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吴十洲教授新著成稿，我得先睹为快。

1949年前后，伴随着百万国民党党政军人败退台湾，大陆数万技术精英到了台湾，依靠美援，以计划方式，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终使台湾经济迅速发展，为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是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台湾经济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末起飞，有多种因素，有国际原因，也有海峡两岸关系的原因，可以写多本书来加以分析。台湾用赎买方式进行土改，大量美元援助，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使台湾成为越战的后方，蒋经国推动多个“四年经建计划”，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建立广泛的国际商业联系，都是基本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从大陆来的知识分子，在其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书中记述了1949年前后从大陆去台湾的一批知识分子（包括一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在台湾的生活，作者在台湾搜访逸闻，又广参史书，为读者勾画了这批知识分子在台湾的奋斗，他们在台湾的成功和痛苦。这批儒家知识分子为把中华文化推广到台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到台湾的知识分子，不仅限于儒家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受过欧风美雨熏陶的中华文人，他们在那时的世界局势下，对推进台湾的现代化建设也起了重要作用。

十洲的书上说，傅斯年与顾颉刚同是胡适的大弟子，傅多偏官僚文人，避共如避匪，准备好了“家伙”遇上共军就自杀，顾颉刚属纯文人一类，想跟上逃亡的囯军，结果是没有盘缠。梁实秋是跟来的自由派诗人。

他提到了，台湾是小地方，大文化，这个大文化就是中华文化。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台湾奇迹”的经济神话的内在动力实际上是“大文化”的作用，如果没有“大文化”的背景，这样的事情就难以发生。

他以实地的考察为先导，把来台的文人分成12拨，其中一个“中央研究院”，一个故宫博物院，一批著名大学校长，都是中国大陆的文化精华。

台湾自古就与大陆有着紧密的联系。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明确告诉对方，台湾是中国的土地；荷兰人与在台湾的日本人发生争执，也明确告诉日本人，台湾是中国的土地。1683年，大清康熙皇帝用武力收复台湾，正式把孤悬海外的台湾收入版图。康熙收复台湾，实际上是从南明势力手里收复台湾，是中国统一进程的一部分。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长达五十年，因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光复，回归祖国怀抱。自此以后，台湾出现“独立”的声音。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台湾实际上存在统派和“独派”两大倾向和两大政治势力。可以说，维系统派的文化观念就是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文化。台湾“独派”知识分子说台湾自古就是一个国家，是完全站不住的，是没有任何史料支持的。我近年曾著文辨析过这一点。

2008年5月以后，台湾的局面有了新的积极的变化，两岸关系也随之出现了新的积极的变化。当前海峡两岸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向着两岸一家亲的方向发展。本书中描述的许多人物故事，会使读者清晰地看到祖国和平统一的希望。

十洲的书原名中用了“民国名士”的说法，我反复思考，用“名士”二字是否妥当。“名士”一词古已有之，名士之人，今天已很难寻觅。我想，所谓名士，多指佯狂、狷介之士，与世有大争，争而不得，则与世无争，砭清激浊，不同流合污，魏晋“竹林七贤”之党，世以“名士”名之。魏晋以下，蝇营狗苟，干青云而直上的读书人，比比皆是，求名士而不可得也。名士与清流，名虽近，而意旨不同。我们看晚清清流大臣，哪一个不是冠冕衮衮，哪一个与权力保持距离呢？

十洲书中列举三十人，盖皆知名之士，哪一个可指为名士呢？可谓难矣。照我看，文士则有之，名士则难求。有一个人，倒是有点名士味道，可惜书中没有介绍此人。此人谓谁？敝同乡、汉川人王作荣是。他曾在联合国担任处长，颇有才气，蒋经国召他回台，可能有要职任命。在台北候任期间，他不甘寂寞，在报纸上著文批评蒋经国的“治国”理政，不是一篇，而是几篇，蒋经国没有接受这样的批评的雅量，他的候任终于落空。王氏怀抱“建国”之才，打算在台湾的现代化建设上多所献替，也终于落空。他虽然参与了某个“四年经建计划”，还是有志难伸、郁郁不得志。他在回忆录中说过一句名言：“蒋经国不用我，不是我个人的损失，而是‘国家’的损失。”我看了此话，觉得有点名士味道。他是李登辉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在李登辉任上当了“监察院”院长，也是一个大官。李登辉显现了“台独”面目，便与李氏反目绝交，公开著文，屡以中华大义责李氏。我曾到他府上拜访，用家乡话向他问好，他一下就听出来了，与我畅谈甚欢。他已答应我改日采访，谈谈他的经建计划。可惜时不我与，隔年他便去世了，享年92岁。

还有一个湖北黄陂人胡秋原，在大陆时期主持过《中央日报》笔政，讲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到台湾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北主持《中华杂志》，传播中华文化，主张民族主义。他的身边团结起一批主张中国统一的朋友。胡秋原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台独”势力开始成形时，他成为台湾统派组织“中国统一联盟”的发起人兼主席。他们用中华文化反击“台独”舆论，在台湾起了重要作用。

我在这里谨向作者建议，将“名士”改为“文士”似乎好些。文士大体可以与知识分子画等号，名士则不一定可以画这样的等号。这三十人中，有一些是高官，有的是重要的学官，还有不少学者、教授、艺术家、诗人、历史学家，都是术有专攻的人。把这些人称为“名士”，似乎与他们的活动本质不大相符。在我看来，这批人之所以到台湾，与他们的反共、恐共心态有关系。就像傅斯年那样“避共如避匪”，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政治上坚决反共的人不说，一些恐共的人，是害怕共产党把他们的身家性命——儒学传统破坏了。所以有些人到了台湾，又成了自由主义者，对老蒋的统治很不满，很失望。《自由中国》的那批人就是如此，雷震、殷海光是如此，胡秋原、李敖是如此，就是胡适，也未尝不是如此。顾颉刚、陈寅恪、陈垣诸人，对共产党不一定有很多同情的了解，但是反共、恐共情节并不深厚，他们都留在大陆了。

文士或者名士，都只是一种学术探讨。究竟如何题签，当然是本书作者的权利，我本是不该置喙的。

张海鹏

2015年6月24日

于北京东厂胡同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