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宗教与民俗

一 宗教

日本是个多宗教国家，主要有神道教、佛教、基督教三个大的宗教和许多小宗教。据日本内阁下属的文化厅公布，截至2012年12月31日，日本共有神道教信徒约1亿人，佛教信徒8513.9万人，基督教信徒190.8万人，其他宗教信徒911.4万人，合计2亿人，是2012年日本总人口1.2亿人的近2倍，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人可以同时信仰两种乃至多种宗教。考虑到世界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和当代世界上一些地区宗教徒之间互相敌视甚至互相仇杀的血腥现实，人们很可能会对日本的这一现象感到诧异，但这却是日本的真实写照，也是日本宗教的显著特征之一。

日本是个在法律上保护宗教自由的国家。1947年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第20条规定：“对任何人的信教自由都给予保障。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和行使政治上的权利，对任何人都不得强制其参加宗教上的行为、庆祝典礼、仪式或活动，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1951年，日本国会又通过了《宗教法人法》，更加具体地规定了关于宗教法人的性质、活动范围、权利、义务等的制度。这些宗教法制的建立，不仅保障了日本国民的信教自由，对于日本确保政教分离、避免重蹈战前“政教合一”的军国主义覆辙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战后以来，日本的右翼势力一直企图把靖国神社交给国家经营管理，即向政教分离原则发起挑战，但至今未能得逞。

日本各宗教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史，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方针。下面，主要介绍神道教、佛教、基督教和所谓“新宗教”的基本情况。

（一）神道教

神道教是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信仰，也是在日本历史比较长的宗教。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不同，它没有类似于释迦牟尼、基督、安拉那样的教主或唯一神灵。它产生于日本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但又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出现过各种类型的“神道”。目前，几乎全体国民都是它的信徒，是日本信徒最多的宗教。这些信徒分别与设在各地的神社或教会保持着某种松散或紧密的联系。一般根据这些神社等组织的性质将神道分为两类，即神社神道和教派神道，有人主张还应加上“民俗神道”，二战结束以前还存在“国家神道”。至2012年12月末，全国共有神道信徒1亿人，神道宗教团体88720个，神职人员8.5万人，神社81131家，其他宗教设施3956个。

1．神道的产生

早在绳纹时代，日本民间就存在着对祖先和自然万物力量的崇拜和泛神信仰，并且盛行巫术和咒术。到了弥生时代，巫术在社会上仍很流行，并且成为统治者的正统性依据和执政工具。据中国史籍《三国志》中的《魏志·倭人传》记载，3世纪上半叶统治日本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就“事鬼道，能惑众”。在这一时代，社会上已经出现了铁器和农耕，人们的生活区域也已相对固定下来，随之出现了祈求丰收的祈年祭，还出现了地域神、祖先神和共同体的氏神。原始的神道教正是在这些敬神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元720年完成的史书《日本书纪》在“用明天皇前纪”中记载着“天皇信佛法尊神道”，在“孝德天皇前纪”中记载着“（天皇）尊佛法轻神道”，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神道”视为与佛教并列的宗教。进入古坟时代以后，神道的天神、地祇、人灵开始走向系列化，祭祀场所逐渐固定为神社、神宫等建筑物内，后来，人们一般将这种神道称作“神社神道”。大和政权建立以后，在神道当中形成了以天皇氏族为中心的神祇系列即“皇室神道”。公元701年和718年，在律令制天皇政权公布的《大宝令》和《养老令》中，都规定了在朝廷中设置“神祇官”，专门负责管理神祇、祭祀、神户名籍等，并且总揽神社行政事务。

2．外来文化对神道的影响

神道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外来文化特别是佛教和儒学的巨大影响。进入奈良时代以后，佛教大举进入日本，对神道产生了很大冲击，甚至出现了“神佛习合”（一体化）的主张。神道吸收了佛教学说，形成了自己的教义，从而产生了所谓“理论神道”。但是，神道对佛教的吸收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针对平安时代有人提出的“佛主神从”，即主张神道之神祇原本是佛之化身的“本地垂迹说”，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分别出现了主张“神主佛从”的“伊势神道”和“反本地垂迹说”，两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结果以后者的胜利告终。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的全盛期。当时，德川幕府的统治者实行“锁国”政策，却对来自中国的儒学尊崇有加，儒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此背景之下，神道自然也受到了儒学的深刻影响。

3．国家神道及其恶劣影响

国家神道是一种旨在维护天皇制的宗教思想意识形态，存在于明治初年至二战结束这一时期。明治维新以后，天皇政府建立伊始就将神道作为恢复天皇权力和统合国家的工具，于1868年3月下令实行“神佛分离”，在全国掀起了“废佛毁释”运动，对佛教组织及其信徒加以迫害，并将佛教排除在神道和国家政治体系之外。同时，把神社神道与天皇信仰结合起来，并于1870年发布了《大教宣布之诏》，定神道为国教，将天皇作为现人神，从而正式建立了“国家神道”，并且确立了国家神道对其他宗教的统治地位。其重要措施之一是恢复了古代的“祭政一致”原则，在中央政府中设置了与相当于内阁的“太政官”并立的“神祇官”，后来改名神祇省和教部省，并由国家出钱建造了祭奠所谓“为国战死者”的靖国神社和祭奠前辈天皇的明治神宫、平安神宫等“国营神社”。1940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又以所谓日本皇纪2600年为由设立了“神祇院”，再次确认了神道的国教地位，使国家神道成为统治国民和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工具。

4．教派神道的形成及其现状

江户时代后期，由于德川幕府过于注意保护既有宗教，社会上出现了宗教的形式化，脱离了民众对宗教的精神需求。因此，在一些社会基层民众中间出现了要求对神道进行“维新”甚至创立新宗教的趋向。这些新宗教多有教祖，而且有创立、产生信仰的“体验”，许多教派还有教义，更加具有宗教色彩。由于这些新宗教没有师承、依据的经典，属于土生土长的宗教，因而也可以被称作广义的“神道”。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为了推行神道国教化，以神社神道为中心建立起超宗教性质的国家制度——国家神道，主张广大国民日常参拜神社的神道不是普通宗教，而只把这些宗教色彩浓烈的新宗教纳入与佛教、基督教并列的神道宗教体系加以规制，先后于1876年9月、1882年5月、1890年6月、1894年10月、1908年11月五次宣布批准这些新宗教和其他教派等13个教派为“教派神道”，俗称“神道十三派”。这13个教派是：神道本局（后改名为“神道大教”）、神理教、出云大社教、神道修成派、神道大成教、实行教、扶桑教、御岳教、神习教、禊教、黑住教、金光教、天理教。这些教派的名称中几乎都有一个“教”字，表明它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二战结束以后，政府放松了对这些教派的限制，原13个派除了一些教派退出以外，余者组成了作为教团的教派神道联合会，后来又有一些新成立的教派加入这个联合会，从而使其组织规模迅速扩大。1964年，教派神道联合会所属的分支教派已达80余个。至2000年12月末，教派神道共有信徒361万人，拥有教会等法人团体5860个。据2013年《宗教年鉴》公布，在教派神道下属的教派中，神道大教有信徒25208人，神职人员548人，教会84个；黑住教有信徒297767人，神职人员1586人、教会316个；出云大社教有信徒1260623人，神职人员8139人，教会212个；实行教有信徒26360人，神职人员334人，教会96个；神道大成教有信徒21327人，神职人员185人，教会28个；神习教有信徒164909人，神职人员274人，教会108个；御岳教有信徒577000人（2000年统计），教会372个；神理教有信徒243648人，神职人员1324人，教会129个；金光教有信徒430021人，神职人员3864人，教会1528个；神道修成派有信徒12591人，神职人员310人，教会69个；扶桑教有信徒35500人，神职人员407人，教会124个；禊教有信徒87311人，神职人员540人，教会24个。教派神道的信徒数量虽然远不能与神社神道相比，但由于它们各个宗派几乎都有明确的教义和教规以及严密的组织，因而在日本社会仍然占有一定地位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5．神社神道与神社本厅

