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正式成立

一 宁汉合流与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的召开

（一）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

1927年4月18日，标志着蒋介石独裁统治初步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丁家桥原江苏省议会厅举行成立典礼。蒋介石、吴稚晖、张静江、胡汉民、柏文蔚、蒋作兵、蔡元培等人出席了典礼。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并选出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等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请汪精卫、谭延闿来南京行使职权。成立典礼上还举行了阅兵式。蒋介石、胡汉民等人在成立典礼上还发表了演讲，其演讲中肆意污蔑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竭力为其分裂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成立非法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行为辩护，要民众和北伐军士兵服从他们这些“革命领袖”的领导。

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后，立即发表了《国民政府宣言》，声称：

在此国民革命急速进展与民众热烈盼望国民革命完成之时期，政府谨遵总理遗志，接受多数同志之主张，依据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于4月18日在南京开始办公。南京地位在党务上、政治上、军事上、地理上均较武汉重要，定都以后，本政府所负领导国民革命与建设民国之责任愈益重大。

并宣布了“国民革命之方略”四条：“一曰使革命军愈与人民密切的结合；二曰造成廉洁之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之实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之利益并扶助其发展。”俨然以国民党中央和正统的国民政府自居，开始了其建立全国最高权力的进程。

（二）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合作

1．国民党各派之间的斗争与合作

国民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异常复杂。在政权方面，出现了以奉系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国民党内，存在着以南京为基地的蒋介石、以武汉为中心的汪精卫、以上海为据点的“西山会议派”的三个“中央党部”，通称宁、汉、沪三方。在军事方面，存在着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和白崇禧、阎锡山四大军事集团以及唐生智军事集团。上述这些复杂的形势中，主要以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为主，即宁、汉之争为主。

帝国主义对宁、汉之争有着不同的态度：日本希望蒋介石联合阎锡山、张作霖进攻汪精卫和冯玉祥；英、美则主张宁、汉实行联合以进攻张作霖。

武汉国民党中央以正统自居，提出要提高党权，统一军政、民政、财政、打破割据局面，因而采取一面反共、一面反蒋的立场，汪精卫声称在“夹攻中奋斗”。1927年7月17日，武汉军事委员会决定组织东征军分三路讨蒋。蒋介石不甘示弱，调兵遣将，准备迎战，双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处于宁、汉双方之外的冯玉祥和阎锡山，因受张作霖的军事威胁，力主宁、汉合作，尽快进行“北伐”，以便借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在当时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冯玉祥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因冯玉祥有陕、甘、宁三省的地盘和十几万军队。”1927年7月20日，冯玉祥向宁、汉发出调停通电，建议宁、汉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在开封召开各方领导人预备会议，解决各派国民党如何统一的问题。宁、汉双方虽不赞成在开封召开会议，但都表示同意冯玉祥的调停意见。8月3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联名致电冯玉祥，详述武汉国民党“清党”反共的经过，主张“南讨共贼，北伐奉鲁”。如宁方同意，“个人问题无关轻重”，但仍主张倒蒋。8月4日，冯玉祥电促宁方蒋介石速定合作大计。8月8日，宁方李宗仁等致电汪精卫，邀请其来南京商讨合作问题。8月10日，汪精卫复电表示赞同合作，但应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商议，并认为：“武汉之中央党部及政府，实为党国之最高机关，万不能以不慊于供职之个人之故，遂并机关而否认之。”仍坚持武汉国民党是“正统”的立场。

汪精卫在和宁方酝酿合流的同时，也抓紧与沪方西山会议派加强联系。1927年8月初，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由许崇智派代表到武汉和汪精卫会面，汪精卫在给沪方函件中提出：汉、沪双方召开预备会，商讨合作“统一”问题；由汉方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沪方的人参加工作。汪精卫仍坚持汉方是国民党“正统”的主张。西山会议派赞同双方召开会议协商，不赞同由武汉单方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的做法，并把沪、宁双方商谈合作的办法转告汪精卫，主要是双方中央合并；推举相同数量的委员组成筹备会，筹划召开国民党三大；在筹备过程中加强清党及改组各级党部，双方接洽派代表办理等。这些都说明，在宁、汉、沪三方合流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权力斗争。

2．国民党内部纷争中的蒋介石下野

在宁、汉、沪三方紧张谋划合流之时，蒋介石由于受到各方压力而处境十分孤立，并于1927年8月13日发表《告国人书》，宣布下野。蒋介石这时下野的原因在于：

（1）他和汉方存在着严重的利害冲突。如果他不下野，宁、汉就达不成最后协议，这使得他成为宁、汉合作的障碍。1927年8月9日，唐生智再次发出讨蒋通电，揭露蒋介石以军驭党，以党窃政，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等罪行。11日，又发出《为讨伐蒋中正告黄埔同学》电文，并任命程潜、何键为东征军左右两路军总指挥，沿江东进。蒋介石令桂系白崇禧率部迎击。由于此时宁方的桂系李宗仁也在谋求与汉方妥协，亦采取拥汪反蒋的态度，所以蒋介石的命令遭到白崇禧的拒绝。在各方反蒋呼声甚高的气氛下，蒋介石只好以下野来缓和一下气氛，他深知“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动，无不得最后之胜利也”。

