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朝廷”的复辟梦

1911年的革命之后，“优待条件”表现出一定的消极影响。它的合法性本身就对复辟势力产生了一定的鼓励作用，成为复辟势力的“精神中心”。各种复辟的闹剧无不从这红墙内外开锣登场。清室“小朝廷”合法地住在紫禁城里，并以皇帝的名义封官授爵，受着一小撮怀抱复辟清朝愿望的旧官僚及遗老遗少的拥戴。那些遗老遗少，如陈宝琛、郑孝胥、陆润庠、绍英等。

待到庄士敦的参与，他向“小朝廷”的年轻成员介绍西方文化，同时加深了溥仪等人与“小朝廷”的中老年成员的观念冲突，“小朝廷”这种时尚追求和谋图复辟的期望，构成了一种错位的心态。

被冻结起来的政治权力，拒绝融入民国宪法体制，在政治上仇视民国，排斥新事物。那些散居于北京、天津、上海和青岛等地的遗老往往作为一类具有共同政治符号的人物聚集于紫禁城，在内力和外力的共同作用下，复辟的幽灵一直萦绕在“小朝廷”盘踞的紫禁城上空。

自1915年春天开始，北京盛传袁世凯将进行帝制运动，由国会及各省代表投票通过后，袁氏便将入主紫禁城做皇帝了。一个阵容浩大的“帝制大典筹备处”堂而皇之地迅速成立。为了袁世凯登基，将太和殿改名为承运殿，殿中八根巨柱重新加髹赤金，饰以雕龙彩云，其他各柱也翻新改漆红色，又花了40万元装了一张金碧辉煌的“御座”，扶手和靠背上都有雕龙的图案，座椅坐垫也是黄缎绣龙，座前有雕龙御案，座后有九折雕龙嵌宝屏风。在处处见龙的情况下，硬是烘托出一个“真龙天子”来。

一时间，紫禁城内的“小朝廷”也慌了，“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道理震慑着紫禁城的旧主人。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是“阳示尊崇，阴实监视”的清室背叛者。袁世凯却不断地放风说，“皇上”不能离开皇宫和太庙，搞得紫禁城里的人又多了不少幻想。

袁世凯为了给称帝扫清障碍，对紫禁城里的那个“小朝廷”采取了既限制、又拉拢的政策，以争取清室的好感，收买遗老、大臣以及顽固保守派的人心。为此，他指使内务总长朱启钤、司法总长章宗祥与清室内务府进行交涉，在1914年12月26日制定了“善后办法”七条。内容如下：

 

一、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国家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

二、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用民国纪年，不适用旧历及旧时年号。

三、大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其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

清皇帝所属机关对于人民不得用公文告示及一切行政处分。

四、政府对于清皇室照优待条件，保护宗庙陵寝及其原有私产等事宜，专以内务部为主管之衙门。

五、清皇室允确定内务府办事之职权，为主管皇室事务总机关，应负责任，其组织另定之。

六、新编护军专任内廷警察职务，管理护军长官负完全稽查保卫之责，其章程另定之。

慎刑司应即裁撤。其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役及太监等，犯罪在违警范围以内者，申护军长官按警察处分，其犯刑律者，应送司法官厅办理。

七、清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同属民国国民，应一律服用民国制服，并准其自由剪发。但遇宫中典礼及其他礼节，进内当差人员，所用服色，得从其宜。

 

“小朝廷”并不实心执行善后办法七条，暗中抵制，在内部文书中仍旧使用宣统年号，并且继续向效忠清室之人颁赐名号或谥号。

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实际上早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一心留恋封建君主专制的余威，他在“巩固清室优待条件善后办法”后批文：“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如果按照袁世凯的想法，清帝尊号将“世世相承”, “或仍居宫禁”，紫禁城将永无开放之日。

1915年8月，袁世凯策划了“筹安会”，想以此来操纵“人民的意愿”。他声言“国体”问题应由人民决定。然而，他和他的御用工具仍在极力把他们不可告人的私欲塞进所谓的“决定”里去。虽说皇权意识已是强弩之末，仍有一个名叫宋育仁的最忠实的君主制分子，也是位学者，曾写过儒家哲学及类似题目的书，曾鼓足勇气劝告袁世凯让位给年轻的大清皇帝，很快就受到责难和压制，从此再无人效仿他。

