素，糅合了多种政治文化而形成的。

1. 八旗建制应与契丹的“八部大人”有关。《契丹国志》卷二十三《拼合部落》记录：

 

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更八部名，各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统八部。每三年则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元约如此，不敢争。及阿保机，乃曰：“中国之主，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国，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共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别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肯许之。

 

耶律阿保机在契丹“八部大人”的基础上创立国家。这样的政权架构对努尔哈赤组建八旗管理部族应有参考作用。

2. 八旗组织构成借鉴金朝的社会组织猛安谋克制度。八旗的基层单位是牛录，每一牛录为300人。为何不是200人，或400人？这又深受金代社会结构的影响。《金史》卷四十四《兵志·兵制》记述：

 

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杖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谋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从，曰阿里喜。

部卒之数，初无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谢十，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

 

猛安谋克是金代军政合一、军民一体的社会组织，所有的女真人都生活在这种组织之中。努尔哈赤仿照金的猛安谋克制度，创制八旗，将金人的300户为1谋克，改为300人为1牛录，而编入牛录之人皆为青壮年男子，与金代谋克人员构成是有区别的；把10谋克为1猛安，变为5牛录为1甲喇，并将金的十进制组织，更为五进制，增加5甲喇为1固山。“出则为兵，入则为民”。以此体现八旗制度亦是军政和军民合一的属性。

3. 八旗为什么叫“旗”？似参借明代卫所旗官之名。《明史》卷九十《兵志二》云：“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努尔哈赤世代任职建州卫所，对其官制了如指掌，借用总旗、小旗之称，以命八旗之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4. 八旗方位又接受汉族的阴阳五行传统文化。《八旗通志》（初集）卷二《旗分志二·八旗方位》记载：

 

其（八旗）次序皆自北而南，向离出治。两黄旗位正北，取土胜水；两白旗位正东，取金胜木；两红旗位正西，取火胜金；两蓝旗位正南，取水胜火；水色本黑，而旗以指麾六师，或夜行则黑色难辨，故以蓝代之。五行虚木，盖国家创业东方，木德先旺。比统一四海，满汉一家，乃令汉兵全用绿旗，以备木色。于是五德兼全，五行并用。

 

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采纳了汉族及北方民族的文化要素，以此丰富了满洲的政治制度，使其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后金（清）政治制度并非自己独创，而是多仿明制，兼及邻国朝鲜官制。皇太极称汗之初，即着手改革国家机构，强化汗权。他强调：“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天聪之初，后金设立文馆，就参照明代内阁规制，又吸取朝鲜王朝中央馆院名称与职掌。文馆选拔儒臣，分为两班，“翻译汉字书籍”，“记注本朝得失”，初具明代内阁的雏形。

崇德元年（1636年），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掌撰拟诏令，编修史书等；内秘书院职司起草外交文书与敕谕等；内弘文院负责讲解经史，颁布定制，又多仿朝鲜衙署之名。朝鲜哲宗时期（1849—1863年）编纂职官“法典”《官案·内案》记述内院官制：

 

承文院 正二品。太宗朝定今名，掌事大交邻文书。初在北部阳德坊，世宗朝移入禁内……国朝以来，领降诏敕。

承政院 正三品。本属中枢院，世宗朝分出，掌出纳王命。在仁政殿东，延英门内。

弘文馆 正三品。世宗朝置集贤殿，成宗朝改置弘文馆，定官名，并用文。掌内府经籍，治文翰，备顾问。在内医院西，即古舍人司。

艺文馆 正三品。太祖朝置，掌制撰辞命。在香室南，并用文。

经筵厅世宗朝置，掌讲读论思之任。无衙门，并用文，领事及参赞官，虽非文官亦兼。

春秋馆 正三品。太祖朝置，掌记时政。本艺文、春秋馆后分置有实录阁，在艺文馆，并用文。

 

从《官案》记述看，清朝内三院的名称职掌与朝鲜官制颇为相仿。皇太极设立六部，定名承政、参政为正副长官，职司部事。这也是受朝鲜职官名称的启发。自其先祖猛哥帖木儿始，建州女真先世多在蒙古、高丽、朝鲜政权任官。尤其与朝鲜入贡与互市，往来频繁。努尔哈赤、皇太极对北方民族政权建制是比较熟悉的，损益其制，新建己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之后，又仿明朝大学士制度，增设内三院大学士、学士。顺治十五年（1658年），将内三院改称内阁。康熙初年，四辅政大臣以“摒弃汉俗”，仰法祖制为由，恢复内三院衙门。康熙九年（1670年），圣祖玄烨亲政，再恢复内阁之名。满洲“汉化”过程中的内部纷争足窥一斑。

