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理论研究前沿报告（2012年度）
引言
本年度，因美国“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战略影响的持续发散，以及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对我国钓鱼岛、南海主权等不断觊觎，既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思考，也促使学术界对前近代中国疆域构造、形成模式与统合路径等理论问题、对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以及如何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维护我国陆海疆主权地位问题的研究。为此，国内学术界相继出版发表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边疆历史地理、边疆现状与边疆学理论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整合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思考，对藩属体系的理论研究，对海疆历史主权归属与现实主权问题的考察，对中国海洋文化的构建，以及对当前中国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模式的探讨等问题。同时，在相关学术机构及职能部门的推动下，召开了一系列与边疆理论构筑相关的重要学术研讨会，以及建立了相关边疆问题及边疆理论研究机构。
以下，本文将梳理本年度学术界在事关边疆问题的现实政策应对、在构建中国边疆学理论框架、在诠释或破解迫在眼前的中国边疆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并予以评述。
一 边疆理论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研究
在边疆理论领域，郑汕等撰写并出版了《中国边疆学概论》一书。该书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结项成果，为集体合作的产物。内容由绪论、筹边观、疆域、边界、周边关系、边政、边务、边防、边民社会，共9章组成。旨在以“底定边疆”、“经略边疆”为研究主体，以古代边疆、近代边疆、现代边疆为历史线索，以边疆要素研究为范式，以期突出“了解边疆历史、掌握边疆理论、总结治边经验、解析边疆现实、加强边疆经略、实现边疆底定”的学术思想。
至于学术界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在历史上“以谁代表中国”等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这些讨论的主题大都集中在中国历史疆域的范围与形成时间两个问题上面。然而，中外学者大都没有探讨中国疆域形成的路径与构成的特质；大都没有厘清构筑中国疆域的内在力量来自何方，也没有解明中国疆域究竟如何形成。
为了破解上述议题，于逢春近年来不间断地探索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路径与模式问题，并于2012年年底将相关成果结集出版。作者考察了汉、唐、元、清四大王朝的形成地域、文明渊源及其开国君主的出身民族（族群）时，发现除了汉王朝的刘邦集团核心成员的出身地，大都在秦王朝核心地带的边缘——泗水郡之外，其余三个世界级王朝——唐、元、清的开国集团核心成员的出身地则均在旧王朝核心区域的边缘，乃至于古代农耕地带的边缘，其出身的民族（族群）亦非汉族。尤其是元、清这两个世界级王朝的创立，它们不但分别将其发祥地（蒙古高原及西伯利亚、东北与极东之地）带进了崭新的王朝秩序，而且在征服了原有王朝疆域的同时，还开拓了新的疆土。为此，于逢春将“文明板块”概念引入中国疆域形成研究，论证了中国疆域是由“大漠游牧”、“泛中原农耕”、“辽东渔猎耕牧”、“雪域牧耕”和“海上”五大文明板块及其在此诸板块上兴起的各种政权在长时段历史过程中融为一体，在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底定了中国版图。而中国疆域最终得以统合的黏合剂，则是“大一统”思想、“天下观”、“华夷同源”谱系等中国固有的思想体系。虽然在1820年以前，“中国”一直处于非统合状态，但各板块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却是一种将国家统合作为终极追求的“大一统”领土观。
中国疆域的最终奠定与历代王朝统治者对待边疆的意识有直接关系。安介生认为，中国古代的边疆意识产生并强化于频繁、复杂的边疆争端及争议之中，边疆争端、边境争议，是历史时期边疆意识形成与发展的最大动力源。19世纪中后期以还，近代中国逐渐被迫纳入世界体系之中。如果说，在清代前中期，历代皇帝还能以“大一统”理念为指导，开创了空前一统的疆域，那么，时至清末，在所谓的“条约体制”下，“大一统”治国理念已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整个疆域内的国家认同出现危机，一统的疆域格局受到挑战。高月撰文指出，为重新统合疆域，尤其是将边疆地区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清朝开始实施新政改革。伴随着新政，清廷统治者将国家权力渗透进基层，努力重建国家认同。
二 藩属体系再研究
