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

第一章 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

“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具有共同之点”；“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50年1月就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和社会主义前途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期待。他们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农村公社生产方式并形成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1881年3月，马克思明确提出俄国不要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1937年，毛泽东曾预言“中国在将来能跳过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而中国确实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跨越了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可是，对于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对于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这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不少人提出质疑和批判并引发了极大的争论。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经济落后的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只能是“乌托邦社会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辩论，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让我们思考和回答：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近代为什么未能如西方国家那样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东方社会的发展是否必然遵循“西方化”的模式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它们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实现现代化？这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即东方社会的现代化及其发展道路的问题。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本书的主题之一。

一 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1849年8月底，马克思移居英国伦敦，他和恩格斯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于1850年1月在汉堡发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过许多国际述评，他们在1850年1月31日写的述评中第一次论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英国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达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英美廉价工业品所充斥；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临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感到愤懑，并被激怒，进行了反抗，中国面临着暴力革命的威胁。他们还说：“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当时有一个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说“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那一套”就是指“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共同之点”。

说到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了一段很重要的话：

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马克思、恩格斯1850年1月31日即164年以前写的这篇文章，表达了几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1840年英国资本主义发动的鸦片战争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危机和社会的变革，贫穷的人民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进行反抗，中国甚至面临着暴力革命的形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具有的共同之点；并且预言中国社会的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社会主义和中华共和国。——他们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性质的分析是科学的，对中国社会变革的社会主义前途的预言是正确的，对中华共和国的期待也是准确的（只差两个字，几乎要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在1850年1月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谈到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中国革命及其“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马克思在1853年5月20日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太平天国革命已延续了10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推动这次起义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这个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

恩格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他三次评论过这次战争。1994年9月下半月他在写给拉法格的信中说：“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9月23日在致考茨基的信中说：“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11月10日在致左尔格的信中写道：“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以及……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第一，自从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东方社会问题以来，他们始终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出发，从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亚洲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相互关系出发分析中国的社会变革和革命运动。

第二，他们关于中国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下必然发生“解体过程”，旧的社会制度“逐渐瓦解”，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必将发生“全面的革命”的分析是正确的。历史表明，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三，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前景充满信心，并且指出了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这是建立在科学分析之上的科学预言。

第四，1857年5月20日，恩格斯在《波斯与中国》一文中充分肯定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恩格斯这段话主要是针对英国报刊污蔑太平军“可怕的残暴行为”而写的。恩格斯说：“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在文章的最后还预言：“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了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这是恩格斯在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对亚洲新纪元的期待。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人民战争”，并且充分肯定了太平军对清朝统治阶级革命行动的正义性。更重要的是，恩格斯像马克思一样，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革命斗争中看到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前景。中国的社会主义正是孕育和诞生于这种农民起义和“人民战争”之中的。世界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平均主义思想——如“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和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俄国的村社所有制，它们所反映的正是以农村公社生产方式即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特征的东方社会农民生产方式与社会化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它们有着共同的内在基因，这是农村公社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灾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内在依据。毛泽东说过，“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这个论断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因而是正确的。中国的农民革命正是通过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这种以“人民战争”为基本内容的新形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和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种富有历史洞察力和远见的科学分析与预言。

在恩格斯写了这篇文章以后不过23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72年后（不过一代人之久），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标志着20世纪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让人惋惜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无法看到他们终生期盼的“新纪元的曙光”了。

概括地说，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全部论述的核心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即“中国道路”问题。“中国道路”问题的实质就是东方社会现代化的非资本主义发展。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80年代初逐渐形成的。

在中国，很多人（甚至一些很有声望的著名学者）对“非资本主义发展”这一概念并不了解，他们提出质疑，认为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甚至说马克思没有提出过这个概念。我们要在这里告诉大家，这种想法和说法是不正确的。“非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这一概念正是马克思本人提出来的。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就提出“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这一概念，马克思在“民族学笔记”（或“人类学笔记”）中说：“在一切实行非资本主义生产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都可以看到高利贷的发展。”马克思还在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中，把柯瓦列夫斯基所说的阿拉伯人“在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能够形成的地方”，改为“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里”。很清楚，马克思明确地使用了“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非资本主义生产”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三个概念。“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是对立统一的两个范畴，既然相互依存就有运动和发展，“非资本主义发展”就是“非资本主义生产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马克思所说的“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列宁说的“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说的就是“非资本主义发展”。共产国际领导人（罗易、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都使用过这个概念，斯大林指出“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因此，非资本主义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发展，对这一概念的科学性不应有任何怀疑。

