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史学理论前沿报告
2012—2013年度，就中国近代史领域理论方法而论，有以下方面值得特别予以重视。
一 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及相关问题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根本突破，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历史观的变革。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就与唯物史观的引入及运用有密切关系。
近年来，对于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学术界不乏质疑之声；对于如何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亦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2013年4月13—1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学者在京举行“唯物史观与新中国史学发展”研讨会。此次会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举办的首届学术研讨会。在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作了主旨发言，强调指出：我们研究历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历史研究工作者应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意识，密切关注现实，将历史研究与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有机结合起来，为此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一步推动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论坛主席、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朱佳木在开幕词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加强包括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在内的国外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与开阔的视野。与此同时，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既表现在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全盘否定上，也表现在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盲目推崇、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鼓吹上。因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如今肩负着另一个使命，就是积极回应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学术思潮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各种攻击，并在此基础上弄清楚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错误观点，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通过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真理、学以致用、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光荣传统，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左玉河强调，21世纪的中国史学在运用唯物史观方面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面对挑战，首先应坚信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有效的解释历史的方法并未过时，现代西方史学总是利用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或与唯物史观近似的观点来考察历史。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唯物史观，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解释利器的功能。同时，也应该看到唯物史观本身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因此需要注意：在唯物史观与具体的研究对象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理论上的创新。运用唯物史观要有气度，要有吸收其他有益的理论和方法论的雅量和勇气。重新研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完全必要，但不能把唯物史观仅仅理解成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文本，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挥创造也是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在历史研究领域，必须注意克服教条主义，避免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观点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而应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将这一理论和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对具体的历史现象作具体的分析，从中抽象出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规律来。