神社神道是神道的主体。所谓“神社神道”，是指以神社为中心的神道。换言之，是指没有宗教理论或宗教教派基础的、以族缘或地缘为基础、以神社为中心的崇敬祖先神、氏神、地域神的信仰。日本几乎每个聚落（人口聚集地）都至少有一个神社，全国约有82000家神社。这些神社有的祭祀祖先（氏神），有的祭祀地域神，有的祭祀专门保佑人们某一方面利益的神祇，如保佑农业丰收的稻荷神，保佑身体健康、生子繁衍后代的神等。日本自古有“八百万神”的说法，每个神社都祭祀着其中的一个或两个神。所谓天照大神，即天皇的祖神，只是这八百万神中的一个，因而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也是神社神道的一个神社。日本人有经常（特别是出生、出嫁后和过年时）参拜神社的习俗，因而几乎每个人都被视作某一神社的“氏子”。这就是本节开头所述文化厅统计的神道崇拜者几乎与人口总数相等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掌握了神社神道，就等于掌握了全体国民。正因如此，明治维新以后，天皇政府只将极少数另有教祖、教义等情况特殊的教派封为教派神道（仍限制于神道范围之内），而把其他绝大多数神社及其氏子纳入神社神道，并以神社神道为主体建立了国家神道，这样就以神道这个手段控制了绝大多数国民。二战结束以后，占领日本的盟军总部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活，于1945年12月向日本政府下达“神道指令”，废止国家神道，实行政教分离。鉴此，当时已是民间法人的神社神道团体——大日本神祇会、皇典研究所、神宫奉斋会于1946年2月14日经协商共同设立了非国营的宗教法人——神社本厅。它以奉天皇祖神天照大神为主神的伊势神宫为本宗，以“尊奉神祇恩德，谋求神社兴隆，宣扬神道，作兴道义”为宗旨，在全国各个都道府县都设有支部——神社厅。至2000年12月末，它已经下统分布于全国各地的近79200家神社或团体，约占全国神社总数的98%，拥有神职人员21600人。它的法人代表叫“统理”，决策机构是由神职人员和“氏子”（崇拜者）中选出来的代表组成的“评议员会”，执行机构为理事会。

除了神社本厅外，神社神道中还包括了16个宗教团体，如以近畿地区为中心的神社本教，以广岛为中心的神社产土教，北海道神社协会等，其中势力较大的有木曾御岳本教和石鎚本教，它们的神职人员都超过了2000人，木曾御岳本教的神职人员数在2000年虽有所下降，但仍达3430人。

（二）佛教

佛教可以说是日本的外来宗教，但也有人认为佛教在日本已经实现了民族化，不应将其看作外来宗教。它的历史非常悠久，甚至比日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还要长。早在弥生时代，大批“渡来人”由亚洲大陆东渡到日本，同时也带来了大陆上正在流行的佛教。据史籍记载，公元552年，百济圣明王曾派使臣给日本天皇送去了释迦牟尼佛像和佛教经文，这可以看作佛教正式进入日本的标志。从此以后，佛教在日本封建社会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传统佛教盛行阶段和新佛教盛行阶段。

1．传统佛教阶段

所谓传统佛教阶段，主要是指实行古代天皇制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力主革故鼎新、吸收亚洲大陆先进文化的圣德太子在推古朝实际上主持朝政。他对佛教十分推崇，曾下令在全国推广“佛法”，各地都因此而修建了许多寺院，著名的法隆寺就是这时修建的。在奈良时代，佛教在日本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天武年间（672～686年）开始把佛教作为国家宗教，至天平年间更是在上层社会出现了把日本建成“佛国土”的热潮，日本佛教进入了鼎盛期。当时佛教的传布者主张“护寺镇国”，朝廷也“欲赖三宝之威灵，乾坤相泰”，因而采取了允许佛教各宗派共存共荣、输入佛经、聘请外国高僧、铸造东大寺佛像、在全国各地建立国分寺等许多扶植佛教的措施。日本向中国派遣的遣隋使、遣唐使中有许多人是前去学习佛教经典的僧人。中国的鉴真和尚（688～763年）东渡日本，为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平安时代，日本高僧最澄（767～822年）与空海（774～835年）于804年随遣唐使一起到中国学习。最澄到天台山、越州等地学教，805年携佛经230部回国，807年奏请天皇同意，创立了天台宗。空海经福州到西安，在青龙寺师从惠果和尚学习真言宗秘法，回国后在日本创立了真言宗。在天皇朝廷的支持下，天台宗和真言宗成为平安时代佛教的主流。

2．新佛教阶段

在镰仓时代，社会因连年战乱而动荡不安，民众普遍企求从宗教信仰中找到希望，于是，不需高深学问和严格长期修行便可在死后往生极乐净土的新宗教应运而生：12～13世纪，法然（1133～1212年）创立了只要专修念佛即可获救的净土宗，继承法然思想的亲鸾（1173～1262年）创立了净土真宗，荣西（1141～1215年）和道元（1200～1253年）分别从中国传入了禅宗系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到了镰仓时代中后期，又产生了由日莲（1222～1282年）创立的日莲宗和由一遍（1239～1289年）创立的时宗。这些新宗派都具有可以简化修行的特点，从而使佛教在日本日益普及开来，实现了佛教的日本民族化。进入室町时代以后，天台宗和真言宗等传统佛教已经由于朝廷势力的没落等原因走向衰微，而临济宗、曹洞宗、日莲宗等新佛教则因为得到武士、农民和工商业者的信仰而有了很大发展，取代传统佛教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

