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同化”与“异化”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必然产物

一定区域之内，各民族之间因地缘比邻，生活习俗，乃至语言皆相近，尤其是经济交流，物资互补，构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北方，汉族农耕经济与北方民族游牧渔猎经济形成了彼此依存关系。明代中期起，蒙古鞑靼部俺答汗等，经常南下骚扰中原，严重威胁明朝安宁，因此，明廷不断调整边防政策。张居正柄政期间，大力支持兵部尚书王崇古、宣大巡抚方逢时与俺答汗议和，实行封贡，同时复开大同马市，再开甘州、张家口马市，蒙汉官私贸易繁荣，有利于北方发展生产，稳定边界。明初在东北设置广宁、开原两个马市，广宁与蒙古贸易，开原同女真三部贸易。15世纪中期，建州女真迁徙到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永陵镇东苏子河南台地上）地区，在他们的多次请求之下，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明廷在抚顺开关，专与建州女真贸易。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年）之初，仍“时有自明国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州、杭州、易州等八路商人，来抚顺城贸易之人”。“抚顺开关”使建州女真获得较为丰厚的物资，对他们日后的迅速崛起至关重要。当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之时，彼此征战，关闭互市，阻断通商之路，其后果是边疆社会动荡，经济凋零，民生涂炭。待民族矛盾缓解，互市开放，贸易恢复，边民安居乐业。各民族经济上频繁交往，相互依赖，这是多民族融合的坚实基础。

10世纪以降，北方一些弱势、相对落后的民族相继崛起，建立自己的王朝，不断地南下，成为强势民族。诸如，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党项族创建的西夏，女真族创立的金朝，蒙古族成立的元朝，满洲创始的清朝。他们进入中原前，南征北战，掠夺人口、财物，扩大势力范围，快速地完成新民族共同体的组建，在政治、组织、文化、心理等方面，率先实现本民族的“同化”过程，即“契丹化”、“女真化”、“蒙古化”及“满洲化”。在王朝统治重心南移之后，受到已有数千年政治、经济、文化积淀的汉族社会影响，他们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化”，即“汉文化”化、“中华文明化”。譬如，金朝统治重心南移，进入辽宋之地，女真人渐习汉风。金世宗明令，“禁女直（真）人毋得译为汉姓”，“应卫士有不闲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汉族）衣装，犯者抵罪”。金章宗也屡申禁令，“制诸女直人，不得以姓名译为汉字”。然而，民间改易汉姓的女真人为数不少，如完颜氏、乌古论氏、乞石烈氏等42姓皆冠以汉姓，完颜氏为王氏、颜氏、陈氏，乌古论氏为商氏、乌氏、刘氏、李氏，乞石烈氏为高氏、卢氏等。尽管一些王朝统治者也采取严厉措施，甚至将此列为“祖宗之法”，不遗余力地阻止本民族的“异化”，但是，各个民族广泛地交融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社会潮流。民族之间的“同化”与“异化”，是长期民族相互融合的产物，同时又保持民族的自身特色，此即各民族共同体动态构建的必由之路。

明初永乐以来，郑和七下西洋，明廷对外实行“封贡”与“柔远”的方针，在亚洲逐渐地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朝贡贸易”经济圈，以及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圈，辐射周边诸国。朝鲜同明朝保持密切的宗藩关系，这对东北亚地区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清入关前，皇太极用武力迫使邻邦朝鲜称臣纳贡，打破了明朝与朝鲜牢固的藩属关系，这样既解除了征明的后顾之忧，又缓解了满洲物质匮乏的窘境。入关后，清朝延续了明代对外的基本国策。朝鲜历来以明朝为“大中华”、自己系“小中华”自居，对“夷狄”满洲入主中原，并不认可，抵触情绪颇大。他们不用清朝年号纪年，乃以“崇祯后某某年”表述，以示对明朝的深切怀念。乾隆时期，朝鲜诸多燕行使者西来，对清朝有了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他们认为，满洲推行“崇儒重道”，“夷”就是“华”，华夷一体。由此形成的“北学派”提出向清朝看齐的主张，这对朝鲜君臣及上层社会与清朝敌对心态的转变产生颇大影响。

