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运动

甲午战争爆发期间，孙中山重到檀香山，于1894年11月在那里成立了名为“兴中会”的组织。这一组织的章程对中国处境表示深切的忧虑，不指名地斥责清朝统治者误国。檀香山的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随即回到香港，第二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香港的兴中会一成立，立即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香港的兴中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这是把三合会反清复明的老口号，改造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誓言。

1895年初，孙中山回到香港，联络革命同志，策划广州起义，与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等兴中会骨干于1895年10月在广州设立农学会，作为掩护革命活动的机关，商讨起义的具体计划及其政策，把推翻清政府作为此次起义的最终目标。经过惨淡经营，“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时受株连而死和被捕的有70余人，起义流产，他领导的第一次革命以失败告终。

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下令悬赏缉拿孙中山。1895年，官方侦查到孙中山在英国伦敦，随即设计把他诱骗入驻英使馆，准备把他偷偷押运回国。由于他的英国朋友的营救，孙中山才得以释出。经此事件，孙中山在国际上开始作为中国革命家而驰名。

先是孙中山伦敦脱险的消息占据了事后几天西方世界各地报纸的重要版面，他被看作与封建暴政做坚决斗争的英雄，一下子成了西方社会舆论和公众注目的对象。他也就此表达了自己“出万死一生之计，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而扶华夏于分崩之际”的革命决心。

随后孙中山应各方面的要求，将伦敦被难的经过撰成《伦敦被难记》，于第二年夏天出版，这使他名扬四海。从此，孙逸仙的名字传遍世界，受到了一些被压迫民族和主持正义人士的崇敬和爱戴，这对他日后的革命事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孙中山此后过着多年的流亡生活而为革命奔走，他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活动家的社会影响，在1900年后迅速扩大。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了《中国问题真解决》一文，指出“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的政府”, “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立场由此而确定了。与此同时，在国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政治运动正在涌起，许多先进分子已经趋向于革命。

清朝政权为了削弱革命的力量，于1901年9月1日的上谕明确宣布要“仿行宪政”，由此，其政治体制已经开始偏离君主专制，朝着“宪政”的轨迹行进。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太后居然同意了一些官员的建议而考虑立宪问题，并在第二年宣布预备立宪。容闳所带领的为数不满百人的留美学生，从被埋没中崭露头角，他们以及在其他地方受教育的另外一些人，分担了起草新宪法的主要任务，其中最知名的有留美的唐绍仪、梁敦彦和梁诚，以及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的伍廷芳。他们以袁世凯强有力的支持为后援，于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在1906年9月和1908年8月间，以一系列的上谕为1917年建立有限的君主立宪制度大造舆论。后来，他们中的多数人成了立宪派的代表。

就在立宪活动进行的同时，革命形势发展依然十分迅猛。其重要标志就是1905年7月30日，原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召开筹备组党的会议。这次大会有七十多人参加，会上孙中山提议建立革命同盟会，经过一番争论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并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宗旨。8月20日，同盟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由此诞生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国外同盟会组织成员

据古籍《竹书纪年》记载，中国历史上准确纪年为公元前841年，即共和元年，周厉王因“国人暴动”而出奔，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故号共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国人便用“共和”来泛指由复数的人们采用选举产生国家代表机关和国家元首的政治形态。所谓“共和”无疑是借取了公元前841年开始的而后14年无君的历史典故。近代学者柳诒徵这样说：“海通以来，译人以法美诸国民主立宪之制，与中国历代君主之制不同，求其名而不得，因以‘共和’二字译之。盖以周厉王宣王之间，国家无天子者，凡十四年，其时号曰‘共和’，故以国家之无君主者，此附于‘共和’。”

梁启超就曾如此质疑，“共和”一名所含属性何如？未或能正也。从而正之，使人人能“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以力求实际之足以副此名者，则可以是共和之名“如其真”矣。1895年，孙中山还认为君主制也不是不能接受的。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中，有一支宣称要建立共和国，另一支的领袖却自称“中华帝国大都督”，可以说是典型地表现了革命党人在君主制与共和制问题上的纠结。即便如此，20世纪伊始，向西方探求真理的人们开始为建立一个“无君”的国家而进行了卓绝的斗争。

辛亥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共和制与君主制的较量。除了带有传统的“革除天命”，推翻原来政权及统治者的要素外，更具有民主、宪政的制度置换诉求。由于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具有四百万人统治四亿人的“客帝”性质，因而其推行“立宪”，建立民选“国会”的宪政空间被大大压缩，在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同时强化皇权。

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派利用在日本出版的机关刊物《民报》，与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的立宪派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革命派通过这场论战，使“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

其实，革命派之所以有这样的声势，并不在于他们的“法理论”或“政治论”多么高深。立宪派方面，像梁启超这样的人，比起革命派来，似乎更善于谈资产阶级的政法理论，然而，革命斗争的实际形势却越来越高涨，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论证革命，虽然流露出许多弱点，但能对广大群众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尽管在具体问题上革命派的理论还显得很幼稚，却在实际斗争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通过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党逐步清除了单纯“排满”的主张，而倡导“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同盟会为此开展了包括暗杀、爆炸、武装起义等在内的许多形式的斗争。仅1907年至1908年，孙中山就在广东、广西和云南策动和直接领导了六次武装起义；1907年，光复会的徐锡麟和秋瑾分别在安庆与绍兴发动起义，起义失败，两位领导人都壮烈就义；1910年倪映典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3月29日黄兴领导广州起义，此役牺牲了72位烈士，孙中山先生称这次起义行动是“吾党第十次之失败”。

黄花岗烈士就义前存照

1908年11月15日，操持皇权垂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去世，光绪帝在早一天晚间逝世。在11月14日晚上，慈禧皇太后宣布以醇亲王的年甫3岁的儿子溥仪为嗣皇帝。虽然此时清王朝已进入黄昏时刻，但直至1911年时局仍不明朗。

1911年的中国，秘密会社遍地皆是，其中有很多是反满宣传中心。孙中山在国内外策划推翻清朝已达15年以上。自1895年以来，广州一直是已经逐渐转化为反清的立宪改良派的大本营。1911年4月，广州将军孚琦遇刺，总督衙门被焚，但一时还未酿成巨变。四川方面反对铁路政策和中央集权的斗争特别激烈，8月2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作为消极抵抗，一时间已酿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