其次，从文化互动上看，相互效法，丰富了满洲文化内涵。

北方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相近，彼此交往密切。明初建州女真有两位酋长，其中之一即是被清朝统治者奉为直系祖先、尊称肇祖原皇帝童猛哥帖木儿，又名猛特穆，明朝封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后升为都督。从他的姓名看，童即是佟，系汉姓；猛哥帖木儿，又为蒙古人的名字。可见其姓名体现出汉族和蒙古族的文化特征。各民族之间注重语言文字的交流，搭建起相互沟通的桥梁。北方民族语言多属阿尔泰语系，不少语支又受到汉藏语中汉语支的影响，它们相互借鉴，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洲先民女真人借用汉字创制了“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女真文字在东北地区一直沿用到明代中期。尔后，女真人又改用蒙古文字。“索伦语多类满洲，达呼尔语多类蒙古，听之既熟，觉其中皆杂汉语。”

后金立国前，建州女真人同时使用蒙古文和汉字，“凡属书翰，用蒙古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努尔哈赤曾指出：“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因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他指示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以蒙古字编制满文，于是创制国书颁行。因初创满文，与蒙古文类似，无圈无点，辨认与书写尚不规范，故称为“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令达海再次改进满文，添加圈点，增设特定字母等，这样就使满文清晰可辨，读音越发和谐，此规范化的文字，称“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为了吸纳中原优秀的传统文化，清朝在关外时期就开始用满文翻译汉文经典。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命大学士达海等，翻译《孟子》《资治通鉴》《六韬》《三国演义》等书。“国初，满洲武将不识汉字，类多得力于此。”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使满洲获益匪浅。

满洲统治者为了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沟通，大力地推广“国语”，编纂一批满语教科书和多语种词典。满语教科书又以满汉文合璧者居多，比如，雍正时期的《满汉字训旨十则》《清文启蒙》《满汉全字十二头》等，乾隆年间的《清汉对音字式》《兼清汉字满洲套语清文启蒙》《清语易言》等，促进了其他民族研习满洲语言文字。特别是多种语体词典的编纂对多民族文化交流作用颇大，例如，康熙时期编著的满汉合璧《大清全书》《清文鉴》《清文总汇》，及满蒙合璧的《满蒙文鉴》等；乾隆时期御制满蒙汉《三体清文鉴》、满汉蒙藏《四体清文鉴》、满汉蒙藏维《五体清文鉴》等。这些词典在体例分类、编修方法等都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汉语辞书编写的传统，保存了多种民族古文字的历史资料。多语辞书的修纂也是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历史见证之一。

有朝鲜王朝一代，官方文件与典册均为中国汉字记录的。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朝鲜第四代国王世宗自创朝鲜半岛最早的表音文字，正式颁布《训民正音》（亦称“谚文”），即今朝鲜文字（韩国称“韩文”）。其文本也是用汉文标注谚文字母发音。此时期编纂的弘扬朝鲜先世创业功德的《龙飞御天歌》，也是以汉文撰写，用谚文注音的。将汉字汉文全面引入朝鲜，说明他们对中华文明的仰慕之深。朝鲜颇注重周边民族语言文字的研习与翻译，专门成立正三品衙门司译院，“掌译诸方语言，其属官有汉、蒙、倭、女真学，通为四学”，培训翻译人才。为了适应东北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朝鲜尤为重视对满语、满文的研习。显宗八年（康熙六年、1667年），将“女真学改称清学”。英祖四十一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把“清学序于蒙学之上”。朝鲜学者先后编译了十余种满语教科书和辞书，《清语乞老大》就是其中的一种，在满文旁标注朝鲜音，逐句翻成朝鲜文。另一部语言工具书《汉清文鉴》，是以清高宗《御制增订清文鉴》为蓝本，加以节略，对译朝鲜语词，编纂成一部合汉语、满语、朝鲜语于一体的辞典。民族语言文字的交流，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密切了周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