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1年，一位曾经给中国的末代皇帝做过师傅的英国绅士回到自己阔别了34年的祖国，在那里完成了在中国皇宫里亲历的回忆录。这位英国绅士的中文名字叫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

作为辛亥革命以后进入小朝廷，并在紫禁城生活过的唯一外国人，庄士敦有幸接触到“真龙天子”的个性与帝后生活，因此这本著作无疑具有十分特殊的价值。末代皇帝溥仪亲自作序，称之“仓皇颠沛之际，唯庄士敦知之最详，今乃能秉笔记其所历，多他人所不及知者。嗟夫！丧乱之余，得此目击身经之实录，信乎其可贵也。庄士敦雄文高行，为中国儒者所不及。此书既出，予知其为当世所重必矣。”

这本书正是早为世人所知的《紫禁城的黄昏》。遗憾的是，这本书自1934年在伦敦出版之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只是间接地听到过这本书，直至1989年，人们才接触到这部记述了中国末代皇宫轶事的图书的中译本。这本书的发行以及在广大读者中所引起的强烈兴趣的事实，足以证明，在长达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它的出版对于中国与中国人来讲仍然具有隽永的意义。有人对这本书的评价不高，说：读了只有壅塞的忧伤。或许这正是它的价值，它写得切切实实，并没有丝毫追逐故事的传奇化。

庄士敦在他的这本长篇回忆录中，为读者反复地描绘了一个凄楚不堪的黄昏。他写道：“随着退位诏书的颁布，清王朝的太阳落山了。黑暗的风暴给这块曾经被十个皇帝先后统治了近三百年（并不都是无效愚昧的统治）的土地，罩上了一层沉沉的夜色。但是，阳光似乎依旧眷恋着紫禁城的层楼殿宅。日落之处，我们看到的将是一片长久不逝的黄昏。”从中可以看出一些自况的意味。

这一“黄昏”的内涵可以被认为是，辛亥革命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共和制国家，1912年年初，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之间的一个妥协的产物——被剥夺了政治统治权力的逊清皇帝，仍保留皇帝的身份和尊号，继续把持紫禁城，占据着“龙位”。它可以说是大清朝的黄昏，是帝制的黄昏。而这位来自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发源地的英国人却按捺不住对紫禁城尊严的敬慕与对“黄昏”时分的无限眷恋。

庄士敦是1919年春天进入紫禁城，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的。他这样描述了第一次进入紫禁城时的情景：

 

1919年3月3日，我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庄严肃穆的神武门，将我引进了一个空间与时间上与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不仅从共和制回到了君主制，而且从20世纪的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帝国之前的古老中国。在这座门洞之外，坐落着100万人口的城市，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正满怀着新的希望与理想。或许万幸的是，其中许多的理想和希望，从未成为现实。这个城市正在努力追赶着时代的步伐，力图使自己无愧于伟大民主的首都地位。这个城市的大学中，聚集着渴望变革的学生，他们正怀着不顾一切的急切态度，将现代科学和哲学，与世界语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一起，用来夺取过去被儒家传统和腐朽圣贤们占据的领域。这个城市的内阁部长们，在总统茶会上身着晨礼服和大礼帽露面。这个城市有一个尚未产生自己的庇特与格莱斯顿，却已装备了活动墨水瓶的议会，而且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拥有一位通过正式选举产生的议长，而这样一位议长过去从未存在。

在这同一门洞以内，可以看到四人大轿抬着相貌堂皇的官员，他们头戴镶有红宝石和珊瑚珠以及孔雀花翎的朝冠，身着前绣白鹤金雉的绸缎罩袍。高级的宫廷官员身着貂皮褂，上面带有一簇簇取自貂颈的雪白皮毛，这表明穿着者曾经受到君主的恩宠。年轻的贵族和宫廷内侍骑在马上，他们宽松的绣花礼服遮掩着鞍座与马蹬。宦官们依其等级，身着不同服饰，恭敬地侍立于一旁。穿长袍的苏拉侍候着，随时准备帮助显贵们从四抬大轿中出来，或者跨下马背，然后把他们引导到等候室中，在那里他们将按照相应的礼仪得到必不可少的一杯茶。内务府的官员审查被接见者的名单。最后，从养心殿内侧的房间，出现了一个13岁的男孩，身材削瘦，仪态文雅，衣着整肃，这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帝位的最后一位占据者，天子“万岁爷”。位于紫禁城深处的这些宫殿，与中国的共和世界在空间上相距不啻万里之遥，断非数百步之隔；在时间上相距无异千年之久，决非共处同一时代。