如何认识前近代中国与近代中国对周边邻国关系，中外学者有较多探讨。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提出“中华的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理论，即朝贡制度（the tributary system）曾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传统关系的主要形态，进而成为近代以前以中国为中心之整个东亚地区的一种基本国际关系形态。此理论在欧美和中、日、韩国都有广泛的影响。
2012年，有多篇文章围绕“朝贡制度”与“朝贡关系”展开讨论。程尼娜以隋唐王朝与高丽的交往为例，探讨了双方的朝贡关系。该文认为，隋唐重建大一统王朝后，继承了南北朝对边疆属国、属部的宗主国地位，高丽政权成为隋唐朝贡制度成员之一。双方虽然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却没有隔断高丽对隋唐王朝的朝贡关系，高丽的朝贡活动一直延续到其亡国的前一年。王来特考察了日本脱离中国主导的朝贡贸易体系的过程。认为从17世纪初至18世纪初，江户日本的对外交涉政策与贸易调控表现出了摆脱中国朝贡贸易体系的特征。东亚海域贸易结构的变化，以及日本国内生产技术能力的提升，对中日之间贸易主动权的消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日根等考察了有明一代朝贡体制与海权力量的关系，认为在朝贡体制重建过程中，明初的海上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明朝为将南洋、西洋地区国家纳入朝贡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支持。
自春秋战国以降，特别是自秦朝至清朝中期的两千年间，古代中国始终是东亚乃至于中亚地区的主宰，但“兴灭国，继绝世”伦理却反而逐渐成为历代强盛王朝扶持周边行将灭亡的弱小国家，用“道德”感化周边邻国，而不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的思想基础。对此现象，国内外学者自近代以来便非常感兴趣，有各种各样的阐释。目前，面对国际秩序的纷乱与重组的可能性，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领域，有学者开始研究朝贡制度，他们试图通过关注古代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历史实践，进而期望能够对当代国际秩序的构建提供某种启示。
韩献栋从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视角，考察了朝贡体系在东亚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面临的命运。认为朝贡体系从汉代确立一直到19世纪末期，持续了两千余年，当然其覆盖的范围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同。19世纪末期东亚国际体系迎来了第一次转型。此次转型主要起因于体系外部的冲击，不仅仅是来自于西方势力的冲击，而且还包括来自于长期游离于朝贡体系之外的日本的影响。由于日本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落，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主导权力由中国转移至日本。
张勇进、巴里·布赞从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理论中得到启发，认为朝贡体系不仅仅是中原王朝与周边邻国之间策略互动的产物，而更应将其视为一种国际社会形态。认为在东亚的历史和政治舞台上，朝贡体系及其制度配置有着动荡的演化历程，而且这一框架内部的制度实践随着时空而显著变化。中原王朝朝贡体系下的关系始终是双边的，即中原王朝与其他参与者，这些关系从不是多边的。因此，朝贡体系从结构的意义上讲几乎不可避免地以中国为中心。此外，作为等级制的朝贡体系仍是一个多行为体的体系，中原王朝更像是一个霸权国，而不是一个宗主国。不言而喻，作为一系列共享和共同的制度实践的朝贡体系是东亚国际社会的体现，因为它构成了中原王朝和其他组成国家之间交往的深层游戏规则。
毋庸置疑，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考察朝贡体系，将会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的研究，并能够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新的问题。但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果在脱离历史学的范畴下，随意以跨学科的名义，将朝贡体系予以解构，则可能背离研究者的初衷。很显然，无论是作为“中华的世界秩序”，抑或是作为“东亚国际体系”，朝贡体系所承担的亚洲的历史模式似乎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难以在当前的东亚地区应验。
三 海疆理论、海疆主权维护与中国海洋文化的重构