（2）由于津浦前线失利。8月初，蒋介石在徐州以北被孙传芳部打败，蒋介石指责何应钦指挥不力，并亲自到徐州督战，结果失败更惨，孙传芳即向南京反攻。蒋介石为了挽回威信，处决了前敌总指挥王天培。这种诿过于人、功归于己的做法更加激起了所属将领的恐慌与不满。何应钦也乘机与桂系串通，使蒋介石更加遭到孤立。

（3）蒋介石上台虽然得到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但日本方面并不热情。所以，蒋介石下台后，立即东渡日本同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勾结。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偕张群等去日本，住在日本特务头子头山满的家中。随即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秘密谈判。田中义一提出：“在国际许可的范围以及日本权利不作其他牺牲的范围内，对你的事业不惜充分的援助。”蒋介石则表示：“日本有必要帮助我们的同志，早日完成革命，排除国民的误解，而如果能这样做，满、蒙问题也容易解决，排日运动会绝迹。”这就表明了蒋介石以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权益，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态度。

（三）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的召开

蒋介石的下野，使得宁方的实权落到早就想联汉反奉的桂系手中，从而促使南京和武汉方面迅速靠拢。1927年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南京。9月15日，宁、汉、沪三方代表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决定在南京“推出委员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之职权。从前特立之三党部，均不复行使职权”。并发表通告宣布中国国民党的统一现在已经完成。

1927年9月16日，宁、沪、汉三方合组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在旋即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党部组织案》《国民政府组织案》等，决定改组中央党部，设秘书处及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商民部、青年部、妇女部、海外部。改组国民政府，设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实业部、交通部及大学院与军事委员会。设置监察院。

1927年9月17日，特别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推定“丁惟汾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汪兆铭为常务委员。同时，推定新的军事委员67人，以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唐生智、杨树庄、李宗仁、李济琛、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程潜、朱培德等14人组成主席团；并任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孙科为财政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长、王宠惠为司法部长”。

1927年9月19日，特别委员会又召开第三次大会，决定：“①推定特委会常务委员汪精卫、蔡元培、谢持。秘书长叶楚怆。中央党部各部委员，组织部：汪兆铭、陈树人、谢持、王昆仑（等8人）。宣传部：戴传贤、顾孟余、胡汉民（等8人）。工人部：陈公博、居正（等4人）。农民部：甘乃光、陈果夫（等5人）。商民部：褚民谊、吴铁城、孙科（等5人）。青年部：傅汝霖、邹鲁（等4人）。②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或称政治会议），及其他政治分会一律取消。其职务属于党部者，仍由中央党部执行；属于政府者，仍由国民政府或省政府执行。各地政治分会，限于10月1日以前取消。③依据本会职权，业经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所有以前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指宁、汉、沪三中央党部及宁、汉两政府）应即合并。其所属各机关应即移交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统辖，由本分会令遵办。”

1927年9月20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产生的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南京举行就职礼，并在小营阅兵。同日，国民政府发表成立宣言，其要旨如下：“①继续‘北伐’。②力求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③‘肃清’共党。④建设‘革命’秩序，例行‘革命’纪律。⑤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并建设国家资本。⑥扫除文武官吏贪污腐败积习。”

这个宁、沪、汉三派合一的特别委员会是在“继续清共”的共同目标下拼凑成立的，但只是形式上的“一”，而未实质上的“统”。不久，“合作”就为新的分裂所替代。

二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与联合北伐

（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1．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的背景

国民党特别委员会成立后，由李宗仁为首的桂系掌握了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实权，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完全剥夺了汪精卫的权力。汪精卫对此十分不满，于是重返武汉，与唐生智一起成立了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的特别委员会抗衡。宁、汉合作再次转变为宁、汉对峙。李宗仁打着“中央”的旗号，派兵西征讨伐唐生智。唐军失败后，桂系势力又扩张到了两湖地区。不久，汪精卫应邀到了广州，与李济深、张发奎联合，召集在粤的中央执委开会，公开树起了“国民党中央”的旗帜，与特别委员会分庭抗礼。宁、汉对峙又转变为宁、粤对峙。

蒋介石下野后，出访了日本，以承认日本对中国东北有“特殊利益”为条件，换取了日本的支持；又以保障美国在华利益为条件，取得了美国的支持。1927年11月10日，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发现桂系势力的膨胀对他极为不利，于是又策划“联汪制桂”来搞垮特别委员会。汪精卫也企图“依蒋制桂”。冯玉祥、阎锡山为了“联蒋倒奉”，也极力促蒋复职。桂系也采取了“拥蒋反汪”策略，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在同年12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接受了汪精卫的提议，决定蒋介石复职。蒋介石一上台，就使用各种手段，先迫使桂系取消特别委员会，继而排斥了西山会议派，进一步逼迫汪精卫和胡汉民出国流亡。

2．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内容

国民党第二届第四次中央全会于1928年2月2日开幕，会议由蒋介石主持。蒋介石在会议开幕词中竭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声言“对于共产党的势力须要有坚确的决心，根本上来铲除消灭。”“我们不仅反对他的主义，而且要反对他的理论与方法。”“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务要铲除净尽，不许留在本党。”由戴季陶起草的《全会宣言》中，也与蒋介石一唱一和，一面高谈“确实遵守总理之遗教，以努力于革命的建国事业之完成”，一面否定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力主“从组织上与理论上绝对肃清共产党与共产主义”。①

全会由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常务委员联席审查宁、汉双方的决议案，审查的原则为：“①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②凡因反共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会议通过了《整理各地党务案》《改组中央党部案》《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制止共产党阴谋案》等，其主要内容有：

