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马克思对民生幸福的追求

亚里士多德认为，目的因就是本原，正由于其必然而存在，它是必然的、美好的，是始点，这个本原就是善。“天界和自然就是出于这种本原，它过着我们只能在短暂时间中体验到的最美好的生活，这种生活对它是永恒的（对我们则不可能），它的实现就是快乐（因此，清醒、感觉、思维是最快乐的，希望和回忆也因此而是快乐）。就其自身的思想，是关于就其自身为最善的东西而思想，最高层次的思想，是以至善为对象的思想。”善的生活、美好的生活，应当成为人存在的目的因，成为人们存在的“本原”。亚里士多德又说最大的幸福是至善，由此，至善的生活便是幸福的生活，幸福生活是人们存在的真正目的因。

马克思的幸福思想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合理成分，依然立足于向“善”的追求，但他并没有停留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维度，而是把这个“善”置入了现实生活的活动当中，并用这个思想来改变人类的生活境况。他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无疑表明，马克思的民生伦理关注的并非去解释什么是民生伦理，而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在全世界实现民生幸福，或者说马克思的伦理思想不只是指出了民生幸福是什么，关键在于如何改善现实民生从而达至民生幸福的状态。这便是马克思民生伦理思想的本质所在。

马克思对民生幸福的追求，蕴含在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及非人制度的批判上面，体现在人的本质的实现上面。马克思反对谈论抽象的人，而是关注现实的人。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因而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关切着现实的人的“善”，现实的人的生存、生活、发展与享受，关注现实的人的各种需要的满足，关注现实的人摆脱物役和异化的制度。其本质就是追求现实的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实现，这是民生幸福的最高境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把物质生活同精神生活科学地结合起来，把个人幸福同集体幸福、暂时幸福和长久幸福、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正确地协调起来，创立了科学的、完备的幸福论。”马克思不仅在现实性上反对因剥削与压迫而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痛苦，而且将现实幸福与未来幸福统一起来，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民生幸福的制度保障。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思想在早期与后期有一定的变化，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些思想，在《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中开始使用不同的概念。这就暗含着对马克思的伦理思想进行了分期，至少早期与晚期具有不尽一致的道德观。当然，这样的分期并不意味着将马克思的思想碎片化，而是要沿着马克思的思想轨迹，去进一步挖掘其思想变化的根源，从而考察其思想的本真面貌。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一些学者认为早期马克思才是真正马克思，晚期马克思的思想有所退步，或者说晚期马克思的思想本质都表现在早期马克思的著作当中，这些看法都是偏见：前者过分地夸大了马克思思想的变化，而后者又没有真正看到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尤其没有看到后期思想的价值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亦有人认为晚期马克思的思想是反人道的，这无疑表明了他并未真正懂得马克思。事实上，马克思早期民生伦理思想是后期思想的基础，后期民生伦理思想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早期民生伦理思想隐藏于其著作之中，而后期尤其是通过《资本论》对穷苦大众的关注，深刻地表达了其对民生幸福的追求。

在早期马克思思想中，表现出为了保护个体权利而放弃市民权利，但在晚期，尤其是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认识到了社会主义阶段的公民权利。在早期，马克思认为可以通过伦理来改变世界，但当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后，认为无产阶级必然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真正实现民生幸福。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在菲力普·J．肯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抛弃了作为意识形态幻象的道德，就意味着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是没有伦理思想的。这种看法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无论是道德，还是革命，那只是手段，其真正的目的在于解放无产阶级，关注劳苦大众（人民）的幸福生活，这在本质上就是民生伦理思想。在后期的《资本论》中这种民生伦理思想表现得更为深刻，只不过没有用伦理学的方式去表达，但处处都内含着伦理学的思想，处处都表达着对人民大众的生存、生活的关心。

正因为马克思后期主张通过革命的方式去求得人民的解放，因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马克思抛弃了道德幻想，转而投向了革命的依靠，于是认为马克思抛弃了伦理学。这是多么肤浅的看法。他们根本没有分清楚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还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也不存在道德成分，这事实上没有弄清楚物质条件与伦理、法律、美学、宗教等之间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必然包含着法律、伦理、美学、宗教等思想内容，甚至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将成为伦理、法律与美学思想的基础。正是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使得他发展了民生幸福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民群众的不幸福正是来源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因而消灭不合理的制度便是获得民生幸福的正确路径。由此，马克思幸福观立足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为着人民群众的劳动解放而苦苦求索。他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能够生活”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是从事其他一切活动的前提与基本条件，同时也是“民”能够生存与生命延续的第一前提和基本条件。也就是说，“能够生活”是民生的基本内涵，这是马克思早就揭示出来的真理，是通向民生幸福的第一步，此后才能进一步通过发展、自我实现而达到真正的自由。