当前，周边海洋邻国争夺我国海洋资源、岛礁主权，以及在海域划界和通道安全上的挑战，加之美、俄等大国的介入，使得我国海洋权益的维护面临十分错综复杂的形势。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加强对海洋权益的保障，包括在钓鱼岛争议上持坚定立场，在南海巡航宣示主权，三沙设市，航母启航等等，这一系列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有力举措，向国际社会充分展示了中国政府维护主权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受此影响，国内学术界对海疆问题持续关注，诸多研究成果围绕历史中国海洋纪事、当前中国海疆形势、海疆权益维护、中国海疆主权地位、海上管控等诸问题展开了理论探讨和思考。这其中，很多学术研究不无实践意义。
史前时期，中国沿海先民便居住在漫长的太平洋西岸与海上，并与海洋发生着密切的关系。王子今认为，汉武帝时代，汉王朝控制的海岸线空前漫长。在此前后，“天下”与“海内”并说的语言习惯体现了政治文化意识中的海疆观；“海人之占”诸论著的问世，应视作早期海洋学的收获。是故，《汉书》比较具体地记录了相关历史迹象，可以看作中国史学论著中较早较充分地重视海洋纪事的典籍。
14世纪末期至17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特别是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欧亚大陆西岸各地官民共同航海，广泛地开拓殖民地，使得西欧各大国相继登上了世界舞台。在西方大国的崛起过程中，海权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与此同时，明清两朝却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对民众实施海禁政策，海外贸易由政府来垄断。许桂灵、司徒尚纪通过对明代南海海疆管辖的研究，还原了当时南海区域的历史场景。其时，明廷基于国内外形势的改变，曾不断加强对南海的经略，强化海洋国土观念和海洋意识。这些表明中央政府对南海海疆的管辖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其作为一种海疆历史文化遗产，至今仍有继承和参考意义。但禁止民间放洋远航，限制民间从事海外贸易，是明清两朝渐渐丧失古代中国长达一千数百年主导环中国海及印度洋贸易的症结所在。
迨至19世纪初，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与日俄两国凭借着船坚炮利，亦商亦盗，纷纷浮海东顾、南下与西来。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中法马尾海战、中日甲午战争等历次列强侵华战争，无一例外地凭借的一个重要手段即是沿海而上，从南到北，利用其强大的优势舰队入侵中国，使中国丧失了近代化进程的最有利时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矢号的“洋务运动”，从制器开始，制造了大量船只（马尾船厂、江南制造总局），到后来“海防思想”大兴，乃至南洋、北洋两支舰队的组建，这无不反映了中央政府层近代海洋意识的勃兴，同时亦表明了以“筹海”为中心的近代国家构建观念的肇端。郭渊对此情形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近年来，日本政府拒不承认钓鱼岛为争议领土，否认与我国政府曾达成的“搁置争议”之谅解，拒绝讨论该岛周围海域的共同开发，通过各种手段强化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有效管辖”，多次放任右翼团体登岛。2012年，日本政府更是挑衅中国，行“购岛”闹剧，进一步恶化了中日双方本已脆弱的外交关系。罗国强认为，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并不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主权归属有争议岛屿的现实状态；日本政府希望通过“购岛”，确认或者强化对钓鱼岛的“主权”，从法律逻辑上是讲不通的；“购岛”不具有国际法上的效力。
如何认识当前中国海疆所面临的形势？楚树龙认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的其他时期相比，目前中国的外交和安全还处在相对较好的时期。当前较为突出的钓鱼岛、南海争议不是新出现的问题，而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争议的格局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钓鱼岛由于中国一直缺乏实际控制而处在相对不利的状态；在南海争议问题上不论是领土控制还是水域争议方面，中国都一直处于相对有利的态势；日本、越南、菲律宾在领土、领海争议问题上采取某些攻势，试图强化它们的实际占领和控制，改变现状，但它们能否做到仍是问题。林利民则认为，“海”的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崛起的“拦阻索”，如何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走出“边海困局”，已成为中国国际战略亟须解决的“世纪命题”。
不管当前中国海疆局势从纵向来看是恶化也罢，或是认为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也罢，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即近二三十年来，中国面临的主要边海问题都在海洋方面。在黄海，韩国占我国日向礁；在东海，韩国占我国苏岩礁、日本占我国钓鱼岛，以及中日韩东海资源争议、“台独”问题；在南海，多个国家占我国数量众多的岛礁。近年来，因周边海洋邻国强占我岛礁及海上领土，由此引发的海上冲突越发频繁是不争的事实，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当前中国面临的海疆问题。这也让人们致力于思考一个问题，当前中国海疆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诸多学者对此问题做了考察。总结起来，主要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从外部客观因素看，主要表现为三点：