（1）整理党务。在《开除停职中央执行委员案》中，决定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党籍的有：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及已故的李大钊、朱季恂；停止徐谦的职务。被开除候补中委及党籍的有：毛泽东、许甦魂、夏曦、韩麟符、董用威、屈武、邓颖超、邓演达及已故的路友于。被停止职务的有陈其瑗。在《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中规定：

①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听候中央派人整理。②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在登记期间停止征求党员。③曾经加入本党以外之政治团体者，须切实声明与该团体脱离关系。④在整理期间，党务指导委员会代行该地执行委员会职权。

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一方面是为了打击共产党；另一方面是为了在国民党内排斥异己，削弱其他派系的力量。

（2）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第一，决定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训练三部和民众训练委员会。并以易受共产党利用为借口，取消原中央党部设立的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五个部。第二，决定“中央政治会议及各地方分会，可仍存在，候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专理政治，不兼管党务”。这就大大缩小了政治分会的权力。第三，决定设立广州政治分会，以李济深为主席，辖粤、桂两省。武汉政治分会，以李宗仁为主席，辖湘、鄂两地。开封政治分会，以冯玉祥为主席，辖豫、陕、甘三省。除了这四个有实力和地盘的军阀外，其他地区分会概由中央直接领导和处理。第四，决定中委及递补中委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选，其主要有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宋子文、孙科等36人；候补中委有谬斌、吴铁城、陈肇英3人；中央监察委员有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邓泽如、陈碧君等12人；候补监委有李宗仁、郭春涛、李福林、潘云超4人。第五，决定设中央常委9人，这次会议之推举5人（即蒋介石、谭延闿、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其余4名待胡汉民、汪精卫等回国后补选。全会闭幕后，由常委会通过，蒋介石任组织部长，戴季陶任宣传部长，丁惟汾任训练部长。3月7日，又推举蒋介石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3）改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条例》共11条，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国民政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推定其中5人至7人为常务委员，于常务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这些条例充分体现了国民党政权一党专制的性质。据此，会议推举谭延闿、蒋介石、林森、冯玉祥等49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谭延闿、蔡元培、张静江、于右任、李烈钧5人为常委；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会议通过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11条，《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组织大纲》5条。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军政最高机关”，“国民政府为图战时军令之统一，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凡属于国民革命军之陆、海、空各军，均归其节制指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得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些条例，为蒋介石实行军事独裁确定了体制。会议推举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等73人为军委会委员；并指定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程潜、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谭延闿等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委，指定蒋介石为军委会主席。

经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国民党内部各派实现了暂时的妥协和统一。在内容上，则全面篡改了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彻底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此时的国民党已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了，其已成为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集团的反动政党。而蒋介石则通过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再一次地把党政军大权揽于一身，为其专制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因此这次会议是国民党全面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和重新加强蒋介石个人权力的一次会议。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联合北伐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仍然把持着北京政府，从而形成了南北新旧军阀对立的局面。1928年4月，在美国的支持下，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4个派系联合组建的国民党军队（分别编为第一、二、三、四集团军）继续进行北伐，主攻奉系张作霖盘踞的华北。其性质是国民党新军阀为统一全国而进行的对旧军阀的战争。

由于奉系军阀部队的腐败，北伐军迅速攻占了济南和北京外围各地。6月，冯玉祥、阎锡山等人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和平占领天津，奉系军阀全线崩溃，退出关外。张作霖仓皇弃守北京，逃往关外，被日本关东军预谋炸死。至此，虽还有东北和新疆的易帜问题有待解决，但国民党大体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接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面对家仇国恨，他拒绝日本的迫降；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对东北采取“和平解决之方略”；美国也在其中进行调解。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宣布拥护蒋介石，“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也宣告彻底结束。此外，新疆督办杨增新、热河汤玉麟也先后归附于南京国民政府。至此，全国“统一”。

三 南京国民政府的巩固

（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内部纷争

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实现了“统一”，但只不过是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所能控制的地盘十分有限，很大一部分地区依旧被冯、阎、桂系所占据，这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设法削弱冯、阎、桂三派的势力，并为此在1929年1月召开了全国军队编遣会议，宣布裁军。企图通过裁军压缩和削弱冯、阎、桂三派的军队数量，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准备撤销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政治分会，进一步将军政大权收归己有。这自然引起了冯、阎、桂各派的极大不满。由于这四派之间终因分歧太大而始终无法达成协议，于是蒋介石便诉诸武力，从而导致了国民党新军阀各派间混战的局面。

蒋介石首先把矛头对准桂系。1929年3月25日，他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讨伐桂系。4月，桂系失败，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通电下野。5月，冯玉祥系各将领通电反蒋，并拥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5月22日，蒋介石下令讨冯。他先用给以重金、许愿高官等手段收买了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和石友三，再以封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和答应每月拨款680万银圆为条件，要阎锡山在蒋介石进攻冯玉祥时不要援助冯玉祥军。蒋介石在一切安排就绪后便调集军队进攻冯玉祥军。冯玉祥军由于兵力损失较大，又处于孤立无援状态，不得不于11月失败后退回山西。9月底，汪精卫回国，打起国民党第二中央旗号，力主打倒蒋介石。11月，粤系张发奎和广西俞作柏联合组成“护党救国军”。李宗仁、白崇禧即联合张发奎的“护党救国军”进攻广州。12月，张、桂联军为蒋军所败。与此同时，唐生智与石友三联合，参加“护党救国军”，举兵拥护汪精卫反对蒋介石。1930年1月，唐生智失败，石友三重新投靠蒋介石。