牛润珍认为，唯物史观对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21世纪，主导中国史学发展主流方向者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史学研究的思想和理论仍然是唯物史观。总体而论，中国史学会朝着建设、集大成与理论深化的层次迈进，而唯物史观在将来仍会主导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具体说来，主要有：形成相当完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历史研究更加贴近现实，诸如史学与现代化，宗教文化与争端，环境、灾害与社会等问题可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21世纪新材料的发现可能不如20世纪，材料的整理、公布与研究将成为主要工作，这也需要唯物史观的指导。围绕唯物史观的阐释与运用，形成不同的学派，不同学派之间的讨论，有助于唯物史观的正确把握与总结，并促进史学研究的自我反省，使中国史学在未来新的社会条件下自觉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对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和定位，自然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息息相关。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道路的估价，学术界存在分歧。有一些学者认为，“十七年”间，史学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陈其泰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同教条主义是相对立的。纵观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一是坚持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方向；二是充分尊重前人成果，吸收古代文化遗产中优良的东西；三是坚决摒弃和清除教条主义的危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能否取得成功，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是创造性地运用其精神，还是死板地照搬其教条。
对于如何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研究，吴英认为，当前史学理论研究中，首先应加强本体论研究。在史学理论不受重视的情况下，过多地去研究认识论、去谈后现代不恰当，对史学发展不利。在本体论研究中，应特别加强唯物史观的研究。尽管唯物史观已经成为一种套路，但是从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解释时段的长期性、追溯因果关系的深刻性诸方面看，其他方法还无法与之相比。
王力认为，开拓唯物史观研究的方法路径有三：首先，必须依循马恩原著开展唯物史观的整体性研究，严格区分他们在不同时期论述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特别注意区分每一观点提出的特定语境和立论基础，深刻分析其真理性，绝不能把某一论述设定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表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探索历程表明，他们既没有垄断对历史进行规律性探讨的权利，更没有把自己的理论成果当作真理的终结和行动的教条。其次，还须打破制约唯物史观研究的认识论局限，全面关注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以来世界的新变化，特别是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新变化，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重大变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新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唯物史观的现代形态转化，使唯物史观具有更广大的包容性和更科学的解释力。再次，同时积极关注非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的批判。唯有不断开拓唯物史观的研究路径和视野，并为之注入新鲜的血液，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关于历史研究中如何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史学界颇有争议。刘军认为，过去的不少研究确实夸大了阶级分析的意义，但是现在又存在低估的趋势。在史学已经出现了多元化趋势的今天，应该把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上。
二 关于“碎片化”问题的讨论
如何一方面从事实事求是的微观研究，同时能注意大的历史视野与历史的延续与断裂，是近代史学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近年来，由西方学术界引入的“碎片化”概念，在我国史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碎片化”这一概念，源于1987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他在此书中对年鉴学派及其“新史学”作了尖锐的抨击，指责其第三代领导人背弃了先辈注重总体史的传统，而使历史研究归趋“碎片化”，并预言“新史学”的危机与终归瓦解。多斯提出的“碎片化”，确实切中了整个西方历史学界的时弊。后现代主义史学解构宏大叙事，否定任何历史的统一性与认识历史真实的可能性，造成历史学碎片化、虚化，对历史学产生了有力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与国际史学界接轨的中国史学界，也难免不受这一潮流的影响。前些年已有学者对近代史研究选题日趋细碎表示担忧。2012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引起学界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近代史研究》在2012年第4、5期，连续发表多篇关于“碎片化”问题的笔谈，不少学者对此问题从不同角度贡献了意见。
对于中国学界是否已呈现如多斯所批判的“碎片化”，换言之，来自西方学界的“碎片化”概念多大程度上能切中中国史学界的弊病，学者们的认识存在一定分歧。
一些学者认为，就目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而言，所谓“碎片化危机”言过其实。
郑师渠指出，“碎片化”的语义有两层理解：一层是指将物体打破，使之化为碎片；二是指先将物体打碎，使之成为待铸新体必需的材料或过程。二者的区别，在价值取向上不同：前者的目的只在于碎片化本身；后者的目的却在于追求新的综合化。前者是消极的，而后者是积极的。从历史上看，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正是经历着不断的“碎片化”与不断的“总体化”，二者相辅相成，构成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人们认识历史，总是先从局部与具体的事实（“碎片”或“碎片化”）入手，渐求达于综合的理解与把握。缺乏总体宏观的视野，微观研究难免细碎，无关大体；反之，不以微观研究作基础的所谓总体宏观把握，也难以深入，失之空泛。所以，具有宏观视野与总体观念的微观研究是积极的，不能因其选题具体甚至细碎，而低估其意义。缘于史家的个性与禀赋，事实也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做综合与宏观的研究。当下我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所谓“碎片化”，是新旧思潮更替在特定阶段上的应有之义，本质是积极的。