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转折点

一 共产国际与中共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一）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联系的加强

1930年到1931年间，随着全国各地苏维埃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共产国际开始日益重视中国苏维埃运动，但是共产国际却看不起远离中心城市的小块苏区，而是要求苏区更加集中，由小块变大块，由远离中心城市到接近中心城市，以便使之成为“武装保卫苏联”的强大力量。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决定“坚决地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建立湘鄂赣整片的苏区，并建立起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央苏区的命名即由此而来。

国民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国际一直和上海中共中央（驻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此时共产国际建立整片中央苏区，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任务，也必须通过上海中共中央，来建立与密切同中央苏区的联系。

密切上海中共中央同中央苏区联系的一个重要步骤则是在瑞金建立中央局。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成立。在1月31日的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报告说，已经“建立了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这就极大地密切了上海中共中央同中央苏区的联系。在此期间，上海中共中央还加强了对中央苏区的巡视工作。

密切共产国际同中央苏区的联系，最重要的是必须建立起共产国际、上海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三者之间的电讯联系。因为这种电讯联系一旦建立，共产国际就可以通过上海中共中央来同苏区中央建立电讯联系。共产国际本来就与上海中共中央之间有着电讯联系。此时，上海中共中央又派出电讯人员，开始尝试建立与中央苏区之间的通讯渠道。1931年3月，曾三、涂作潮、伍云甫等电讯工作人员由上海经过秘密交通线，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到达中央苏区。最终，他们利用在打败军阀谭道源战斗中所缴获的电台，建立起中央苏区同上海中共中央之间的电讯联系。由于三者之间的电讯联络被打通，这样，共产国际就开始了指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的进程。

（二）共产国际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军事路线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央苏区电讯联系的建立，又由于共产国际派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和军事代表，所以，共产国际的指示能够到达中央苏区并对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起指导作用。

1．“分离作战”方针的提出

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1933年6月13日，上海中共中央致电中央苏区朱德、周恩来，转告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拟定的，以临时中央名义发出的《中央对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指示》批评了红一方面军集中主力作战，是对“主力的束缚，以致对于北方的敌人很少机会再给以有力打击”。为了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指示》中提出了“进行分离的作战”方针，即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别组成东方红军和中央红军，在闽、赣两个方向上作战，实行“两个拳头打人”。规定东方红军先到闽西打第十九路军，然后北上打抚河敌人；中央红军则留在抚河，赣江之间的地区进行牵制作战，待东方红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和南昌，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战胜利。弗雷德的这个计划是共产国际关于反“围剿”战略方针的第一步，是“进攻中心城市”冒险主义的继续。

东方红军1933年7月1日组成并立即开始入闽作战，到10月初撤回，前后历时3个月，消灭了一定数量的敌人，也筹集了一些物资，但东方红军入闽的整个战果却不大，所取得的胜利也未能巩固，且这种酷暑远征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中央红军在抚河地区作战，3个多月也无所建树。实践证明，这种“分离作战”的方针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是行不通的。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2．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形成

1931年10月，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在莫斯科通过长波电台，遥控远在国内的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博古。由于博古忠实地执行王明（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就使得王明“左”倾教条错误在中共中央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由于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所以只能把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让他“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并可“参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李德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毛泽东的“游击战的老方法”已经过时。中共“一直还存在着游击主义的残余”，要“继续运用短促突击的战术”。他极力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六路分兵”“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等一整套“左”倾军事教条主义错误方针，而“短促突击”理论则是其核心。李德对“短促突击”的解释为，“一旦敌人离开碉堡区，就钳制敌人于主要作战区内，给敌人以直接的反击”。而“一进入战斗，就必须立即投入所有人力物力，尽快地、一下子就决定战斗的结局”。这一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由于“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从而为第五次反“围剿”埋下了失败的祸根。

（三）共产国际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自任总司令的“剿匪行营”，从各地调集了100多万大军开始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亲自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采取“堡垒主义”新战术，广筑碉堡工事，逐次向根据地推进压缩，企图达到最后与红军主力决战，彻底摧毁中央根据地的目的。

在李德军事错误方针的指导下，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主张遭到排斥。由于首先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接着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从而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1．对福建事变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方针

