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3)

美国人对所有援助行动和对被困者提供的所有帮助都深受感动。如果英勇的行为可以解救受难者，就更证明是英雄所为。而日本人理解的英勇是不包括类似的援助的。甚至因为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安装救生设施，也被日本人所嘲笑。他们在报刊、广播中不断谈及这样的话题，觉得只有不惧死亡的冒险才能称得上高尚和英勇，小心谨慎则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观点在对待伤员及疟疾患者时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因为医疗设施和医药用品严重不足，正常的战斗力也很难得到维持，要治疗这些在他们眼里无用的士兵简直是浪费资源。长此以往，缺少补给的困难使得原本就匮缺的医疗用品更加无法维持。但这并非是事情的全部。在这里日本人意识里对物质主义的不屑起了非常大作用。他们给日军灌输这样的教育——死亡原本就代表着精神的胜利。而像我们这样去照顾患病者，就如同在轰炸机上安装安全设施一样，都是一种对英雄主义的阻挠。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经常去看医生。美国人对伤病患者的关注大大超过对其他公众设备的关心，这一点就连在和平时期到美国旅行的欧洲人也常加评论。而这一切在日本是不可能发生的。总之，在战时日本军队中不曾出现一个受过系统训练、可以在战火中转移伤员进行救护的医疗队，也没有类似救护所、野战医院及战线后方的康复医院等系统的医疗设施。对医疗用品补给的重视度就更让人感慨了。在一些情况紧急的时候，他们就干脆把伤病员杀掉。这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表现得尤为明显，日本人经常被迫从有医院的据点撤退，但他们却不会在有条件时提前把伤病员转移，只有在部队执行真正的所谓“有计划的撤退”时，或是在敌人已然在眼前出现时，他们才想起要做些什么。彼时，军医常常在要走的时候，抢先杀掉全部的伤病员，或让伤病员使用手榴弹自杀。

这种对待伤病员的态度，既然是日本人对待自己同胞的基本做法，那么在对待美军战俘时就更好不到哪里去；如果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日本人的做法，那么他们不仅对战俘，就连对自己的同胞，都犯下了无可饶恕的虐待罪。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Harald W. Glattly）说，在他作为战俘被囚禁在台湾3年，“医疗护理方面的待遇，美军战俘远远超过日军士兵，而且在俘虏营中的盟军军医还能照看盟军俘虏，而在日本人那里却没有一个军医。甚至曾经有一段时间，日军仅给他们自己人配备了一名医务人员是——个下士，后来升为中士。”这位上校在一年内也仅仅只见到日本军医一两次。[4]

相比日本这种兵员消耗论，更极端的便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国家的任何一支军队在竭尽全力后，在敌众我寡、没有希望取得胜利之时，就会向敌军投降，不去做无谓的牺牲。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伟大的军人，而且会遵守国际协议，告知他们的国家，让其亲人得到他们还活着的消息。不管是身为—个军人或平民，或是在他的家族中，他们都不会因为这些受到任何侮辱。但是对这一点，日本人的表现完全不同，他们认为荣誉就是战斗至死。在完全失去胜利希望的时候，日本士兵应该做的是用仅存的手榴弹完成自杀或是只身冲入敌阵实施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是绝对不能投降。如果在受伤后无力抵抗而做了俘虏，他就会觉得“回国以后再也不能抬头做人了”。失去名誉的他，对于从前的生活而言已经是个“死人”了。

这些内容被记录到日本军规当中，但是在前线很明显不用针对这一点展开什么特别教育。日军士兵都在努力实践这条军规，从而导致在北缅会战中，俘虏和战死者的比例为142：17166，即1：120；并且在这142名战俘中，除个别外，在被俘时都已经受伤或是昏迷；一个人独自或两三个人结伴“投降”的几乎没有。而在西方国家的军队里，如果阵亡者占到全军士兵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这个部队很少有继续抗争的。西方国家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例大约是4∶1。而在霍兰迪亚（Hollandia）发生的第一次日军大规模投降中，这个比率是1：5，这相对于北缅的1：120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了。