因此，所谓“碎片化”，并非“危机化”，它恰是近代史研究酝酿大突破的征兆。而当下近代史研究之所以仍不免给人以“碎片化”之观感，还是因为对近代历史的阐释，在根本的理论架构上，仍未实现真正的突破。由于缺乏新的权威性理论架构的统整，具体的研究便无由得到整合，进而提升为对近代历史总体性新的认知。人们对前期积淀下来的近代史学科框架多有批评，但迄今却无以取而代之。出版的为数众多的各类近代史教材，其体例框架较前大同小异。多斯提出的“碎片化”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必须坚持历史的总体性。但就当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情来看，“依然坚持追求总体史的传统，因之，不存在多斯所批评的现象”。因而，在当下的语境下，应慎重使用“碎片化”的提法。但同时也应看到，历史家作为个人，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研究是他的自由；但历史学界作为整体，若大多数人都对总体性、综合性与理论问题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失去兴趣，只满足于具体细碎问题的研究，也会使历史研究偏离正确的方向。
罗志田认为，现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说已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碎片化”的面貌，因为并非每一史家的每一题目都必须阐发各种宏大论述。越来越多的近代史研究涉入更具体的层面，或许是一种欣欣向荣的现象。在他看来，第一，史料本有断裂和片段的特性，则史学即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第二，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需要探讨的，毋宁是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
王笛也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历史学界，碎片化未必真的成为了一个值得我们担忧的问题。整体化研究是近代中国史学的传统，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学界，史家们或热衷于发现历史规律，或实现指点江山的抱负，而将复杂、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化成若干重大课题。过去中国传统的精英研究取向，造成学者只关心历史重大事件、政治经济、风云人物等方面的研究，对芸芸众生和日常生活缺乏兴趣，认为没有研究的价值。但历史研究的价值并非由研究课题本身的重要性决定，而在于研究的历史眼光和历史解释。综观现存的中国史学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对历史的“整体”了解得多，而“碎片”或细节了解得少。而缺乏细节或“碎片”的整体史，经常是一种有偏差甚至谬误的整体史。从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和弊病来看，应该容忍或者说宽容所谓“碎片化”的研究。“碎片化”并不是消极的，它与整体化共存。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有碎片与整体，两者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碎片研究的重要性还在于，方法论、史学观等的不同，我们的历史认识和眼光都有相当的局限，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我们并不能认识到这些碎片的意义，但是，当更多的碎片得到研究，随着方法和史学观点变化，我们可能发现过去看起来似乎没有意义的碎片，其中却蕴含非常有意义的玄机。而且，大多数被归入所谓“碎片化”的研究，也并非都是简单的描述，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努力探索历史的意义。总体说来，“碎片化”在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语境中，本身可能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研究小问题、研究“碎片”的历史，不过才开始，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等十几二十年以后碎片的研究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再来纠正也不迟。
王玉贵指出，从史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来看，总是由宏观逐步走向微观和具体，大而化之的宏观和粗线条研究终究要被细致入微的精深和细部研究所取代。所谓“碎片化”问题，难以经受严格的学术考究和深层次的学术反思，“碎片化”在当下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并不是一个问题。张太原提出，史学研究，应先以大看小，然后以小见大，进而以无数之小呈现不可言状之大。就是先要有全局的视野和充分的学科知识背景，再进行具体的研究，而通过小问题得以发现大道理，这样综合无限的有形个体逐渐呈现全体。在这个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大量的长时间积累的个体研究。
李金铮提出，只有当历史研究陷于琐碎、微观，且缺乏整体史观念时，才是碎片化；反之，如果具有整体史关怀，碎片研究就不是碎片化。碎片与碎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碎片是整体形成的基础，整体由碎片组成；碎片与整体不是完全对立，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全面的整体史理念应该包括3个层次：一是不断扩大历史研究内容的全面史、普遍史，二是以整体史观指导具体或碎片研究，三是宏观史学是整体史的最高追求。一项成功的碎片或微观史研究，不在研究对象之大小，而是取决于是否增加了普遍联系和以小见大的整体史意识。宏观史学仍是整体史的最高追求，它强调对碎片研究的整合。大多数人从事碎片研究，少数偏重宏观史学，这是常态。宏观史学的确是我们的弱项，我们实在缺乏气势恢宏的作品。但我们未知或未深入研究的历史面向仍有很多，还缺乏一流的以小见大的微观史著作。所以，目前来说，碎片研究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进一步增强。随着碎片研究的扩大，宏观史学才能水到渠成。一个真正的历史学者及其作品，会遵守历史研究的基本规则，基本不存在所谓碎片化问题。现在真正最应该治理的，应是大量没有学术味道的“垃圾”。
也有不少学者对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深感忧虑，并呼吁回归总体史，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
章开沅认为，就学术评价而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并无高下之分。历史研究的对象是由成千上万的细节组成，然而组成历史的细节毕竟有主次与层次之分，随意摭拾罗列的细节仍然难以重现真实的历史情景。袭取后现代皮毛者，将原本已清晰完整的历史撕裂成为碎片，然后又给以随心所欲的“解构”。这是学术工作流于商业化与娱乐化的可悲结果。有必要严格区分严肃的“细节研究”与刻意追求的“碎片化”。要重视细节研究，同时拒绝“碎片化”。