 

这便是民国时代的北京城里的“国中之国”的怪现象。“在紫禁城之外，1919年是民国八年。但是对于所有能够有权通过神武门的人来说，这一年应是宣统十一年。”

庄士敦是“清室优待条件”的忠实维护者。他曾引用另一位西方人士的话，表达了他在紫禁城黄昏到来之前的洞察与忧虑，在他们眼里紫禁城里的末代皇帝就像一条飘零的丝质索带：

 

在这些骚动混乱日子里，共和中国慎重地把金黄色的丝质索带保留下来，以便将她的过去与现在捆绑在一起。也许在日后某黑暗时期里，这条索带将突然地，无可挽回地被磨破乃至撕裂。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终于动用武力驱逐溥仪出宫，废止了“清室优待条件”，这使庄士敦感到无比的困惑与悲戚。庄士敦“心里又焦急又沮丧。一方面，那个百无一用，开销巨大，腐败得不可救药的内务府被推翻了，终于垮台了，算是寿终正寝了。没有人比我更急切地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另一方面，宫廷制度混乱不堪，皇帝从这种纠缠中最后出来，并不是一件可悲的事。如果这些令人高兴的事出自皇帝自己的意愿，以我一直计划和为之努力的方式而发生的，我应该感到宽慰和振奋。不幸的是，这种感觉被深深的遗憾和某种预感淹没了。事件进行的方式是有损中国和中国政府的信誉的，甚至也有损于那些无需承担责任的士兵，和那些盗用了政府职能的政客的信誉”。

他又说：“我早有预料的事不幸地发生了。宫廷制度、皇帝头衔及其所属特权的废除，无论如何，不是宽宏而高尚的年轻君主的自愿行为，而是通过蛮横地使用武力实现的。使用武力的人不知道，并且也许永远不会相信，皇帝自己也急切地希望放弃这些特权。”

为了给他束脩的皇帝，也为了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个人恩怨，庄士敦曾不遗余力地反对发生在1924年11月5日的事件。我们已经看到庄士敦不仅对中国政府与执行这一使命的国民军进行诋毁，而且把更强烈的仇恨集中到“基督将军”冯玉祥的身上，为此他不惜对冯进行更加恶毒的人身攻击。他写道：

 

皇帝和皇后的所有结婚礼品都被1924年11月成为北京主人的士兵们和政客们攫取了，尽管民国政府曾庄严保证，皇室的私有财产不得触动。紫禁城中珍藏的财宝也被没收，其借口是均为“国家财产”。似乎，这块土地上的皇帝和他的祖先们不能以个人的资格收集艺术品。无论对于这一没收进行怎样的辩护，也不能说皇帝退位后别人慷慨送予他的结婚礼物也是合法的中国国家财产，如果以此为理由剥夺这些财产，就不能不令人耻笑了。……也许，唯一例外就是送了大喜白玉如意的那位“基督将军”。因为，当他以武力使自己成为紫禁城的主人时，他毫不费力地拿起了自己送的结婚礼品，把它还给了他曾经将它送给的那个人。

 

关于动用国家机器进行的皇室“个人收藏”合法与否，我们将在这本书以后的章节里予以论述；关于冯玉祥是否假革命之名，将自己变成了紫禁城的主人，又是否盗走了紫禁城内的财物等问题，也会在以后的章节的陈述中真相大白。这里要提供读者的另一件史实是，与上述描写的对紫禁城的“侵犯”似乎相似，又尤甚了许多的侵扰皇宫事件，但侵扰者不是中国的士兵，而是来自所谓“文明世界”的武装人员。对此庄士敦当然也不会陌生。因为这一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发生在庄士敦来华的第三年，即1900年。

