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报告
2012年，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收获很多，首先是本年度围绕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掀起了一次重读、重研《讲话》的高潮，全国各地相关政府机构或文艺团体纷纷召开座谈或会议，进行相关学习或理论研讨，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推动了学术界对《讲话》的理解与重视。其次，本年度，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近些年一直非常关注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例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的建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状况、新进展问题，等等。另外，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直都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始终坚持的主题，本年度在这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一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因此本年度对《讲话》的研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一道亮丽风景，许多刊物都以专栏形式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
《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4期组织了3篇文章，以探讨《讲话》所反映出的文艺理论问题。谭好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三重经典意义》总结了《讲话》在确认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观念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文艺与人民、生活、革命的关系，从实践层面确立党的文艺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原则等三重经典意义。丁国旗《怎样看待延安〈讲话〉的理论遗产》提出，要回到《讲话》的具体历史语境和文本中理解《讲话》，他认为《讲话》的基本定位应在“革命文艺”上，我们要继承好《讲话》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其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泓峻《毛泽东延安文艺构想中的底层取向及其理论价值》一文，将“底层关怀”视为毛泽东延安文艺构想的精神核心，并认为由此产生出《讲话》中的其他命题，为新文学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路径。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4期组织文章集中讨论了《讲话》的“人民性”问题。蔡武在《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一文中，着重分析了如何将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与《讲话》相贯通的问题，认为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马建辉《〈讲话〉中的文艺大众化思想》强调“为人民大众”是文艺大众化的根本出发点，他分析了文艺大众化的基本内涵、重要途径、普及和提高的辩证关系，把握文艺批评的人民性标准等问题。赵铁信在《〈讲话〉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中着重分析了《讲话》所解决的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并分析了其在现实文艺事业中的指导意义。于平《文化“为人民”需要大发展大繁荣》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人民至上”的原则在建设“文化强国”中的重要性，指出这正是文化工作者的工作责任所在。宋建林《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梳理了《讲话》所呈现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四个创新之处。
《创作与评论》杂志在2012年第5期组织文章对《讲话》文艺思想进行了理论探讨。董学文在《试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现实意义》一文中，认为《讲话》主张文艺为“最广大人民大众”服务，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点，形成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相结合的前所未有的文艺理论系统；这些现实价值对我国当下文艺发展道路依然具有指导和引领作用。马龙潜在《文艺理论与批评要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法——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几点体会》一文中，强调了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的重要性，认为我们重读《讲话》，要将其与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结合起来，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根本研究方法，警惕用西方现代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倾向。周刍、谢子元在《用〈讲话〉精神重塑新世纪文艺主流价值——〈讲话〉精神指引与文艺理论阵地建设研讨会综述》一文中，围绕《讲话》对当代文艺思潮发展的意义、《讲话》对文艺创作和批评实践的指引等问题梳理了研讨会的讨论成果。谭仲池在《批评家灵魂的自我观照》一文中，认为毛泽东在《讲话》中所提出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正是批评家必须解决的问题。
《学习与探索》在2012年第6期上也发表了有关《讲话》文艺思想的探讨文章。刘中树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次飞跃——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一文中，结合《讲话》被提出时的时代背景，再次肯定了《讲话》对革命文艺与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认为《讲话》对我国“五四”以来新文艺实践经验作了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驰《准确把握〈讲话〉中的“经”与“权”》一文，重回郭沫若先生对《讲话》说“凡事有经有权”的论述，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部门和理论界存在疏忽《讲话》发表的历史背景和“经与权”的辩证关系的问题。其中“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指导原则和“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原则等作为“经”正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张先飞在《“谁来写”与“有声的中国”——关于“人民文艺”的再思考》一文中，回顾了《讲话》以来“人民文艺”创作的兴衰历程，认为《讲话》所体现的“人民文艺”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当前中国的文化走向具有无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刘忠在《〈讲话〉的版本沿革与文化迁延》一文中，分别结合历史分析了启蒙文学与革命文学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合法性问题，最终得出结论：《讲话》实际上是启蒙话语在历史理性推动下的新发展，是“五四”人学观念在新形势下的新实践。
