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1)

20世纪80年代初，持续的经济短缺强烈影响着俄罗斯，好书成了无价宝，当局划定的禁书更是宝中之宝。尽管有的书籍因具有颠覆性而遭禁，但在这个官方承认无神论的国家，《圣经》仍旧踪影未绝。私人书架上随处可见，有的购自灰色市场，有的来自外国游客，或倒手传阅，或另换他物。一如供给不足状态下的所有物品，稀缺的《圣经》价值陡增。黑市上的《圣经》每本五十卢布，几乎相当于半个月薪水。

当局不遗余力地取缔和打压印刷品的复制行为，尤其是那些所含内容对国家意识形态构成威胁的材料。就连复印如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所著的《大师与玛格丽特》（Master and Margarita）之类违禁手稿的行为，都可能让克格勃来找麻烦。当时有一首流行歌谣把一种东德产的打字机称作“埃丽卡”（Erika），讲述了这种打字机打印地下出版物的过程。“埃丽卡能打印四份，”歌谣唱道，“仅此而已，但已足够。”[1]

任何单位和机构均要经过特批，方能使用复印机，因此复印机大多配有锁和钥匙。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既没有锁和钥匙，也没有特别许可证，但他拥有在社会主义术语中称作“生产手段”的东西：印刷厂、油墨和纸张。他供职于一家国营印刷店，每天干完正事，便利用印刷店的机器设备印刷《圣经》。他是个具有反叛性的年轻人，栗色疏发，金色髭须，深深显露出某种来自苏联社会的绝对底层的市侩精明。就斯莫伦斯基而言，苏联社会主义的终结始于《圣经》印刷活动。

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没受过高等教育，在停滞岁月很少能有成功的希望。他是个被社会遗忘的角色。外祖父是犹太人，参加过奥地利同盟，后加入共产党，二战前从纳粹统治区逃到苏联。母亲在莫斯科长大，但就因为他们的奥地利背景，战争给一家人带来的是灾难和不幸。战争一开始，他的父亲巴维尔·斯莫伦斯基便被派往太平洋舰队，母亲则带着年幼的女儿被安置到位于西伯利亚的一个国家农庄。他们于战后返回莫斯科，生下第二个女儿，接着在1954年7月6日生下亚历山大。还在他小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

斯莫伦斯基回忆说，自己的青年时光是只有“水和面包”的痛苦岁月。二战后的艰辛并不稀奇，但斯莫伦斯基品尝到的艰辛还要加倍，因为他的母亲作为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多项工作，并不允许进入任何单位。她无法工作，家庭又很穷。他说，父亲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发挥过一点作用，自己对他也没有任何记忆。斯莫伦斯基学习过八年时间的印地语，为的是过上好日子，但“我发现没有人需要我学的这个玩意儿”。他和两个姐姐都跟着母亲在莫斯科长大成人。转折点发生在十六岁时。他首次申请国内护照，这对所有公民而言都是一种基本的公民身份文件。拿着国籍表的斯莫伦斯基心怀怨愤。他要么加入母亲的出生地即奥地利国籍，要么跟父亲一样获得苏联国籍。斯莫伦斯基填了“奥地利”，但这一选择只是徒增悲伤。作为犹太人，斯莫伦斯基的职业之路已经非常有限；因为加上了“奥地利”字眼，他更会被国家羞辱般视作外来者，同时被社会体制堵上几乎所有的上升通道。“那之后，我尝遍百般滋味，”斯莫伦斯基苦笑着对我说，“国家就爱开这种玩笑。”[2]

那绝非玩笑。斯莫伦斯基应召入伍时，他的档案上标着一长串禁止服役的军事区域，其中就有人人羡慕的城市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斯莫伦斯基被分到了遥远的第比利斯，那是格鲁吉亚的首府，气候宜人，东方气息浓厚，在性格和气质上与莫斯科大不相同。爱德华·克拉斯尼扬斯基（Eduard Krasnyansky）二十六岁，是一位正在超期服役的新闻记者，斯莫伦斯基在此引起了他的关注。据克拉斯尼扬斯基回忆，他第一次遇见斯莫伦斯基时，这个年轻人的双眼时而兴高采烈，时而烈如激光。斯莫伦斯基对社会体制心怀不满。在日子艰难的苏联军营，他无法容忍所遭受的蔑视和侮辱，因而显得很不合群。“一只独来独往的猫，”克拉斯尼扬斯基以吉卜林的诗句做比，“任何一点不公平都会激怒他，而这样的偏见在军营里俯拾即是。他从不会让自己受到他人轻视。他不会让身边的人受到轻视。部队老兵可以为所欲为。总有人欺凌新来者和胆小鬼。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对此绝不容忍。”老兵惯常用大家熟悉的“你”（Ty）称呼新兵，仿佛那是一群小孩。但斯莫伦斯基容不得这种小小的蔑视，坚决要求别人用更正式的“您”（Ny）称呼自己。[3]