1933年11月下旬，蔡廷锴率部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并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被迫从“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中抽调部分兵力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此时中共如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对粉碎第五次“围剿”将是十分有利的。但共产国际却对福建事变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蔡倾向于第三党（社会民主党），而社会民主党是顽固反共的”，“蔡反蒋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斗争”，并通过它设在上海的顾问委员会反对红军同十九路军联合反蒋。由于受到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的压力，加上本身领导失误等原因，第十九路军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击败，福建人民政府也于1934年1月宣告解体。这就使中共丧失了借助这次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战机。

2．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

李德在第五次“围剿”中，放弃了前面四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北路军开始进攻中央根据地，28日占领黎川，李德急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红军主力在打了一个胜仗后，李德贸然命令红军向敌军已修筑坚固阵地的硝石、资溪桥等地进攻，结果连战不利。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军的包围圈内而遭到重大损失，陷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3．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

“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进攻失败后，李德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分兵把守”，命令红军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实行阵地防御战，迟滞敌人进攻。特别要执行他所发明和坚持的“短促突击”战术，即敌人修碉堡，红军也修碉堡，等敌人前进到离红军碉堡二三百米时，红军即用短促突击消灭敌人。这是一种需要红军付出很大代价，却得不到什么收获的战术。在这种战略战术指导下，仗越打越被动，根据地越打越小，到1934年9月，战火已烧到苏区中心地域了。

4．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1934年9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即将全面失败的紧急关头，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向李德提出：必须尽快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否则我们将会变成千古罪人。李德非但不接受这个重要意见，反而斥责刘伯承。博古知道此事后，撤销了刘伯承总参谋长职务，并把他调到五军团当参谋长。此时，毛泽东再次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将红军主力突进到敌人尚未建成堡垒封锁线、兵力也较空虚的湖南中部去，威胁长沙等战略要地，调动江西敌人回援，红军在运动中歼敌，以扭转战局。可是，这一主张却被博古、李德所拒绝。使得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对于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这样关系革命全局的大事，博古、李德以确保突围成功的突然性为由严格限制知晓此事的范围，甚至连长征的军事计划都未在政治局讨论过，许多高级指挥员被蒙在鼓里，更未在广大指战员中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动员。这就使退却中又出现了逃跑主义。

二 共产国际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一）“左”倾教条错误导致的红军战略大转移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在强敌进攻面前，“左”倾军事教条错误却极力推行所谓“进攻路线”（实质是消极防御路线）。他们在敌人“围剿”开始前，反对做必要的反“围剿”准备；在强大敌军开始“围剿”时，又要求红军“不让敌人侵占寸土”，反对熟悉敌我实情的毛泽东等人提出的诱敌深入作战方针；在被迫进行防御时，又实行只讲防御不讲进攻的军事保守主义；在兵力使用和作战指挥上，大搞分兵把守同敌人拼消耗，实行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和所谓“短促突击”使得红军只能节节抵御，屡次遭受严重损失。到了1934年9月下旬，中央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不得不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

经过对敌人“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并在接到共产国际同意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复电后，临时中央和“三人团”紧急作出决定，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了（战略大转移）行动命令，并成立以项英、陈毅为首的中央分局率少数部队坚持游击战争。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二）共产国际对中共战略转移的请示模棱两可

长征开始以前，中央书记处决定将红军转移的战略部署电告共产国际，以取得共产国际的同意。1934年6月2日，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在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除了游击兵团，我们主力的一部分，应该留在老的地区，以防止敌人在没有我方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全面而神速地占领这些地区。这一部分军队不应人数很多，否则我们没有足够力量在中共中央电报中规定的方向顺利地进行突破。”接到埃韦特的报告后，共产国际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红军主力需实施战略转移的建议。6月16日，共产国际给埃韦特和中共发来了绝密电报，一方面要求中共尽量“争取保存中央苏区的前途”。另一方面又表示理解红军战略转移和转移准备的必要性，指出“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6月17日，共产国际正式复电中共，建议中共“发动福建战役，将其作为预防和吸引开敌人，进而便于保存苏区或从那里撤离（如果不可避免这样做的话）”。实际上同意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

