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与实践初探
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开始成为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集中全党智慧形成邓小平理论，标志着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有了新发展、新突破和新创造。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一个科学概念首次提出和使用，并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写进了党章。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障、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指导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中，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如何着眼于新的形势和新的发展，努力为改革和发展创造、争取稳定的内外环境，始终是邓小平高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并在世界社会主义史和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回答和解决了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其维护稳定思想。这一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指导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
一 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的形成和理论来源
邓小平是站在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处理稳定问题的，其维护稳定思想是从“中国的最高利益”出发，面对整个党和国家视野的全面稳定思想，是广义的维稳观。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同时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世界性的许多重大问题是围绕和平与发展展开的，而和平与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国际上面临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面临着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地区）也在加速发展，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们再不把经济搞上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体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开始回答在我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中，维护稳定作为首要和前提条件被提出来。“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邓小平从国际上和平、发展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出发，高瞻远瞩地把维护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出许多新经验。这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恢复和发展的结果。这些成果反过来又促使人们更加解放思想，更加大胆探索实践。但是，改革开放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伟大实践中，如果没有思想定力，很可能就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随波漂荡、偏离方向。而这种思想定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邓小平的维护稳定思想中。“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因此，在各种不同场合，邓小平反复强调，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没有安定的环境，就不可能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他强调，这是治国理政的大道理和硬道理，没有稳定不行，任何小道理都要服从于这个大道理和硬道理。在具体实践中，他指导党和人民，同各种危害稳定的因素和对象进行坚决斗争，成功地保持了中国的社会安宁和政治稳定。
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出现在人类历史上尚不到百年，且一直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抵制和遏制。在两种制度的较量中，20世纪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也出现过严重的失误和挫折，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失败了。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使我们提高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不会改变西化分化对华战略的基础上，邓小平以求实和冷静的态度对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如针对苏联、东欧乱局，他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1990年7月，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富有远见地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同时，他还特别提醒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
历史地看，邓小平理论关于维护稳定思想，主要起源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就安定团结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进行了专门阐述，指出“1957年，毛泽东同志概括地讲了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当然，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且是讲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整个人民，就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再次阐述了毛泽东概括的目标，并明确指出，“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
自1968年始，毛泽东多次提出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九大以后，他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不要分裂。维护团结、避免分裂、安定国家形势，逐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毛泽东生前最后几年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内容。1969年4月1日，在党的九大上，毛泽东用党的简史说明只有团结才能胜利，指出“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1974年8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讨论十大召开问题时说，“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1974年8月，他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975年1月，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期间，他在听取李先念、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汇报时，“指示由周恩来在二中全会闭幕时转达自己的意见：‘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邓小平根据所处的时代主题和时代背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毛泽东概括的“良好政治局面目标”和后来的“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等一系列要求结合起来，高度概括凝练成“稳定”两个字，形成了以稳定与发展为基础的维护稳定思想。这一思想符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指导并保障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顺利推进。
二 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的基本内容
国家制度，是由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构成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是从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三个方面展开全面论述的。作为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关于维护稳定的思想内涵，主要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社会稳定、思想稳定等。邓小平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总体联系上阐述和实践这一思想的。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我们才能完整地而不是碎片式地、从实质上而不是从词句上把握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才能结合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发展不断继承和创新。
（一）政治稳定是维护稳定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的政局稳定、政策稳定，构成了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中政治稳定方面的两根支柱。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基础，维护政治稳定。
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后，在修改宪法的起草工作一开始，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1982年5月24日的《人民日报》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修改宪法的总指导思想》为题发表了社论文章。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其他条款中将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四项基本原则载入国家根本大法，成为国家意志和不可动摇的治国原则，为维护政治稳定提供了国家强制力的有力保护。
在这一条件下，邓小平多次讲的关于党的稳定、中国稳定、国际局势稳定等，属于政治稳定中的政局稳定范畴；为了国内的政治稳定，邓小平要求必须做到政策稳定、改革开放要讲究稳妥、改革开放的步子要迈得更稳更好等等，是指政治机构和政治运转的良好有序，属于政治稳定中的政策稳定范畴。
（二）经济社会稳定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在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长治久安原则下的经济社会战略稳定、战术稳定，构成了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中经济社会稳定的基本内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最后还是丢掉政权的原因虽然很复杂，表面看其直接原因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但更深刻、更深层次的，还是经济社会方面的原因，他们没有在发展生产力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其本质要求，而优越性决定了人民的历史选择。因此，邓小平以卓越的政治眼光，把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作为维护政治稳定，乃至党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工作来抓的。
邓小平关于经济社会战略稳定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站稳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1986年9月，邓小平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谈到，“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实践证明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中国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风云变幻冲击下，能够稳定地屹然不动，“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