袁世凯毕竟按捺不住对身披龙袍的欲望，从1915年12月开始使用皇帝的称号。清室的“伦贝子”（溥伦）曾代表皇室和八旗向袁世凯上劝进表，袁世凯许给他亲王双俸，接着他又到宫里来向太妃索要仪仗和玉玺，最终还是与紫禁城的旧皇帝做了比邻的新皇帝。

鲁迅对此有这样的评论：“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变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但是，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为什么留下他真正对头的旧皇帝呢？这无须多议论，只要看现在的军阀混战就知道。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共同的利益，使新皇帝既做“洪宪天子”，又做“袁宫保”，使旧皇帝既做紫禁城的“皇上”，又去上“劝进表”。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一起来对付来自人民的革命。

陈独秀1917年5月在《新青年》（第3卷第3号）上发表文章指出：“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现在虽然袁世凯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

袁世凯与清室商定的“巩固清室优待条件善后办法”七条，最后还有亲题“跋语”等等，无不助长了以清室“小朝廷”为中心的复辟势力。袁世凯死后，以民国官僚为主形成了复辟势力的两个中心。一个是徐州的张勋，为了复辟清朝，民国后他“不肯断发易服”，还拥有两万余人的武装，把徐、兖一带搞成了独立王国；另一个是天津的徐世昌，他是北洋元老，在民国政界有影响力，紫禁城里“人们一提起徐太傅，总要流露出很有希望的神情”。

乱源既伏，祸患迟早发作，终于在1917年7月1日，张勋率辫子军进入紫禁城，上演了一出复辟丑剧。一心复辟清朝的“辫帅”率领他的“辫子军”入京，拥戴溥仪重新登极。当时张勋向溥仪奏称：“国本动摇，人心思旧，请复辟清朝，以拯生灵。”

张勋与康有为一道宣布：自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1917年7月1日）宣统皇帝“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接着连下谕旨，授官封爵，一复清末旧制。一时间北京城内龙旗飘举，皇宫内外翎顶辉煌。紫禁城真正成为1917年复辟运动的策源地。张勋复辟失败以后，清室内务大臣世续致函段祺瑞政府，为清室复辟罪行开脱罪责。

其实，当时支持张勋复辟的人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据张勋自传《松寿老人自叙》言：“丁巳四月，各省又谋独立，督军或专使群集徐州，推勋主盟。勋于是提兵北上，调停国是。五月十三，复辟。诏授勋为仪政大臣，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他帅意不合，来攻。二十四日，与战都城中，兵寡不支，荷兰公使以车来迎，居其署中。”

《北京导报》1924年5月6日的一篇报道说：“中国报纸今天报道了被带到巴黎的有关张勋将军1917年帝制复辟运动的重要文件一事。据说，这些文件包括徐州会议的会议记录和一些信电，证实至少有82位有影响的中国人参与了复辟运动。”

当时被溥仪召见的前清大臣，据宫中收存《引见大臣签》所录，就有37人。他们是：内阁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勋、内阁议政大臣袁大化、内阁议政大臣刘廷琛、内阁议政大臣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内阁议政大臣参谋部大臣王士珍、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头品顶戴弼德院副院长康有为等。好不热闹的一场重新登极的复辟闹剧，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仅历时十二天便烟消云散了。辫子兵被皖系军阀段祺瑞击败后，7月21日，张勋逃入荷兰公使馆。第二天，溥仪宣告第二次退位。张勋死后，溥仪赠为太保，予谥“忠武”，又犯了民国的“大忌”。

后来于1918年当选“大总统”的徐世昌也是个皇帝迷，他竞选总统，清室就提供了300多万元的活动经费。清室对他的贿赂其用意首先是确保“优待条件”能继续得到履行。徐上台后便投桃报李，对清皇室倍加优待，不但不再提迁居颐和园之议，连善后办法也置若罔闻，“小朝廷”于是乎继续在紫禁城中“暂居”下去。在他给清室人员的一封信中，竟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身份，高谈什么“仰蒙皇上恩颁……拜宠隆之恩赉，切感悚于私衷”云云。简直是丢尽了民国的威严与共和国的原则。

