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实证研究：空间、时间与网络空间

就方法论而言，研究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在许多方面都构成了挑战。首先，五花八门的正式或非正式职业群体使随机抽样乃至对研究整体的较好估计都几乎没有可能。其次，我国幅员辽阔的地理疆域以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状况的巨大差异使任何个案选择都无法具有代表性。再次，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变迁使任何对当前状况的分析都很容易过时。最后，我国法律系统的绝大多数领域——尤其是司法和行政机关——都还受到国家的紧密控制，对外来研究人员十分警惕，尤其是对一个当时正在国外学习的研究生。

带着对这些困难的预期，我在2004年夏天开始了第一次田野调查，在北京的一个涉外商务律师事务所进行了两个月的参与观察。在参与观察的同时，我也对当地6家涉外商务律师事务所的24名律师进行了访谈，并且在我的研究合作伙伴麦宜生（Ethan Michelson）的无私帮助下，为本研究课题初步访谈了12名律师和司法行政官员。此外，在2005年9月和2007年10月，作为研究中国律师和刑事诉讼法改革课题的一部分，我和哈里代（Terence C. Halliday）一起对北京、西安、上海、杭州和成都的刑事辩护律师、法官、检察官和法学家进行了42个访谈。这些田野研究经验增进了我的访谈技巧，加深了我对中国法律职业的理解，也为我在2006—2007年间的田野调查工作提供了诸多方便。

本项研究课题的主要田野调查工作是我在2006年7月至2007年4月之间完成的。在这10个月里，我在中国境内的行程超过了24000公里，对11个不同省、市、自治区（北京、黑龙江、河北、河南、山西、甘肃、宁夏、上海、浙江、四川、广东）的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企业法律顾问、外国律师、司法行政官员及其他被访谈人进行了178个深入访谈。在绝大多数省份我只选取了一个田野调查地点，但在甘肃、宁夏、广东、四川和浙江，我在不止一个市或县进行了访谈。我的调查地点涵盖了中国绝大多数主要地理区域和法律系统的每一个行政级别，既有上海高耸入云的写字楼，又有西部农业县破旧的四合院，既有高速现代化的省会城市，又有依然传统的农村和农场。为了收集到被访谈人更多的工作信息，我的所有访谈都是半结构化的（semi-structured）和开放式的（open-ended）。绝大多数访谈是在被访谈人的办公室或其他工作地点完成的，但为了照顾被访谈人的需要，也有一小部分访谈是在饭桌上或者茶馆里进行的。访谈的时间短至半小时，长至6小时。

这个针对法律执业者和国家官员的庞大而异质性的样本使我能够从地理和法律领域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空间结构。最终我发展出了一个非常规的分析框架，将这一市场划分为5个空间领域，即边疆、战场、高端、后院和雷区。“边疆”是指农村地区，那里律师数量十分稀少，绝大多数纠纷都是由基层法律工作者、乡镇干部和赤脚律师来解决的；“战场”是指城市的个人法律服务，那里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法律咨询公司和其他法律执业者在诉讼和其他日常法律工作中激烈竞争；“高端”是指北京和上海等全球化城市里的涉外商务法律服务，那里国内的商务律师事务所面临来自外国律师事务所与日俱增的竞争；“后院”是指企业、政府和知识产权法律服务，那里律师、企业法律顾问、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专利代理人和商标代理人被多个彼此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部委分别准入管理；“雷区”是指刑事司法系统，那里律师表面上具有对刑事辩护工作的垄断，在实际工作中却被公检法机关边缘化，有时甚至会面临人身危险。

这5个空间领域构成了本书的5个经验研究章节，但空间分析框架并不能解决上述所有方法论上的困难。职业和地理区域上的变化可以通过大量、深入的访谈来加以研究，而历史偶然性（historical contingency）以及政治控制问题则需要其他数据与方法。在本书中，我用两种方法来对访谈数据进行补充：（1）通过历史文献研究来重构中国法律服务市场自1970年代末以来的发展史；（2）通过网络民族志（online ethnography）来观察法律执业者关于其市场竞争与国家规范的公共话语。