克拉斯尼扬斯基对格鲁吉亚熟门熟路，这里毕竟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他把斯莫伦斯基收到了自己的羽翼之下。他们完全不是同一路人，斯莫伦斯基精瘦而易怒，穿什么裤子都显宽松，克拉斯尼扬斯基则博学得多，堪称一位世故老友。每当需要用钱时，他们总能计上心来。因供职于军报，他们有的是油墨、纸张和印刷场所。他们一开始印的是价格低廉的商业名片，以此学会了如何排版。一百张名片售价三个卢布，远低于十个卢布的市价。名片多销给克拉斯尼扬斯基住在第比利斯的朋友和家庭熟人。“我们印得更廉、更好、更快！”多年以后，克拉斯尼扬斯基大笑着回忆道。他们是军中生意人，也是从事副业的精明人。“排印工作全由我们完成，”克拉斯尼扬斯基对我说，“当兵也得过日子。”

在部队服役的最后一段时间，斯莫伦斯基开始变得反叛。服役结束后，其他士兵都被打发回了家，但斯莫伦斯基没有拿到退役证，这是一位上级军官因为斯莫伦斯基给他惹事而表现出的怠慢。一天，克拉斯尼扬斯基和斯莫伦斯基前去拜访该军官。他们从军官的抽屉里抽出退役证，跑出办公室，翻过围墙一溜烟跑了。他们来到机场，斯莫伦斯基却没有机票。克拉斯尼扬斯基在机场有熟人，帮朋友弄到一张票飞回了莫斯科。

服役两年后再度回到莫斯科，斯莫伦斯基的前景依然没有改观。他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排版。克拉斯尼扬斯基试图把他弄进印刷学院，但斯莫伦斯基要照顾两个姐姐和母亲，所以他没有前往求学，而是到一家印刷厂开始上班。“我是人民的敌人，”斯莫伦斯基回忆道，“或者说，我是人民的敌人的儿子。我找不到体面的工作。”

虽然苦楚越发加深，但事实证明，灰色经济下的斯莫伦斯基是一个真正有才干的人。退役后的三年间，他都在那家印刷厂干活儿，之后到苏联工业部下属的一家出版社当起了店员。他的月薪是110卢布。[4]他还在一家面包店兼职。从理论上说，兼职行为是遭到禁止的，但斯莫伦斯基认识一个辅助工，弄了份假的许可证明。斯莫伦斯基每月额外收入60卢布，给那位辅助工10个卢布作为证明的手续费。

斯莫伦斯基的第一条牛仔裤一穿就是一年。一如许多同龄人，他也会在厨房这样的私密场所一连数小时唠叨自己的悲惨境遇。“制度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大半生都得为一日三餐操心，”他说道，“其余时间则拿来买裤子遮腚子。”

为了生存，斯莫伦斯基开始充分利用自己在印刷厂的夜晚时间，置制度于不顾，开始印刷《圣经》。那是他的反击方式。斯莫伦斯基说，他还以“免费”印刷《圣经》的方式帮助教会。他坚信，苏联东正教是一个“能够协助破坏现存事物即当时社会制度的组织”。然而，各级教会均忠于政府，所以并不清楚斯莫伦斯基何以认为这是反击之举。

利益这个解释貌似更加合理。斯莫伦斯基发现了制度的漏洞，即人们对《圣经》有需求，而他有法子来印刷。生物学家亚历克斯·戈德法布（Alex Goldfarb）当时是外国记者与异己分子之间的主要联系人，他创建了自己的渠道，利用外交官和新闻记者走私图书。“《圣经》本身不只是稀罕之物，还是一种重要的通货，”他对我说，“是对人们的一种支持。偷运入境后，你把它分给有人蹲监狱的家庭，这就是在支持他们。”戈德法布认为，斯莫伦斯基也许没费吹灰之力就认识到，反击制度和非法获利是同一回事。“商业行为是一种政治异见之举，”他说道，“当时的价值观很不一样。用印刷企业的油墨偷印《圣经》的人就是英雄，是好人。向克格勃告密的人是坏蛋。”[5]