3．日本佛教的低潮期

在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加强了对宗教的控制和管理，在中央设置了“寺社奉行”专门管理宗教事务。尽管中国的隐元禅师于1654年应邀赴日，在京都创立了黄檗宗，并且使之成为与曹洞宗、临济宗并列的禅宗三大宗派之一，但从总体来看，佛教势力在这一时代并未取得多大发展。到了江户后期，由于儒学、国学和洋学的影响力日益强大，它们又都从各自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批判，加上佛教僧侣当中出现的堕落行为降低了佛教的威信，佛教的影响日渐式微。

明治维新以后，天皇政府大搞“王政复古”，于1868年发布了《神佛分离令》，将神道定为“国教”，在全国掀起了“废佛毁释”的浪潮，使佛教受到了很大打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制定了《宗教团体法》，将佛教宗派由13宗56派合并为13宗28派，后来又令其加入了“大日本宗教报国会”，将其纳入了为军国主义战争服务的轨道。日本佛教随之进入了黑暗的年代。

4．二战后的变革及其现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进行了旨在铲除军国主义土壤的民主改革，于1945年废除了《宗教团体法》，1951年制定了《宗教法人法》，规定了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佛教各宗派恢复活动并进行了分化改组，随之产生了一些新的教派和团体。至2000年12月31日，日本共有佛教信徒9409万人（其中天台宗系统348万人，真言宗系统1270万人，净土宗系统1950万人，禅宗系统335万人，日莲宗系统1700万人，奈良佛教系统76万人，未加入横向联合组织的所谓“单立宗教法人”中的佛教信徒（如创价学会等）3730万人），共有寺院等设施85745处，神职人员204380人。据日本总务省公布，至2012年底，日本共有佛教信徒8513.9万人，神职人员33.9万人，寺院75935家，其他宗教设施1465处。

全日本佛教会是日本佛教界唯一的联合体组织，其前身是1900年建立的“佛教恳话会”，后曾改名为“大日本佛教会”和“日本佛教联合会”，1957年改为现称。它以全国传统佛教中的60个宗派为主体，还包括了都道府县的佛教会等团体，因而下属团体达100余个。佛教分布于全国的8万多个寺院或布教所，分别属于各个宗派，其中有90%以上属于全日本佛教会及其下属的宗派、团体。全日本佛教会还代表日本佛教界参加了日本宗教联盟和总部设在泰国曼谷的世界佛教徒联盟，积极参加这些全国性组织和国际组织的活动。

（三）基督教

基督教这个外来宗教在日本的发展历程可谓一波三折。它既受到过残酷的镇压，也受到过有力的扶持。目前，日本国民对这个宗教似乎颇有亲近感，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愿意在基督教的教堂举行婚礼就是明证。但是，正式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的信徒不仅不见增加，甚至有所下降，令人难解其中奥妙玄机。

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是把天主教带进日本的第一人。1549年8月15日，他带着《圣经》从印度的果阿第一次来到了日本南部的鹿儿岛。此后，尽管当时的交通还很不便，耶稣会、方济各会等基督教教派的传教士还是源源不断地从菲律宾、印度等地来到日本，在各地设置了教堂、修道院、学校、医院等设施，热心传教，使基督教在日本取得了飞速发展。到1614年，日本已有基督教神职人员150人，信徒65万人，其中还有2位信徒是朝廷公卿、55位是大名（诸侯）。有些传教士甚至得到了室町幕府末代将军足利义昭和曾经威震全国的大诸侯织田信长批准其传教的文书，可见当时日本的统治者并不反对基督教。

然而，当这些封建统治者感到基督教所宣传的新思想对其统治构成了威胁时，他们就不会再让它自由发展下去了。1587年，当时执掌全国政权的丰臣秀吉发布了著名的《禁教令》，禁止天主教在日本传播，并对天主教徒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仅1597年2月5日一次就在长崎杀害天主教信徒26人，还有许多信徒被判刑或流放。继之上台掌权的德川幕府对天主教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禁止政策，甚至不惜为此于1635年颁布《锁国令》关上国门。尽管许多天主教徒对此进行了激烈反抗，1637年还在九州肥前地区爆发了坚持数月之久的岛原起义，但最后还是被幕府镇压下去。鉴此，德川幕府于1639年又下达一道《锁国令》，禁止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化进入日本，从而使基督教在此后的200年间在日本列岛未见发展。

1857年，德川幕府解除了锁国令，天主教重新回到了扶桑之国，东正教也乘机从俄国传了进来。不久，新教也跟在培里舰队的后面进入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规定了“宗教自由”，基督教各派都在日本得到了较大发展，出现了所谓“明治时代是基督教的春天”的说法。在此期间，日本的许多地区设立了基督教的教会、学校和医院，如同志社大学、立教大学、明治学院大学、青山学院大学、关西学院大学、东洋英和女学院等著名的私立大学的前身都是在19世纪后期建立的基督教系统的学校。到了20世纪30年代，一些天主教教会的主教开始由日本人担任。但是，由于当时的日本政府尊神道为“国教”，基督教各宗派只能对国家神道俯首听命，二战期间更被拉入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的“翼赞”体制之内，成为军国主义的帮凶。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占领当局大力扶植基督教，从而使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在美军占领期间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信徒数量一度达到100万人。1960年起，罗马教皇开始任命日本人担任枢机大主教（亦称红衣大主教）。但是，由于基督教的理念与日本的传统文化存在着难以融合的矛盾，日本的基督教势力后来并没有取得大的发展。

根据日本1999年版《基督教年鉴》的统计，1998年，日本共有基督教徒1104167人，约占同年总人口的0.879%，其中，新教徒为602845人，天主教徒为457199人，东正教徒为25713人，神职人员为18410人。到2000年12月31日，在文化厅公布的统计中，基督教徒总数为90.8万人，但这个统计中另加上了属于基督教系统的单立宗教法人的信徒83.7万人，这样也可以说基督教徒总数为174.5万人。据日本总务省公布，至2012年末，日本共有基督教信徒190.8万人，神职人员2.9万人，宗教团体9277个。

日本基督教的全国性组织是日本基督教联合会和日本基督教协议会。日本基督教联合会的团体会员共有60个，其中最大的是天主教中央协议会，它负责实施天主教教区长会议的决议，对各个教区、教会等进行联络协调，对全国的传教活动进行指导等等。天主教在全国划分为16个教区，每个教区由一个日本人担任教区长，其中，东京、大阪、长崎是“教会管区”，其教区长由主都大主教出任。日本基督教协议会则主要是新教的全国性组织，拥有33个正式或准正式加入的团体会员，其中最大的是“日本基督教团”，2000年末它拥有信徒13.7万人，其次是日本圣公会。从总体上看，日本基督教协议会比较重视贯彻和平主义精神，反对修改宪法，主张加强与亚洲国家的交流和团结。

