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拳王的故事

一

最早读到余吉利这个名字，是在李梧龄先生的回忆录里。李梧龄智力过人，当年在复旦大学物理系读书，提前一年毕业，留校任教，被认为在物理研究上会有辉煌前程。阴差阳错，1958年，二十二岁的李梧龄遇无妄之灾，遂由复旦大学送往上海横浜路收容所，转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待他重新回到大学和专业，已经是二十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白茅岭农场远在安徽，却曾经在上海赫赫有名。当年的上海人提起白茅岭，就会有北京人提到清河的脸色。在那个年代，上海“犯了事”的人，如若还够不上送监狱，白茅岭是个主要去处。去了，也就失掉了那个时候被看作性命的上海户口，多半再不能回来。至于这些人为什么去，大家不深究，也不大关心，都相信既然政府送你去，总有政府的道理。不然为什么送了你去而没有送我去。虽然一批批地被送走，在总人口里终是少数。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会留在多数里。那些人在被送走之前，多半也是这么想的吧。

李梧龄在白茅岭辗转几个分场，遇到各色人等不下千八百，可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的名字并不多，几十年过去，淡忘也自然，而他偏偏记得余吉利。也许余吉利太特别，因为他曾是中国拳击比赛的全国冠军。记得读到回忆录中这个冠军头衔的时候，我多少有点将信将疑，直到多年后，余吉利真真切切地出现，我才相信：一本回忆录，就是一段真实的历史；里面的名字，就是活生生的人。余吉利坐在我对面，我仔细打量，想找出全国冠军的影子，看下来只觉得面目不清，他本来眼睛不大，一只眼睛还在发炎，红红的只留下一条细缝，另一只也不停地在眨着，显然感觉不舒服。一开口，他的词语都粘在一起，语流滚动极快，我得竖起耳朵，才勉强能听得明白。

余吉利出生在1930年的上海，霞飞路927弄，也叫霞飞坊。那是老上海一条典型的“新式里弄”，当时所谓新式，其实就是西式。这一带是法租界。霞飞坊是仿法式住宅，却并不是法国人建的。1924年，霞飞坊由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普爱堂投资建造，整整一大片整齐的三层砖木结构住宅，到今天也还是一景。余吉利的父亲余宏基就在比利时房屋公司工作，是一个普通职员，母亲在家带着几个孩子，家境还算不错。

少年余吉利在铭本小学读书，却坐不住，是个特别顽皮好动的孩子，后来进了雁荡路业余中学。在余家附近的汾金坊，住着大同大学外语系的一个大学生，叫黄晓阳，他比余吉利大个五六岁，从黄晓阳家的窗台望出去，就可以看到余吉利的家。余吉利回忆说，他们两人经常玩在一起，活像是亲兄弟。黄晓阳是个业余拳击爱好者，就是他把余吉利引入了拳击这一行。提起已经去世的黄晓阳，余吉利仍然充满敬意和感激，把他称作是自己的启蒙老师。那是1946、1947年之际，余吉利才十六七岁，他正在长大，却依然贪玩而漫无目标。就在即将成年却不知下面的路怎么走的时候，拳击运动让他忽然有了人生的方向。

上海自开埠就是开放城市，早在1915年，上海虹口娱乐场一带就主办过第二届远东运动会，这地点也就是今天的虹口公园和虹口体育场一带。在上世纪前半叶，上海举办了一系列国际运动会，而拳击运动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传入上海，在租界地区流行。那时候，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也是一个体育活动中心。1908年，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专派了体育干事艾克斯纳（Exner）前往上海，协助成立青年会体育部。1940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开始举办拳击训练班，教练是个名叫D. B. Reich的法籍犹太人，还每隔两周举行一次邀请赛，邀请精武体育会、西侨青年会、俄罗斯总会、法国总会、犹太总会等各会的拳击手比拳。黄晓阳把少年余吉利带到青年会，让他在那里直接向外国拳击手学拳。余吉利身体条件好也刻苦，他对拳击非常投入，长进飞快。

二

时局在动荡，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同年5月27日进入上海，十九岁的余吉利沉浸在自己的拳击爱好中，对政治并不关心。最初，政权变更似乎并没有给他迷恋的拳击世界带来什么突变。基督教青年会仍然是拳击运动的中心，继续在八仙桥和四川中路599号的会所举办拳击训练班。八仙桥还是那个犹太人教练，四川路会所则由当时著名的中国拳王周士彬担任教练。在余吉利刚刚开始学拳的1946年，二十四岁的周士彬已经成了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七国拳击赛冠军。余吉利至今珍藏着当年他们的合影照片。

1950年5月4日，青年会还在八仙桥会所举办了拳击比赛，参加比赛的有大同中学、复旦大学、东亚体专、沪江大学、沪江附中、圣约翰大学附中、精武体育会、中华体育会、环球化学厂、青年会等，共四十余人参加。1950年6月，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军体部和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联合举办中西拳击对抗赛，以门票收入救济失业青年。