蒋介石把桂系、冯玉祥、唐生智各派打败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阎锡山。阎锡山本人也很清楚这一点。1930年1月，阎锡山联合桂系、张发奎和冯玉祥共同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从而形成了反蒋各派的大联合。反蒋派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蒋介石下令讨伐阎锡山与冯玉祥。5月初，一场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正式开始，双方投入的兵力达百万以上。战场东起山东、西到湖北襄樊、南至长沙、北迄山西。

战争的初期，蒋介石的军队屡屡失利。但是在关键时刻，阎军与冯军不能很好地配合，张学良又被蒋介石收买并出兵攻占天津和北平，这就使得已经溃乱的蒋军稳定下来，并进行反攻。阎军与冯军节节败退，阎锡山被迫退回山西，冯玉祥由于全军覆没被迫宣告下野。至此，这场以打倒蒋介石为目标的中原大战结束。

经过蒋桂战争、蒋冯战争、第二次蒋桂战争、蒋唐战争以及中原大战，蒋介石打败了冯、阎、桂各派，取得了显著的优势。这样，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并且巩固起来。

（二）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建立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内大力推行法西斯独裁专制，强化反动国家机器，对全国人民进行残酷统治和疯狂镇压。1928年，北伐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国民党随即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1931年5月5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第一次临时全会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之”。这些规定表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所谓“训政”，其实质在于完全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在国家机构和政治生活中实行国民党独裁的一党专政。

1．庞大军事武装力量的支撑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为了维护其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和法西斯独裁统治，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下，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装备先进的正规军，这是一支以黄埔军校（学生任军官）为骨干的中国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军队。根据1929年3月国民党官方材料统计，全国军队总人数在200万以上。1932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编制的军队为48个军，从而形成了国民党中央军。除了正规军外，国民党还建立了一支规模很大、遍及全国的“保安团”。仅据8个省的统计，到1934年，“保安团”的人数就达到1700万。广大人民被置于国民党武装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之下。

2．全国特务系统的建立

为了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剪除异己，加强对国民党党内、军内的控制，维护和巩固其独裁统治，蒋介石建立了绝对忠于自己的两大特务组织系统：一个是中统特务系统；另一个是军统特务系统。

“中统”的前身是“浙江革命同志会”，原系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组织。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于1929年11月指使陈氏兄弟把“浙江革命同志会”扩大改组，成立“中央俱乐部”（简称C. C），该部内设有专门的特务机构，全名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其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领导。“中统”势力渗透到国民党各级党部、政府机关、文教部门、经济机构以及群众团体之中，形成了一个无孔不入的特务网。

“军统”是以黄埔军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1932年3月，蒋介石指使贺衷寒、戴笠、康泽等人，以黄埔军人为骨干，成立“中华复兴社”，蒋自任社长。不久，在复兴社内部又成立了更为秘密的内层组织“力行社”，同时成立外围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复兴社”设有特务处和别动队，专门从事特务活动。这个特务组织全称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领导。其主要活动范围是在国民党军事系统内部。

上述两个特务系统各自独立，自成体系，相互制约，既承袭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统治办法，又使用了当代德、意、日法西斯分子的杀人技术和各种恐怖手段，并且都只效忠于蒋介石，构成了当时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特务政治独立于法统之外，奉行法外之法。它们压迫甚至残酷杀害共产党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残酷地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控制国民党和军队，在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蒋介石统治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严密保甲制度的推行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为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加强对基层民众的控制，决定重新实行已被废除20多年的、具有浓厚地方封建性的保甲制度。1932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第一次提出实行保甲制度。开始时，只是在革命根据地的周边地区建立保甲组织，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连坐法。到1934年后，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并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推行。南京国民政府企图通过保甲制度，严密控制、加紧压榨人民，“围剿”革命队伍，镇压革命活动，实行恐怖统治，稳定反动秩序。

4．文化专制主义的盛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出于“一党专政”的集权政治需要，国民党及其政权倾其所能，对新闻出版界严加控制。不仅把中国古代的“文字狱”手法运用得娴熟自如，而且还在“训政”“法治”的旗帜下，把因言治罪和非法律手段的技巧锤炼得炉火纯青，以巩固其在新闻舆论界的主导地位。1929年3月21日，由国民党三大通过并由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中规定，“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公然将一党主义的思想禁锢强加于亿万民众。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出版法》，进一步剥夺了进步文化的出版自由，并查禁一切宣传共产主义、批评南京国民政府、要求民主和抗日的书报杂志。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其颁布的《民众读物改进方案》中更是明确指出，思想必须一元化，所有民众读物，都只能把三民主义作为唯一的出发点，而绝对不允许有其他思想存在的空间。这种“思想统治”的意识，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思想钳制的根本精神。此外，南京国民政府还以武力强行解散许多进步文化团体，捕杀进步文化工作者，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厉行文化专制主义。