（四）其他宗教

所谓其他宗教，是指除了前述神道、佛教、基督教以外的宗教。这些宗教有些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但更多的是近代（幕末明治）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创立的，因而也有人将它们称作“新宗教”。1951年10月17日，这些宗教团体联合成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日本宗教团体联合会，并于1953年3月9日被政府批准为财团法人。这个联合会（简称“新宗联”）代表“新宗教”与神社本厅、教派神道联合会、全日本佛教会、日本基督教联合会一起组成了日本宗教界的代表性组织——日本宗教联盟。“新宗联”的宗旨是“信教自由、宗教合作、政教分离、全民皆信仰”。新宗联共有64个团体会员，在全国各大区设有11个“总支部”，在各个都道府县和地区设有56个协议会。这些“新宗教”团体有些曾经隶属于前述三大宗教，如天理教曾经是教派神道中的一个教派，但后来与其脱离了关系；有些带有三大宗教中某一宗教的色彩或与其有某种渊源，如立正佼成会带有佛教色彩；有些则是自己创立的教派。世纪之交在东京、长野等地制造“沙林”杀人事件的、臭名昭著的奥姆真理教以及“法之华”等邪教也曾被列为“新宗教”之一。

据日本总务省公布，至2012年末，“其他宗教”共有信徒911.4万人，神职人员21.3万人，宗教团体36954个，其中寺院和神社103家，教会等其他设施14654处。

据各教团自己公布的数据，至2015年2月，信徒数排在前18名的新兴宗教团体如下。

“幸福的科学”教，由商社职员大川隆法于1986年创立，1991年后飞速发展，现有信徒1100万人，还创立了“幸福实现党”，总部设在东京都品川区。

创价学会，也被归类为佛教系统下的“单立宗教法人”。1930年牧口常三郎创立了“创价教育学会”，1946年由户田成圣改组为“创价学会”。池田大作继任会长后创立了“公明党”。现在，创价学会仍是公明党的最大的支持母体。现约有信徒827万户（该教是以家庭为单位整体参加的）。

立正佼成会，1938年由庭野日敬和长沼妙佼创立，现有信徒4089176人。

灵友会，属于日莲宗系统，1925年由久保角太郎和小谷喜美创立。现有信徒1531932人。

佛所护念会教团，属于法华宗，1950年创立，现有信徒146600人。

显正会，属于日莲宗系统，1942年创立。现有信徒1307371人。

天理教，创立于1838年，现有信徒1195257人。总部设在奈良县天理市。

PL教团，属于神道系统，创立于1946年，现有信徒981720人。总部设在大阪府富田林市。

妙智会教团，属于法华经系统，现有信徒893024人。

真如苑，现有信徒869780人。

世界救世教，现有信徒835756人。

生长之家，现有信徒741363人。

天照皇大神宫教，现有信徒471207人。

圆应教，现有信徒462626人。

本门佛立宗，现有信徒417251人。

念法真教，现有信徒408003人。

阿含宗，现有信徒343966人。

本道，现有信徒318889人。

二 民俗

四面环海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民俗。尽管日本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非常注意吸收海外其他民族的长处，但也很注重保持本民族的传统和特色。因此，目前日本的民俗仍然是世界各国民俗学家们研究的重要对象。

（一）服饰

当代日本人的服装可以分为传统式服装（和服）和现代式服装两类。如按穿着场合来划分，又可以分为工作服、礼服和休闲服等类。现在，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某些专门从事茶道、花道的教师等特殊工作的人外，绝大多数日本人大部分时间都身着现代式服装，传统式和服礼服只在节日或举行某些仪式时才穿用。

日本人的现代式服装与欧美国家没有很大区别。西服既是一般日本人的礼服，也是在机关和学校等事业单位工作的白领阶层的工作服。特别郑重的场合以燕尾服为礼服。各个企业乃至农业协同组合都有各自的工作服。休闲服更是色彩斑斓，各种各样。

和服又叫作“着物”，原仿自中国唐代服装，其含义因定义的广狭有很大区别。狭义的“着物”只指“长着”（类似于我国的长袍），广义的则应包括“襦袢”（内衣）、“羽织”（短大衣外套）、裙裤、腰带等。男式和服的色彩比较庄重、单调，多在背后饰有“家纹”即家徽。女式和服比男式和服更为艳丽，腰带更宽，打结处做成小包袱形状，起装饰作用。女式和服花色繁多，高档礼服用丝绸做原料，饰以刺绣或手绘的图样，价格十分昂贵。这种和服是我们在影视音像媒介中经常可以看到的。其实，这种和服在古代也不是普通百姓日常穿着的衣服，而是城市中上层人士的服装，农村人和城市中下层人士日常身着工作服（与现在式样不同）或便服，而“着物”只是他们偶尔穿用的礼服。

（二）饮食

受地理、气候等客观环境的影响，日本人的饮食习惯曾与大陆地区的人们有很大不同。随着国际化、信息化的推进，日本人与外国人的接触和交往日益增多，其饮食习惯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

1．主食

水稻并不是日本列岛的原生植物，而是约在弥生时代从中国传入的农作物，但大米作为日本人食用的主要粮食品种已具有约2000年的历史。只是到了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战后初期，由于当时日本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美国占领当局运来大批小麦救急，尤其是统一向中小学生供应的午餐几乎都改成面包等小麦制品，才使日本人养成了吃面粉的习惯。不过，至今还是有许多日本人把面粉称作“美国粉”。在日本人的粮食消费量中，大米约占三分之二，小麦约占三分之一，还有少许玉米、甘薯等。大米的用途主要是做成米饭和清酒等，也有个别地区有喝米粥的习惯。麦类的食用方法主要是做成面包、点心和面条。日本人吃面条的历史虽不很长，但其制作工艺却颇先进。他们不仅发明了独具日本特色的“拉面”，还发明了现已风靡全球的速食方便面。因篇幅有限，下面仅介绍几种最具日本特色的主食。

（1）红豆饭

加入红小豆做成的大米饭。日本人认为这种红色米饭象征吉祥，因而往往在节庆喜日食用，以志庆贺。

（2）荞麦面条

日本特色面食。除原料不同外，做法与中餐面条类似。夏天，多把煮好的面条放人冷水中冷却后捞出再蘸作料汁食用，俗称“笊篱荞麦面”。另一种做法类似中国的汤面。

（3）日式点心

在日本，蛋糕等西式点心的种类也有不少，但日式点心的种类和销量显然更多。其中，用糯米和红小豆做原料的点心占有较大比例，将紫菜等海藻加入面粉制成的“煎饼”也是日本人日常喜欢食用的佳品。