徐世昌宣誓就任总统后，发布的第一个正式文告，就是赦免1917年参与复辟的那伙人，张勋也未被排除在大赦之外。在徐世昌就职以前，那个选举他当总统的国会宣布，以后将每年的孔子诞辰日作为全国的假日，这就已证明其保守趋向。1922年6月2日，徐世昌终于明白了他的工作已不可能进行，突然辞去民国总统并离开了北京。他的离去使“小朝廷”中的一些人感到特别遗憾，因为他们认为，假如时机合适的话，徐世昌会高兴地放弃他的总统职位，并拜倒在皇帝的膝前。在那个已经被解散的国会开会时，他总是不说“前清”，而是说“本朝”，似乎它仍在进行统治。

段祺瑞、冯国璋均为清朝旧臣，便用通令的形式，把内务府的信函宣布中外，以此搪塞人民的诘责，包庇逊清皇室过关，维持优待条件不变，旧皇帝依旧尊处深宫。日益紧张的经济资源和衰退的政治地位更使得这些矛盾趋于表面化。

北洋要人在历史上与清室的关系特殊，他们既是共和政体的既得利益者，拥戴共和为他们执掌权力提供了合法性的根基，同时，在心理上，他们要对清室进行道义上的效忠。另外，北洋军阀时期的风云人物奉系军阀张作霖等也与“小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向“小朝廷”投去的秋波也成为溥仪复辟帝制希望的根据。

太妃们在溥仪婚事上各自施加影响。1924年5月，溥仪命庄士敦管理颐和园，遗老、王公们尽力阻止溥仪接触外界，防止他消泯复辟的志向或离开紫禁城。在他们看来，溥仪是否滞留故宫关系到优待条件的存废。

为此，吴敬恒在《冤哉溥仪先生，危哉溥仪先生》一文中严正指出：另有置溥仪于危的是，“不料十三年来，竟闹了显著的一个复辟大把戏，又时时对有力军阀，造作不断的谣言，那神武门里又常常做出许多违悖优待条件的怪事，如予谥了，钦赐紫禁城骑马了，准预琼林宴鹿鸣宴了，荣封三代了，皆闹一种类似暗示复辟的笑话。这种无意识的混闹难道可以保得定一方面没有渐进一步的猖獗；又难道可以保得定又一方面没有履霜坚冰的恐惧，生出一劳永逸的决心”。“如此嘲戏变认真”, “于是世界各国都有些小解决，中国便也得了一个大解决，前次，什么世界共主的德皇，混世魔王的俄皇，与神圣同盟的圣子神孙奥皇等，一概请进了历代帝皇庙，继此一战，则庶乎万民一系的天皇，世界飘国旗的岛主，也进历代帝王庙，溥仪先生且做了一只俎上告祭帝王永结局的小鸡”。

吴敬恒先生的文章真可谓“其言至为痛切也”。然而，吴敬恒的警告并没有扑灭溥仪复辟帝制的“不绝希望”。溥仪被驱逐出宫之后，很快逃到日本使馆，在那里由于好奇溥仪曾几次在深夜里带上一名随侍，骑上自行车外游。有一次，他骑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边上，望着角楼和城堞的轮廓，回想起刚离开不久的养心殿和乾清宫，想起了宫内的宝座和明黄色的一切，复仇和复辟的欲望一齐涌上心头，不由得心如火烧。七年后，溥仪在东北终于做上了日本人的“儿皇帝”，背叛了他的祖国。

根据“优待条件”, “小朝廷”存留紫禁城的后半部以及太庙、颐和园、什刹海周围的王宫府第，遵化和易县的东西两陵名义上属于皇室，但这些场所互不连贯，造成了活动空间的阻隔。在“小朝廷”的13年，溥仪还未成年，周围年迈的师傅、昏聩的皇室亲贵和唯利是图的内务府大臣们，最关心的是优待条件的存废，只要它不被废，他们就有了生活来源和地位保障。所以每当政权更替之时，他们都四处奔走活动，以保证优待条件能继续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