二 历史事实：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109年中，中国人民经历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合侵华战争、边疆危机和瓜分中国的狂潮、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和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一系列帝国主义惨绝人寰的野蛮侵略、掠夺和屠杀；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国民党22年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失败，证明在20世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论证了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的道路；1937年毛泽东在和尼姆·韦尔斯（Nym Wales）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在中国，有无产阶级领导，“中国在将来能跳过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从整个世界的形势来看，中国具有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创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理论，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避免了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前途。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了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这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的历史性飞跃，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继承、丰富、发展和证实。

三 争论焦点：东方经济落后国家是否必须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

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这种历史性的飞跃，很多人是不理解的，是质疑和反对的，对于中国跨越资本主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总是耿耿于怀，认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迈斯纳（Mauric Meisner）。

美国的迈斯纳教授于1982年出版了《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一书。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要论证毛泽东思想是民粹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他在书中广泛地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大量引证马克思、列宁和俄国民粹派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作为参照系评论毛泽东思想。他力图把毛泽东思想与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民粹主义等同起来。他认为，毛泽东高度评价农民阶级的革命作用，从农民阶层中“寻找社会主义的源泉”，“对人民潜力的特殊信赖”是一种“民粹主义观点”。他还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起来”，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种民粹主义倾向更加显著”。他力图用马克思关于西欧社会发展的某些论断作为尺度来考察和规范东方社会的发展，把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塞进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中去，力图证明毛泽东关于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他认为，毛泽东“试图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人们最终将会发现，它是徒劳一场”；“一个早产的社会革命（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起来之前发生的社会革命）充其量是徒劳的，甚至可能会造成历史的倒退”。他说：“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他把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正确的理论和实践都说成是“乌托邦社会主义”，“体现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特点”，是“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更加非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而且指责毛泽东“背离马克思主义”。

迈斯纳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即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如果建设社会主义也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只能是“徒劳一场”，“会造成历史的倒退”。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新鲜，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和俄国孟什维克早就宣传过俄国经济文化落后，还没有从资本主义学校“毕业”，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迈斯纳只不过重复了这些观点而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客观事实和实践早已证明迈斯纳这些说法的错误，不过，他提出的许多理论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与俄国民粹派的关系等，是应当认真辩论清楚的。可是，在中国学术界对迈斯纳的错误观点一直没有做出认真的分析批判。

迈斯纳只是出于误解，没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关于东方和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但没有批判马克思的所谓“错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晚年设想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讨论中，很多人就把批判的矛头直指马克思，提出一系列错误的观点，他们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马克思的“错误”。值得注意的有以下这些：

1．资本主义必经论

有人认为，事实上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来临也比马克思、恩格斯预期得要晚一些，俄国农村公社没有得到挽救，“因而二位导师关于俄国农村公社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设想也就没有实现”。“不顾马克思、恩格斯所作设想的一系列附加条件，片面地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论述，论证‘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我在1992年就质问过：“难道只有论证这么一个观点——‘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是‘科学’的吗？”这是一个涉及问题核心和实质的质问，作者至今没有回答，也不可能回答。如果要如实地回答，就只会暴露其逻辑上的荒谬和政治上的错误。

2．资本主义文明方向论

有人认为：“马克思晚年这一设想的几点理论依据在今天看来似乎越来越不完善”，“历史已经证明它在很多地方是不完善的。马克思这一预言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他的迫切的社会使命的系累，是一种主观情绪的直接产物”。作者还说：“在所有制形态的更替上，他[指马克思]的一种所有制向另一种所有制，一种公有制向另一种公有制的直接过渡理论，在今天已不再是个值得再商榷的论题了”，“其间的直接过渡的可能性也是极小的”。作者还提出这样的问题：“农村公社的发展是否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资本主义是否必然灭亡，似乎已没有必要讨论了。”“资本主义世界……仍然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方向”。作者还说：“东方世界的一些国家也并没有走跨越‘卡夫丁峡谷’之路，而是踏进了资本主义的门槛，即使是踏上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其所有制的改造工作仍然未完成。”这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些历史事实，是需要认真辩论清楚的，以便弄清楚究竟谁的观点才是“主观情绪的直接产物”。

3．资本主义普遍性历史品格论

有人认为：“一个具有矛盾意义的现象是，到了马克思的晚年，他竟然怀疑起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的普遍性品格了。”作为证据，作者引用了马克思1877年给“祖国纪事”的信，并说在这里马克思找到了他与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之间的“契合之处”，“走进自相矛盾中去”。他还引用1881年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和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俄译本第二版所写的序言，说马克思明确地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超越”，“落后的原始的农村公社，即是共产主义建立的起点”。他把马克思晚年历史观的重大发展归结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性历史品格的失落”，认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三个缺环”之一。

4．直接过渡的假定条件论

有人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俄国公社向高级的共产主义公有制直接过渡的道路是以假定的条件为基础的，即如果俄国公社不继续遭到1861年所开始的破坏，它就可以直接向高级形态的公有制过渡”。认为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从理论上说同样适用于西欧”。作者认为，“马克思为俄国农村公社所设想的‘直接过渡’的道路，即使在俄国也没有成为现实”，因此俄国十月革命没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其主要论据有两条：一是俄国革命“没有发生”；二是俄国农村公社“所存无几”。

