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和反孔

孔子一生劳碌，郁郁不得志。在弟子的心目中，孔子的形象是高大的，仰之如天日，视之若父见。《论语》记录子贡的评论：

 

譬之宫墙，赐（子贡的字，自称）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子张》第二十三章）

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自量也。（《子张》第二十四章）

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第二十五章）

 

学生们极为敬佩孔子的品德和学识。《论语》记录颜回的评论：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第十一章）

 

以上是学生对他的敬仰，在当时的乡里群众中，却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子罕》第二章记：“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到，乡里群众不了解孔子工作的意义，不知道教育工作和社会政治思想的价值。

当时统治阶级的当权派并不赞同孔子的主张，各国君主或者拒不接待（如曹、郑、宋三国）；或者敷衍（如齐国）；或者看重他的名望，待若上宾，供着当作“花瓶”（如卫、陈二国）；或者企图重金收买为自己所用（如楚国）。各国掌权的士大夫，由于本身的利益，对孔子或者公开反对、诋毁，或者表面上虚与委蛇，而背后阴谋陷害。正因为如此，孔子希望通过各国当权派进行由上而下的社会改良的主张，只能到处碰壁。

当时的士人知识阶层，在社会大动乱中，也有人厌弃上层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又无力改变现实，如《宪问》第三十七章所记的“贤者辟世”（不干预世事而隐居）。他们大多隐逸田间，自耕而食，如《微子》篇所记的楚狂、耕者长沮、桀溺和丈人，《宪问》篇所记的微生亩、挑草筐者、看门者等人。他们有的对孔子的态度不友好、不理睬，有的或者说他“知其不可为而为”，或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或说：“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这些隐逸的士人，主张“出世”而反对孔子的“入世”。

孔子生前，主要是他的学生敬仰他，统治阶级对他并不赞同，社会上大多数群众对他也不了解。他曾经为自己不被理解、自己的思想学说不为社会接受而叹息苦闷。他绝不会想到，自己死后的历史命运会那样大起大落，那样富有戏剧性。

战国时期学术昌盛，百家争鸣，儒家学派奉孔子为祖师。儒家固然有少数人从政做官，多数是以司礼或教学为业，所以在民间有较大影响。儒家又毕竟是百家中的一家，各家也有自己的祖师和学说，并不尊崇孔子。他们还编造出一些故事，例如，孔子诛杀他的反对派代表人物少正卯、孔子与盗跖对话、孔子向老聃问礼（拜老子为师）等，以此来贬损孔子的形象，抬高自己学派的地位。其实，这些故事都是杜撰的，并无其事。

在秦代，灭了六国的秦始皇，为了建立万世一系的统一封建专制帝国，采用法家严刑峻法的学说，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他们一方面把孔子和儒家学说列为“六虱”之一，激烈地批判孔子的“法先王”和“仁义”学说，下令烧尽天下儒家经典，颁布挟书律：“有敢藏《诗》、《书》者，弃市”；一方面在各地捕杀儒生，活埋六百人，孔子嫡传的孟子一派儒生几乎被杀光，荀子一派儒生留下点活口，也四处逃亡。儒家的经典，《周易》因为是占卜书得以保留，其余都在收缴焚烧之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也是死后的孔子及其学说在历史上遭遇的第一次浩劫。秦始皇是两千年前最大的反孔派头领。

血与火消灭不了文化。秦王朝的严刑峻法激起全国人民揭竿而起，没有被杀绝的儒生也投入起义队伍的行列。汉朝统治集团吸取亡秦的教训，认识到儒学对建立新兴的封建帝国秩序和实现社会和谐的作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共同信仰和遵循的指导理论，为实现全国上下“一个思想”，当时的帝国需要树立一个披着仁德外衣的精神领袖，便选中了儒家的祖师孔子。

他们称颂孔子是“圣人”，曾经经过孔子手定的几部经典是“圣经”。儒家经典本来文字简约，劫后复出时有些又残缺不全，具有很大的解说空间。汉代人按自己的需要来解释儒家经典，编造一些孔子没有说过的话，说是孔子留下的教诲。