2．副食

日本人的副食种类繁多。岛国环境使他们自古养成了喜食鱼虾和海藻类植物等水产品的习惯。日本人在开国以前是很少食用肉类的，甚至还有“日本人不吃四条腿的动物”之说。明治维新以后，牛肉、猪肉、鸡肉等肉类才逐渐端上了日本人的餐桌，蔬菜的品种也日益增多，逐渐走向“全球化”。与中餐相比，日本菜肴（日语为“日本料理”）的主要特点是口味清淡、讲究色形、重视保留自然风味、生食种类较多。最具日本特色的日本料理有以下几种。

（1）生鱼片

日语中写作“刺身”，系日本料理中的典型菜肴，材料为新鲜的鱼、虾、贝和章鱼等，远洋鱼类如金枪鱼等则用冷冻品，食用时将其切成块或薄片，佐以酱油和芥末，味道鲜美。

（2）天妇罗

与中餐的软炸菜品相似，主料多为鱼、虾、蔬菜、蘑菇等，将其裹上面糊炸熟后，蘸加入萝卜泥的酱油汁食用。

（3）鸡素烧

世界闻名的日本料理之上品。实际上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日本式火锅。所用炊具为平底浅帮铁锅，主料多为切成薄片的牛肉、鸡肉或鱼虾，加上葱、豆腐、魔芋豆腐、蔬菜、酱油等物边煮边吃，食用者一般还要在自己的小碗里放入作料汁和生鸡蛋蘸食。

（4）寿司

主副食合一的日本料理，种类繁多，最典型的做法是用紫菜将加有食醋的大米饭卷成条状，中间夹有生鱼片或蔬菜、炒鸡蛋等物，切成段后蘸酱油食用。

（5）酱汤

日本人自古以来几乎每天都要食用的一种汤菜。正式做法是用豆腐、裙带菜、葱、蔬菜等物煮汤，出锅前放入用大豆、面粉制作的日本酱和其他作料。简易做法是在日本酱中放些葱花冲入开水。

3．饮料

在日本，人们自古以来习惯于喝生水，而这生水一般是可以免费享用的。如到饭馆用餐，顾客一落座，“跑堂”的侍应生就会端来一杯凉水。在公园、火车站台等公共场所，经常可以看到供人饮水的水龙头。在东京的一些地铁站台和图书馆等公共设施的走廊里还可以看到免费饮用冰水的饮水机。

同其他国家一样，在日本需要花钱享用的饮料也是分为含酒精饮料和软饮料两大类。软饮料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大体相同，主要是碳酸类饮料、茶、咖啡和乳酸菌饮料等。酒精饮料主要有清酒、洋酒、啤酒三类。

（1）清酒

用大米发酵制作的酿造酒，此类酒在日本已有1000多年历史，具有独特风味，因而亦称“日本酒”。酒精含量较低，为17～18度。种类繁多，各个都道府县乃至一些城镇都有本地的名牌酒。一般分为几个等级。日本社会各阶层人士均喜饮用。

（2）洋酒

洋酒在日本主要是从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后开始流行起来的。销量最大的是威士忌。进口洋酒以苏格兰威士忌居多，日本产的三得利威士忌更因其物美价廉而受到日本人的偏爱。日本人饮用洋酒很少喝原汁，往往要掺入冰块或冰水。

（3）啤酒

日本人饮用啤酒是从明治维新以后开始的，二战以后消费量大大增加。麒麟、朝日、札幌是日本啤酒的三大品牌，啤酒不像清酒那样有许多地方性品牌，进口啤酒的销量极小。

（4）日本茶

日本人饮茶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日本最早的茶种是从中国引进的，其饮茶习惯的养成亦受到中国的很大影响。然而，当代日本人所饮用的茶叶却与中国的不完全一样，其分类更与中国大相径庭，即主要分为煎茶、抹茶和麴茶三种，但它们基本上都相当于中国的绿茶。鹿儿岛县还生产红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就已经把茶水制成易拉罐和瓶装饮料出售。

（三）民居

日本的民居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传统式住宅，即所谓“独门独院”型住宅，日语称作“一户建”型住宅；另一种是公寓式住宅，日语称作“共同住宅”；还有一种是旧式公寓式住宅，日语称作“长屋建”型住宅。据日本政府统计，至1998年，日本共有有人居住的住宅4389.2万套，其中，传统式住宅2527.8万套（其中一层型628.6万套）；公寓式住宅1645.8万套，“长屋建”型住宅194.8万套。“长屋建”型住宅外形狭长，多为木造一层或二层建筑，由房主建造后出租给他人居住，此类住宅近年来已逐渐减少。公寓式住宅近年来数量有较大增长，多为钢筋水凝土结构，其内部格局与我国的公寓式住宅大同小异。

下面，主要介绍传统式即和式“一户建”型住宅。

所谓“一户建”，即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独立家屋，每栋房子只住一个家庭，或大或小地都有一个庭院，与邻居的房子互不连接，其中又可分为一层型和二层型两类，近年新建的多为二层型。在大部分地区，房子的建筑材料主要是木材，不仅梁柱用木材，墙壁也用木材。在寒冷地区，则用泥土等把墙壁加厚。屋顶也有许多是用木料或树皮做成的。二战以前，用各种草做屋顶的更多些，用瓦的只是少数大户人家。现在，用草做屋顶的已越来越少，用瓦的则越来越多。房屋的内部结构多种多样，但一般都具有“土间”“居间”“寝间”“床间”“应接间”“浴室”等部分。“土间”是指不铺设地板、直接以土地做屋地的房间，过去无论城乡都大多把厨房设在这里，家务活一般也在这个房间里做。现在，城镇乃至大部分农村使用煤气灶、自来水，因而减小或干脆取消了“土间”。“居间”即起居间，是全家人吃饭、团聚和日常接待一般客人的地方。传统的“居间”都在中间位置设一个地炉（日语写作“围炉里”），一般在地炉里生火取暖，也有的人家用地炉烧水做饭。一家人以及客人围坐在地炉旁时，家长和客人乃至其他家庭成员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应接间”是专门接待客人用的客厅。房间少的人家也有不设“应接间”的，或者虽设这一房间却经常改作他用，只在贵客光顾时才临时布置成客厅模样。“寝间”是卧室，如是二层型的房子多设在二层。对于上述四种房间，我们中国人都可以根据其所用日文汉字猜测出其大致用途，而对“床间”则不能这样望文生义——它不是放床的卧室，而是地板高出一截、墙挂画轴并摆设其他装饰品的壁龛，多在“应接间”或“居间”里或与之相连。除了“土间”以外，其他房间一般都铺有高出地面一截的地板（日语称作“床”），而且上面还多铺有日本式草席——“榻榻米”。近年来，许多日本家庭已把房间结构设计成“洋和结合式”——一部分房间如“应接间”改成“洋式”，即地板上不铺“榻榻米”而摆沙发茶几，其称呼也由“应接间”变成了“客厅”（Living room）；“寝间”也不铺“榻榻米”而摆上了席梦思床。总之，日本人的生活空间在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