因此，在日本人眼里，那些被俘虏的美国人，仅仅是举手投降这一件事就让人觉得可耻了。即便是没有负伤、疟疾和赤痢等病症，也已经成为被剔除在“完好的人”的范围之外的“废物”了。这一点很多美国人都曾经论及：在战俘营里，美国人假如发出笑声是多么危险，又是怎样激怒了守卫。在日本人眼里，成了战俘就是莫大的耻辱，美国人竟然不明白。这对他们来说，真的不能接受。在美国战俘被要求遵守的命令里，有很多是日本军官要求看守俘虏营的守卫们也一定要服从的。紧急行军或是坐在空间狭小的像沙丁鱼罐头般的运输船里转移，日本兵已对此习以为常。一些美国人还说到，日本哨兵不断严厉地要求他们不要公开违抗命令，学会藏匿自己的违规行为。战俘营中，在战俘白天要出外筑路或去工厂工作时，严禁从外边带回食物，然而这个规定经常只是一纸空文，因为他们只需要把水果、蔬菜藏起来就可以了。但是万一被发现，那就是不得了的罪行，就代表着美国人无视哨兵的权威。公然对权威发起挑衅，即使只是一句“顶嘴的话”，也要遭受严厉处罚。即便是在平常生活里，日本人也对顶嘴严格禁止。在军队中，对顶嘴更是要严厉惩处。文化不同，处理问题的习惯也不同，很多暴行和虐待确实存在于战俘营中。在战争初期，日军士兵相信所有战俘都将被敌军虐待并杀死，所以就更加认为投降是一种耻辱。在日本各地都流传着一个谣言，说美军将瓜岛上的战俘全部用坦克碾死。有部分日军士兵想要投降，但美军对此很是怀疑，因而还是谨慎地将其杀死，而这种怀疑并非是空穴来风。一个视死如归的日军士兵，经常把与敌人一起同归于尽当作自己的骄傲，甚至于在被俘后也经常这样做。如同一个日军战俘所言：“当我们已决心把自己作为胜利的祭奠，假如不能壮烈牺牲那才是最大的耻辱。”这样的可能性使美军异常警惕，因此也就降低了日军投降的人数。

投降是一种耻辱，这一点已经在日本人的思想里根深蒂固。这跟我们的战争习惯完全不同，而他们却觉得理所应当。在日本人眼里，我们的行为也一样无法理解。一些美军战俘会要求把自己的姓名告知本国政府以使亲人得到自己活着的消息，他们对此感到惊讶并且不屑。日本士兵没有预料到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他们认为美军会像日军一样战斗到底。他们确实无法理解，美国人怎么会一点也不把被俘当作耻辱。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间有一种极具戏剧性的差异，日军在被俘后竟然愿意与盟军合作，因为在他们思想里压根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新环境的准则，他们失去了名誉，也就失去了作为一个日本人的“生命”。一直到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才有非常少的人要求不管战争结局怎样都要回国。还有一些人则要求把自己处决，说：“假如你们没有这样做的习惯，那么我愿意做一个战俘的榜样。”他们比所有的模范战俘做得还好。一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国家主义者把弹药库的位置指给我们，为我们详细解说日军兵力的配置，替美军写宣传资料，与美军飞行员一起乘坐轰炸机确定军事目标，就像是他们的生命新的一页被翻开了，其内容与旧的一页没有丝毫相同之处，但他们对此却表现出相同的忠诚度。

当然，不是所有的战俘都一样，有一部分人冥顽不化。并且，不管怎样，一定要先提供给他们部分有利条件，他们才会有以上行为。一些美军指挥官非常谨慎，对日本人主动的帮助不敢相信，致使一些战俘营压根没有想去利用日军战俘可能给予的某些服务，然而在一些与日军战俘合作的战俘营中，之前的顾虑必定会消除并逐渐转变成信赖日军战俘。

美国人并没有期望战俘们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这一点跟我们对日本人的认知差之甚远。但是日本人的行为就好像是：确定一条道路便会竭尽全力，假如不能成功，便很自然地改选另外一条路。对于他们这样的行为习惯，在战后是否可以被我们用于管理日本人，或者这仅仅是某些士兵做了俘虏以后的特例行为呢？就如同日本人在战争进行中的一些其他特殊行为使我们被迫思考一样，它提出了关于所有生活方式（他们受制于这种生活方式）及他们不同制度的作用方法、他们从中学到的思维和行动习惯等很多问题。

注释：

[1]民主。作者特意模仿日本人发音。——译者

[2]天长节从奈良时代光仁天皇开始。这个节日来源于中国的唐朝，最初用于唐玄宗的生日，被称为“千秋节”，天宝年间改名为“天长节”。“天长”二字源于《老子》中“天长地久”一词，后流传到日本，指代天皇的生日。

[3]二战期间日本的一个极右政治团体，于1940年（昭和15年）10月12日宣告成立，1945年6月13日解散。该组织以推动“新体制运动”作为主要目标，在二战期间，以一党专政的模式统治日本。成立后的首任总裁为近卫文磨。

[4]1945年10月15日《华盛顿邮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