行龙则强调，克服“碎片化”，关键在于回归“总体史”，具体而言，一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二要重视“长时段”，三要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多学科交叉。
王学典认为，细部的历史越来越清晰，而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这是今天中国历史研究的真实写照。选题一味求小，研究领域愈发狭窄，重叙事、重考证、轻阐释等现象的大量存在，确实让当前中国的史学难避“碎片化”之嫌。当今中国史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失重和失语，其深层原因都可归咎于“碎片化”的流行。中国语境中的“碎片化”，除了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外，也还有另外一个深刻的原因：微观史的繁荣是对过去那种僵硬的政治性宏大叙事的反抗，本身不无思想解放的意义。但由于缺乏对宏大问题的关注，更由于微观史的写作越来越流于孤立化、表面化，因此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碎片化”的趋势。还须注意到，近年来，全球化趋势加剧，人们对全球化所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课题的关注，超越了对危言耸听的后现代史学的兴趣。从历史进程来看，全球化是不折不扣的宏大叙事，全球史的兴盛，证明着宏大叙事式历史书写的生命力。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来，一些攸关历史进程本身的理论问题长期无人问津，因而在局部知识点上，有长足进步，甚至形成了一系列颠覆性认识，但在历史学的整体面貌上却未能实现根本改观，依然在前30多年所形成的基本认识上打转。中国近代史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受益于来自海外的理论建构，而本土的理论创新却显得贫乏。没有理论，中国史学只能拘泥于考评，而无法对中国历史做出宏观性的解释。处在“历史三峡”的中国，迫切需要那种能贯通古今的“大历史”。而能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贯为一体的，往往是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因此，当前的历史学必须往“大”处走，尤其要关注社会、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大规模变动，从整体上探究其深化动力及深层结构。历史学关注的焦点不仅要重回历史本体，还要重回宏大叙事的路数上去。这种宏大叙事，意指着眼于中国历史进程本身固有的结构和动力而搭建符合中国历史道路的新结构和新框架。唯有如此，才能摆脱“碎片化”的困窘。
长期从事新文化史研究的学者李长莉指出，中国史学出现了“碎片化”趋向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碎片化”尤其在近二十多年来新兴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学人进入这些新兴领域，纷纷选择具体而微的专题作为初入学术的门径，群相跟进，势成风气，使这种“碎片化”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的新兴史学是为回答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与文化形态等深层次问题应运而生，其微观研究方法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承担这一功能。因而所谓微观研究，本应是在这种历史关怀和宏观视野下进行具体化、精细化的探究，求得由具体而见一般的效果。但这种理论上的宏微相济，在研究实践中却不易把握。微观研究发展开来，研究问题趋于细小，研究方法偏重深描，走向极端便出现脱离整体关联的“碎片化”倾向，研究题目零星琐碎，缺乏内在与外在的关联，成为游离于历史意义之外的碎片、尘埃，失去了历史价值。尤其因中国近代距今较近，社会与文化的史料浩如烟海，为研究者从中寻找小题目提供了广阔空间，因而在近代社会与文化史领域“碎片化”倾向更为突出。“碎片化”的具体表现为：①论题小而微，缺乏大关怀与大问题。②论题细碎而零散，缺乏大联系与大序列。③论题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论与大阐释。
如何矫正“碎片化”的方法，李长莉提出，在具体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还要加以一定的抽象“建构”，以描述和展现具体事象背后的隐性、无形、抽象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这种“实证”与“建构”结合有以下几种路径：①“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首先，选择题目需要从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问题出发，选择与历史主题相关，并具有一定普遍性、典型性的社会文化事象。其次，具体研究时需要有宏观联系的观点，注意考察此一事象与上下、左右、前后、内外、纵横等各种因素的联系，特别是与大问题的联系，注意考察此一事象在这些联系当中的机能与作用。再次，在描述具体事象之时，注意从大问题着眼而对其内涵意义进行深入剖析，以揭示小问题的内在、深层、背后的大意义。②强化联系观点，多作综合性研究。一些具有普遍性、典型性的事象，大多与当时的时代主题相联系。研究这些社会文化事象时，应注意从其与时代主题的联系之中去把握与分析，进行综合性研究。综合研究就是把一种事象放在多种联系之中，进行网状研究、辐射性研究或序列性研究，从而使得小问题形成一定的“意义群”、“意义丛”或“意义链”，因而具有大的意义。③强化问题意识，多作中观研究。所谓“中观”，是指介乎宏观与微观之间，既具有比较清晰的独立意义边界，又具有相对完整的制度或符号体系，能够构成基本社会意义的单元。古往今来，许多社会变动的关键问题及症结所在，往往就在于这些中观问题，尤其是作为中国现代化起步的近代史时段，是急需加强中观研究的领域。④加强“建构性”思维，力求理论概括与提升。首先需要对历史现象进行逻辑梳理与提炼概括，形成一定的概念与意义体系。由于社会文化史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有较多的重合，因而需要借鉴这些学科的一些理论方法加以综合运用。我们要在汲取中西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有效解释本土社会演变的理论，形成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地方性知识。
以上所列近代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有一定共识，也有分歧。对于“碎片化”这一现象的判断，见仁见智是难免的，且各人论述自有其侧重和针对性。窃以为，综合上述学人的看法，有几点值得注意：
（1）肯定“碎片”研究，或曰细节研究对于历史学发展的基础性价值。对“碎片”与“碎片化”应有所区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史学碎片化类似于“剪刀加浆糊”的堆砌史料的做法。只有经过一番“连缀编排”的功夫，“碎片”才会变成整体结构中的要素。史学的任务之一便是整齐碎片，使之条理化。