首先，为了追溯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史并将其放在1970年代末以来法律改革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从4个学术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以及6个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北京、甘肃、宁夏、山西、四川、浙江）收集了大量报刊文章、法律专业期刊文章和政府统计数据。其中法律专业期刊主要包括来自以下部门的期刊和报告：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及部分地方律师协会。这些文献所涵盖的历史时期大多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由于关于中国法律职业的全国性数据数量有限，而且大多被司法部所保密，在我的访谈过程中所收集的来自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原始数据对于建构这些法律职业的发展轨迹就显得尤为宝贵。

其次，本课题的田野调查开始之前，我在2003—2005年间对中国律师网互动社区进行了三年的参与观察，开始只是作为一个社区讨论的参与者，后来则成为其中一个讨论区的版主。中国律师网互动社区是在2002年8月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官方网站中国律师网设立的，并在之后几年里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法学学生、学者以及其他法律执业者等用户的大型网络社区。截至2005年3月，该社区有34000多名来自全国每个省份、230多个城市的注册用户，这些用户在25个不同主题的讨论区里发表了271925篇文章，讨论区的主题包括各个法律领域、法律咨询、律师执业、司法考试、法治时评等。除了律师之外，社区中还活跃着不少法官、检察官、基层法律工作者、企业法律顾问、专利代理人、商标代理人以及其他法律执业者，其中有些人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和律师就法律服务市场上职业间相互竞争和国家规范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社区的讨论是围绕着主题来进行的，每个主题可能只包括一篇或几篇文章，也可能包括上百个回复。为了进行定性分析，我在三年的参与观察期间在这个网络社区里收集了250个与职业市场竞争相关的主题。同时，为了检验这一网络数据来源的代表性，麦宜生和我在2005年5月下载了社区的全部内容并建立了一个数据库，然后进行了一些描述性的统计分析。分析的结果是这一网络社区具有惊人的代表性，无论是在用户的地理分布、职业分布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虽然在本书中我对于来自中国律师网互动社区数据的分析主要是定性的，但这些初步的定量分析结果显示，这一社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中国法律职业的现状。通过这个独特的数据来源，我们可以不经外来研究者的干预，而充分观察法律执业者之间对于激烈市场竞争状况的个人经历和观点的自发性讨论。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某些原因，近年来中国律师网互动社区经常处于维护状态，因此我在2003—2005年间所收集的数据在公共网络上已经不复存在。

综上所述，经过了5年左右的实证研究，我为本书的写作而收集的数据包括在12个省份的256个深入访谈、在4个学术图书馆和6个政府资料库中所收集的历史文献资料以及在中国律师网互动社区里所收集的参与观察数据。我的分析主要是定性的，但书中也会涉及少量统计数据。由于研究伦理的要求，文中隐去了所有被访谈人的个人信息。访谈的编号体例为“IN06136”，其中“IN”代表访谈（interview）, “06”代表进行访谈的年份（即2006年）, “1”是访谈对象所处的法律领域（1为基层、2为涉外、3为企业、4为刑事、5为司法行政机关）, “36”则是访谈在该年度该领域内的编号。中国律师网互动社区的网络数据是以主题进行编号的，例如“F#123456”中“F”是指论坛（forum）, “#123456”则是这一主题讨论的第一篇文章在论坛管理系统中的编号。历史文献数据是以“中国律师_200207”或“人民日报_20060608”的形式编号的，其中“中国律师”或“人民日报”是指文章所在的报纸或期刊名称，而“200207”或“20060608”则是指文章发表的年份（即2002年或2006年）以及期数（即第7期）或者日期（即6月8日）。在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5个不同空间领域的旅程无疑是漫长的，但下文对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三十年历史的简要回顾将会为读者提供一个基本的旅行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