从电文中不难看出，共产国际虽然批准了这个计划，但并未明确同意红军立即进行战略大转移，而是强调在中央苏区内“仍能动员新的武装力量，红军的抵抗力仍足恃”等。电文虽然也提到“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但这并不具有战略转移性质，只是为了保存红军“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对中共拟定的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是有所保留的，其态度也是暧昧和模棱两可的。既认为中央苏区仍能坚守，又担心红军主力驻守苏区会在强敌围攻下遭受重大损失。

（三）共产国际对红军长征问题犹豫不决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际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两大战争策源地开始形成，苏联面临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军事威胁。此时的苏联急需在远东地区特别是在中国有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以减轻苏联在远东地区压力，使其腾出手来重点对付法西斯德国在欧洲的扩张，避免在东、西两条战线同时作战。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斯大林原来把牵制日本的希望放在南京国民政府身上。但南京国民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表现使苏联深感失望。于是斯大林便把牵制日本的希望放在了中国红军的发展壮大上。

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已度过艰难的初创时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壮大。当时的中央红军数量已达30多万人，是亚洲和远东地区最大的一支革命武装。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希望中央红军能够代替南京国民政府承担起牵制日本的重任，所以他们自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红军退出中央苏区，避免减轻日本对苏联军事压力的希望落空。

与此同时，博古、李德将第五次反“围剿”断定为“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的错误评估，甚至对实际战况报喜不报忧，从而导致在共产国际内部也弥漫着不切实际地夸大中国革命力量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下，共产国际也只能“忽略”中共和红军正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酷现实。如果承认这个事实，则不仅意味着中共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重大失败，而且也给共产国际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再则，共产国际此时也吸取了以往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造成惨痛损失的教训，害怕继续强迫红军留在原根据地坚持会造成无法预料的损失，因而在原则上没有明确反对红军主力为保存有生力量而退出中央苏区。

共产国际的回电所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的态度，明显暴露出其远离中国实际，对复杂激烈的中国革命斗争无法给以正确指导的严重弊病。在共产国际模棱两可的指导下，李德和临时中央一方面想撤出中央苏区；另一方面又决心“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这种矛盾的战略指导使中革军委根本无法进行认真的战略转移准备。其正如遵义会议所指出的那样，“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

三 遵义会议：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转折点

（一）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干预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派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往往越俎代庖，强制推行其错误主张。而在中共党内则盛行着不顾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种状况，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党和红军的许多干部，面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再失败，对王明、博古的“左”倾领导由怀疑发展到愤怒，纷纷要求变换领导。特别是原来犯过“左”倾错误的王稼祥、张闻天等人通过实践检验，并在毛泽东的帮助下提高了认识，纷纷站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由于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均为政治局成员）等的支持，并在中共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形成了共识，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客观原因，这就是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1934年10月已经中断。在党和红军处于万分危急关头、军情紧迫的情况下，既无法请示共产国际，又无法继续听取由于犯了众所周知的错误而又不愿认识、盛气凌人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这样，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到组织领导”，都把李德“排除在外”了。所以这也是遵义会议能够开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

1．会议集中精力纠正了军事上的“左”倾错误

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议》。《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决议》批评了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指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李德“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决议》还批评了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的逃跑主义，“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即李德）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决议》认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这就在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上否定了“左”倾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人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2．会议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

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随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不久，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特别是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这就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三）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1．遵义会议是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召开制定自己路线和方针的会议

在遵义会议以前，由于中共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所以没有能够正确地处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对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缺乏辨别和抵制能力，犯了右的或“左”的错误。而对这些错误的纠正或制止，也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插手和干预下进行的。

遵义会议则是中共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控制，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会议批判并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但这种批判和结束与以往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它不是在共产国际批准下进行的，不仅没有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就连列席会议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受到应有的批判。中共是依靠自己的正确力量，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包括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王稼祥、张闻天等人，来纠正和解决党内的错误问题。第二，它在一定程度上对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公开的抵制。遵义会议从中国革命实际和中国红军战争的特点出发，实事求是地、摆事实讲道理地分析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教训，对李德和博古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国际“左”倾错误指导的否定。此后，中共逐渐从“左”倾教条错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开始逐渐走上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真正相结合的道路。