除以上这些刊物组织文章讨论《讲话》外，还有许多学者撰写了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的文章。李慎明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贡献——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0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认为，认真领会70年前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是坚持我国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需要”, “是深入群众、认识生活，抓住事物本质的需要”, “是改造世界观的需要”，能“不断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进一步提高历史责任感”。
陆贵山在《原创与超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论优势和历史价值》一文中，肯定《讲话》拥有最广大最鲜明的人民性，富有改造社会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变革精神，代表了先进文化和全新的价值观。胡为雄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典意义与现实意义》一文中，认为《讲话》的经典意义在于阐发了丰富的文艺理论，今天我们应对这些论点加以改进和完善，以构建起新时代的文艺理论。李卫华在《〈讲话〉与外国文学翻译》一文中，从翻译文学的目的、选择标准和语言规范三个方面，论述了《讲话》作为我们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的方针和纲领的作用。赵琴在《人民性、大众性、民族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三重身份叙事》一文中，从文本叙事学的角度划分了《讲话》的三种叙事身份，即阶级—政治身份、文化—美学身份、民族—国家身份。周景雷、胡冠男在《“重写文学史”视域中的〈讲话〉——以几部新的文学史著述为例》一文中，从适用性和文学主体节点分析、介绍重写文学史视域中对《讲话》的阐释。
《讲话》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体运用到中国语境中并创造性地加以发展的典范，对文艺大众化作了充分的理论上的奠基，开启了人民文艺的崭新时代，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理论价值。自西方思潮涌入中国，我们或陷在中西理论资源之中，辨识不清方向；或空谈“主义”，以观点引导、解释实践，远离“问题”。在《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学术界集中认真思考并深入研讨《讲话》的经典意义，以强烈的现实危机感和问题意识，重新思考如何继承《讲话》的宝贵遗产，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立足于《讲话》所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辨析清它的“经”与“权”，从《讲话》中继承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思考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法和态度。
除刊发文章纪念探讨《讲话》文艺思想外，本年度相关研究机构还以组织会议形式对《讲话》进行纪念研究活动。5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学部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办的“继承传统、迎接挑战——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5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学术座谈会”; 5月19日至21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暨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2012年学术年会”在湖南湘潭隆重举行；5月29日，“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暨全军文学创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等等，所有这些会议都对《讲话》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一直是近年来文艺理论界的一个前沿性热点问题，并多有重要理论成果问世。本年度对此话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问题、延安文艺的中国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回顾与反思三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中国形态”问题
2011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落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本年度关于如何建构“中国化的”或曰“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题也成为了一个热点。《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于2012年第3期，就上述问题组织了一组讨论。王庆卫《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生态维度——从生态批评的困境说起》一文，希望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生态维度，使生态批评成为一个结合了社会批评、文化批评和形式批评的全新批评模式，使生态批评在文学的人学品格上阐释文本的生态意义成为可能。韩军在《文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接受》一文中，分别从历史层面与学理层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接受的复杂过程，认为必须要对其中多元聚合的因素加以细致考察，总结历史经验。孙文宪在《从人类学视域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的理论构成》一文，通过分析马克思文学批评理论的人类学视域，从理论构成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特质：具有自己的问题意识、理论基础和由此形成的研究对象。