要实现民生幸福，便不能仅从理论上去抽象地谈论幸福，而是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中，因而要从感性现实中去寻找答案。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为了到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我们必须要首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去寻找，因为，《资本论》为我们提供了到时代经济中去寻找的方法论。《资本论》揭示了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民生问题的类型与特点，并提出了民生改善与民生建设的正确道路。在此意义上，《资本论》成为我们研究马克思民生伦理思想的重要文献。

马克思以商品为突破口，以资本为核心，展开了对现存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正是在此种批判的进程中，马克思扬弃了抽象的存在，关注着现实的社会存在，关注着生活在最底层的辛勤的劳动者的疾苦的现实，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秘密，发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物化方式而存在着，价值增殖的逻辑推动着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发展，进而透视出人的自我异化的现实。质言之，马克思将人间的苦难与幸福结合起来思考，开辟了从本体论视角认识现实的路径，从而使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得到了根本性的证明。在此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上就是对民生幸福的追求。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各种界定，有的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本体论”，等等，但无论如何，马克思毕生所追求的事业便是无产阶级与人类的解放，这一点是不管哪种“主义”或“本体论”都不可否认的真理。换言之，对劳苦大众的解放的追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始终，它已经成为一条贯穿前后的主线，成为其思想的核心。由此可见，民生幸福理论并不是我们加之于马克思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核心之义。因而，我们从马克思经典原著中去深入研究民生伦理思想，并以之来指导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正是时代的真理与良心。

马克思主义民生幸福思想，不仅过去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可以充分显示出其当代价值。2010年德国出了一本书《〈资本论〉：为民请命》，其作者为莱因哈特·马克思，他认为，资本主义在打败了苏联社会主义以后，如今已然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在财富分配中没有按照贡献原则与公正原则进行，因而产生了分配的不公平，大量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造成了极端的贫富悬殊，不仅如此，资本主义所推行的全球化导致了剥削与不平等模式的全球化发展。今天全球经济发展状况完全证明了，马克思是正确的，充满激情的资本四处扩张，但只有资本家在整个过程中获利，其口袋中积累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些情况无疑证明了马克思的远见卓识。莱因哈特·马克思主张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道德化发展，而不是革命。莱因哈特·马克思认为国家的作用至关重要，它贯彻着团结与公平的原则，保护每个公民的个人利益，保护着每一个道德个体，要求尊重共同体的团结；市场必须道德化。不仅如此，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应该充分提高消费者民主意识，加强消费者民主训练，使消费者的民主权利得到有效的行使，让他们来决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莱因哈特·马克思认为社会正义应该按人们能够过上自由选择的生活的现实可能性去加以衡量，以人的能力的实现为衡量标准。莱因哈特·马克思的思想无疑表明了，神学对当今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问题无能为力，只得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

西班牙社会学家马斯特罗在其文章《资本、资本化、资本主义：关于资本之多重面相的理论探讨》一文中指出，资本是一种组织与建构压迫与剥削关系的社会制度。这样对资本的界定是十分深刻的。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是分离的，资本家对工人实行剥削。但在马斯特罗看来，这不是全部，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剥削者已由单一主体增加到了多重主体，不仅是资本家，还有高级技术工人、体育精英、演艺明星等都成为剥削者。高级技术工人、体育精英、演艺明星的职业要求有非常特殊的能力，因而与传统雇佣工人相比，他们在与雇主的洽谈中便显示出强得多的能力，被称为“昂贵的受雇者”，这样，他们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手段与他人联合，从而形成另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因此，马斯特罗认为，“资本”与“资本化”的概念内涵应当顺应时代的变化而扩充了。当然，在他看来，这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本质上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并无差异，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依然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

黑格尔说：“由于一方面新世界的最初表现还只是隐藏在它的单纯性中的全体，或者说，最初所表现的还只是全体的一般基础，所以另一方面过去的生活里的丰富内容对意识来说还是记忆犹新的。”新事物总是要建立在旧事物的基础之上，并对旧事物加以扬弃，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亦如此，只有推陈才能出新，这个过程要求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充分契合。“我们不难看到，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和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事实上，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是在前进运动着。”尽管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过去了，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前进运动的，是发展的，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去指导今天新世界的民生建设实践，依然是科学的、合理的、合乎时代精神的。由此观之，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今天实现民生幸福的一把钥匙，马克思对民生幸福的追求将在我们寻求幸福、享有幸福的实践活动中继续放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