5．马恩分歧论

美国学者诺曼·列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某些问题的不同分析和提法，竭力宣扬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说马克思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论者，多线论者，而恩格斯则是“机械唯物论者”、单线论者，甚至是“修正主义者”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列文1975年出版的一本书——《悲剧性的欺骗》，其副标题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美国人唐纳德·凯利强调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修正”，认为这正是马克思留给恩格斯的一条继续前进的道路，还说什么马克思是他自己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也认为，在俄国农村公社的性质及其发展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不同的、对立的，在他看来，这与恩格斯在1894年1月所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讨论同一论题时鲜明而光辉地恢复马克思主义基本传统——以及恢复支持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6．东方国家早已进入资本主义论

有人认为：“东方跨越论既不是马克思的晚年思想，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作者一再声称：查苏利奇向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和马克思的复信及其草稿中回答的问题，都围绕着“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问题进行探索和论述的，决没有把这种探索看作是对“东方国家走向未来新世界的具体道路”的探索的意思。作者的核心思想是这样一段话：“马克思所说的‘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很显然，是指俄国的农村公社，而且仅仅是指这种公社中的‘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或土地‘公社所有制’形式，而不是指俄国或整个俄国社会，更不是指东方社会。”这是作者否定马克思观点的基本思想和主要论据，实际上是说，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俄国社会和东方社会不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还把这说成是马克思的观点。作者还竭力宣传东方国家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以此作为重要论据来否定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他说：东方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前，就不同程度地、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其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经济却占据着主导地位，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旧中国，“虽然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大，1936年10.8%，到1949年也只上升到17%，但在旧中国内部它却是新的、决定整个国民经济命脉的经济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了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资本主义”的观点并最终把旧中国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半殖民地的另一面是半独立，半封建的另一面便是半资本主义”；“既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那么在实际上也就是半资本主义半独立社会”；“半资本主义半独立社会”也就是“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地、独立地发展的社会”。通过这一套文字游戏和逻辑推演，他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么一套观点不过是1920—1936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托洛茨基、拉狄克、陈独秀、严灵峰和任曙等托派分子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和改装而已。

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又称“民族学笔记”或“晚年手稿”）于1985年12月在中国翻译出版（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后，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研究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热潮，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成了争论的主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这场辩论，其争论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观点分歧之大、不同观点对立之尖锐，堪与20世纪20年代以来五次世界范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辩论和三次世界范围的异化概念辩论相比，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辩论说明了一个问题，即马克思的思想确实触及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问题和东方社会发展的历史命运。这是人们至今仍然热切关注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一切争论都归结到这么一个问题：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是不是必须经历资本主义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如果说“必须经过”，那么怎样解释中国跨越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和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如果说“不必经过”，那么怎样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五阶段的理论？有人说这里存在着一个“理论悖论”。一切争论都来自这个“悖论”。从迈斯纳以来，几乎所有参与这场辩论的人都没有走出这个“悖论”，也没有解析这个“悖论”。

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世纪难题”。我们只有重新研究和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才能破解这个难题和“悖论”。我们应当客观地分析、研究和批判迈斯纳和魏特夫等外国学者的观点，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对这个与我们的历史命运休戚相关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应当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某些方面，我们落后于国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大辩论，中国学者基本上没有参与。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辩论中，我们要参与，要有话语权，要有“中国声音”，要敢于面对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对迈斯纳、魏特夫等人的那些有代表性而影响又极为恶劣的错误观点，不能沉默，不能“和平共处”，要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对迈斯纳、魏特夫等人的错误观点，没有展开深入的、富有成果的分析、研究和批判，这也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我们还很落后，拿不出像样的成果亮相国际论坛。我们要在对国内外错误思想的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的理解、认识和研究。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有的人可能对“批判”一词很反感，一提“批判”就与“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大批判”联系起来。这是误解。我们所说的“批判”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批判，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马克思说：“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本世纪所谓的that is the question!（问题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马克思所说的他那个世纪所谓“问题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是什么？是15世纪以来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及其历史性的转化：劳动异化为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我们这个世纪所面临的问题的中心是什么？是扬弃资本向劳动的再转化，即扬弃资本的异化性质和形式转化为劳动的新的社会形式即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的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继劳动异化为资本以后的一次更伟大的质的飞跃。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以及国内外学者的那些错误观点就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和世纪任务，涉及东方和西方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根本道路问题的理论是非。我们要以马克思那种“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的精神，批判那些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在批判中提高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理论的认识，从而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迈向21世纪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的战略高地，迎接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期待的亚洲社会主义“新纪元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