（三）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农民状况

封建地主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另一个主要支柱。许多地主本身就是国民党的军政官吏，而许多官吏成为新兴的地主。据江苏省民政厅1928年至1934年间的统计，“该省拥有1000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共374个，其中有77个是国民党的官吏。1931年，在无锡被调查的104个村长中，91.3%为地主，7.7%为富农”。这种状况，决定了南京国民政府必然要维护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和地租剥削制度。据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年在无锡所作20个村1035户土地占有情况的调查，“地主占总户数的5.7%，占有土地总数的47.3%；富农占总户数的5.6%，占有土地总数的17.7%；而占总户数88.7%的中农、贫农和雇农，仅占有土地总数的35%”。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宣布过要实行“二五减租”，1930年6月公布的《土地法》也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但地租从未因此而有所减少，有些地方甚至还不断增加。如广东省，从1929年到1934年，租额普遍增加了20%。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生产萎缩，经济凋敝，天灾人祸有增无已。据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记载：“1928年，全国有1093个县受灾，灾民达7000万人以上；1930年，受灾县517个，灾民达2100万人以上。从1928年到1930年，全国因受灾而死亡的人数达1000万。1931年又发生严重水灾，湘、皖、鄂、豫、苏、赣等16个省的灾民至少在5000万人以上。”广大农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生活极为痛苦。

（四）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背景

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奉张之后，国民党内部各实力派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对蒋介石是一个直接威胁。为了削弱各派实力，蒋介石于1928年7月6日和11日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和南京汤山先后抛出了《军事善后案》和《军事整理案》两个文件，提出了裁军的主张。其内容主要有：取消各集团军的总司令；在全国成立编遣委员会；把全国各派的军队整编为50个到60个师；多余的军队人员遣散回家，多余的军官出洋考察等。蒋介石的“削藩”政策，遭到各实力派的坚决反对。1928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虽然通过了《军事整理案》，并且强调“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全国军队数量，必须于最短期间切实收缩”。但由于触及到各实力派的根本利益，因此这些决议仍然未能实行。于是蒋介石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提出召开全国编遣会议的主张，限定6个月内完成编遣任务。在1929年1月1日召开的编遣会议上，蒋介石诱使冯玉祥、阎锡山等先提出自己的意见。冯、阎的裁军意见提出后，受到各实力派的坚决反对。在与会者激烈争吵，各不相让的时候，蒋介石却以“公正”的面貌出现，作出了最后的决定。这就是在全国设立8个编遣区；全国成立编遣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委员长；全国从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一切军队的调动权力统归中央，各派军队无权自由调动，也无权任免军官；所有军队原地不动等待编遣等。于是各实力派又起来抵制蒋介石的裁军计划。为此蒋介石积极呼吁召开国民党三大，企图动用党权来压制各派接受自己的意见。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血腥镇压和武力监视的情况下召开的，会前蒋介石除采取各种手段标榜自己效忠于孙中山之外，还采取派党务指导员到各地整顿国民党组织，重新进行党员登记的办法，以进一步肃清异己实力。特别是蒋介石采取的圈定和指派出席三大代表的做法，引起了国民党内各派的强烈不满，并组织了一系列抵制活动。1928年11月2日，南京特别市党务委员会宣布全体辞职，以示抗议。12月22日，北平市党部也提出抗议。其他省党部和党员还酝酿游行示威，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行径。国民党改组派在大会前夕，组织和发起了“三一四”大游行示威活动。汪精卫、陈公博等13位国民党名人在联合发表的《关于最近党务之宣言》中，揭露了蒋介石包办指定和圈定代表名额的办法。中央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一些教员和学生在南京夫子庙贡院召开抗议大会。但这些活动无一不遭到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和血腥镇压。最后，出席此次代表大会的共有代表406人，其中蒋介石指定者211人，选举委员会圈定者122人，由党员选出者仅73人。

2．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内容

国民党三大于1929年3月15日召开。胡汉民在开幕词中声称：“总理给我们的遗教，关于党的，关于政的，已非常完全，而且事实上都已条理毕具。我们只要去奉行，只要摸着纲领，遵循着做，不要在总理所给的遗教之外，自己再有什么创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会议“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

会上蒋介石作了党务报告，何应钦作了军事报告，谭延闿作了中央政治报告，陈果夫作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会议除了通过这些报告之外，还作出了如下决议：“①追认中央执行委员会172次常务委员会通过的‘训政纲领’，作为训政时期的政治标准。②确立地方自治方略及程序，以立政治建设之基础。③追认并确立国军编遣委员会编遣程序大纲为国民政府整军之纲领，并切实实行。④确立训政时期的物质建设实施程度及经费。⑤追认二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中央委员因共党关系开除党籍及停止职权并依次递补。⑥因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叛党集团’，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⑦因汪精卫等迹近‘纵袒弄兵’酿成广州‘共变’，所以决定将陈公博、甘乃光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3年，汪精卫由大会予以书面警告。⑧追认二届五中全会关于停止程潜职权的决议案。⑨追认中执委97次常委会关于恢复因反共而被开除党籍的西山会议派林森等10人的党籍的决议案。⑩通过了修改后的党的章程，并选举了以蒋介石为首的36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吴敬恒等11人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等。”

大会任命蒋介石的亲信陈果夫为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为中央秘书长，叶楚怆为宣传部长，戴季陶为训练部长，从而使国民党中央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蒋介石手中。会议为了突出蒋介石，不但何应钦作的军事报告和谭延闿作的政治报告中大力宣传蒋介石的“功绩”，而且大会于3月21日通过了一项《奖慰蒋中正同志案》，第一次把蒋介石称为全党的“最高领袖”，这就为蒋介石建立独裁统治奠定了舆论基础。

国民党三大确定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的根本大法，并以此代替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就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大会强调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由国民党独负全责，并对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必要时加以限制，这就标志着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的开始。大会通过的恢复西山会议派的党籍和开除李宗仁等人的党籍等一系列议案，也标志着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五）南京国民政府的实质

