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

魏晋南北朝是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但不知何故，研究这一段的老一辈学者中除周一良先生外，其他人对此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周一良先生始终没有停止对这一段史学史的思考。他撰写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就是《魏收之史学》。该文1934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8期。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1岁的大学三年级学生。直到今天，这篇文章都极具参考价值，研究北朝史、研究史学史不可不读。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又连续发表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等几篇有关史学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录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也有若干涉及史学史的条目，如“崔浩国史之狱”、“魏收袭用南朝史书”，等等。

周先生在1999年撰写的简短的《学术自述》中，对一生的学术研究做了扼要的总结，其中对自己在史学史研究上的创获有相当详细的介绍。在另一篇文章《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中，他回忆当年听邓之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课时说：“燕京规定学期末不考试，写一篇学年论文。我在这课就写了一篇《魏收之史学》。魏收的《魏书》受人诽谤，我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魏书》并非‘秽史’，实际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后来这篇文章登在《燕京学报》，那时我二十一岁。这就是我最初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著作的开始。四十七年以后，我为《百科全书》写‘魏书’这一条，重翻旧文，发现其中颇有余季豫先生《四库提要辩证》所未及道者，因记以自勉。”在文章后半部，他又再次说到史学史研究：“我对魏晋南北朝史没有总体的看法，也没有计划一个一个问题地突破。但是，我觉得在‘通古今之变’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倾向。比如说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从《魏收之史学》到《论崔浩国史之狱》，一直到最后《论南北朝史学的异同》，这中间就在逐步融会贯通。”大家都知道，周先生学问渊博，在中国史、日本史、亚洲史、敦煌学及中外关系史众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但是他在总结学术生涯时却总是提到史学史研究。在1995年出版的《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他把上面提到的所有史学史论文都收录了进来。这些都说明他对自己在这个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所以，若要回顾周一良先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对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上的贡献就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

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第一次给予全面总结的是《隋书·经籍志》，后来又有刘知幾的《史通》。《隋书·经籍志》限于体例，较为简单，不如《史通》细密。《史通》对从古至今，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从多个方面做了介绍、评判。但是，刘氏其实并不理解这一时期史学的特殊意义。只是因为魏晋南北朝距离他最近，他掌握的材料最多，所以才使得《史通》的论述自然地以魏晋南北朝为主。与之相比，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关注显然已经是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了。他晚年的史学史文章标题多有“魏晋南北朝”诸字，反映出作者的意图是力争从总体上把握这个时期史学的基本面貌。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一文中，他提出这一段史学发展有若干特点。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史书的种类与数目，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彩纷呈。”第四个特点，“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第五个特点，“是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最后一个特点，“为以前所未有的，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对这些特点的总结反映出他所注意的并不局限于个别史学家，也不局限于某一部史学著作，而是要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宗教、史学著作的体裁、史官制度等大的方面着眼。这使得他与前代学者有了明显的不同，甚至也与他自己年轻时写《魏收之史学》时不一样了，在境界上显然是更高了。

周先生在上述研究中还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余地。比如说为什么这一时期史学能够与经学分离并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史官制度的变化是否与此有关？为什么与此后纪传体史学著作一统天下局面不同，编年体史学著作在魏晋南北朝也有较高的地位？史学著作种类的繁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周先生又发现了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说：“当时对于班固《汉书》的兴趣，似乎大于《史记》，所以注《汉书》的特多。”关于《史》、《汉》的不同，自来学者虽多有关注，但从后人对二书兴趣的不同来提出问题的却不多见，如果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必定是极有意义的。关于语言文字方面，他指出：“南朝文士有重近而轻远的倾向。”并引《文心雕龙·通变篇》: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后又引《史通·模拟篇》: “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周先生敏锐地发现了刘勰与刘知幾所谓“近附而远疏”、“喜学五经”两说之间的矛盾。如何解释这个矛盾？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周一良先生特别关注的又一类问题。研究史学史的学者在涉及这类问题时主要是讨论分立的政权如何在史书的编撰上争正统。而周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这篇文章中却着重讨论史家在修史时是如何处理王朝禅代这个敏感问题的。他在文章结尾处说：“封建史家即使在私人著述中，由于本人所处时代与环境，总是尊本朝和它所继承的政权为正统……正统问题是封建统治者为表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利用史书为之服务的。它不太涉及到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与评论，只是史家笔下的安排，所以虽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敏感与尖锐程度，却远不及历史中禅代问题的处理了。”除禅代问题外，周先生还对北朝崔浩国史之狱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由崔浩修国史引发的政治风波是北朝政治史、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周先生在《札记》中对此有详细讨论。他提出，崔浩所修国史的“备而不典”，如实记录了拓跋早期失国、乱伦等事，暴露了北魏统治者祖先的羞耻屈辱，是其罹祸的主要原因。此文还对拓跋氏早期历史和世系做了精致的辨析。有学者称赞道：“自来暧昧不明之北魏初期皇帝世系，可谓从此最后解决。”

