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作者杨琳，2005—2008年就读于兰州大学文学院，攻读现当代文学方向博士学位。我是她的导师。现在的杨琳，自己也已经是博导了。杨琳读博时，就担任着原单位西安交通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副主任，她的身上似有一种天然的包容气质，虽然年龄并不算大，却有着大姐姐一般的风度，颇受周围的博士同学的拥戴。生活中，她开朗、乐观、随和，在学习上却一丝不苟，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她一天到晚总是在图书馆，在典籍室，在复印，在辑览，非常忙碌。她那个笔记本电脑好像就没有闲着的时候。三年读博的时间，杨琳出色地完成了学业，而她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到的学术眼光也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她与其他同学有何不同，那就是她的专业。她在交大的教学侧重点就在文学、文化与新闻传播学，做着跨学科性质的学问。所以，她入学伊始就有了自己的既定研究方向——延安文学传播研究。对她来说，身在西安，离革命圣地延安很近，注目于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观“延安文学”顺理成章。然而，在当时，无论是我，还是她的同学们，对这一传播学的论题仍感陌生，不由得发出疑问：如此选题，是否偏离了现当代文学专业传统意义上的范型？
事实上，这正是这部著作的创新之处。延安文学作为延安时期中国革命和历史叙述的重要参与者，兼具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的双重意义，这一文学形态，蕴含延安时期最生动、最鲜活、最丰富的历史记忆，延安文学的研究，便不仅关系于自身，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史的建构和评价问题。当然，关于延安文学的研究，已有许多重大的成果。杨琳的可贵之处在于，以往的“延安文学”研究基本都是限定于对延安文学本身的研究，而杨琳可以说是第一次将“延安文学”置于传播学的视域，较为全面系统地阐释和分析了“延安文学”传播的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以及“延安文学”传播的历史面影、性质和特点。“延安文学”研究的传播视角的建立，不仅填补了“延安文学”研究的空白，且对于深入认识这一世界范围内极少有的独特的文化文学现象的生成及独特的传播语境和传播形态，都有着十分显著的价值和意义。
在杨琳看来，作为战时政治文化中心，延安首先是作为当时知识分子心中的理想国和想象中的乌托邦而定格的，“五四”文学、苏区文学、左翼文学传统的汇流与重构为延安文学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和新文学的传统。在革命战争文化生态下，与艺术深度共生的是知识分子因社会和政治危机日深而日益强烈的忧患意识，当民族的、阶级的、政党的和文学的使命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时，文学必然地与革命、政治交融，这也决定了延安文学传播成为抗战宣传武器的重要特性。延安时期特殊的革命战争的政治化语境构成的传播生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生存和生产状态，也决定了延安文学传播诸要素及模式。
正如杨琳所指出的，延安文学传播的特点甚为突出，它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经由报刊与大众文艺活动共同传播的独特的文学传播现象，它在战争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文学传播的目的，即最直接的目标、最直接的受众、最显著的效果；“延安文学”的传播实践、效应及影响，又为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道路提供了难以跨越的历史范型及省思资源。因此，难能可贵的是她的研究既从媒体研究出发，但研究视野又并不止于此。以杨琳的观点，延安文学传播的媒介概念绝不限于报纸、广播和杂志，从人类传播诞生起始所有的可资运用的媒介在特殊的乃至极端的战争条件下都成为延安文学传播的媒介。朗诵诗运动和街头诗运动使诗歌在传播中回归和升华；新秧歌剧运动使戏剧从原始歌舞形态成为现实生活的承载体；广场演出的大众狂欢传播效应实现了传播形态从剧场走向广场的大众化重构。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文学及传播奇观。
正是通过对延安时期大量原始史料的整理和分析，在上述研究重点的展开中，杨琳提出了其带有创新性的观点：
比如，延安文学传播的政治文化生态与媒介生态，使其文学传播成为战时宣传最有力的武器，这一特性不仅充分体现了意识形态机器的强大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延安文学的生产和生存状态，也决定了延安文学传播诸要素及模式：文学的不平衡和接受的多元状态下的多层次受众群体；传播者的多重身份定位和角色转换融合；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融合互动的集体创作模式。
再比如，延安文学传播的主要载体期刊与报纸，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媒介的呈示性、表现性和建构性，使其同质化功能与文学功能合流，媒介传播与文学传播协同，建构着延安文学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空间。正是这样一种传播语境和途径，形成了延安文学与国统区、沦陷区形貌迥异的文学版图。
我对传播学知之甚少，但我也看到，杨琳的研究还是有进一步拓展空间的。比如，对在延安文学传播中知识分子（文化人）本身所承担的角色及定位的论述还需进一步深入，他们在文学传播中与民众的互动（如秧歌剧、街头诗、朗诵诗）以及所达到的传播效应的研究还需要更多史料的支撑。对延安文学生成机制与文学传播的关系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化。
《回归历史的现场——延安文学传播研究（1935—1948）》一书或许还有许多可以进一步深入开拓的空间。就其意义来讲，它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对延安文学进行研究，或者换句话说，它从延安文学的角度，对传播学实践典型的研究，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其价值不容忽视。
雷达
2013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