（2）在新兴的社会文化史领域，确实一定程度存在“碎片化”现象，研究论题过于琐屑，而完全放弃对于历史总体性认识，对于历史意义的追寻，这确属后现代主义所导致的偏颇。虽然这种现象在中国史学界可能还并不十分严重，但若由高明者提醒其偏蔽，纠正其风气，指示治学的正途，对于新进学人自会有所裨益。
（3）不应完全放弃对于历史总体认识的追求。虽然从终极意义上，历史整体认识只是理想，可能永远存在于追求的过程之中，但毕竟不可放弃这一理想。碎片、细节研究既应置于整体之下去把握，也应当构成推进整体历史认识努力的组成部分。
三 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积累了丰厚的学术遗产。近年来，新文化史研究呈现方兴未艾的趋势，让历史研究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引领了一个时期的研究走向。
刘志琴认为，中国史学进入第四个转向：从神说为纲、资政为纲、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生活为纲。纲举目张，目随纲移，纲变则全变，这是具有颠覆性的大转向。转向即解构，因为建构传统史学大厦的支柱在变化。历史的主体从高高在上的权贵、精英，下到平民百姓，从注视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变，到关注日常生活。不论是对作者抑或读者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转移。21世纪有两种理念为社会文化史的勃兴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是生活是历史本体论的命题，二是百姓日用是儒学的经典之教。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以生活为本，这对史学来说，意味着重新回到梁启超提出的，要使国民知道生活的过去和未来。百年来史学发展中的风风雨雨，又回到20世纪初新史学的起点，可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螺旋式地上升到新台阶。社会文化史是以生活为中心，对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进行统合研究，当前思想史和文化史都向社会生活靠拢，从生活领域中发掘新资源的动向，再次证明社会文化史已跻身人文学科的前沿。
重视社会大众的历史作用、提倡“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本是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然而说如今大陆史学界已出现“以生活为纲”的转向，恐怕未必符合史学研究的实情，“以生活为纲”的内涵外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有学者指出，在研究理论方法的建设上，新文化史陷入了“空”与“泛”的困境。关于新文化史的研究范畴、研究视角和理论等问题，引起学界持续的关注。《史学理论研究》于2013年第1期邀请相关学者就新文化史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李振宏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史研究道路作了反思。他认为，以罗列文化现象代替深入的文化精神思考，亦即整体性思维的缺失，是多年来文化史研究的通病，整体性思维应该落实到文化史的通史性研究中，这离不开文化理论研究，并能借鉴文化史理论研究的既有成果，并能将文化史理论寓于文化史道路的描述中。唯有如此，所撰写的文化史著作才能避免罗列，才可能体现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道路。对于具体文化现象的研究，也需要整体性思维，培养从整体出发去看待文化史现象的思维习惯。客观来说，从事宏观文化问题和文化理论研究的人终归是少数，而从事具体文化研究的才是文化史研究的主体。但只要是从事文化史研究，则都应对中国文化的基本问题有一己之见，对文化的宏观理论问题有一定的思考和认识，以俟在从事具体文化问题研究时，有宏观性思维的学识和眼光，有从整体出发去认识微观的习惯和能力，从而将我们的整体文化观渗透到具体的研究成果中，使我们对具体文化现象的解读折射出中国文化整体的内在精神和基本信息。
彭卫指出，一个学科如果没有与这个学科相适应的理论和方法论范式，没有属于该学科的研究理念，这个学科只能是初级的、不完整的，问题意识难以产生，研究活动很容易成为单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而当下学界的文化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层面的欠缺，影响到学术研究的深入与学科的成熟。文化史研究由于理论上的“空”，导致其研究领域越来越宽泛，以致几乎与所有的历史内容都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如此一来，文化史意义被大幅度降低，而许多被贴上了“文化”标签的历史具象的价值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升华和深化。对具体问题关注不够，与研究的泛化互为表里，使得文化史研究对历史的探索往往停留在浅表的层面。文化史的研究基于文化的各种表现，但它的任务不是仅对这些表现进行描述，而是要将这些表现与民族精神联系起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联。民族精神是民族的根和灵魂，文化史研究要触及民族的精神，指向民族的灵魂。文化史研究的基本目标应当是认真梳理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说明各种文化现象对历史活动的影响，解释人们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和发生的变化，为理解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历史及其与现实的关联提供合理的答案。在这个宏大目标的引导下，通过具体、微观的研究，去总结和提出文化史研究原创性的理论解释模式。
随着新文化史研究日益兴盛，社会记忆成为新文化史的重要领域之一。中国学界关于中国历史记忆的实证研究隐约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对族群、传说等的研究，主要借助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倾向于研究下层社会记忆，由此返观国家，进而探寻国家与社会的历史，以解答为何会形成如此记忆，即记忆产生的大环境与小环境。一是对精英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等的研究，即为“思想史路径”的记忆史研究，其史料主要来源于各种报纸、杂志、日记、回忆录等。这种研究取径虽然不排斥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但更注重传统的文本分析。如罗福惠、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即通过分析各种辛亥革命记忆文本，以呈现出百年来丰富多彩的辛亥革命记忆史。这种方法，应关注文本的生产“场域”，即发掘史料背后的各种立场和意识形态，而非简单地解释文本。最终应落实到对记忆形成思想背景的解析，通过对记忆表现形式与记忆内容的挖掘，进而探析背后的理论与思想，以及这种理论与思想的展现与记忆形成的关系。这两种取向融合，为记忆史研究别开一面，成为未来记忆史研究新的生长点。