除了从战略上重视关心经济社会发展外，邓小平还十分注意从战术上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如，针对经济建设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他预见性地强调要保持良好的经济秩序、要注意经济稳定、要保持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要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要稳扎稳打，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等等，“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再如，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民生、治安、收入差距过大等社会问题，邓小平强调，要大力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定、确保安定的环境，并督促有关职能部门拿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举措加以解决。
（三）思想稳定是检验一个政权是否稳固的重要指标，是检验政治和经济社会是否稳定的风向标，是事关稳定的重要基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图谋在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和平演变”，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对此给予特别关注，及时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保持高度警惕，并亲自领导了这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挫败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一次又一次反扑。
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讲话中，邓小平开宗明义地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由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帜，利用我们党过去的失误和现在存在的问题，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特别是有些搞自由化的人还是党内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言行有很大的欺骗性，人们难以辨明真相。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针对1989年春夏之间的动乱，邓小平指出，“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1989年11月，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深刻地指出，“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长期的任务，1987年3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指出，“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不能采取搞运动的方式，“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他也预言，四个现代化实现了，人民生活富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了，人们就会信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
同时，在维护思想稳定方面，邓小平围绕反“和平演变”、反精神污染、反“一切向钱看”、正确地借鉴和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等，都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论断；围绕如何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把十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方面，邓小平反复强调，全体人民要有统一的理想、信念、认识，要有共同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要坚决防止人心涣散。
政治稳定、经济社会稳定和思想稳定，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党和国家的全面稳定。维护和保持稳定，就是要从各个方面排除一切不稳定因素，全面维护和保障各方面的稳定。其中某一方面的稳定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其他方面的稳定，反之则会促进其他方面的稳定。
三 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的主要特点
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感、鲜明的时代性和宽广的国际战略思维。
（一）深厚的历史感
邓小平理论关于维护稳定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感。邓小平从中国近代以来百年鬼怪舞翩翩的长期混乱、积贫积弱的历史，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曲折发展，从国际上一些国家滥服西方开出的“民主”药方所造成的动荡动乱中，洞察到保持稳定是一个国家发展和进步的首要条件，能不能保持和维护稳定，直接关系到我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强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是治理国家压倒一切的大道理。他反复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必须深刻铭记历史，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在稳定中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邓小平用非常通俗简明的语言深刻揭示了这个“治理国家压倒一切的大道理”:“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因此，中国不能乱。他斩钉截铁地告诫全党全国人民，“中国不允许乱”,“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
早在1962年，邓小平针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处于不断震荡之中的状况指出：“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这种“左”的错误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乱了自己，毛泽东也曾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但实际上没有做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心思定。邓小平指出，“我们正在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已经提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这是得人心的。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凡是这样的运动都要伤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经常搞运动，实际上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邓小平把“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之一,“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去年一年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了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左”倾错误的拨乱反正工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整顿和恢复各方面秩序等的艰巨工作中，处处从维护稳定大局出发，正确处理了复杂的矛盾，一个全党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开始形成，“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和来之不易的成就”,“我们全党的党员，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都要十分注意珍惜和维护这个政治局面”。
（二）鲜明的时代性
邓小平理论关于维护稳定思想，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总结和丰富发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努力，造就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但是遗存和新出现的问题造成的不安定因素对大好局面构成了挑战。对此，邓小平敏锐地提醒全党，“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现在还很不巩固，还有来自不同方面的不安定因素。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共同负起责任，维护、保障和发展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种种动向，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自由化的核心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版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针对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的渗透和旧社会丑恶现象的复发而引发的灵魂腐蚀、风气败坏、精神污染，进而影响社会安定等问题，邓小平尖锐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也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且要一抓到底。”“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我们要改变这种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要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年，也要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这些煽动者都是成名的人，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共产党要有纪律。世界上不管什么党都有自己的纪律。”针对改革开放后自由化思潮的数次泛滥，党内的一些同志，乃至个别党政领导人的暧昧态度，邓小平指出，“如果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竟然发生了矛盾怎么办？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有点混乱，好像把我们吃过的苦头忘记了”。
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丑恶现象，邓小平坚决地指出，“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
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影响稳定的因素，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指出，“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开放不简单，比开放更难的是改革，必须有秩序地进行。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改革是为了解决旧矛盾，但也可能会面临新风险，制造出新矛盾新问题，而且还会涉及人民切身利益，如果缺乏经验、处置不当或解决不及时都会激化矛盾。对此，邓小平有清醒的判断和认识。他说：“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但是在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特别是收入差距扩大问题，邓小平同时十分严肃地指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和政府的某些工作失误和腐败现象的蔓延，邓小平意识到，这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与不信任。因此，他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
邓小平高度重视霸权主义、西方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国际和周边国家（地区）局势动荡对我国安全与稳定造成的波及影响。他指出，“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1989年9月，邓小平与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谈话时直言不讳地说：“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
针对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刑事案件、治安案件高发，尤其是恶性案件和群体性事件频发，邓小平也注意到其对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社会秩序、社会稳定造成了直接危害。为此，尖锐地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面对上述种种影响稳定的因素，邓小平站在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大局上，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告诫全党绝不可对此马虎大意，“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针对最早出现的“西单墙”等资产阶级自由化事件，他用深厚的历史观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未雨绸缪地告诫全党，“不要以为这样搞就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过去我们已经吃了十来年的苦头，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
（三）宽广的国际战略思维