其一，海洋地缘环境恶劣。中国的海洋地缘环境仅一面向洋（太平洋），而且在通向大洋的战略通道上有许多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海上战略通道非常狭窄，容易受制于人。
其二，历史遗留问题众多，涉及面广且深。且不说台湾当前尚孤悬海外，成为中国东部海权的缺口，即使在有“半个内海”之称的黄海，韩国还强占我日向礁，遑论多国环伺的东海、南海。
其三，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体系压力。中国崛起是近30年来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事件，它对国际格局与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就使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定的国际体系压力。
至于内部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整体海洋意识比较薄弱，海权观念淡薄；二是没能很好地抓住某些战略时机。林宏宇认为以往因缺乏系统的海洋大战略，加上陆权思想严重，致使中国在海洋权益的获取和维护方面失去了某些战略良机，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目前的海洋困境。有学者探讨了中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关系，认为30年前，中国投票支持通过并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在该公约中获得相关海洋权利和利益的同时，也承受着严峻的不利后果，尤其中国支持和同意的专属经济区和新大陆架给自己造成了难以补救的不利后果和困扰。中国应重新思考与《公约》的关系，利用《公约》的相关制度尽量减轻或克服所面临的不利或困扰，并以史为鉴，在对待“区域”内海洋遗传资源归属及其立法倡议这个崭新问题上做出正确的抉择。
如何应对当前的海疆问题？楚树龙认为，边海问题是长期性问题，可能的办法是管理和控制问题，维持现状，等待未来合适的时机和条件来解决。因此，国人不能期待和要求政府在短时期内解决领土领海争议问题。李永辉认为，中国需要制定明确的海洋战略。但对这一战略的目标和定位则需要某种战略谨慎，需要认识到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切不可盲目冲动，操之过急。林利民提出要用和平范式解决当前的海疆主权争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夺领土领海所有权的民族心理需求开始高于实质性的财富需求和地缘政治需求，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传统观念亟须更新。张学刚提出要处理好维权与维稳、合作与斗争、战争与和平三个关系。具体而言，中国的首选之道应是用平等友好的协商谈判来解决边海摩擦问题，对于久议不定、久拖不决甚至可能引发两国交恶、交兵的“不定时炸弹”，应积极促成解决；对于一时不具备解决条件的纷争问题，从长远考虑暂时冻结、搁置，也不失为一种稳妥方案；如果对方一再无理挑衅，甚至将冲突、摩擦和对抗强加到中国头上，危及中国根本利益，中国理应做出有力回应。金灿荣提出要从战略高度分析和思考当前的海洋问题，“跳出边海看边海”，即当前中国的海疆问题与亚太地区大战略格局的变化有深刻关联，解决当前海洋问题的关键在于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与协调，同时，加强中国与周边海洋国家之间的利益协调也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重要环节。当然，在海洋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对于领海及其岛屿的法理和历史研究，同时更好地开展对外交流，以争取更好的外部理解。
针对当前中国海疆面临的问题，学术界已就一个问题达成了共识：美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充当着一方保护者、利益人的角色。如何促使美国在涉及中国海疆主权利益问题上保持中立？袁鹏指出，当前南海问题的症结，是所谓“一对二”，即中国同时面临与越南、菲律宾等国的主权矛盾和与美国的海权矛盾。要破解这一困境，必须区分主次矛盾，使两对矛盾实现剥离。相对而言，同美国的海权之争尽管可能全面危及中国的周边环境和国家安全，但彼此仍有足够的妥协空间，现阶段当属次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突破目前在南海问题上的安全困境，促使美国保持中立就成为战略必需，而这并非一厢情愿的战略幻想。胡德坤亦认为，美国战略东移、在中国海洋周边设置“对华包围圈”，不是冷战的重演，不是遏制中国，而是牵制中国。因此，中国对美政策应不是激化两国矛盾、使两国走向对抗，而应是以外交方式协调分歧，化解矛盾，使美国回到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轨道，从而破解美国在中国海洋周边设置的“对华包围圈”，使中国海洋周边环境走向宁静与和谐。