（四）人生仪俗

按照传统，日本人一生中要经过许多仪式。这些仪式现在有些已经不受重视，特别是在大城市里更是如此。这里还是择其主要、典型者加以介绍。

1．诞生

可以说，日本人一般从在娘肚子里形成生命体时，即确认其母妊娠时起就开始受到关注，亲属们要通过参拜神社、到有神灵的温泉洗浴等方式祈求神灵保佑。在妊娠5个月时（也有的地区是3个月或7个月），亲属们要团聚举行“腰带之贺”，即在当月的戌日给孕妇系上腰带，福岛县某地还习惯于把晒干的熊肠裹在腰带里。选择戌日是因为狗产仔多，分娩容易，腰裹熊肠也是取其分娩容易的吉祥之兆，在此前后还要举行多种活动。

孩子出生前夕，一般要把产妇移进特设的“产屋”，并要迎接“产神”。“产屋”有专用的，也可以用一般房间临时布置而成。孩子降生后，要给“产神”供上“产饭”。出生第三天要举行“垂发之礼”或给新生儿穿上“三日衣”，第七天给孩子命名并祝贺“七夜”，产妇的娘家及双方亲友在这一天前后携食物等礼品或礼金前来探望（日语写作“产见舞”）。产妇在“产屋”生活的时间长短不等，最长者可达75天，原来较多的为30天，但近来更多的人是仅在那里住7天，因为按照旧俗，男性是不能进入“产屋”的，而现在的人们多希望让孩子早些接触父母和外面的世界。

孩子从产屋出来以后，一般要由母亲或祖母抱着到神社去参拜，即进行所谓“初宫参拜”。参拜的日期男女有别，男孩一般是在出生第32天，而女孩是第33天。参拜时大人往往故意把孩子拧哭，目的是让他向神“报到”，让神收他为“氏子”，有的还让神职人员发给“氏子牌”。孩子出生百日时要举行“食初”仪式，即由产婆或孩子母亲喂孩子吃第一顿饭，尽管往往是仅喂进一粒饭。以后，在孩子迎来第一个男孩节或女孩节以及第一个生日时，全家人都要特别加以庆祝。

2．厄年

过了一岁以后，日本人还要经历许多与年龄有关的庆贺习俗，如七五三、成人节（见下述节日部分）、厄年等。厄年是指容易遇到灾难或障碍的年龄。关于厄年的年龄因地而异，就大部分地区来说，一般是女子的19岁（虚岁，下同）和33岁、男子的25岁和42岁、男女的7岁和13岁，特别是男子42岁和女子33岁被称作“大厄之年”，尤其受到人们重视，其前一年和后一年分别被作为“前厄”和“后厄”而慎重对待。到了厄年，人们多要特别注意保持身心清洁，谨言慎行，多拜神敬佛。如在大阪某地，年龄为42岁者为了躲过灾祸，在过年那一天整天都不能同家人说一句话，天不亮就出门到处参拜神社寺庙，夜深之后才能回家。

3．喜年

喜年是指家人为亲人郑重举行祝寿活动的特定年龄。喜年原与躲避厄年有一定关系，后独立出来专门取其祝贺寿诞之意。喜年主要用来给老人祝寿，如在全国各地普遍都有给虚岁61岁（日本称作“还历”，即取其天干地支走完一个轮回之意）、70岁（日语亦称“古稀”）、77岁（日本称作“喜寿”，因日语草书的“喜”字是由三个“七”组成的）、88岁（日本称作“米寿”，因“米”字是由互相颠倒的两个“八”和一个“十”组成的）的老人祝寿的习俗。一些地区还有在祝寿时向老人赠送红头巾或红坎肩的习俗。喜年并不只适用于老人，如宫城地区就给13岁的女孩和15岁的男孩祝寿。

（五）婚姻

日本人的婚姻习俗虽然也受到海外影响，但主要还是在本民族的传统习俗的基础之上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巨大社会变革，日本人的婚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1．前近代的婚俗

古代的日本是个交通不很发达、地区之间割据性较强的国家，包括婚俗在内的民间习俗因之千差万别，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归纳出古代日本婚俗的主要特征。

第一，“婿入婚”曾占重要地位。古代日本曾是母系社会。与此相关联，由男方嫁到女方家庭的所谓“婿入婚”曾在日本长期流行，至今仍可以在“养子”制度上看到其影响。“婿入婚”有几种方式，有的是男方正式住到女方家里，与其家人共同劳动，共同生活，这是典型的“婿入婚”；有的是临时性“婿入婚”，即事先约定男方在女方家里劳动、生活几年以后就把妻子领走单独生活，这又被称作“年期婿入婚”；有的是白天仍在本家劳动，只是晚上到妻子家里居住，当地将此称作“访妻婚”，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临时性“婿入婚”，男方一般在有了可以独立居住的房间之后也要把妻子接走独立组成小家庭生活。与此相对应，女方出嫁到男方家庭的“嫁入婚”在古代一般只存在于武士、贵族阶层或较富裕家庭，平民特别是较贫苦家庭的非长子几乎都是采用“婿入婚”。直到明治维新以后，“嫁入婚”才逐渐增加，至大正时代才在全国普及开来。

第二，古代的“婿入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基于当事人的意志结成的。在日本的许多地区都曾有过这样的习俗：男女青年在举行过“成人”仪式（古代日本的成人仪式早于现代，一般是男16岁、女14岁）之后，就从家里搬出来，住到村里的公共青年宿舍——“若者宿”集体居住，许多村子还专门设有女青年集体居住的“娘宿”。这种“集体宿舍”有的是专用房舍，有的则利用某家的一部分房屋。这些青年人晚上在一起或工作或游戏，如男女两人产生爱情，男子就可以到女方家里“访妻”，时间长了就可以正式举行“婿入”仪式，而家长一般是支持子女的选择的。

第三，以“村内婚”为主。村落是古代日本人的基本生活单位。村民们的婚姻问题也基本上是在本村解决的。这与前述“访妻”习俗有密切关系，可以说“访妻婚”是以“村内婚”为基础而产生的。一般说来，只有那些在村里地位门第较高者才会为了“门当户对”而到其他地方寻求配偶，即采用“村外婚”。