另外，也有学者从自己的关注重点出发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张玉能和张弓的文章《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与中国形态》，指出当前研究的重点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与中国形态这两个概念的辨别：中国化主要是指过程，中国形态则主要是指结果；中国化着重在运用，而中国形态则着重于建构；中国化曾经产生了实用主义的倾向，中国形态则要求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存在方式。科学辨别两者的关系，正是为了厘清未来前进的方向；作者进而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过程中建构起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以区别于俄苏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黄念然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构建是中国学人不断寻求其实践形式和理论形态相统一、政治方向和文化模式相融合的动态历史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历史进程》一文中，他将这一过程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生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展与变异、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多元建构实践三个基本阶段，并在梳理这三个阶段的过程中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经验得失进行了总结。魏天无的思考切入点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问题上，在《新世纪以来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现状及问题》一文中，他对新世纪以来国内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以及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异同比较等研究现状及问题进行了述评，认为这些成果对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有重要借鉴价值。同时，文章指出，重视历史性叙述和阐释而缺乏宏观、整体的共时性关系论述，侧重影响—接受研究模式而轻视影响—接受—建构研究模式，以及比较研究中观点陈旧、问题意识不够明确等，是相关研究薄弱之处。胡俊飞在《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论述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一文中，则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论述应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标举的立场基点。马克思、恩格斯拒绝民族虚无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其开放性的民族主义品格是理解与反思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自身境遇，澄清中国当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悖论与危险，透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第三世界文学暗含着的黑格尔主—奴关系的隐喻结构，具有重要学理价值。
党圣元则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整体思考“中国形态化”所面临的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问题意识及其提问方式》一文中，他着眼于社会文化语境已发生整体性变化这一大背景下的新挑战，提出要参照现实所需，通过对思想和话语两种资源的重构，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术创新和话语转型。在他看来，学科间性问题、系统整合问题、问题意识重塑问题、阐释学对话问题、本土视域与世界视域并重问题五个问题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问题意识及其提问的方式。
（二）延安文艺对中国文艺的影响研究
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发展中，延安文艺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最重大的文化事件之一，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精神，对于真正认识“中国历史”、重视“中国经验”具有重大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在2012年第3期特开设了“延安文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赵学勇《延安文艺研究：历史重评与当代性建构》一文，认为延安文艺的形成及其演进是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全面规范了当代文学的建构与走向。但多年来由于受意识形态和当代文艺思潮的双重制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对延安文艺的研究和重视程度恰恰显得非常薄弱。延安文艺的再研究，需要研究者以建构的而非解构的、理性的而非漠然的姿态进入，同时还需要形成新的研究思路，既不忽视延安文艺的本体性研究，又能将研究的重点置于考察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上去。田刚《鲁迅精神传统与延安文艺新潮的发生》一文，认为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为了应对并解决此前出现的文艺思新潮中的诸多问题而召开的。这场影响深远的延安文艺新潮，是在“皖南事变”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因“鲁迅”而启动，又以“鲁迅”的名义获得其合法性的。从表面看来，这股文艺新潮表现的是以丁玲为代表的“文抗”与以周扬为代表的“鲁艺”的宗派之争，但实际上，它的内容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价值观念与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性冲突。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阻遏并扭转了这股以“五四”启蒙主义为旨归的文艺新潮，从而使其成为历史的一次回光返照而为后人所记忆。王荣在《宣示与规定：1949年前后延安文艺丛书的编纂刊行——以“北方文丛”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为例》一文中，通过对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文艺丛书编辑，特别是对1949年前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等文艺丛书编纂活动的考察研究，探讨了“当代中国文学”艺术规范的转变及其“高度组织化”的文学生产，以及“新的人民的文艺”文类秩序的演变；对包括政治意识形态阅读接受与文学批评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延安文艺文献史料整理方面的价值与意义、“文学史”及史料学的研究等内容作了分析研究。李继凯《论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一文，认为在延安文艺研究中，学术界普遍忽视了书法的实存及其作用，对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的广泛而又深切的联系缺乏关注和探讨。事实上，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建立了相当普遍而又密切的关系。正是能写善书的大小文人的积极参与，才使延安形成了比较浓厚的书法文化氛围；无论是“以文为主”的文人群还是“以文为辅”的书写者，都与书法文化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墨迹和心迹之间，发现延安文人的个性世界。延安文人不仅将政治文化引向新的境界，而且也将书法文化引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们的文化追求、文化创造对延安文艺即书法文化的贡献堪称巨大，其所创造的红色书法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和意义。
