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之窥视与干涉

就时局而言，民国的厄运与其说是来自清室“小朝廷”的复辟，不如说是来自东方日本帝国的威胁。在一个庞大的军事占领计划中，清室“小朝廷”已经在其考虑之中，从战略上讲，这种考虑与侵占广阔富沃的东北地区联系在一起。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日本陆军及右翼团体黑龙会就支持过满蒙亲贵组成的“宗社党”。“宗社党”人计划逼袁世凯辞职或组织“勤王军”，于一旦必要时要求日本陆军以军事救援。在日本的策划下，“宗社党”会同一些蒙古王公拟在日本的保护下，暂居满蒙，以养实力，俟民国自相扰乱时，再图复辟。肃亲王善耆和日本人川岛浪速勾结起来，日本外务省电示驻奉天领事：“万一满洲朝廷蒙尘前往南满洲方面，应极力加以保护。”

辛亥革命爆发两周年后，日本内阁的决议首先提到的是“永久维持满洲的现状”。自1905年开始，日本便对东北推行“新大陆”政策，以占有满洲，实现“满蒙独立计划”，为日本“北进”的大陆政策铺垫基石。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善耆拒绝签字，成为当时唯一没有在退位诏书上签字的亲王。他在川岛浪速的协助下出走旅顺，投靠日本驻旅顺口的关东总督陆军大将福岛安正，留下《辛亥十二月出都口占》:“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这表明他欲以辽东为基地，试图东山再起。

同时，日本对于清宫“小朝廷”的各种情况也表现异乎寻常的关注。至于溥仪，日本人一直“把他视为一笔沉睡的财富”。日本军阀甚至暗中计划由川岛浪速和少数军人在清室逃经热河时，“劫夺宣统皇帝，以他为中心，搞满蒙独立”，建立依附于日本的傀儡政权。“保留大清之名，暂据满蒙，以养实力，俟民国自相扰乱时，再进入中原。”

在保存下来的日本外务省机密电文中，一份1922年7月17日日本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小幡酉吉致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伯爵的电文说道：“关于宣统帝出国留学风闻，于第四六七号电文已做了报告。”14日，英国公使馆的Cluce参事官对吉田参事官就此事的提问所作的回答是“Nothing is settled yet”，意思是尚未做出任何决定。同时告之，候处列席汉文参赞、新任上海总领事Bastan（庄士敦）氏现在宣统帝处教读，对宣统帝现在处境颇有感触。

同年10月24日，小幡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的电文大意如下：

 

十月二十四日，荷兰公使对本使说，宣统皇帝的结婚仪式将于十二月一日举行，其间，清帝有招待各国公使意向，各国由于考虑到民国政府承认宣统帝之帝号而接受邀请，并以个人资格出席，各国将采取一致态度。同时，也考虑到目前世界上唯一之帝国——日本的情况，日本对支那政治所持的特殊立场，以及在支那革命之际日本国民对于清朝皇室寄予的深切同情等诸原因。另外，还要避免为此引起民国政府及各国的疑惑，等等。

 

1924年1月18日，奉天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发给外务大臣男爵松井庆四郎的电文报告如下：

 

去年末，小官出差北京之际，孙宝琦对小官说，民国政府基于“清室优待条件”，每年应向清室支付四百万元的费用。然而，由于近年财政困难，政府已无力支付，为此去年以来，清皇帝已陷入窘迫，以至于到了用卖书画古董而糊口的境地。此事多少得到了张作霖氏的同情，然而并未得到张总司令的多额援助。一月十九日，张总司令次子结婚，届时，清室也派人出席，日方将重申希望张氏向清室赠与相当金额的意向。

 

2月1日，船津在给公使芳泽的报告中说：

 

迄旧年末，清室接到张方送金十万元，而孙宝琦所希图的今后每月十万元援助，在目前状态下很难实现……

 

在与日本外务省进行种种外交活动的同时，在日本陆军内，一种被称为“下克上”的情况正在酝酿而日渐作大，其中的代表是两个关东军的参谋军官。他们是石原莞尔中佐和板垣征四郎大佐，他们为关东军军部制作了所谓“最终战争论”。

关东军是于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被派驻中国东北的，最初只是关东总督指挥下的满洲驻留军两个师团，约一万兵力。日本那时也只有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的权利，并从事采矿、农业和商业活动。这两个军官认为，要解决日本的贫困只能在满洲找出路，既可减少国内的失业，还能给人口过多的本土找到土地资源。满洲还能为日本保持其工业国地位提供它亟须的有保证的原料来源和成品市场。但是，石原和板垣认为，除非日本完全控制满洲，否则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早在辛亥革命期间，日本军部对外务省对袁世凯的“软弱折中”就“表示无限愤慨”。

虽然此间日本军方的势力尚不如后来那样具有重要影响力，即还不足以形成日后被称为的“双重外交”的局面，但是军国主义的情绪已经首先在关东军中点燃并开始蔓延。用武力与颠覆的手段达到独占“满洲”进而侵占“支那”，做世界霸主的妄想已充满野蛮的日本军人的头脑。为此，他们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准备“培养”一个亲日派军阀，大肆地搞军事扩张，并试图促成张作霖与溥仪的联合，最终导致了在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策划下的溥仪脱走大连，并在东北地区建立了一个“满洲国”。

1923年3月，日本第46届国会通过了《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并很快公布实施。这个“会计法”的基本意思，也就是通过日本政府拨款来建立“对支文化事业”，然而钱款却并非来自日本财政第九章日本“对支文化工作”的方案与实施。《特别会计法》的第一条明确规定了资金的来源，一是“庚子赔款之本利”，二是“有关山东铁路与公有财产补偿国库证券之本利，及山东矿产之补偿金”。也就是说，这两笔钱实际上都是中国的，而不是日本的。日本就是利用这两笔中国赔款的本利，来推行其“对支文化工作”计划的。换言之，是用中国的钱，办日本人的“在支文化事业”。1923年12月，日本内阁在《特别会计法》的支持下，成立了“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由外相担任会长。1924年2月，日本外务省与中国驻日公使签订了“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在“协定”中，日本取得了在中国开办研究所、设立图书馆、设立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等多项特权，为日本在华“文化事业”——实际上是对华文化侵略——开了绿灯。

正值溥仪出宫、“清室”成为形式化的存在之后，“清室”遗民又对根据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日本事业（即“对支文化事业”）寄托了新的期望。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日本开始利用这笔钱将“清室”遗民与对华文化侵略，乃至分裂中国、侵略中国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