1900年6月20日凌晨5时，年已67岁的慈禧皇太后在周围簇拥的人们的反复怂恿下，希望借助于义和团的力量，消灭洋人，重振国威，一雪近代以来屡战屡败的羞耻，“义民可恃，其术甚神，雪耻强中国，在此一举”，终于正式下诏向各国宣战了。

此后的一天，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 1853—1900）前往总理衙门途中被一名八旗兵开枪打死。射击者声称是奉端王载漪之命：“凡遇外人杀之，可以求赏。”尽管克林德的遇刺仍疑点重重，却大大加重了义和团的暴力倾向，促使围攻使馆区事件的发生。下午4时，遵照圣旨，中国军队向各国驻京使馆开火。从而使德国走到前台，为驻京有外交使团的国家正式组建联军造成口实，实现了各帝国主义对中国联合干预的图谋。这场由执掌大清帝国命运的最高统治集团与义和团神术相结合的针对洋人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当时，在西方帝国主义的百般欺凌下，从皇太后到一般老百姓，都在虔诚地相信：焚香念咒，可以刀枪不入，可以使洋人的枪炮不响，可以使教堂立即起火，以及“红绳拽楼”“空中掷火”“天神下凡”等神话。然而，人们幻想中的胜利的“奇迹”，被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冷酷地打碎了。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团民倒在血泊之中，这一年的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进入北京各使馆。第二天，慈禧太后从北京逃往西安。帝国主义者们对中华民族“从容”地进行了一场空前野蛮的劫掠。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一幕令人不堪回首的古老民族的近代悲剧！

在北京城内，外国侵略者的军队实行分区占领。表面上他们相约对紫禁城不实行占领，事实上，各国的军官和士兵们都在利用各种机会进入紫禁城劫掠那里的财宝。当时在北京就出现了交易这些不义之财的“市场”。

据日本人植松良三的记载：“至夺来之物，金银、珠玉自不必言；此外书画、骨董、衣服，以及马匹、车辆等值钱之物无论兵卒，平人，所获之数均属不少。军人因不便悉持去，虽是金银、珠玉，亦以贱值转售，以故操奇之人颇多。余见某国人购得三分大之珊瑚珠百余颗，仅一弗银耳（按：一弗，即墨西哥银一元）。”

更有甚者，“西兵出京，每人皆数大袋，大抵皆珍异之物，垂橐而来，捆载而往。其在外国，半皆博物院中物，故虽败可以无失，而中国则私家所藏，故皆往而不归，且长留外邦，永为国诟”。据内务府后来报告，皇宫失去宝物2000余件，内有碧玉弹24颗、四库藏书47506本；日军从户部银库抢走300万两银子和无数绫罗锦缎，还从内务府抢走32万石仓米和全部银两；联军洗劫的紫禁城、三海、皇史宬、颐和园等地，天坛损失祭器1148件，社稷坛损失祭器168件，嵩祝寺丢失镀金佛3000余尊、铜佛50余尊、铜器4300余件等。

法兰西人贝野罗蒂作为随军文官和“法兰西整千整万的兵一起”，跨越地中海，于1900年9月下旬侵入中国黄海，随后他亲历了一场对中国皇宫进行的空前掠夺。后来，他撰写了《在帝都——八国联军罪行纪实》一书，记载了八国联军在占领北京后的一系列暴行。事实上，8月14日，八国联军中英军已经攻入北京内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曾公开准许士兵抢劫三天，但事实上，直到侵略者撤离之日，抢劫行动也没有停止。

书中写道，“西方蛮人”占据了这个地方，“成了北京之主人翁”。八国联军的占领使“中国神秘之中心，真正的天子窠穴，宏伟的堡垒——紫禁城已成了坟墓，壕沟中堆积着尸体”。“三重城的宫殿，给人侵犯到最秘密处”，他们抢夺紫禁城的财物，并将这里的珍宝据为己有。当时，基督教堂成了窝赃的据点。“教堂中的储蓄来自伟大（的），是最充实之阿里巴巴之地窖，全是从紫禁城搬来的。”“皇帝的厚丝之袍，绣着金龙的，现在委弃在地下，各种杂物之中。人们在上面走，在象牙、玻璃、刺绣、珍珠上面走。”