2．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以往中共领导人的任命和罢免，都是共产国际事先圈定的，如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都是如此。而遵义会议对中共重要领导人的变动，事先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首肯，而是中共独立自主地进行的。特别是由于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这一重大变化，才能够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一变化，是中共经过14年艰苦、曲折、复杂的斗争，汲取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付出了血的代价才得到的。从此，中共便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为核心的中央集体领导，这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组织保证。遵义会议显然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共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3．遵义会议是独立自主地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典范

过去中共领导人犯了错误之后，共产国际在帮助其纠正这些错误时，往往过分强调个人责任，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而不注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以为只要把这个人撤掉就行了。其恶果不但是思想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伤害了一大批好同志。与共产国际的这种做法不同，遵义会议既严厉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军事战略上的错误，毫不留情，但又不过分追究个人责任。其表现在：

（1）会议认为所犯的错误个人和集体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会议指出：“××（指博古，下同——引者注）同志特别是华夫（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接着会议又指出：“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自己应该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

（2）会议对犯错误的同志既指出其犯错误的严重性、又不将其一棍子打死。会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而××同志在他的结论中对于绝大多数同志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是没有承认的。”与此同时，又规定对于博古的名字，在团以上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在组织处理上，也不是草率从事，而是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在博古、李德还不认识错误的情况下，只是先撤销三人团，即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把它交还给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博古仍然是政治局常委，而他交出所任党内负总责的职务，则是在等到适当的时候，即政治局常委再分工时才解决的。至于担任其他领导职务的则没有变动。这样就保持了党中央和红军中枢组织的相对稳定，达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一切同志共同战胜困难的目的。

遵义会议实行的这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批判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又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是中共独立自主地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一次成功的范例。

4．遵义会议体现了中共处理党际关系的高超艺术

遵义会议既抵制了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左”倾错误，又尊重了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是正确处理中共和共产国际关系的典范。遵义会议对博古和李德错误路线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国际指导错误的批到；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错误在党内的统治，实际上就是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左”倾思想的束缚。然而，共产国际在组织上还是中共的上级，党内也很少有人意识到共产国际会犯错误。为了顾及同共产国际的关系，所以在批判博古和李德的“左”倾错误时，在一些语言的使用上，采用了和共产国际一致的提法。比如王明、博古等明明犯的就是“左”倾教条错误，但在决议中并没有用一个“左”字，因为共产国际自从20世纪20年代末在苏联党内开展反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共产国际给各国党的指示，都是以“反右倾”作为党内反倾向斗争的中心的。所以反右倾就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而反“左”倾就会冒“反共产国际”之大不韪了。因此决议中不仅没有一个“左”字，反而号召要在全党深入开展“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会议形成的一万多字的决议中，就有四处引用了共产国际在1933年10月，1934年2月和1934年6月25日的电文中的正确指示，把李德及中共主要领导人的错误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方面严格地区分开来。遵义会议后，中共又派王稼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从而取得了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成果的认可和支持。虽然这些做法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但在当时却为一般的干部易于接受，就是犯“左”倾错误的人也因为这些做法符合共产国际精神而找不到反对的借口。从后果来看，中共则达到了既批判和纠正了博古和李德的“左”倾错误，又保持了党内团结，从而维护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目的。

不仅如此，遵义会议对当时所犯错误性质的提法也很有分寸和很讲策略。为了维护共产国际的威信以及遵守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会议一是不涉及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错误；二是不涉及政治问题。当时仅提军事路线的错误，人们普遍都容易接受：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付出的惨重代价，只要不是瞎子，谁都看得见。对于政治路线的错误，不但博古和李德认识不到，就是其他同志也很少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有错误的话，很有可能会争论不休，影响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的解决，甚至造成党和红军的分裂。因此会议“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来说不过是部分的错误。”这样，尽管博古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李德更是完全地坚决地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但他们毕竟已经处于极少数。由于政治局的多数委员及扩大参加会议的各军团领导人，一致表示同意对博古和李德军事上严重错误的结论，从而顺利地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实际上也为以后进一步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打下了基础。可见，这种党内的暂时妥协，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遵义会议能开好的一个成功经验。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坚决地纠正了在共产国际指导和影响下，中共所犯的严重的“左”倾教条错误，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同时又较好地维护了中共与共产国际在组织上的团结。因而遵义会议是中共正确地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典范，成为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