16至17世纪是北方民族关系最活跃的时期，也是明清两股主要政治势力强弱转化的时代。在这一历史阶段，随着建州女真族的发迹，东北亚地区各民族正处大动荡、分化与重组的年月。居住在该地区的汉族、满洲、蒙古、朝鲜、俄罗斯，及诸多少数民族都卷入到这场震荡之中，不少民族在不同程度上迅速地分化与组合，重新组成各自的民族，力图适应这种政治局势的剧变，以利于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迅速突起的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制约着东北民族关系的走向。当满洲面对融入自身的其他民族，以及广袤疆土和众多汉族臣民之时，他们的当务之急势必要作出采用何种文明化的历史抉择。

首先，要“同化”融入本部族的他族之人，即实行“满洲化”。这反映在将蒙古、朝鲜、尼堪（满文nikan，汉义为汉人）等民族入编八旗满洲，实行“剃发易服”，推行“国语骑射”等，在服饰、语言、心态，乃至行为方式等，划一纳入本部族，促使他们尽快融为满洲一体，以解决人力不足，增强与明抗争、立足东北的军事实力。满洲人始终保持浓郁的民族情结，入关前后，他们将是否“剃发”作为区分“顺逆”的标志。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兵占领南京，摄政王多尔衮下令，明朝“各处文武军民，尽命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并强调：“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从本朝制度者，杀无赦。”“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用暴力手段强迫众多的汉人剃发。十年（1653年）二月，颁布命令，冠服“务照满式，不许异同。如仍有参差不合定式者，以违制定罪”。剃发易服，圈房圈地等野蛮的民族高压举措，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在清朝统治的267年里，汉人也逐渐接受了满人习俗，乃至不少汉人在辛亥革命时期不愿剪掉头上的长辫子。这也说明长期形成的风俗具有较强的社会惯性，旧有习俗往往滞留于社会变革后的一个较长时段。

其次，进入中原后，强悍的满洲贵族所处的环境和地位都发生了巨变，面对着多元的不同类型的文明，诸如，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及基督教文明等，如何作出选择？当一个相对落后的部族转化为强势民族，并征服了一个文明水准较高的民族时，欲维系长久统治，征服者必然适应被征服者的生产与文明方式。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一条规律。满洲贵族面对广大汉族民众，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只能是唯一的选择，此外别无它途。他们接纳了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及儒家传统文化，满洲民族整体上在逐渐地“异化”，即“汉文化”化，换言之，为“儒化”。满洲的这种作法，既适应全国以汉族占主体的统治局面，又没有将自己民族融入汉族，而是坚持本民族特性，与汉族保持相对的独立。“清承明制”，参酌和吸纳明朝的典制，对较为落后的民族来说，此过程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充分地表明满洲民族共同体的重构折射出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性格。

满洲融合北方其他民族早在后金立国之前就开始了。努尔哈赤率先整合与本族语言、习俗等相近的建州、海西、东海女真诸部。皇太极执政，出现了所谓“佛满洲”（满文fe manju，汉义为旧满洲、陈满洲、老满洲）与“伊彻满洲”（满文ice manju，汉义为新满洲）之分。天聪九年（1635年）六月二十二日，皇太极说：“吾与八旗诸贝勒，召各旗新旧诸申、尼堪、蒙古诸臣，及新近来降之蒙古、虎尔哈人、诸拜牙喇，分至各馆中宴之。”所谓“诸申”，《满文老档》中“满洲”一词用的是jušen（诸申），实为女真和早期满洲人的自称，而“新旧诸申”即新旧满洲之称。十月十三日，他又指出：“我国之名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每有无知之人称之为诸申。诸申者，乃席北超墨尔根族人也。与我何干？嗣后凡人皆须称我国原满洲之名，倘仍有以诸申为称者，必罪之。”由于皇太极钦定“满洲”为国名和族名，“新满洲”是相对“满洲”一词而产生的。

满洲是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相继整合了女真各部与其他民族而形成的一个新民族共同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新旧满洲的含义是变化的。努尔哈赤用了34年时间，兼并除了叶赫之外的海西女真三部，以及东海沿边散居部落。这些部众同皇太极收编的东北一些分隶八旗的“新满洲”相比，他们已是“旧人”了。“新满洲”一词则出现在崇德初年。崇德三年（1638年）七月十六日，皇太极指出：“我国新旧满洲、旧蒙古、新旧汉人，若有贫穷不能娶妻、披甲不能买马者，有好汉堪充行伍，然因家贫而不能披甲者，俱许自陈。”这是新旧满洲的一个分界。“东三省之驻防有老满洲、新满洲之号，然俱系崇德以前来归之人也，各编佐领。若崇德以后来归之索伦、达瑚尔、卦勒察、巴尔虎、打牲乌拉，虽各设佐领，不为满洲也。”