无论是在历史上，又抑或在当下，中国海疆问题的本质都是外国对中国海疆主权利益的侵占。因此，国内海疆问题研究从一开始就肩负着澄清历史真相、捍卫主权利益的重任。总体而言，目前我国的海疆尚未稳固，海洋权益和领土主权都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对于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的综合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一些重要的海疆历史与现状课题亟须加快开展，这其中应当包括加强对中国海疆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国海疆主权地位的法律研究、影响海疆争端的国际因素研究及中国视角的对策研究。
另外，中国海洋文化构建议题也被学者纳入视线。传统观念认为，中国是个大陆文化国家，历史上中国的先民大部分活动集中在陆地上，故而对于海洋缺少应有的认知与了解。但从20世纪中期开始，有关考古学者通过对相关考古资料的整理，将沿海一带中国先民的活动轨迹予以补缀，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脉络得以清晰重构和呈现。迨至20世纪80年代，部分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从海洋看大陆、从海洋看中国的“海洋文化理念”。本年度，于逢春从疆域构造的角度考察“海上文明板块”的形成、特质及其在中国疆域最终奠定过程中的地位问题。作者认为从长时段的东亚历史来看，该板块是由介于欧亚大陆东部弓形陆缘与该大陆东部海中的弓形列岛链，以及堪察加半岛与澳洲大陆北部之间的若干个海域圈构成，其对中国疆域的奠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为人们认识海洋文化、发掘其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线索。
四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及现代国家理论研究
一般而言，前、中期的清朝是和近代的欧美式民族国家性格差距极大的国家。但伴随着19世纪中后期以降所谓的“中华的世界秩序”的崩溃，前近代的清朝在与近代的欧美世界对峙中，逐步认识到清朝仅仅是近代世界中的“万国之一”。这种发轫于边疆危机，最初由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提出，并最终得到清朝统治者认同的近代国家意识，使得晚清政府不得不放弃原有的天下观，转而将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和被称为“中国人”的国民的铸造作为目标。于是，近代中国开始模仿欧、美、日各国，将民族国家构筑的终极目标亦设定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一政治诉求意味着最终否定居民（或臣民）中的族群多样化与文化多样性，希冀将整个版图上的居民（或臣民）铸造成国民，并使其统合于一个“民族”（国族）之下。于逢春在探究晚清民初中国政府在内蒙古东部蒙旗所实施的国民教育方针及其铸造国民的实践的基础上，发现当时政府正是以上述的终极目标为蓝图来实施其“国民统合”意图。而近代中国政府正是希冀通过国民教育来承担造就“共同的民族性（nationhood）”，即统合国内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群而形成“中华民族”这一历史重任的。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道路上的重要环节，对此，冯建勇以这一具有传承点意义的事件为切入点，具有诸多共同点的外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置于同时代的位置上予以探究，意在将处于同一时期的此诸边疆地区之间的政治变迁予以横切、进行比较的研究，另外，将以往被忽视的、从民族国家构筑的角度对辛亥革命前后边疆政治变迁的整体状况予以究明，应该说，这是一个鲜有人予以尝试的领域。
民族国家之构筑不仅对近代中国边疆之政治实态影响颇著，并且将长时段的过程也加以考量的话，乃至在当代，民族国家之统合这一过程所具有的政治整合与凝聚功能，也是其他意识形态所难以取代的。当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是关系国家稳定、统一的重要基础，是以，从国家认同角度探讨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亦应认识到，边疆民族因其居住地属于国家边缘地带，以及其族群属于非主体民族，因而形成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并具有选择的地缘条件和社会条件。为此，有学者建议，通过公民身份的建构来实现对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整合。需要澄清的是，错位认同的出现，并不一定会直接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同样，将新疆“七五事件”和西藏“三一四事件”在内的多起暴力犯罪事件完全归咎于极端民族主义也嫌武断，它固然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两者绝不是“充分—必要”的关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使用近现代民族构建的理论框架来考察中国边疆问题。毋庸置疑，使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理论解释框架是阐释边疆民族与国家、政府关系的一个重要进路，但应注意的是，这些词汇产生的时间、空间，如果强行地将这些词汇予以前置，则可能误用。用近代民族国家构建时代才出现的“国家认同”概念去套前近代的乾嘉时期“家天下”的时代，肯定是很牵强的。