斯莫伦斯基被人告发，于1981年遭克格勃逮捕。时值停滞岁月高潮期，斯莫伦斯基只有二十七岁。他被指控“盗窃国家财产”，即盗用印刷厂的七公斤油墨，用于个体商业活动，属于禁止行为。但克格勃将斯莫伦斯基的案子当作轻案处理。他回忆说，克格勃想证明他偷了纸张，但未能如愿。“因为找不到反苏联的小册子，他们于是说：‘好吧，算是我们可怜你。’”案件被移送到当地警察局。莫斯科下辖的索科尔尼车斯基（Sokolnichesky）法院判处斯莫伦斯基前往莫斯科郊外的加里宁（Kalinin）镇监狱建筑队服役两年。根据法院判决，三年之内，他不得在自己承担“实质性责任”的机构内担任任何职务。换句话说，反资本主义者不希望斯莫伦斯基跟钱打交道。他竟敢从事“个体商业活动”，而此举在1981年仍被视为犯罪。[6]

被捕入狱加深了斯莫伦斯基的反叛本能。“政府觉得，那样的程序能够教会我明辨是非，”后来他向我回忆起那一切时，眼神依旧十分炽烈，“是它制定出条条框框，让我到哪里都找不到工作，我没办法以诚实的方式挣钱，我也进不了体面的单位。那实际上等于把我所有的路都堵死了！我没法出国。我只想出国旅游，他们却说：‘不行，你不能去。’”斯莫伦斯基说，他甚至被禁止进入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于是我问他们：‘我有麻风病吗？’他们却回答我：‘你属于危险分子。’”

斯莫伦斯基发现，走得通的路子不多，但短缺的经济救了他一把。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永远没法满足莫斯科的建设需求，需要做的事情多多益善。“建筑领域随时有钱赚。”克拉斯尼扬斯基回忆说。在维建基金（Remstroitrest）这家国有公寓建筑和维修企业，斯莫伦斯基当上了部门主任。他分到一辆载货卡车，还有一套二十八平方米的两居室标准公寓。

当时的莫斯科人口拥挤，社会体系没法向这些人提供足够的房屋。人们排队分新房，一等就是十年甚至更长。国有建筑公司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一如其他所有物品，生活空间严重短缺。尽管国家制定了人均九平方米的最低住房面积标准，但九百五十万人口中，还有近一半人甚至达不到这一标准。[7]唯一稳妥的对策是森林密布的乡下，也就是位于莫斯科大都市外围，在散布于林间的乡村搭建简陋的度假屋，供广大莫斯科市民躲避酷暑夏夜，斯莫伦斯基在这件事情上第一次尝到了甜头。

当时的建设项目一是质量差，二是需要数年才能完工。城市周边林立着一幢幢硕大而难看的预制板建筑。没有私人建筑公司。尤其在那些被视为香饽饽的军事工业区以外的厂子里，厂房的建设同样拖拉疲沓。在苏联的最后数年间，随着工厂经理的自主权越来越大，很多人开始谋求规划自己的建筑项目。要在一定时限内建成某个项目的唯一办法，是雇用工作进展更快的小型黑市建筑队。

斯莫伦斯基在建筑领域学到的关键窍门，是如何弄到稀缺的建筑原材料。如果需要钉子、沙子，或者水泥板，他不可能直接购买，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类似材料要么搞到、买到或者偷到——来源一般是其他工程或工地。斯莫伦斯基是弄这些东西的好手。

跟同时代人一样，斯莫伦斯基对裹足不前的苏联领导人深感厌恶。当一个法国摇滚乐团前来莫斯科举办音乐会时，他的心情十分激动。当乐队那铮光闪亮的新式设备卸下卡车搬上舞台时，斯莫伦斯基惊叹不已。但总书记契尔年科随后在批示党报的一篇文章时说，音乐会上不应该出现颠覆性的摇滚乐团，应该集中展示苏联的三角琴、手风琴和各种歌舞，而且“苏联今后不会容忍西方文化”。斯莫伦斯基摇头叹息：“哦，上帝，算了吧！”他心想，“又是老生常谈，无聊透顶。”

他的担心纯属多余。契尔年科任期短暂，戈尔巴乔夫接替任职。斯莫伦斯基这个不入流的建筑老板和叛逆能人读书不多，但精于算计。当社会制度发生变化时，他立马就能有所察觉。他很快就在戈尔巴乔夫身上看到了不同之处。戈尔巴乔夫任职满月视察列宁格勒时发表的即席讲话，是苏联领导人闻所未闻的。与戈尔巴乔夫一同亮相的夫人同样标新立异。他说话很随意。斯莫伦斯基浮想联翩；他回忆说，自己确实觉得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第一位魅力十足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