清入关后，新旧满洲又发生变化，崇德时期归顺的“新满洲”，已成为“旧满洲”，而入关初期归附的北方民族又编入八旗，则属“新满洲”。康熙元年（1662年）题准：“自宁古塔出兵，招新满洲一百户者，准给头等军功。八十户者，准给二等军功。”十二年（1673年），初编新满洲四十佐领，其中有镶黄旗满洲都统第一参领第十四佐领、第十五佐领等。次年，再编盛京新满洲四十佐领，例如，正白旗满洲都统第四参领第十五佐领等。可知当时纳入新满洲的人数不少。清人福格指出：“天命以先来归者，编为旧满洲。崇德以后抚有者，编为新满洲。迨康熙十年后，所收之墨尔根及绝北打牲各部，亦号曰新满洲，皆与在京八旗旧满洲稍有不同。”

新旧满洲的划分有两个阶段，一是崇德时期，二为康熙年间。界定一些东北民族是否为“新满洲”，重要的是以正式编入八旗满洲为标志。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最后一次兵发黑龙江，该流域的索伦诸部“奉正朔”，选拔其壮丁，编入八旗，充补各旗披甲之缺额。一部分索伦人迁往盛京，正式进入八旗满洲。例如，镶黄旗满洲第五参领第一佐领，系崇德五年将索伦人丁编为半个牛录，后因人丁滋盛，遂编一整牛录。镶蓝旗满洲第五参领第十五佐领，系以索伦、瑚尔珲、鄂尔珲、瓦尔喀、呼尔哈五处人丁编立，此为“新满洲”。而大部分人仍留守原地，将男丁、妇女、幼小，均编为牛录，而不为满洲。“东三省之驻防有老满洲、新满洲之号，然俱系崇德以前来归之人也，各编佐领。若崇德以后来归之索伦、达瑚尔、卦勒察、巴尔虎、打牲乌拉，虽各设佐领，不为满洲也”。尔后，直至光绪年间仍有“新满洲”之称。此种称谓似沿用旧法，但是已经失去早期民族认同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就开始了识别和确认全国56个民族的工作。1952年12月7日，中央统战部对山东分局统战部来电作出批示，“满族是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从此确立了满族的名称。然而，几十年以来，在中国通史、民族史、清史、满族史著述中，时常将特定的历史名称“满洲”与“满族”混为一谈。清史论著中普遍地用“满族”替代“满洲”，或两者混用。一些中国通史、明清断代史及清史等著作，开篇多用“满族兴起与后金政权建立”、“满族先世”之类的标题，实际在叙述满洲的崛起与发展。满洲作为特定时期形成的历史符号，它早以满汉等文字刻印在典籍之中。一个民族的称谓，或延续历史原有之名，或由当时官府认同，而民间泛称的族名，不能成为历史阶段的定性之语。比如，20世纪初期流行的“旗人”、“旗族”等名，所谓“旗人”是与“民人”相对应，“旗族”则包括八旗内的满洲、蒙古、朝鲜、尼堪、厄鲁特、回回、安南、俄罗斯人等。“旗人”、“旗族”等称谓，是由满洲族名衍生出来的，并不是确切的民族名称，更不能作为族名来使用。

著名的德国语言学家雅布克·格里姆（Jacob Grimm）指出：“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历史。”“满洲”与“满族”是两个不同历史范畴的民族名称，具有各自的文化内涵。它们既关联密切，又有严格区分。满洲贵族是清朝的统治者，满洲为当时的主导民族。满族则是由满洲演变而来，从此满族成为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享受着人民民主的各项权利。因此，满族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失去了满洲作为原有强势民族的政治特质，其民众已经从原来清王朝的社会基础，变为新中国的普通公民。正如当年的“八旗满洲”，如今不能称为“八旗满族”；以及“佛满洲”、“伊彻满洲”，现在不可叫作“佛满族”、“伊彻满族”等一样，因为这是两段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多年来，一些史学著述用“满族”取代“满洲”，乃至民族与国家不分，将清史与满族史等同起来。而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六十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满族发生的巨变，尚未引起学人的足够重视。这就需要高举历史主义旗帜，厘清学术概念，恢复历史原貌，方能促进我国民族史、明清史、满学等研究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