南京国民政府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统一的中央政府，是中华民国的最高行政机关，但其建立后由于抛弃了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因此与北洋军阀的统治一样，依然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全国工农平民，以至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得到丝毫政治、经济上的解放，受到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比以前更加厉害。中国并没有因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而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缓解，反而更加尖锐。

从政权支柱上看：买办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柱。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依靠江浙财阀的势力建立起来的。以买办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江浙财阀，先是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继而以捐款、贷款和承购公债等方式，帮助这个政权巩固其统治地位。所以，在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建立后，处处维护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个主要支柱则是封建地主阶级。许多地主本身就是或者陆续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官吏，而许多军政官吏又通过巧取豪夺而成为新兴地主。

从经济基础上看：南京国民政府把建立和垄断金融机构作为主要手段，对全国的经济命脉进行控制。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中央银行，给予它经营国库、发行兑换券、铸造国币、经营内外债等特权，使之在金融界占有绝对的优势。其后，又成立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并通过强行修改条例、加入官股、强行改组等措施，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当时中国最大的银行，以及各地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二等银行。此外，还把中华邮政储蓄银行汇业局改组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并加以控制。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垄断了工、商、贸，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资源委员会”，垄断了全国的资源和重要工矿业，操纵了铝、锑、镉等物质的生产和经营。同时又成立了“贸易委员会”，垄断了全国国货和洋货的买卖。控制了对丝、茶、烟、桐油、猪鬃等物资的统购统销。垄断了全国的农业、交通运输业、电影业、新闻广播和出版业等。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反动统治确立后，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凭借其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巧取豪夺，聚敛财富，最终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和陈果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地主阶级结合在一起，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不仅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而且代表着现代旧中国的生产关系，并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 中间派别寻求中国出路的主张及其活动

1927年的国民革命失败以后，由于蒋介石独裁政府实行的黑暗统治，从而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使得阶级矛盾开始尖锐化。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中的改良分子，选择了国共两党之外的道路，形成了中间势力。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间势力主要有改组派（即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人权派、乡村建设派、中国托派、第三党等。

（一）改组派

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已经宣布建立了“统一”政权，但国民党内部各派却因争权夺利而矛盾加剧，改组派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改组派是以改组国民党为目的、标榜既反对蒋介石又反对共产党的一个政治派别。其存在于1928年5月至1931年1月期间，是国民党内蒋介石和汪精卫争权夺利的产物。主要代表人物是汪精卫、陈公博等反动投机政客。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各派系在近两年半的政治、军事搏斗中达到了暂时的妥协，然而汪精卫在与蒋介石的权力角逐中屡遭失败，这种局面汪派当然不能接受。作为汪派重要人物之一的陈公博发表了《国民革命之危机和我们的错误》及《国民党代表的是什么》，其中提出了“国民党的改组”问题，得到了蒋介石派内部一些不满分子及一些没有强硬靠山的国民党分子的赞同。汪派分子陈公博、顾孟余、潘云超、王乐平、王法勤、朱霁青等，便以“改组国民党”为旗帜，以“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精神”为号召，策划反蒋活动，并于1928年冬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即改组派。设由陈公博负责的总部，下设三个部：总务部由王洁勤、潘云超负责；组织部由王乐平、朱霁青负责；宣传部由陈公博和顾孟余负责。

改组派在正式打出“改组”旗号之后，宣布“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是“复活革命的国民党”的根本所在。他们利用国民党的各地组织进行发展工作，吸收一批被国民党开除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入会。到1929年上半年，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相当部分省区建立起地方组织，最多时人数约为一万人。他们通过其刊物和一些成员先后曾发表过“宣言”“谈话”一类的东西，表达了他们的核心政治主张是改组国民党，基本内容有：恢复工、农、商的民众运动；提高党权、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腐化势力”、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恶化势力”；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以国民党为中心，建立“三民主义的东方国际”，使国民党成为一个“重新整饬担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大本营”。他们曾先后出版过《革命评论》《民意》《民众先锋》《革命前路》等刊物，也发动过数次反蒋斗争和一些军事投机活动。

改组派把自己标榜为孙中山的“嫡传”，以反蒋反共为旗号招摇撞骗，迎合了当时既不满蒋介石反动统治，要求改革政治，又不赞成共产党革命的一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在当时社会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与此同时，这种内耗也从整体上削弱了国民党力量，因而在客观上也为当时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条件。

然而改组派的实质还是属于国民党中的另一个政治集团。他们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主张改组国民党，森严党纪，严密组织，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等，其目的无非是要与蒋介石集团争夺对国民党军政大权的控制。由于其内部的矛盾纷争，更因为在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因此改组派在国民党内部很快消亡。1931年1月，汪精卫宣布解散改组派。

（二）人权派

人权派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活跃在中国政治思想舞台上的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以“人权”为旗帜，以《新月》月刊为主要舆论阵地，公开地、大胆地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保障人权、制定宪法、实行民主政治的要求，掀起了保障“人权运动”，故称之为人权派。由于他们多为新月社成员，所以也有人称之为新月人权派。人权派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正式、成文的纲领和章程。他们人数不多，活动时间也不长（1929年4月至1931年8月），但其政治思想和主张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反映出当时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意识的急剧增长。

人权派出现的原因在于：（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人权派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2）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崇拜和追求。人权派成员多数曾留学欧美，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物质文明乃至生活方式都非常崇拜和向往，希望能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3）随着南京国民政府专制独裁统治的不断加强，不仅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财产和民主权利没有保障，连附和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也没有得到什么实惠。于是，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开始掀起“人权运动”。