五 理论研讨会与边疆研究机构
本年度，围绕中国边疆学之构筑及边疆理论之创新、近现代边疆治理等诸问题，相关学术科研机构及政府部门举办了几次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并且还建立了相关边疆理论研究机构，促进了边疆理论的研究。
1. “中国当代边疆理论创新与发展论坛”
2012年6月2日至3日，“中国当代边疆理论创新与发展论坛”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来自国家相关部门、大专院校及科研院所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共同探讨中国边疆学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边疆学建设的成就”、“中国边疆学发展的问题与挑战”以及“跨界民族问题与边疆安全”三个主要议题展开了讨论，相关边疆学界、民族学界、边防系统、海防系统的专家学者在“学术焦点面对面”环节作了主旨发言。本次论坛讨论的问题聚焦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会议形式自由，信息量大，各方专家的发言角度新颖、发人深思，为中国边疆学的缔造与发展提出了一些值得摸索的线索和脉络。
2．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培育启动
2012年10月10日，“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在南京大学举行。在外交部、海南省、国家海洋局三个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南京大学联合国内相关大专院校及科研院所，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要求，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以机制体制创新为核心，培育组建“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该中心依托南京大学地理信息、海洋海岛研究、边疆史学、文献情报、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多学科优势，协同国内外相关研究力量，致力于通过创新机制的改革，带动南海问题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应用和基础性研究，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基础信息与决策支持服务，打造综合研究南海问题的重镇，学科集群和名师大家会聚的高地，复合型、创新型海洋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南海文献基地，南海研究的高端智库和常设性国际对话平台。
3．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揭牌
2012年12月8日，由武汉大学牵头，集中全国相关科研院所优质资源、依托相关部委组建的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在北京举行了揭牌仪式。该中心由武汉大学牵头，联合国内相关大专院校及科研院所共同组建，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国家智库、学术创新基地、拔尖人才培育摇篮。
结语
2012年度，有关边疆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在质量方面，均称可观。大体说来，这些成果具有下述几个方面的特点：（1）在藩属体系研究领域，有学者利用国际政治学理论对朝贡制度进行研究，他们试图通过关注古代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历史实践，进而期望能够对当代国际秩序的构建提供某种启示；（2）因应时势，走出书斋，围绕持续的海疆争议，展现中国学者立场，增强国际话语权；（3）在传统的疆域理论研究领域用力颇多，尤其是在中国历史疆域研究领域，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疆域形成的路径及其内在动力机制。
尽管本年度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就，但在一个相对薄弱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中国边疆理论研究，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在研究过程中贯以强大的现实感、使命感的同时，加厚学术根底，精益求精是边疆研究学者面临的重大任务。
（执笔人：于逢春 冯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