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小 天 地

一般旧文人，喜弄玄虚，总是题了许多斋馆堂轩的名儿，似乎他们的生活是很优越雅致的，实则不是这样一回事，这些斋馆堂轩，都是空的，无非建筑在纸上罢了。我的“纸帐铜瓶室”，却有这么一间。我从苏州搬来上海，住到哪里，那“纸帐铜瓶室”的榜额就挂到哪里，成为流动性的，直至寓居长寿路的养和村，才固定了四十多个年头。“纸帐铜瓶室”，也就是老牌子了。

我的生活很朴素，但却不简单，小小的一间，堆满了书籍图册以及杂志报刊，几乎床榻左右，层层叠叠都是精神慰藉品，恐怕陆放翁的“书巢”，也许胜我不多吧！不料好事无常，遭逢十年内乱，这些爱好的东西，硬生生地都被掠夺，当时装载七辆车子而去，没有片帙只页的留存，我就对朋友作自夸语：“学富五车，无书不读。”所谓“五车”，那是七车自打折扣的客气话，所谓“无书不读”，就是手头没有书，无从读起了。一自拨雾见天，被车去的，总算还了我十之一二。我积习难除，补购了许多工具书和阅读书，朋友们如周迪前等乐善好施，馈赠了我若干诗文笔记，才得遮眼摊饭，也就慰情聊胜了。“文革”后期，街头巷末，往往有些搭着篷帐，出售杂品的。我沙里淘金，买得了些零星文物，在小室点缀着，朋友来访，不是称“古色古香”，就是为我解嘲说：“室雅无须大。”人们称说古雅，我也腼然自以为古雅了。究属怎样古雅，那是不值一笑的。

我喜梅花，壁上悬些梅花画幅，如吴湖帆、陶冷月为我画的《纸帐铜瓶室图》，画中梅花绕屋，构成一个清幽境界。又前人钱箨石的《一帘疏影》，那是淡墨画梅，很为秀逸。朱大可因此见贻一方印章，刻文为“人在梅花中”，我常钤用着。床侧一副小楹联，是周星诒写的，句云：“如南山之寿，居东海之滨”，也很贴切。案头置列元杨铁压自植松的小枯枝，秦阿房宫的瓦当，黄小松所藏三国吴主孙皓的建衡砖砚，计谵石的端溪蕉叶白砚，胡澎手琢的竹节式砖砚。又周芷岩刻的竹臂搁，张燕昌书钱梅溪刻的文镇，罗两峰夫人方白莲的印章，黄秋岳集宋词的双铜尺，秋岳为人虽属奸佞，但从文物角度来看，也是足以欣赏的。架上杂乱无章堆着王芑孙曹墨琴夫妇合作的诗册，叶小莺眉子砚拓本，吴谷人手书何检讨词稿，梁闻山的格言卷，林子有的《蛰园勘词图》，张大千等二十一家墨妙。又杨吉人、杨龙石、钱叔盖、黄素川、毛意香、金西压等镌刻的竹扇骨，薛佛影的细雕象牙片等，这一系列的东两，几乎把架子充塞得满满了。我偃蹇其中，摩挲再摩挲，自以为乐趣无穷。

图书文物，这些都是陈的死的，倘室中没有一些生香活色，那就不毋遗憾。我便在雨花台卵石盆瓷中，蓄着一棵剑麻，终年抽茁着碧绿的叶子，读书写作之余，向它凝赏一番，对于目力的调剂和护养，是有相当益处的。而无独有偶，忽然友人又送了我一盆水竹，生活气息更浓厚了。我发着奇想，想到民初有个大总统徐世昌，别署水竹村人，那么我居住养和村，有了一盆水竹，岂不道道地地做了水竹村人，不让徐世昌一人占美了。又想到我所局居的小室，叫做亭子间，我逍遥亭中，那就可称亭长，汉代刘邦位居九五之尊，起基是泗上亭长，我既为村人，又兼亭长，岂不足以自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