新文化史无疑为承接传统的文化史研究而来。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新文化史借用后现代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批判地对待传统文化史研究的问题与困境。它确实给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中国史学界并未完全亦步亦趋于西方新文化史的理论方法，而对之有所反省，并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自身的理论探索，力图扬其利而避其弊。这种努力方向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可以预计，将来在新文化史研究领域也很可能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概念。
四 通俗历史与民间写史
近年来，借助于电视、网络、出版等现代传媒手段，中国掀起了一股“通俗历史热”的浪潮。“全民读史”、“公民写史”成为热门话题。同于人们总是更关心离自身较近的历史，关于近代史尤其是民国时段的历史，受到众多民间写史者的青睐。
面对这股通俗历史的潮流，近代史学界对此也开始关注并有所思考。对于民间写史，一种意见认为这根本不能算是历史写作，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民间写史值得提倡。
陈新认为，近年来，历史知识生产与公众传播已步入一个“繁荣”时代，然而，一些民间历史产品的盛行也带来许多隐忧。在这新一轮公众历史知识传播热潮中，以商业价值为核心的历史文化产品创作占据主导地位，职业历史学家大多无意介入历史大众化领域。因而，公众历史作品中呈现“劣币驱逐良币”、重感官愉悦轻陶冶情操的倾向。在现有互联网技术和历史知识组织方式下，自媒体对历史知识的组织与传播，将真正打开公众与历史知识交互融通的大门。但从当前到人人成为历史人的理想状态，还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以由公众史家作为引导者，参与到公众历史意识和历史反思能力的培养中来。体制内历史教育的改革如何与自媒体状态下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相协调，就成了历史学界需要面对的问题。
王艳勤认为，民间写史的兴起是对学院史学的反抗。今天专业历史学研究占有统治地位的话语之中嵌有意识形态前提，学院史学被指责为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艰深、表达过于晦涩，并非空穴来风。相对于学院史学的专业疏证，民间写史更能体现历史写作对于普通民众的意义。从积极意义上来说，这是社会开放度提高和民众历史意识觉醒的表现。民间写手注重讲故事的手法，暗合了学院史学领域对于历史叙事的复兴。历史通俗化即是将历史知识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呈现出来。民间写史更多措意于文字技巧和叙述方式，在叙述内容和历史理解问题上，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与“可读性”、“通俗化”有距离。这正是民间写史容易流于庸俗化的原因所在。也有些专业史家注意历史知识通俗化并做出努力。但在利用网络平台走红的民间写手的历史作品面前，专业史家刻意为之的通俗性历史著述无论是在读者数量还是在大众口碑上，仍难与之相提并论。历史通俗化应当是民间写手和专业史家都能参与的一项职责，也是一项共同的责任。如何将历史写作的审美层面与其科学、哲学的关切紧密结合，将历史研究的娱乐性与科学性完美对接，以更加通俗的方式为广大读者写作，使历史作品的读者不再拘囿于学院范围，是所有历史写作者共同面临的课题。要达到这一目标，民间写手须加强道德修养、夯实历史学养，避免使历史书写仅剩下讲故事的生动外壳。民间史学也离不开学院史学：民间写手历史知识的获得，必须借鉴学院史学的成果，从专业史学著作中汲取养分。
对于公众的历史意识，胡逢祥认为，随着整个民众文化水准和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公众历史意识对社会群体性行为的实际影响度会增大。史学工作者应当向社会提供正确的历史知识。在网络、影视等大众媒体充分发展的情势下，史学工作者应主动去关注并加入这些渠道，对历史知识的传播作出正确引导。
在社会开放度大幅提高、信息传播日趋多元的今天，历史书写成为每个个体的权利。随着民间写史逐步趋于理性，各方看法亦普遍承认民间写史对于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的贡献。专业史学工作者在此过程中当有所作为，通过努力参与以提升历史知识通俗普及的水准。
五 概念史
一方面得益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推动，另一方面也与人文科学向语言学转向有关，概念史近年来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一些学者开始将概念史方法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其途径有二：一是译介概念史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而尝试构建与近代中国历史情境相契合的概念史研究路径；二是对近代中国的若干基本概念进行“知识考古”，试图厘清其演变过程及其社会政治语境，进而对近代知识体系之建构有所发明。总体说来，对于概念史研究，学界在方法探讨和实证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就。
李宏图强调，概念史研究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的对象，将研究对象聚焦在概念上，将概念作为一个历史单元来进行研究，概念史实现了历史研究对象的一次大转移。一个概念最后成为被大家所接受的概念，是历史演变和相互博弈的结果。无论是从语义学出发，还是进行语境研究，从话语分析和语言范式等维度而展开的概念史研究，均借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但其目的并非将概念史发展成为带有浓厚语言学色彩的分析范式，而只是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深化和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从考察概念使用的不同方式入手来理解概念的含义，而这一研究方式则将概念含义的变迁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和实践性行动联系起来，进而远远突破了历史语义学的范围。”
