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和上海的辐射作用及社会环境影响

世界经济局势的变化是影响杭州对外贸易的重要外因之一。工业革命后，西方世界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大大增加，原隶属小农经济的中国逐渐卷入世界经济的潮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掠夺更多的原料产地和寻求更广阔的商品倾销市场，积极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同时在亚洲经济圈内部，近代中国也在与日本、印度、锡兰等国之间的竞争中重新定位自身的地位。在此大背景下，杭州对外贸易蓬勃发展起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卷入这场世界范围的战争，不得不暂时放松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和经济掠夺。一方面西方列强无法向中国提供足够的大宗产品，如棉布、化学品、燃料和大量的其他消费品，洋货输入逐年减少；另一方面，世界市场上对中国出口的丝、丝绸、羊毛、蛋制品、籽仁以及锡、锑、钨等战略物资的需求急剧增加。同时缺乏商船，远洋运输费用飞涨，战争后期的运费较1913年或1914年高出10倍到20倍。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商业和工业，为杭州的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宽敞的市场空间。与此同时，不断高涨的反帝爱国运动和实业救国浪潮，刺激了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出口贸易发展的内因。1915年，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要将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把整个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运动，杭州地区纷纷响应；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抵制洋货斗争达到高潮，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等地相继成立了抵制日货和其他洋货的组织，倡导社会各界民众“勿用日货，勿用日钞，勿坐日船，勿雇佣日人，推广国货”。1925年，抗议上海的五卅事件，掀起抵制英货运动；1931年，抗议长春的万宝山事件，抗议日本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排华运动，掀起抵制日货运动。这些事情使得土产出口顿时兴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寻求危机的转嫁，杭州的对外贸易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经历了又一场狂风暴雨式的“洗礼”。

从区位优势来说，民国时期杭州对外贸易的兴起，不仅具有前文已提及的优越的地理位置，而且还在于上海的发展对浙江的影响。随着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全国中心商业都市，并成为全国最大的内外贸中心，形成了一个以上海等通商都市为中心，从通商都市到内地和农村的商业网络。此外上海因为紧邻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加之为对外贸易中心，故而大批金融机构包括四大银行均将总部设立于上海，其全国经济与金融中心地位更加巩固。杭嘉湖地区毗邻上海，上海与杭州，以及它们与嘉兴、绍兴、湖州等城镇间的关系通过对外贸易的发展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和发展，形成相互辐射和吸纳经济要素的网络，使之最先成为上海对外贸易的原料产地和国外输入品的销售场所之一。与此同时，杭州的自然经济自从清末以来加速解体，商品经济也日益发展起来，杭州逐渐融入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对外贸易圈，杭州的许多产品通过上海对外出口。在商贸往来频繁的同时，上海的近代产业和经营方式也加快传播到了浙江，江浙地区受到上海的强大经济辐射作用，逐渐改变了经济地区格局，商品经济逐渐趋于繁盛。商业经营拥有了充分的自由，市场组织的扩大、金融组织的健全，以及西方经营及技术制度的输入，均使商业化进一步发展。同时，江浙地区内部的经济网络愈趋强化。沪杭、沪宁等铁路线的开通，成为江浙地区内部的两大动脉，也沟通了杭州与外界的商贸往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对外贸易的发展，一方面增强了其对长江沿岸的货物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杭州对外贸易的物质力量。这样客观上扩大了浙江商品经济的内部市场，刺激了杭州对外贸易的发展。

晚清民国时期杭州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受上海的辐射作用外，也与近代社会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主要体现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人们的观念变化等方面。

从19世纪晚期开始，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政策，并且开始重视官商关系，下令官府保护工商业者利益。在清政府颁布的发展工商业政策的带动下，浙江当局也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民国时期，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一系列与对外贸易相关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初期，相继提出了相关的发展农工商业的政策措施，提倡与扶持工商发展，添设实业机构，经济政策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其发展经济的总政策和总目标，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要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变中国“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孱弱无能的落后状态。同时，设立各种部门，如商务局、商会、农工商部等，工商业的地位开始提高，突然转升显赫。北洋政府时期，进行商业立法，整顿商业。于1914年宣布废止《商人通例》和《公司律》，重新制定《商人通例》，对商人的含义、商业能力、商号、商业账簿等作了规定，并且颁发《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商业注册规则》等法令。然而，对杭州发展对外贸易最有利的一次政策变革，应该是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为争取关税自主而实行的国定关税政策。以下仅列部分商品的进口税则以说明当时税制改革的概况，如表1-15所示。

表1-15 1929年国民政府实行的部分商品进口税则

资料来源：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二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又于1931年、1933年和1934年连续三次实施了新的税则，新税则比“值百抽五”的固定关税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增强了关税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力度，强化了民族工商业的国际竞争水平。新税则的实施更有力地推动了民国时期杭州对外贸易的开拓和发展。

晚清民国年间，人们社会意识的变化也影响着杭州对外贸易的发展，从最根本的角度上讲，即是商人地位的嬗变。明清时期，中国的商品经济的发达是非常明显的，国内商业繁荣已有许多学者从各方面得到证实，这种发展态势一直延续到清末。而杭州作为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最早地区之一，其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也较高。民国时期，杭州地区的商品经济日趋活跃，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同时，商品经济的日趋繁荣，使得工商业日益发展，各个阶层的人投身于工商业领域。“士、农、工、商”的传统观念开始逐渐被颠覆，商人地位提高。1905年科举废除，大量的“绅”进入实业界，改变了原有的商界结构。清末民初，自然经济受到冲击，商品经济逐渐盛行，市场网络亦随着交通网络及信息流通的改良而又拓展；工业革命成果通过社会有识之士的广泛传播等使得人们的认识提高，再加上政府“重商政策”的出台，促使商人地位提高，社会上掀起了“实业救国”的热潮，社会各界积极投身于实业。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陆续公布了《公司条例》《公司保息条例》《商人通则》等改善和发展工商业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营造了较为有利的法律和政治环境，也为工商业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些都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