在周先生的诸篇史学史论文中，我最喜欢的是《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文章首先引了两条史料。《世说新语·文学篇》:“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刘注：“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隋书·儒林传序》: “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据此，周先生说：“北方受两汉以来章句训诂之学的影响，治学偏于掌握琐细具体知识，涉及面广，所谓渊综广博，穷其枝叶。南方则在魏晋玄学和新传入的佛教思想影响之下，偏重于分析思辨，追寻所以然的道理，即所谓清通简要，得其英华。”在这个大背景下，他开始分析南北史学的不同，发现南朝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中的论、序和北朝魏收《魏书》中的论、序相比较，南朝史家著作中的论、序确实体现了“清通简要，得其英华”的精神。如《后汉书·党锢传》序就不单议论后汉，而是从春秋以后世风的变化谈起。范晔的有些论断，从今天的角度看，也还是站得住的。他的史识正是南方学术倾向的特征在史学方面的体现。而北方魏收的《魏书》列传中的论、序，往往是就事论事，拘泥于一人一事论其功过，没有通观全局的评论，看不到敏锐深刻的高见卓识，议论的思辨性也不强，确似显处视月，广而难周。史学之外，周先生进而又注意到南北文学、佛教方面的不同。他说，文学上，北人理胜其词，南人文过其意。佛教上，北方重修行实践，南方重思索辨析。这都与史学上的南北不同有相通之初。在这个基础上，他最后说：“我曾有一种想法，认为文化可分三个层次：文学、艺术、思想等属于狭义文化；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可算广义文化；而在一个民族的各不同文化领域内，还可能潜在有一种共同的素质，贯串于各方面，名之为深义文化。南朝和北朝各自在史学、文学以至宗教等领域内的共同相通之点，也可帮助证成我的看法吧？”

这篇文章的特色是作者没有具体考证什么，而只是从宏观的角度比较了南朝、北朝史学的相异之处。与文学、经学不同，史书中记载当时史学上南北相异之处的材料并不多。他在史书的论、序上找到南、北可资比较的因素确属不易。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眼光锐利，而另一方面也与他多年的积累分不开。为说明这点，我们有必要从他早年的《魏收之史学》谈起。

在《魏收之史学》一文中，年轻的周一良先生作了大量细密的考证。《魏书》向来有“秽史”之名。而他认为“《魏书》大抵仍因旧史，后人心目中若谓全出伯起之手，故得肆其曲笔者，误矣！”他拿《魏书》与《十六国春秋》、《晋阳秋》、《续晋阳秋》逐条对比，发现《魏书》所载“十六国事大抵盖本于崔鸿《十六国春秋》也”。“至于东晋诸帝传，与《世说新语》注、《太平御览》等所引诸家《晋书》校，独合于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这种从史源上辨析的方法虽然很费力，却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既然很多具体记载都是前人所写的，魏收自然不能为此负责任。关于魏收的讨论虽然结束了，但在这个基础上，几十年来他始终没有放弃这种细致比较的研究习惯，最终，他有把握地说道：“古人修史，基本史实的叙述大体因袭前人著作为多。如袁宏《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而所记史事与范书无大异同，说明出自同一来源，而且取舍大致相近……沈约《宋书》亦多本于徐爰等之旧史，故百卷之巨帙一年而成书。但是，除去体制编排之外，纪传体史书仍自有最能体现作者特色的地方，就是序或论部分。”

回过头来看，如果不是他早年研究魏收时发现《魏书》大抵因袭旧史，如果不是沿着这条路继续走，进而发现“古人修史，基本史实的叙述大体因袭前人著作为多”，他就很难把注意力转移到史书的论、序上来。如果没有意识到论、序是最能体现作者特色的部分，他就很难意识到要从这个方面来比较南朝北朝史学著作的异同了。因此，此文看上去虽然只是宏观议论而没有具体考证，但实际上这是以几十年的大量细致的研究作为基础的。

周一良先生精通中外历史，这对他研究史学史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说：“最早的历史记载，大约都是依年代顺序来叙述。这符合人类思想的脉络。东西方史学著作的发展，也与此相适应。中国最早的历史《春秋》是编年体……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如公元前五世纪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本上都是按年代顺序撰写的。罗马著名史学家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的罗马史，更是明确的编年体史书……在日本，除去记载神话传说的《古事记》之外，第一部历史《日本书纪》出现于八世纪初，也是编年体。”广博的知识背景使得他能够在中外历史间纵横驰骋并进而寻找到新的思考线索。

在文学领域内，文学史是极受人关注的，但是在史学领域内，史学史却有些受冷落。这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应该的。周一良先生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相信，后来的研究者必定会沿着他的这条道路继续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