邓小平理论关于维护稳定思想，同样也体现出了很强的国际战略思维，表现出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洞见和对中华民族、对世界和平与安宁高度负责的责任感。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
在发展国际关系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界，而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准则。邓小平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的正确指导和具体指挥下，我国调整了外交方针，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坚持原则、灵活务实的态度，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展开多边外交，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进行积极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广泛建立官方与民间、政党社团与个人等多方面的联系，推动用和平与谈判方式解决国际冲突和争端，促进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发展，在维护国际和平和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民族尊严和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海外舆论和政治家比较普遍地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政局最稳定、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邓小平十分重视中国的稳定对世界的影响。我国作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大国，又是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中国的情况如何，会被人们看作发展中国家如何，社会主义如何，世界局势发展如何。邓小平指出，“中国如果不稳定就是个国际问题，后果难以想象。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1986年4月，他在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时说：“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如果中国乱了，问题会很大，对世界政治经济是个冲击，对周边国家和亚太地区也将是个麻烦。针对国外一些人的错误认识，邓小平以“文化大革命”为例，启发包括外国领导人在内的各界人士，让大家去想象混乱状况的危害。他说：“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东欧事件发生后，我跟美国人说，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现在东欧的问题尚未解决，再捅别的乱子干不得！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何谈‘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
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1989年2月，邓小平同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谈话时，再次强调“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的‘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对中国人民来说，“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那样，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斗争就等于白费，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这不但是全国各族人民所极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一切愿意中国强大的人们，甚至仅仅愿意同中国发展贸易的人们所极为关心的问题”。
四 研究学习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的重要现实意义
重温邓小平“稳定压倒一切”的重要论断，以及乱将造成“世界性的灾难”的重要认识，看看今天在叙利亚、埃及、泰国、乌克兰、阿富汗等地出现的所谓“西化道路上的民主迷失”，足见邓小平当年的预言是多么尖锐和深刻。“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在新中国进入第三个三十年重要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系统研究邓小平理论关于维护稳定的思想，对我们以自己的主见和深厚的定力，更好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提供良好的稳定保障，既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是保证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思想源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一重要论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树立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念发展的新的里程碑。“三个自信”发端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五百年历史的积淀，源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天才创造，初成于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中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一次次猖狂进攻中，努力维护和创造稳定局面的艰辛探索和丰富经验总结。
通俗地说，考验“三个自信”的，不是莺歌燕舞、风平浪静、天下太平，而是在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战略及其新表现掀起惊涛骇浪时的“我自岿然不动”，是在面对国内外各种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狂潮进攻时的“该出手时就出手”，是在面对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触及深层利益带来抵触与阻力时不变的“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是在复杂多变的内外形势中慎重而大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
邓小平指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体现出的这种正义性，是我们在新时期应对挑战、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以稳定保证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实现的不竭力量源泉。
（二）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是确保稳定的重要指导思想和经验宝库
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历史看，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是在社会主义无数先贤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确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正确理论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是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吸收内外经验教训并集全党全国人民智慧，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来之不易的、长期稳定局面的卓越领导人。当年，面对国内外的种种挑战和压力，面对形形色色错误思潮的冲击，面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的诸多困难，邓小平沉着坚定地告诉全世界，“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1989年2月，他同美国总统布什谈话时，立场鲜明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在应对和处理各种困难局面的案例中，邓小平所体现出的卓越远见，既讲战略又讲策略、既坚持原则又讲政策的政治家风范，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这种源于崇高理想信念和对社会主义美好明天坚定信仰的主见，是我们在继续维护来之不易稳定局面、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过程中，值得进一步挖掘和借鉴的经验宝库。
（三）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的开放性决定了其思想的深远意义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是在前人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的开放式探索，并赋予了与时俱进的思想品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索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上，除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外，还一直关注并认真研究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但由于法国“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夭折，马克思、恩格斯没遇到全面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实践。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紧密结合俄国实际，领导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但是，列宁还没有来得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进行深入探索，就去世了。后来苏联的历任领导人虽然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进行了一定探索和实践，但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失，忽左忽右，一系列致命错误致使苏联沉疴难消，在稳定问题上出了乱子，最终被西方势力所颠覆。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并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之路。但是，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传统作为残余的意识形态，并没有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自然消亡，而是还在顽固、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人们。
正如邓小平尖锐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这些问题致使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未能防止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上的浮夸、“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等，造成了国家的动荡和不稳定。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进行了认真思考、探索和实践。之后，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又在此基础上，以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进行了新的实践探索和正确的经验总结，使我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现乱局的背景下，始终保持“风景这边独好”。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更需要我们勇于直面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敢于面对旧问题新挑战，敢于应对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在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中，我们深刻领会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及其体现出的善于继承、勇于发扬的与时俱进品质，更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不但使我们对党的理论发展创新脉络有更加清晰的把握，认识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正是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要求和品质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从而更加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长青的真谛。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意识形态战线对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准确、全面、深刻的理解，不断强化在实际工作中确保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在本职岗位上努力营造稳定的舆论环境和舆论导向的使命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