（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张宝贵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三条思路》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化的进程至今大致形成现代性、民族性与原创性三条思路，三条思路均出自于建构中国特色这个要点，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发展并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三条思路各有所重与所得，也各有所失，作者对此做出梳理。三条思路的确给人们带来了启发，或是让人们注意吸收西方先进的研究成果，或是从本土历史中推陈出新，或是根据当下中国的实际问题确立自己的原创点。然而，在三条思路的展开过程中也存在程度不同的立场模糊、研究出发点偏移以及创新基础定位不当等问题。由以上三条思路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的中国化，最重要的还是要站稳现实的立场，从中国的文艺实际需要出发考虑问题，应用“规范”和“描述”的哲学方法，处处以扎实的学理探究为依据，才能处理好借鉴、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才会让自己的特色立于坚固的基石而非虚浮的沙滩之上。建设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首先要对已有的范畴、命题做出“有效诠释”，既要结合不同时期的文艺创作实际，又要历史地把握其理路流向，在这方面要走的路还很长。王磊、杨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研究述略（2010—2012）》一文中，以知名学者的重要观点、成果为主要分析对象，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探索收获，以及近年的热点问题。他们在文章最后指出，像毛泽东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客观事实那样，认真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客观事实，并由此出发研究问题才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及其文化理论的根本出路。周平远、杜吉刚《从苏维埃文化到新民主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历史演进的内在理路与基本线索》一文，探寻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从“苏俄化”到“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内在理路和基本脉络。内在理路即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历史建构的基本策略：坚持政治意识形态艺术化、审美文化形态大众化、大众文化话语本土化、民间文化资源体制化；而基本脉络即分析了从苏区到延安的文艺形态发展脉络，主要表现为从苏区的“唱山歌”到延安的“扭秧歌”。
三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反思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相关，近些年，学界一直十分关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建构问题，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走向成熟的必然结果。本年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理论体系的反思和对重要文艺理论家及其理论贡献的总结上。面对新的社会话语语境和问题产生域，总结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设问题，具有重要而迫切的历史意义。
（一）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反思
谭好哲撰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边界、问题与方法——一个基于问题意识的历史反思和创新展望》认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必须首先着眼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边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中国问题”、推进思想创新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等一些大问题上。韩清玉则在《审美特性的凸显与人文精神的复归——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反思》一文中，将“审美特性的凸显”与“人文精神的复归”这两大特征作为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
赵凯、孙孝峰在《“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兼谈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一文中，在20世纪末“去政治化”倾向和21世纪以后“再政治化”两者的对比分析中，重释了“政治”的时代内涵，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给予了重新审视。王磊、杨娟在《马克思主义基础文艺理论研究状况述略（2010—2012）》一文中，从“文艺本质及其哲学本体问题”、“文艺价值观问题”、“文艺意识形态”、“文艺的人民性问题”及“艺术生产问题”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础文艺理论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刘旭光《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使命》一文，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使命在于：坚持自己的实践品格与价值立场，坚持社会批判的立场和以“劳动”为核心的价值观，为文艺重新树立在当代的理想，并且通过吸收诸种现代文艺理论不断拓展自己，深化自己。