第四，对“近亲结婚”无严格限制。古代日本天皇家为了维系血统的纯正而大体只在近亲中寻找配偶，著名的圣德太子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妹生的孩子。这一传统习俗一直延续到近代。在平民当中，也没有中国古代那样的“同族、同姓者不能结婚”之类的习俗，叔侄结婚的现象屡见不鲜。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实行了“三亲等”之内不能结婚的规定，近亲结婚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2．当代婚俗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日本人在男满18周岁、女满16周岁后即可结婚。实际上，当代日本社会正在流行晚婚。1990年，男子平均初婚年龄为28.6岁，女子为25.9岁。当代日本人的婚俗基本上属于“嫁入婚”，即一般是女方出嫁到男方家庭，也有少数男子由于女方家庭无合适继承人等情况而入赘，即采用了“婿入婚”的形式。不过，现代日本人婚嫁的地域范围已扩大，“访妻婚”的习俗已大大减少。他们的婚姻方式大体可以分为“恋爱结婚”和“介绍结婚”两种。即使是恋爱结婚，一般也都要采用介绍结婚的形式，即都要有介绍人，其结婚程序也可以说是基本相同的，都要经过相亲、订婚、送彩礼、举行结婚仪式和婚宴等程序。

（1）介绍人

介绍人一般是两个人（多是分别代表男女双方），也可以是一个人，其中既有在婚姻中实际发挥介绍、斡旋作用的真正介绍人，也有形式上的介绍人。所谓形式上的介绍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恋爱结婚者寻找或指定的介绍人；另一种是因为实际起介绍作用者社会地位低而另外请托的介绍人。形式上的介绍人多由新郎或新娘的上司、恩师等在社会上地位较高的人担任。因为这样不但可以使新郎新娘一家在婚礼上感到光彩，而且使这对新人与介绍人结成了永久性亲密关系，在其婚姻延续期间里长期得到该介绍人的关照。

（2）相亲

这是介绍结婚者必须履行的程序，一般由介绍人把男方带领到女方家里去相亲。实际上，在此之前双方大多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对方的大致情况，甚至已经见过面，因而在相亲时往往可以当场表态。在有的地区，女方可以用端出白开水的方式来表示允诺；男方则常常是留下随身携带物品来表达同意的意愿。

（3）订婚

这是女方家长表示同意婚事的仪式。如是介绍结婚，介绍人在订婚前往往要去女方家里斡旋多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全女方家长的面子。举行订婚仪式时，按照传统习惯，介绍人要带些酒或茶去与姑娘的双亲共饮，这种酒称作“定酒”。在这一天，一般还要确定送彩礼的日期。

（4）送彩礼

如果说订婚表明女方家长同意了亲事，送彩礼则是男方给这门亲事加上的保险锁，表明这门亲事的最终确定。彩礼一般由介绍人送到女方家里，在一些地区则是男方的父亲或本人一同前往。作为彩礼的传统物品是酒和菜肴，现已发展演变成衣服、生活用品或现金，但在礼单上一般还要写上酒和菜肴的名字。送彩礼时一般要商定举行结婚仪式的日期。

（5）结婚仪式

结婚仪式主要在神社或寺庙、教堂和饭店举行，近几年来，各地都建立了专用的“结婚仪式场”，在这种仪式场结婚的人日益增加。按照传统习俗，新娘出嫁前一天要在娘家宴请亲朋好友。出嫁当日离开娘家时要摔碎饭碗，以祈愿婚姻成功，不会因婚姻破裂被退回娘家。新娘到了婆家，要去参拜当地的神社、新郎家中的佛龛及祖先的灵牌，表示加入了该社区和家庭。在结婚仪式上，新郎新娘都身着盛装，新娘一般要换三次衣服，即和服、白色婚纱和西服。新人之间要行“三三九度”之礼，即用三套酒杯互敬九次酒，以此表示白头偕老的决心。同时举行称作“披露宴”的婚宴招待亲朋好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婚宴越来越豪华，成为结婚仪式的中心内容。出席结婚仪式的人都要送上不菲的“红包”。结婚几天后，新郎新娘通常要到新娘的娘家去省亲，回娘家。近年来，许多新人在婚礼结束后立即到外地或国外去新婚旅行。

3．离婚

在“访妻婚”时代，如两人感情破裂，男方不再去“访妻”，婚姻即告结束。这时男女双方的地位还比较平等。到了“嫁入婚”时代，男方逐渐占有优越地位，可以轻易地休掉妻子，而女方要离开男方家则很困难，一般都必须由男方出具休书（日语称作“离缘状”），离婚才算成立。如男方不同意，女方求告无门，有的只好跑到寺庙去当尼姑。有的寺庙以收留这些要求离婚的女性而著称，如镰仓的东庆寺。这些寺庙可以出面斡旋，要求男方出具“离缘状”。如男方仍不同意，女方在寺庙当满3年尼姑后，离婚也可成立。在现代日本，男女双方在离婚问题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可以双方协议离婚，也可以经过家庭法院的调解或裁决离婚，还可以起诉到法院，由法院判决离婚。二战以后，日本的离婚率逐渐增加。

（六）葬礼

简言之，当代日本人的葬礼大体上可以分为在寺院举行的佛教式、在神社举行的神道式、在教堂举行的基督教式、在葬礼仪式场举行的无宗教式四种。殡葬方式则可以分为土葬、火葬、风葬三种。风葬只存在于冲绳等西南海岛的一部分地区。但如从日本人办理丧事的全过程来看，可以发现许多颇有特色的习俗。

日本人把停放尸体、办理丧事的房间叫作“丧屋”。在丧屋的门前，一般都竖立一个旗杆状的标志。在死者临终时，家人要为其“呼魂”。这时还要在死者的耳边摇动装入米的竹筒，使其听到声音，有的地区则给死者喝一口水，叫作“末期水”（临终水）。确认死者咽气后，要马上制作一些米饭或糯米点心——“团子”供奉于灵前，这些米饭、点心称作“枕饭”“枕团子”。治丧期间死者的亲属要穿上白色或黑色的“丧服”，在发丧前的某一天要为死者守灵（日语叫作“通夜”），还要在发丧入殓前用温水为死者擦洗身体（日语叫作“汤灌”）。擦洗结束后要把尸体放入棺材，这个仪式叫作“纳棺”。这时一般给死者穿上出门旅行用的衣裳，棺材里放入一些食品、死者生前喜欢的物品、念珠、经文等陪葬品。将装着死者的棺材送到墓地或火葬场的仪式叫作“出棺”，农村在“出棺”时要举行“送野边”（即送葬）的仪式，尽管现在棺材多用汽车运送，许多地区还是要组成送葬队伍，直系亲属捧灵牌、端食盒等都有固定分工。除了上述必须由死者亲属亲自参加的仪式之外，其他事情如布置“丧屋”、挖墓穴、报丧、迎送宾客、收受吊丧者的“香奠”（香火钱）等均由专门成立的非亲属组成的组织——“葬式组”操办。

现代日本人多用火葬，但火葬后还是要把骨灰埋入本家的墓地里。日本人的墓地多设在由地方政府或寺院等民间组织经营的公共墓地（称作“灵园”），一般是一家人的骨灰共居一穴，坟墓占地面积和装修豪华程度各不相同。