黄兴涛是国内近代史领域较早从事概念史研究的学者。他强调，概念史研究不仅要对这些概念的内涵演变进行专门探讨，同时需要更为关注这些概念的历史运用，即重视它们与当时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变迁之间深刻微妙的互动与关联。因而虽然着眼于“概念”，实则意在通过对历史上某些特色或重要概念的研究，来丰富和增进对于特定时期整体历史的认知。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显得尤为重要。中国近代正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过渡时期。概念系统的整体而深刻的变化，与社会政治的重大变革互为表里，彼此互动。这就决定了关于近代中国的概念史研究大有可为，且可以期待这种研究能有效地丰富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认知。具体来说，通过概念史研究，可以对近代中国重要概念、基本概念乃至一般概念进行系统清理，对于认知近代中国思想的演变，透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意义重大。其次，概念史研究，通过对影响近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制导政治和文化重大变革的新式核心概念的形成、传播、认同和使用的深入探讨，特别通过对它们如何与社会政治彼此互动的途径与机制的揭示，将有助于提供呈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的立体化历史图景，以改变以往近代史研究中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彼此割裂的认知格局，帮助人们更深刻地洞悉与把握近代历史发展演变的复杂动力，丰富、深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知。再次，通过对近代中国进行概念史研究，特别是对那些影响格外巨大、至今仍然延续的具有神圣色彩的概念及其政治文化实践的历史脉络与内涵进行清理与审视，可以增强人们对现代性知识和概念的历史反思，更好地发挥近代史研究的资鉴与反思功能。
李里峰认为，国内史学界的概念史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虽然其兴起的时间不长，但几位中国学者已尝试从不同角度出发探讨更契合中国近代历史特征的概念史研究方法，形成了既密切关联又各具特色的不同研究路数。主要有孙江的“东亚近代知识的考古”；金观涛、刘青峰以创建数据库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的“数据库研究方法”；冯天瑜则提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方法；黄兴涛则着重中国近代“新名词”的研究，从考察一些特殊的新名词新概念的词汇构成特点与价值认同的角度，揭示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其研究方法体现出概念史与文化史相融合的特征；桑兵倡导和推动的关于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学术史研究，是中国语境中概念史研究的另一来源。总体说来，概念史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完善仍需时日。当前中国学界的概念史研究具有以下特点：①身份未明。国内学界对于概念史的基本内涵、理论预设及研究方法仍未达成共识。有的论文冠以“概念史”之名，实际上只是稍涉概念含义的辨析而已，难免有鱼目混珠之嫌，反而削弱了概念史的学术影响力和号召力。②时代未定。对于中国的过渡期/转型期究竟起讫于何时，学界众说纷纭，难有定论。具体到概念史研究，中国究竟于何时吸收西方思想和词汇进而形成自己的现代概念体系，存在相当的分歧。③平台未建。中国的概念史研究，仅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按照各自的理解，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单兵作战式的探讨，并未形成总体的研究计划及一定规模的学术团队。欲进一步推进概念史研究，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①系统译介德国概念史的具体研究成果。②组建概念史的合作研究团队。要想通过概念史途径对中国现代知识体系获得全面而系统的认知，势必要依靠大规模、长时间的团队合作。当前尤其需要一位或几位既有深厚学术功底又有出色组织能力的学者挺身而出，将更多的学者汇聚到一个学术机构、一项研究计划之中，以展宏图。③出版概念史研究集刊和丛书。
六 学术创新与跨学科
学术研究的灵魂在于创新。对于史学研究的创新来说，我们通常注重新材料带来的创新性学术成果，但实际上研究方法的创新可能更为重要。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往往意味着一条成熟的学术进路，一片广阔的探索空间，一种规范的研究模式，可能会带来层出不穷的创新成果。
徐兆仁认为，当代历史研究能否不断取得学术创新，取决于学术功力、研究视野和理论方法这三个基本条件。①学术功力包括研究者的思想修养和行为规范品德、史料搜集和掌握、历史知识贮备、语言文字运用、分析和批判等专业能力。②历史世界波澜壮阔、场景宏大，且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研究者若学术视野缺损，必然导致对历史真实的误解甚至曲解。反之，若获得和运用整体视野、多元视野、比较视野和跨学科视野，就可为学术创新奠定牢固的根基。③史学的重大进步，无不与理论创新相关联。史学理论创新涉及基本体系的构建和具体内容的突破。理论上的突破必然引起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也将带来史料开掘与运用的变化，以及促进史书编纂形式的革新。归根结底，是史学研究实践推动史学理论的突破，通过总结研究实践并提炼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史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
21世纪以来，历史学与人文社会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融合，史学研究呈现整体结合的趋势。跨学科视野下的历史学，是指在研究具体的历史对象时吸收、借鉴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获取新的视角，拓展新的思路，以促进历史重构和历史阐释的深入发展。
汪志斌认为，历史学跨学科研究涉及的研究对象，既可以是传统历史叙述的对象，也可以是历史研究开拓的新领域，还可以是历史学尚未触及而其他学科已经有所建树的方面。但无论如何，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必然是以其他学科的建构为前提的。这是历史学跨学科研究成立的外部前提。但必须强调，更为关键的内因则在于历史学自身，即发端于社会变革而来的历史意识变迁所导致的历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要深入到深层历史中开展研究，离开各个领域自身学科的深入研究是不可能的。同时，各种现象之后的深层历史本身也是各个领域的学科自身需要探索和建构的该领域的规则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成为历史学同各门学科之间交叉、互动的一个基本前提，也是历史学跨学科研究之所以可能的基础。对于历史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运用，有几点值得注意：①历史学跨学科研究在所涉及的其他学科的范围上没有边界，一切视历史研究的对象及历史学自身的目的需要而定。历史既然涵盖世界存在的一切事项，那么历史学跨学科研究就跟一切学科都会有关联，即使是传统历史学所关注的政治史领域，随着现代政治学和独立发展，历史学在此领域同样需要引入政治学研究的新成果以发展自身，从而形成跨学科研究。②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开展，需要对相关学科知识体系有深入而全面的把握，要有多学科背景。这种多学科背景应该不是了解的层次，而是通晓甚至精通的层次。不论是从历史学旁涉其他学科，还是从其他学科转入历史学研究，历史学跨学科研究都要求在深层次上实现融会贯通。因此，历史学跨学科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备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多学科复合知识结构。在历史学的有些领域中，缺乏专业性的知识与技能将使研究工作难以进行。③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不论采用怎样的跨学科方法，其最终的目的都应是历史学的，是为回答历史学问题而采用其他学科方法的，而并非为了其他学科的研究而使用历史资料。因此，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必须坚守历史学本身的立场，持有鲜明的历史取向和清晰的历史问题意识。