（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要文论家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文论家及其重要理论贡献，也是学者们所关注的。李明军、熊元义在《毛泽东文艺思想诞生的标志》一文中，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位置，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总结和纠偏，在统一战线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文艺发展方向的三大方面，认识和总结毛泽东文艺思想诞生的历史经验。另外，熊元义在《论周扬文艺思想在当代的嬗变》一文中，概括了周扬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规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内容，要求把握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规律，发挥文艺的批判功能，社会主义文艺都应该具有自己民族的形式和特点。毛泽东对中国文艺发展的不同态度也促进了周扬文艺理论的调整。李江在《鲁迅的文艺思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形态》一文中，认为鲁迅的文艺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代表，他从行事方式、基本观点、理论形式上，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建构特点和历史发展特点。韩清玉《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当代文学理论形态的建构》一文，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关于文艺的大众化和人民主体性、超越自律/他律的理论潜质以及文艺的民族形式等几个重要方面，结合文艺基本原理和当下的文化艺术实践进行考察。作者认为当下中国建设实践中，经济建设与文化需要不协调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把人民作为文化的主体的地位忽视了，在于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大众化。
四 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再阐释
体系的建构基于对经典的科学的现代阐释，重读马恩文论，深入把握经典内涵，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必要基础和重要途径之一。在近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重读马克思经典时兴起来，而比较功利的目的在于试图从马恩著作中寻求度过资本主义危机的良方。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对此组织了一场学术探讨，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重读探索：李志雄的《情感与公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之维》一文，分析了常常被忽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批判维度——情感与公正，强调从精神实质而不是唯考据论地、非历史地研究马恩文论，颇具方法论的启示意义；金永兵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整体性》一文，结合马恩文论批评实践的具体问题探讨“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内在一致性，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长处；张冰的《马克思主义与介入美学》一文，挖掘了马克思与康德之间的亲缘关系，以介入美学视角考察马克思主义美学，发掘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性、先进性和革命性特质；卢铁澎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之异读歧见》一文，对掌握方式论争的难点与焦点——“实践—精神的”之不同阐释进行梳理，试图寻绎分歧因由。他认为，对马克思提出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内涵的看法，决定着对其他掌握方式的实质、特征的理解，成为关于掌握世界的方式问题争论的核心和“焦点”。
另外，丁国旗在《开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新维度——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解读与评价》一文中，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卢卡奇真正开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理论著作，“对卢卡奇本人后来的美学论著以及出自于该书的一系列其他美学理论是一个实用的导论”，该书中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后来都成为其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直接的理论资源。这正是选择《历史与阶级意识》来探讨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非它莫属的理由。陈士部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对美学、文艺学研究的启示》一文中，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及“历史科学”的概念，反复强调“历史的启示”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美学问题、文艺现象应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相应的社会现实和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去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历史的启示”等思想方法具有重大的当代价值，对于研究当前美学、文艺学的热点问题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汪正龙在《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的三重维度》一文中，认为马克思把具体的思想类型与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相结合，开辟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维度和社会学维度，也启迪了意识形态批判的美学或文学批评维度。作为一套激进的批判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意识形态批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它把社会关系主要归结为镜像关系，又有它的局限性。朱翠微、王福生《美的异化与艺术生产：马克思美学疏解》一文，认为马克思对美的问题的思考与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的实现密切相关。马克思美学的核心问题是，人现在还不是美的，但应该成为美的；他对于自然美、艺术生产的讨论都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进行的。朱寿兴在《“巴黎手稿”的思想内蕴探析与中国当代美学的一种构思》一文中，认为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既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著作，更是一部哲学著作。“巴黎手稿”对中国当代的美学建设也具有根本性的启示意义，能引发我们形成一些具有现实价值和深远意义的美学构想。尹庆红在《问题与反思—— 〈巴黎手稿〉的美学思想研究综述》一文中，认为《巴黎手稿》成为中国20世纪主要的美学问题的思想资源和理论价值导向。作者尤其强调了以往为我们所忽视的1949年前《巴黎手稿》的美学思想研究情况。
五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借鉴与反思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依然是当前马列文论研究的重点，国内外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重要文论流派及其文论的关注热度不减。