1900年8月28日清晨7时30分，各国部队汇集在大清门内。按事先的协议，军队由800名俄军作为领队，其后的队伍由日军、英军、美军、法军、德军、意军、奥军组成。各国公使和司令官以及军事记者、使馆职员、侍卫队等都参加了阅兵式。俄国的利涅维奇中将因军衔最高，代表各国司令官检阅了部队。8时，阅兵完毕，英军施放礼炮宣告游行开始，各国侵略军列队顺序进入紫禁城，依次由大清门进入，经过内左门，出神武门。一路鼓乐齐鸣。这次阅兵和游行，是八国联军对中国人民的一次公开欺辱。

一场浩劫过后，于1901年年初，征服者们还用他们的方式“开放”了紫禁城。驻守皇宫的美日两国军方头目还订立了《驻京美日两国提督议定游览紫禁城章程》。兹录如下：

 

[一]此章程自西历十九日（注：1901年2月19日），即中历元旦日为始，照行。

[二]此章程因方便文武官员及各国士商入紫禁城而设，以免有屡报宫中之物为游客所携失之事。此系美日两国提督会议，开定下列各条：

（一）凡文武官员，及各国士商，应持有联军各军管带之信函，准于每礼拜二、礼拜五等日，自午前十点钟，至午后二点钟止入内，二点钟以后，应请各位退出。

（二）按前条所开之管带官之信函，应请于前两日预投，或致美提督，或致日提督。函中声明系某官居长，及应偕行人数。美日提督自当互相知会。

（三）游者应由南门入，由北门出。其余各门均不能擅开。（按第八条所开各位，不在此例）

（四）凡大内悬有免入等牌之门户，均请免入。

（五）当开明各日期时辰内，应有派出值日美日武官照料。

（六）大内所用华仆，除奉有美长官或日长官之准状外，不准带物件外出。

（七）所有华人出宫禁者，应由把门美兵日兵认真搜检。尚查有违章之物在身上，应由把门兵丁扣留，具报长官，以便申报提督核办。

（八）如瓦统帅，及联军各官长提督，及其偕来之友，不论何日，在上午十点钟至午后二点钟之间，紫禁城之南门可以启开延入。或有人持瓦大帅及联军各官长提督之名片投交守门武官，亦可放行。

据以上文件，起码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结论。

首先，证实了紫禁城曾有过那么一次异样的“开放”的史实，开放时间启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1901年2月19日，止于《辛丑条约》的签订。如果按照这一条约，八国联军应于1901年9月17日前一律撤出北京，即在此之前的某一天。开放的地点就是紫禁城，一个在伦理上拥有数以万计的忠孝灵魂的中国皇帝的居所。开放的性质是游览，并对游览地实施法令保护，这在古老的中国无疑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是这份议定于辛丑年元旦的“章程”本身的意义。这一规则对游览手续、游览区域、游览时间等都做了较为明确的限制。无疑这一“章程”带有极大的殖民性，在很大程度上辱没了中国人民，其中享有最大特权者只是以德军统帅瓦德西伯爵为首的少数列强上层军界人员。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外国占领军与中国皇族之间的妥协，具体反映在“章程”的第四条款中。据传，清朝官员世续此间留守北京，照管宫廷事务，曾在宫中宴请联军头目，请求保护宫廷、坛庙。“章程”中并未明文规定华人不得入内，但第六、第七条款对华人出入宫禁（尤其是出宫）有非常苛刻的规定。

目前，我们还不能看到一份有中国人在此期间游览紫禁城的记载。对于这样一次不平等的事件，中国人是有权表示愤慨的。当时的皇室亦不例外。据德龄女士的记述，慈禧曾回忆说：“在光绪二十八年初，我们回到北京，当我看到宫中这一番景况，又是一番伤心，一切都变了！许多名贵的器皿不是被偷了便是毁了。西苑里的宝物完全一扫而空。我那天天礼拜的白玉观音也不知被谁砍断了手指。有的外国人还坐在我的宝座上照了相。……”