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显得日趋重要，但其对研究者跨学科知识背景的要求不易达到，因而在研究实践中运用跨学科方法颇具难度。就目前我国史学界而言，虽然各个专门史学领域的不少研究者都在力图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但其实际情形及效果却难如人意。以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的法律史研究为例。目前大陆学界的法律史研究者大多出身法学，其中多数人不曾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史学基础薄弱是其通病。不少法律史研究侧重于法理辨析，史料只是必要的点缀，“以论代史”的问题比较突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史学出身的学者进入法律史领域。由于法律史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学科有着天然而紧密的联系，研究者很自然地从某一领域走向法律史研究。但一些出身史学的研究者缺乏法学专业知识，在做法律史研究时，刻意回避一些重要的法学问题。这种打“擦边球”的做法，导致法律史研究与法律相关的现象，却漏掉了对法律本身的研究。法律史应当成为法学之源，为其他法学学科提供养分。这就需要研究者既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也要有足够的法学素养。法史兼修，才能真正实现跨学科研究。
七 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探讨
如所周知，史学理论研究与史学史研究紧密相关联。2012年以来，不少学者关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王记录指出：现今史学史研究状况并不如人意，需要做出变革：①研究旨趣的变革。今年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学科发展，必须突出史学的思想本质，彰显其研究的思想深度和批判力量。通过史学史的撰写，抓住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论题进行批判反思，在新的价值维度上发现论题的意义。②加强中国史学史自身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目前，史学史研究者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些具体的历史文本的解读中，对史学理论响应不够，也不能从具体的研究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今后的史学史研究一定要在史学史理论和方法上取得发展和突破，大力提出新理论，尝试新方法，逐步丰富、充实和改造史学史理论与方法论。促进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交融。③现行的中国史学史编纂形式也有必要加以变革。自觉摆脱传统撰述模式的束缚，实现编纂上的多样化。
李振宏指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其大部分著作都没有逃脱以年代为经、以史学名著为纬的谱牒式编纂方法。多数史学史著作都是按自然年代编织出来的，而没有体现出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问题，就是缺乏对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发展规律这样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
钱茂伟提出，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来观照史学史。从国家与社会二分视角来看，历史书写可以区分为以国家政府为对象的历史书写——“国家书写”，与以社会民众为对象的历史书写——“民间书写”两种。将史学史分为国家与民间的观察视角，可以让人大开眼界，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史学的本质，重新认识传统史学的发展轨迹。也可以让人从“大历史”中解放出来，更加关注“小历史”书写，以突显民间历史书写的位置。由大历史观而小历史观，这将更新人们的历史书写观念。小历史书写也将弥补国家大历史的不足。而近年来，小历史中心化、大历史边缘化现象，反映出当代社会关注重心的变化。历史书写范围不断扩大，正反映出历史学的进步所在。未来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结合民间史学的成长，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
朱政惠提出，只有将自己置身于国际史学版图之中，放到其交流、互动、冲撞的大网络中考察，才会对自己有更全面、完整、精准的认识，因而应重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国际视野。其一，应该从纵、横两个方向对中国史学的国际交往历史作全面回顾和梳理。其二，要有重点地开展研究，对一些关键问题，要舍得花力气深入研究。这有助于把握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关切与真实脉动，对我们的史学研究至为重要。其三，要带着我们时代的问题去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世界上有相当一些国家学者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推出成果，然而这里却乏人问津。由于意识形态、政治观点和观察视角的差异，外国人对这里的研究不一定都对，但无论赞成与否，都要有所了解。应了解一下他们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以及农民战争史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论题。其四，要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一些前沿问题的考察上。此外，还应该注意到海外的中国史学家相关档案与资料的搜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