“圣”字的本义是才智超群，“圣人”指道德高尚、智慧非凡的人，含有推崇之意。他们推崇孔子是“天生圣人”，其品德之高、智慧之高都达到了极点。这样一位“圣人”所传授给世人的书，便是“圣经”。“经”字的本义，本来只是指重要的典籍，这时便成为“亘古之至道”、“万世不变之准则”，世世代代的人必须无条件地信仰和奉行。他们说孔子每一句话都会有“微言大义”，是绝对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得有丝毫的违逆或怀疑。为了突出“圣人”及其教条的绝对权威，他们还编造了孔子出生的神话，说孔子是其母感应天神所生，生下来就有与众不同的脑袋，先知先觉，不学而知，不虑而成，上承天命降世来教化万民，是开天辟地以来独一无二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为了突出孔子的绝对权威，汉代经学家发动“造神运动”，把孔子塑造成一个必须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

汉代经学家还称颂孔子是“素王”。如王充《论衡》:“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意思是说，孔子生前没有登上王位来治理天下，但以他的学说来为天下立法，起到了治理天下的作用，所以称为“素王”。其实，孔子是主动辞官，以布衣终生的。封建社会官贵民贱，经学家们创造这个“素王”称号，目的是抬高孔子的政治地位。

汉朝皇帝为了尊崇孔子，变“虚”为“实”，封孔子为“文宣公”。死去六百多年的孔子成为皇帝群臣中的公爵贵族，由国库拨款在孔子故里修建府邸，封赏给大片田产，年年公祭，子孙世袭。

唐朝皇帝为了表示比汉朝皇帝还要尊孔，又将死去一千多年的孔子升了一级，封为“文宣王”。爵位高了，当然封赏的田地及其他各种待遇随之增加。

元朝的蒙古皇帝为了笼络所统治的汉族臣民，再给孔子加官晋爵，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子孙世袭“衍圣公”。死去一千几百年的孔子的爵位太高了，连子孙都成了世袭公爵。

明朝皇帝已经无法再给孔子晋爵，为了显示比前代更尊孔子，一是下令全国各地建立孔庙（文庙），百官全民定期公开祭祀；二是颁布法律，有敢“非圣毁经”者逮捕法办（明代思想家李贽即因此获罪囚死狱中）；三是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考试科目就是孔子传下的经书，考上了就分派官职。

清朝的满洲贵族爱新觉罗氏皇帝，给孔子更大的礼遇。过去的“文宣公”、“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还都是皇帝封赏的，是皇帝之下的王公，而清朝的皇帝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皇帝从不向人下跪，但向“先师”磕头，以此表示与汉族敬奉同一祖师，清朝皇帝除祭天、祭祖，也曾亲自祭孔，行礼如仪。清朝严禁满汉通婚，但把公主下嫁给曲阜孔府衍圣公，使孔子和满族皇帝结成亲家，孔子后裔也就成了皇亲国戚。至于八股文科举和各地孔庙礼仪，一如明制。曲阜孔府所受到的优待更超过前代，成为曲阜最大的地主，孔府的看门人是七品官（知县级），孔府还拥有司法权。清代皇朝尊孔，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代。

我少年读塾学时，向之礼拜叩首的孔子像，是一位头戴王冕、身披黄袍的白胡须老头，像的上额和两侧文字是一连串吓人的头衔。当时的确是诚惶诚恐，以后才知道，这不是真实的孔子，那王冕王袍和那些头衔，都是过去的封建统治阶级及其经学家给早已死去的孔子穿戴的，是假的。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一段时间，孔子又被尊奉为神明教主。19世纪末期，列强入侵，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也传入中国，领导维新变法运动的康有为提倡创立孔教，尊孔子为教主，上书皇帝建议把孔教定为国教，并且写进宪法。他说：西方世界有耶稣，就有基督教；阿拉伯世界有穆罕默德，就有伊斯兰教；中国有孔子，就应该有孔教。康有为和他的同伙，把近代资产阶级的民权、议会、选举、博爱、平等之类政治概念，都附会到孔子头上，说本来就是孔子所创。甚至连近代一些科学概念，也附会为儒经所有，如说八大行星，《诗经》早言之，《小星》一诗：“嘒彼小星，三五在东。”三加五为八，就是八大行星了。他们把变法维新挂上孔子的招牌，称孔子是维新变法运动的祖师爷，歌颂孔子是“神明教主，改制教主”。维新运动在清王朝保守派的屠刀下夭折，康有为也亡命国外，依然是效忠大清皇帝的保皇派。中华民国成立后，康有为一伙筹划清廷复辟，1917年军阀张勋率领辫子军要来北京扶植宣统皇帝复位，内定康有为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所以“孔教运动”也活跃了一阵子。复辟失败，奉孔子为教主的新宗教也成了死胎。直到1944年，在日本人占领的北平，我在西单大街临街一处房院门前，还看到挂着“中国孔教会”的牌子。经打听，原来是一小撮汉奸领日本军部津贴办的“社会团体”。这伙人像康有为一样，到死不肯剪掉脑袋后面的封建大辫子。