具体有多少被劫掠的物品已无从可考，但是仍旧可以通过一份清单一窥当时八国联军抢劫文物的疯狂，“如八月初四日，‘洋人拿去乾清宫等物品清单’中记载有：‘玉器163件、玛瑙44件、瓷器3件、笔16支、核桃珊瑚20件、扇子5把、扳指6个、竹木器7件、玩器53件、册页14册、手卷4轴、挂轴2件、铜器8件和石器墨纸4件，以上共331件。乾清宫内的青玉古稀天子之宝1方、青玉八征耄念之宝1方、铜镀金佛2尊、碧玉双喜花觚1件和碧玉英雄合卺觥1件等珍贵物品，也被洋人相继抢去。’另外，八月初六日、十二日、二十七日、九月初一日、十月初三日、初七日和初十等日的档案中，也有洋人抢劫东西的类似记载。”《庚辛记事》哀叹，经此浩劫，中国“盖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

这次紫禁城的开放，早于1905年张謇创办的中国人的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5年，早于1925年建立的故宫博物院25年，而且，亦不乏博物馆的“藏品、陈列、开放”三要素。那么，这一“章程”中所反映的“开放”是否就已经具备了博物馆的性质呢？

回答是否定的。博物馆作为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其含义是：“以其具有相对独立的目的和职能而出现，是以人与物的自身解放成为独立的存在为其先决条件的。自立之人与独立之物的这种关系，是与近代同时出现的。它首先是个社会史的概念。”

所谓“人的自身解放”与“物的自身解放”，体现了近代社会的个性与主体性的价值观。这一认识比较明确地说明：在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中国人民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在八国联军枪炮的威逼下，“开放”紫禁城一事完全是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强盗行径，是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以及博物馆崇高职能的污辱。皇城一带早已成为废墟，当时在京的美国人麦美德博士（S. Luella Miner,1861-1935）反思说：“人们会说中国是自取其祸——这不是战争，而是惩罚，但是，当我们能够分辨善恶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采用使欧洲文明史蒙羞的残暴行为，在19世纪的最后几页留下污点呢？”

这些西方人甚至将种种肮脏的行为带进了游览紫禁城的过程中，法国朱利安·韦奥上校（即后来的作家绿蒂）在其著作《在北京最后的日子》披露，紫禁城两道门都严格地禁止出入，北门由日本兵把守，南门则由美国兵把守。但话虽如此，韦奥上校本人还是在日本兵的通融下进入了紫禁城，并命令太监带路参观了皇帝的禁地。在离开皇帝卧室时，上校的勤务兵故意迟迟落在后面，并趁机扑倒在那张挂着宝蓝色床帷的床上嬉闹了一番，其中一个人操着加斯科尼口音不无兴奋地对同伴说：“老兄，这样至少我们能说睡过中国皇帝的龙床了！”

因为是皇宫，各国碍于情面不便公开抢劫，但暗中偷窃时时有之。在“入宫参观”的借口下，各国高级军官和公使包括其夫人、随从难免瓜田李下，顺手牵羊。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就说，即使在紫禁城阅兵时，“皇宫里一些小的珍品无疑是丢失了”，因为一些外交官夫人也都进来了，而她们并不仅仅是来看阅兵的；“在北京一个美国女士家的客厅里，我看到一些雕刻得十分精致的玉器……那是在皇帝的客厅里陈设了几个世纪的历史文物”。他们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盗贼。

而这一事件为紫禁城留下的悲哀却被《紫禁城的黄昏》的作者所忽视了。

最后有必要说明的是，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并不是专门针对庄士敦先生的。《紫禁城的黄昏》收笔于溥仪出宫，至于溥仪出宫以后的故宫与后来在紫禁城建立的博物院，庄氏已不再关注，在书中也只字未提。因此，这本名为《紫禁涅槃：从皇宫到故宫博物院》的书，其主要笔墨是放在溥仪出宫之后的围绕着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上。毋庸置疑，这本书的写作立场、思想情感与观察角度，与《紫禁城的黄昏》是截然不同的。在庄氏看来的黄昏，在本书看来正是预示着新时代即将到来的喷薄而出的黎明。

作者于北京

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