三 节日

日本的节日很多。既有全国性节日，又有地方性节日。在全国性节日当中，既有国家法定节日，也有民间风俗性节日。

（一）国家法定节日

国家规定的统一节日古已有之。明治维新以后又有“四大节”之说。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于1948年制定了《关于国民节日的法律》（以下简称《节日法》），后来又多次对此法律进行修改，增加了一些节日。目前，日本共有国家法定节日16个。法定节日亦即公休日，现将其按时间顺序介绍如下。

元旦（1月1日），日语中叫“元日”，亦即新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与我国一样过旧历新年，并且同我国的春节一样具有驱逐魔鬼、迎接神灵的含义，甚至许多过年风俗如除夕夜去庙宇敲钟、喝屠苏酒、拜年、给小孩压岁钱等也与我国相同。日本的春节还有许多风俗与我国不同，如：除夕之前在大门口搭建松枝门（日语为“门松”），有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还在松枝门上悬挂用来辟邪的稻草绳（“注连绳”）；新年期间的食品也很有特色，如除夕夜吃荞麦面条，初一到初三吃事先做好的盒装冷餐（“御节料理”）和用年糕等做的“杂煮”；除夕夜和新年期间到寺庙或神社去参拜；等等。明治维新以后，新年和其他法定节日一样改为按公历庆祝，但过年的风俗却基本上保留下来，并且又增加了互相寄送贺年卡等新的内容。

成人节（1月第二个星期一），庆祝年满20周岁的青年成为具有公民权的“大人”的节日。日本在平安时代就模仿中国开始为男孩举行“元服式”，16世纪改为为青年举行“成年式”。1948年，经《节日法》正式确定为成人节。每到这一天，基层地方政府一般都将从前一年的4月2日至当年4月1日期间满20岁的青年男女集合起来举行成人仪式，并向其赠送纪念品。

建国纪念日（2月11日），传说中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明治维新后定为“纪元节”。二战结束后因其具有皇国史观色彩而被废止。1966年，日本国会通过修改法律决定设立这一节日，后由内阁下达政令确定这一天为建国纪念日。

春分（春分日，3月21日前后），日本把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秋分两天称作“彼岸”，原意本指这一天昼夜时间相等。自平安时代以来，日本国民就有在这两天祭祖、扫墓和到寺院神社参拜的习俗。后来，又把这两天分别定为国家节日，即“春季皇灵祭”和“秋季皇灵祭”，在皇灵殿等处祭奠天皇祖先的神灵。1948年制定《节日法》时仍被定为国家节日，但基于政教分离原则改为现称，其含义亦改为“赞美自然，爱惜生物”。

昭和节（4月29日），昭和天皇裕仁的生日，其在位时定为国家法定节日，裕仁去世后曾改为“绿之日”，2007年改为现称。

宪法纪念日（5月3日），为纪念现行《日本国宪法》1947年5月3日付诸实施而设立的节日。

绿节（5月4日），2007年设立，其宗旨是“亲近自然并感谢其带来的恩惠，培育丰美心灵”。

儿童节（5月5日），原称“端午节”，这一名称显然是从我国传入的，在这一天吃粽子和柏饼（一种年糕），以及在屋顶插放菖蒲、艾蒿等习俗更明显是受到了我国民俗的影响。江户时代以后又称“男孩节”，这一称呼则带有武家遗风，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在户外用高竿悬挂鲤鱼旗（武士所用旗帜的变种），并摆放武士人偶。1948年改为现称，其含义亦改为“重视儿童人格，企求儿童幸福，感谢母亲”，但人们过节的习俗并未发生多大变化。

海之日（7月第三个星期一），其宗旨是“感谢大海的恩惠，祈愿海洋国家日本的繁荣”。

山之日（8月11日），2016年开始设立，其宗旨是“获得亲近山脉的机会，感谢山脉带来的恩惠”。

敬老日（9月第三个星期一），1966年设立，其法定宗旨为“向多年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老年人表示敬意，祝老年人长寿”。

秋分（秋分日，9月23日前后），亦称“彼岸”，原为“秋季皇灵祭”，1948年改为现称，其法定含义为“缅怀祖先，悼念死者”。

体育节（10月第二个星期一），1966年设立，意在鼓励人们“喜欢体育，锻炼健康体魄”。

文化节（11月3日），明治天皇睦仁的生日，1927年被定为“明治节”。1946年，宣布日本放弃战争权力的《日本国宪法》于这一天公布。1948年制定《节日法》时，将这一节日定为现称，其宗旨是“热爱自由与和平，崇尚文化”。日本政府一般在这一天颁发“文化勋章”。艺术节、国民体育大会（全国体育运动会）也经常在这一天或其前后日举行。

勤劳感谢日（11月23日），这一天原是举行“新尝祭”的日子，即天皇要在这一天举行将新收获的谷物奉献于诸神灵前的仪式。1948年改为现称，其法定宗旨是“尊重勤劳，祝贺生产，国民互相感谢”。

天皇诞辰（12月23日），现天皇明仁的生日，1988年现天皇即位后被定为国家节日。在这一天，天皇、皇后、皇太子、皇太子妃等一般会在皇宫城楼上接见前去祝贺的国民。

国民假日，当两个法定节日中间只隔一天时将该日定为“国民假日”，从而形成“三连休”。例如，2015年9月22日就因其位于敬老日与秋分节之间而成为一个国民假日。不过，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每年都有的。

（二）非法定节日

女孩节（3月3日），原是与男孩节相对应的节日，战后男孩节在法律上改为全体儿童的节日——儿童节以后，女孩节仍然是重要民间节日。在这一天，父母往往都会给女孩穿上艳丽的和服，并在家里摆上女孩人偶，祝其健康、幸福地长大成人。

盂兰盆节（7月15日），日本最重要的民俗节日之一。日本人用来祭奠祖先亡灵的节日，其活动持续多日。离开家乡在外工作的人多在此期间回乡省亲、扫墓，火车也往往因此而拥挤不堪。各地几乎都有在此期间跳“盆舞”这种群众性舞蹈的习俗。人们还习惯于在此期间互赠礼品，并将此礼品称作“中元礼物”，商家则借此机会展开大规模的销售战。

七五三（11月15日），为年满3岁、5岁、7岁的男女儿童祝贺成长的民俗节日，但也有的地区将其对象定为5岁的男孩和3岁、7岁的女孩，还有的地区定为5岁、3岁的男孩和7岁、3岁的女孩。在这一天，父母一般要给适龄儿童穿上和服，带他们去神社参拜。

圣诞节（12月2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日本逐渐流行起来的节日。

情人节（2月14日），近年来，这个西方节日也在日本年轻人中间逐渐流行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