人权派在《新月》月刊上相继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人权与约法”的讨论》《论人权》《论中国的共产》等文章，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权派的政治主张。其内容主要有：

首先，揭露了南京国民政府侵犯人权的行径，提出了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观点。人权派对南京国民政府侵犯人权的行径非常气愤和不满，并对此进行了大胆地揭露和批判。胡适的《人权与约法》一文尖锐地指出：

在这个人人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命令所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而不曾提及政府机关。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如今日言论出版自由之受干涉，如今日各地私人财产之被没收，如今日各地电气工业之被没收，都是以政府机关的名义执行的。这一方面完全没有给人民什么保障。……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

其次，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制定宪法，实行民主政治。罗隆基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党天天拿民主政权来训导我们小百姓，同时又拿专制独裁来做政治上的榜样。天天要小百姓看民治的标语，喊民权的口号，同时又要我们受专制独裁统治。”他郑重声明：“我们是极端的反对独裁制度的，我们极端反对一人，或一党，或一阶级的独裁。”

最后，否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对象，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人权派极力反对暴力革命，污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是在“制造内乱”，“煽动盲动残忍”，“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断言：“假使共产党继续蔓延下去，既不能完全的成功，又不能立刻的消灭，在国共两党军事相持的局面下，于是私产更为破坏，民生更难维持。兵事愈多，人民愈穷，人民愈穷，土匪愈起，土匪愈起，社会愈乱，社会愈乱，人民更穷，穷、乱、乱、穷，成为绝无休止的循环圈。”

人权派由于对中国社会认识的片面性和肤浅性，所以他们大肆宣扬社会的“和平演进”，以阶级调和论抹杀暴力革命的必要性。由于他们没有认清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动本质，所以不仅不主张从根本上推翻它，反而还向其献媚。从这个角度来讲，人权派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附庸。与此同时，虽然人权派的政治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但其毕竟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他们要求实行“民治”“人权”的言行，往往又使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正因为如此，“人权运动”才遭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无情镇压，人权派成员几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总之，由于人权派根本不懂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无论如何不会向资产阶级作出让步，又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力量的十分软弱，远不具备葬送独裁政府和封建专制制度的雄才大略。因此，人权派心目中的美好政治蓝图只能是一种幻想。

（三）乡村建设派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严重地动摇着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经济也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榨下濒临破产的边缘。怎样解决农村问题成了举国瞩目的问题。于是，一些关心农村问题的社会团体和政治派别，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进行实验，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找出一条解决农村问题以至整个社会问题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在“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的喊叫声中，梁漱溟等人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试图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

乡村建设派的政治主张萌芽于1922年，形成于1926年冬，成熟于1928年，其内容主要反映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乡村建设派的具体主张有：（1）建立政治和教育合一的乡农学校，同时推行“新乡约”，建立“乡村自卫组织”，举办供销、信用等合作社，推行农业技术的改进措施。（2）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和精神上“调和持中”的社会，中国的问题只是“文化失调”，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应从乡村建设入手，然后扩及整个社会，恢复中国儒家伦理。（3）认为中国是个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的社会，主张从事以恢复法制礼俗和维持社会秩序为任务的乡村建设运动，避免武力。（4）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而是由于农民的“愚、贫、弱、私”造成的。主张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贫”，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

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运动，从1931年正式开始至1937年，共历时六年多时间，抗战爆发后即行停止，以后也未继续进行，实际上是走向了失败。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1）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在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乡村建设派却要把早已腐朽不堪的封建伦理道德搬出来，并通过所谓乡村建设运动，企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使之重新成为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统治理论，这显然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不得人心的。（2）违背了政治斗争现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兴起的历史阶段，夹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国共两党之间，仅仅企图用国共双方都不认可的改良办法来改变现存的政治统治制度，最后只能落到“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悲凉结局。

（四）中国托派

国民革命中，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发生了分歧，但这种分歧仍属于党内正常的争论。由于联共（布）将这种分歧错误地扩大化，并由于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最终胜出，所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并被驱逐出苏联。那些拥护和追随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也都被开除党籍和团籍，并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中国。这些留学生被遣送回国后，由于政见与遭遇相同，他们私底下便开始酝酿成立托派组织。

1928年12月，这些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名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1929年4月，“全国总干事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我们的话》，因此这一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1930年1月1日，由“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和其他托派成员又分别成立了托派的另外两个组织——由刘仁静牵头组织的“十月社”，以及1930年夏由赵济等人组织的“战斗社”，加上1929年9月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这样在中国一共就有了四个托派组织。到1931年5月“中国托派”统一前后，党员约有500名。

中国托派成员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种：（1）托洛茨基的坚定追随者。这些人多从莫斯科被遣送回国，深受托洛茨基的影响，如彭述之、王文元、尹宽、郑超麟等。（2）投机者，如梁十乔、刘仁静等。由于梁十乔是托派留学生中唯一受到托洛茨基接见的人，因此他处处以托派“领袖”自居。（3）受陈独秀影响者。他们由于不满当时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领导，于是带着投机心理参加了托派组织。如马玉夫等人。（4）陈独秀本人。陈独秀之所以投入托派组织的原因在于：一是他与托洛茨基都曾怀疑和指责共产国际对国民革命的指导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错误（这是正确的）。二是因为在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不公平处理后，托洛茨基曾表扬和肯定了他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做法，并认为他不是机会主义者。对此，陈独秀十分感动，并在感情上倒向了托派。