美国学者诺埃尔·卡罗尔在《英美世界的美学与马列主义美学的交汇》一文中的主要论题是，英美世界的美学可以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实践看到自身而获益良多。因为英语世界的美学有一种自无效（self-stultifying）的“唯美主义”倾向，对于这种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既可以提供一种诊断，又可以提供一种矫正。朱安·吉姆勒兹·安可在《论后现代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主体》一文中，深入考察了物质性主体的问题，认为也许历史无主体（大写的主体），而这有可能是因为，历史归根结底不只拥有一个确定的主体，而是至少拥有两个（小写的）：胜者与败者。
樊柯在《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生产论》一文中，向国内读者介绍了威廉斯文化社会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生产论。承认文化与文化生产的物质性，是威廉斯走向文化社会学的起点；他继而关注的是这些文化生产手段是如何导致了新兴社会关系的产生，而文化生产手段的发展本质上体现了文化生产力发展。作者在文章最后指出，威廉斯在把马克思主义生产范式应用于文化领域的时候，所关注的是文化生产的手段、条件和文化生产关系等外部因素，却忽略了考察文化生产对象的内容。李辉在《马尔库塞论消费文化与社会控制》一文中，介绍了马尔库塞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及对实现解放的探索：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文化成为新的社会控制形式，但艺术的“辩证”性质可以实现对人的解放。倪寿鹏在《重建总体性——刍议詹姆逊文化批判理论》一文中，紧扣理论思维和政治实践两大维度，从“为总体性正名”、“马克思主义诠释学”、“认知测绘美学”、“全球化及其抵抗策略”四个方面，对詹姆逊重建总体性的文化批判理论进行批判解读。文章认为，詹姆逊在总体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并有所发展，但他对“主体”等哲学范畴的理解，多少偏离马克思主义而近于后现代主义，这使他的文化批判理论最终陷入了悲观主义迷局。张旭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式概念》一文中，梳理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式观的四条脉络及其总体特征，认为对形式与内容的相互转换关系、形式的独立审美价值和认识论价值、形式作为幻象世界具有的疏离否定现实的社会学政治学意义、形式构造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的精到论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精神遗产。赵光慧、张杰《对话性阐释：政治与艺术之间——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的符号学阐释》一文，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当下社会各个领域的指导意义，并进一步表明，作品的政治性与艺术性并非相互矛盾，而是相互融合甚至是相互促进的。董希文《从革命的形式到文本科学的建立——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文本理论走向》一文，通过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理论，得出“法兰克福学派”更关心“革命的形式”，而其后以伊格尔顿为核心的诸理论家则更注重“文艺审美意识形态发生学原理”的结论，主张文本文化修辞研究将在21世纪成为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论发展的主流。郭玉越在《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的“认知绘图”式美学》一文中，认为文学与政治具有天然的关联性，但这种关联性却在西方文艺理论发展历史上一度被漠视，而詹姆逊的“认知绘图”式美学理论正是对文化与政治的这种关联性的有力印证。作者以此为切入点，着力论述“认知绘图”式美学的理论立足点和它试图解决的当代文化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第三世界文学的生存现状与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2年7月出版的《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1）》，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该刊围绕“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比较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论”两方面，集中发表了一批研究中西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比较对话，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论的影响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代表着目前国内学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促进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交流与沟通，以及构建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将发挥重要的价值与作用。
最后还要特别指出的是，由程正民、童庆炳二位先生主编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七卷本于2012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时间上涵盖一个世纪，空间上包括东西方七个国家，是一次从国别角度展现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历史的重要尝试，实际上也就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据了解，目前国内外尚无如此规模、如此视野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著名文艺理论家钱中文指出，“这套丛书应该就是对20世纪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就、问题的一个总体性的详尽描述，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总结，堪称一部20世纪全景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这样全面性的介绍、大规模的综合研究，在中国自然是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也更属首创”。本丛书的出版将使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一改死气沉沉的注释派和唯我独马派的文风，使得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真正活跃起来，促进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进一步中国化，从而显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独创性、中国气派和强大的生命力。
（执笔：丁国旗、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