历史上被歌颂、被尊奉的“天生圣人”、“圣王”、“文宣公”、“大成至圣文宣王”、“神明教主”，都不是真实的孔子，而是在孔子死后几百年乃至两千年之后，被历代尊孔派强加的“称号”。尊孔派给一位死人罩上神圣光环，披上封建王袍，是吓唬人民、愚弄人民的大骗局。他们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曲解孔子的言论，也伪造一些言论，假托是孔子的言论来欺骗人民，让人民信仰和奉行。从两千年前的汉朝皇帝到现代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他们及其御用文人，他们尊奉的不是真孔子，而是假孔子。

历史上的孔子，并不总是被尊崇的，也有被质疑、被揶揄、被丑化，乃至被激烈攻击的时候。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塑造了一个假孔子当作神圣的偶像，曲解孔子的言论，又编造了一些言论假托是孔子的学说，用来推行愚民政策。对那些曲解的、捏造的言论提出质疑，对那个偶像做一些揶揄，当然是可以的。孔子的学说毕竟是两千五百年前的思想，其中有一些已经不合时宜，不能强迫人民奉行，提出质疑和反对，也是应该的。我们主张在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必须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事不对人，掌握住不能进行人身攻击这个度。如果连孔子生前的所作所为及其贡献全部推翻，那就不是实事求是；捏造一些故事来诋毁、丑化、辱骂，那不是无知，就是造谣诬蔑了。如果借口批孔，而把孔子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优良成分全部否定，更是错上加错。太远的姑且不论，近现代大规模反孔运动就有三次。

19世纪后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以“拜上帝教”为旗号的。他们尊奉从西洋借来的那位上帝耶和华，不准信仰孔子。大军所至，到处拆孔庙，侮辱读孔子书的知识分子。现代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称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大加赞美；但事实上不像那些史学家歌颂得那么好，它也带着农民造反的一些严重缺点。评价这次革命运动不在本书议论的范围之内，这里只提出一点：他们的教义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合，广大群众不接受；他们的文化政策失去全国知识分子的拥护，是他们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前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激烈地批判封建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我认为，在孔子学说中确实缺少现代科学和现代民主思想，新文化运动破除迷信，提倡科学和民主来建设现代国家，也确实是一大功绩。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对为中国教育和文化做出伟大贡献的孔子依然是心存敬意的，并不反对真正的孔子及其真实言论中的优良部分，这有新文化运动的大师胡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吴虞当时的言论为证。直到40年代，毛泽东写《新民主主义论》，也仍然提出“继承民族文化中的优良成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1998年，我写过一篇杂文《打倒孔家店答客问》，附在后面，这里不再多说。

历史上最大的反孔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革命”，把孔子的阶级成分定为“奴隶主贵族”，称他是“奴隶主复辟派”、“政治骗子”、“反革命两面派”、“丧家的奴隶主贵族的乏走狗”、“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凶狠残忍的大恶霸”、“巧佞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几乎把汉语词汇里所有骂人的字眼全加到孔子头上。他们呼喊的口号是：“把孔老二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万世不得翻身！让孔老二断子绝孙！”

可是，曾几何时，被打倒的却是那些反孔的野心家、阴谋家。两个政治集团的成员作恶多端，一个个被法庭审判；各地充当爪牙打手的流氓痞子一个个滚下台；那些被欺骗的孩子们在忏悔。

1986年为在曲阜举行孔子学术国际研讨会，我深有感慨，写了四句诗：

 

道德文章铸国魂，百年夫子几浮沉。

而今络绎山东道，四海又来朝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