1929年11月15日陈独秀被开除党籍。1931年5月1日，在陈独秀的号召下，四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后的托派组织中央，陈独秀为总书记。

中国托派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主要有：（1）关于国民革命的失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他们把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全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的领导”，从而完全否定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全部理论和实践（这其中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2）关于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社会矛盾问题。他们否认当时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其目的是为了反对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从而为他们的取消主义制造根据。（3）关于国民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问题。他们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一直“向下落”，形成了取消主义的“低潮观”，及由此而引出的所谓“波间过渡”论。另外，他们在“国民会议”“中国红军”“党内民主”等问题上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右倾错误观点。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托派出于其一贯的极左思维，坚守“教派精神”的立场，抨击国共两党欲进行合作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探讨性做法，因此受到国共两党的严厉批评和打击。

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叛徒的出卖，陈独秀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他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失去了陈独秀的影响，中国托派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部分人病死狱中，一部分人投靠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有一部分人为了生存而流落社会，只有极少数成员还勉强挣扎着进行托派事业。

1948年9月，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产生了以彭述之为书记的中央机构。不久彭述之等逃至香港。以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于1949年4月宣布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举王文元为书记，郑超麟等为中央委员，党员100余人，不久该派也将机关迁往香港。至此，中国托派在政治上已无影响。

总之，中国托派是国民革命失败及共产国际六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产物。他们以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自诩，完全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成僵死的教条抱住不放，推行一条战略上极左、策略上极右的路线，其结果必然是到处碰壁并最终走向失败。

（五）第三党

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动独裁统治，中共党人开始了工农武装暴动，推进土地革命的进程。而当时的资产阶级则处于观望状态。第三党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第三党是由一部分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组建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又称中华革命党，其代表人物为邓演达和宋庆龄。

1．第三党的基本政治主张

在对当时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上。（1）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第三党认为中国社会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认为“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的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时代”。（2）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阶级及现阶段任务的认识。第三党认为当时中国有两个阶级：一个是在帝国主义支配下的新旧军阀和封建资产阶级、豪绅地主联合的反动统治阶级；另一个是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无法维持生活的革命阶级。前者是革命的对象，后者是革命的动力。（3）对当时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第三党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向着“社会主义”前进。他们认为如果从经济上来考察，“中国的社会经济现时主要的还停滞在封建残余及前资本主义的阶段”。如果从阶级力量对比上来考察，则“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是暗昧的”，而大多数的平民阶级特别是农工阶级则“十二分的需要解放的斗争”。所以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国家资本主义”，为达到社会主义铺平道路。

在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扬弃上。第三党始终坚持新三民主义的原则，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了扬弃：（1）在民族问题上，第三党认为一定要联合以平等待我的革命势力及民族，而排斥及抵抗不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呼吁建立“反帝国主义的联盟”。（2）在民权问题上，第三党承认阶级斗争和人民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阶级斗争的事实，自从人类社会发生了阶级以后，即已存在”。这种思想是对孙中山英雄史观的扬弃。（3）在民生问题上，第三党制定了详细的对内对外经济政策，并规划了运用过渡期的经济政策，建立国家资本主义，进行大规模国营工业建设，为进入社会主义奠定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宏伟计划。

2．第三党的历史作用

第三党的活动揭露和威胁到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舆论宣传上，第三党以《突击》《灯塔》等周刊作为宣传阵地，向失去了革命本质的封建集团宣战。在军事上，该党与蒋介石嫡系军队如十八路军军长陈诚、陈铭枢所部，十九路军及其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分校代教育长胡伯翰以及邵子举、杨虎城、冯玉祥等都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在上海举办干部训练班，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分化和瓦解了蒋介石的军队实力，动摇了其统治基础。

另外，第三党的革命活动，在客观上支持了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当时中共正处于国民党的数次“围剿”之中，处境十分困难。第三党的活动无疑为中共反“围剿”的胜利提供了声援，更重要的是给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增加了一支可以联合的革命力量。

3．第三党的性质

就其反映的阶级利益和意志来说，由于第三党实质上是代表着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所以难免有其阶级的局限性。

（1）第三党不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认识中国的阶级问题。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对象、革命任务等问题的分析和认识基本上是比较正确的，但对阶级构成问题的分析上却是自相矛盾的。他们虽然较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但却不能正确地划分阶级，而是把各阶级拼凑在一起。这就决定了该党不能制定出一个正确的代表其阶级意志的纲领，注定了其实行的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经过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失败。

（2）第三党不能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只能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客观条件还没有具备，并且认为中共及其代表的无产阶级“依其数量和质量，也只可在广大的革命群众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不能单独的、自树一帜的领导中国革命”。认为只有第三党领导的平民革命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这就否定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3）第三党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彻底地进行土地革命，彻底地铲除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关系。第三党虽然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只有进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但由于其阶级本身的妥协性，只是制定了以“耕者有其田”作为其“土地国有”政策的过渡。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农村的封建剥削关系，彻底解决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关系，这就注定了他们所设想的土地革命只能是幻想。

总之，第三党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虽有其偏激性的一面，但是也有其正确的、革命性的一面。而且纵观第三党在创建以来的政治活动中，他们始终坚持革命立场，对中国的前途命运进行积极探索，并坚定地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斗争。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间势力参加反蒋阵营，而且在客观上也声援了中共，从而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