余吉利这段时期的记忆非常个人化、目标也非常单一，他记忆中的那两年，就是不断练拳和比赛。他不善描绘自己的业绩，只是简单地一句带过，说当时自己“打一打就赢，打一打就赢，就变成了上海队代表”。就在这段时期，渐渐地，犹太教练消失了，那些参加青年会拳击比赛的私立学校也消失在院系合并的潮流中。基督教青年会越来越边缘化、民间体育组织逐渐退出，政府的体育组织开始成为体育运动的中心。拳击也基本归了官办。余吉利不是很在意这样的变化，只要能够继续打拳，他就满足了。

1951年，上海市政府收回了跑马厅，成立了足球队，还举办了一系列体育义赛，以门票收入支援“抗美援朝”。就在这样一次市级比赛上，余吉利一出手，就打了个上海市冠军。这次荣耀给今天的余吉利留下的唯一痕迹，是一张冠军杯的照片。看着照片我顺口问过：“奖杯呢？”余吉利轻描淡写地回了句：“送人了。”就是这只送了人的冠军杯，给余吉利引出了一段新生活。

1952年，余吉利的父亲去世。此后不久，几个穿着军装的人找到他，问他是不是愿意参军去。原来，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体工队打算成立拳击队，看中了这个年轻的上海冠军。余吉利高高兴兴地参军去了。他一定和当时大多数青年一样，穿上军服觉得很是神气和光荣。我是从一张照片上看出来的，他和另外两个战友，特地穿上不同军种的军服，照了一张“海陆空”并列的侧影，怎么看都像一张征兵宣传画。

五十四年后的余吉利，还保存着已经变得脆弱的“革命军人证书”，他小心地在我面前打开。证书很历史，折痕处已经有了破洞。证书上方，是对称兜挂的红色军旗和五角的八一军徽，下面坦克军舰俱全，两边战斗机凌空而起。底部的绿色枝叶缠绕红色缎带，托住了粗粗重重的宝蓝色边框，色彩浓烈。当时还没有流行简体字，证书是繁体直排，由右及左：“革命军人证书余吉利同志系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参加我军，现在本院工作，其家属得按革命军人家属享受优待。此证。”下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以及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的署名。原件循古法没有断句，标点符号都是此刻我加的。发证日期是余吉利参军半年后的1953年6月2日。我不由在心里叹了口气：这真算得上是件文物了。

参军不到一年，余吉利打遍军中无敌手。1953年11月，在天津举办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大会，相当是全国运动会的前身。运动大会上，代表华东的上海选手陈新华获轻量级冠军，周士彬获中量级亚军。余吉利以全军第一名的成绩代表解放军队参赛，击败所有同级对手，成为次中量级的全国冠军。我看到一张报纸上模模糊糊的照片，记录着当时余吉利的战绩。

那一年，余吉利二十三岁。

三

此后两年，没有举行全国性的拳击比赛。当了三年多体育兵的余吉利退伍了。1956年9月2日，他随着同时从解放军体工队退伍的朋友，来到上海市曹阳第二中学任体育教员。1961年8月30日，经区教育局调动，他去了甘泉中学教体育。他的家搬到襄阳南路。余吉利成了家，妻子是篮球运动员，也在中学教体育，他们有两个年幼的女儿。怎么看，也当是个平稳生活和简单履历。

谁也没有料到，1963年余吉利出事了。

“到底怎么了？”我很想听听他自己的说法——怎么就去了白茅岭。余吉利的回答很简单。他说：“你这个年龄，都知道的，那时候买粮要粮票，买糕点要糕点票，鱼票肉票，什么都要票。我娘那时是靠着我，我就想，假如能去香港，家里和老娘都能日子好过些。”不用细说，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几年是持续三年的饥荒。余吉利是个顾家的男子汉，看着饥饿中的老人孩子特别心焦。

六十年代初的上海，是个很奇怪的地方。一方面，十年下来，上海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改造着自己的思想，追求进步。可是，总有另一面的存在，总有着一些特别的口味，说不清楚也道不明白，总有些和上海历史、和上海市民特质相连的东西，似乎难以被真正改造。有些上海人，你和他讲着大道理，他不会和你争，道理太超越生活，他会在肚子里暗暗有落低的评价。总有一些人，留在旧日的世俗心态中，不肯紧巴巴地要求进步，感觉跟不上，会索性放弃。余吉利是个天性喜欢自由自在的人，小时候没有吃吃力力逼自己用功读书，现在也不会勉强自己赶潮流。四年体育兵的经历，并没有使得余吉利发生太大改变，他本质上还是那个独立执著而又性格散漫的拳击手。回到上海，他回到原来的朋友圈子，黄晓阳还是他的好朋友。在这个圈子里，常常有香港的五色消息。对他们来说，香港永远是个迷人都市，本质的熟悉大于未曾谋面的陌生。在他们眼中，香港就是亚热带的上海，有他们习惯了的逻辑和生活。

三年饥荒的日子里，香港又成为邮寄食品的来源，谁家有个亲戚在香港，可以获得食品接济。就在这个时候，余吉利的朋友圈子里，流传起广东人向香港大迁徙的消息。此传言不虚。当时，城市的饥饿状况和农村相比，已是堪称天堂。乡村大量断粮，广东也不例外。对广东人来说，香港近在咫尺，但1958年港英当局实行出入口平衡，广东每天出入香港人数只不过约五十人。1961年7月，在饥荒现实压力下，广东当局开始实行放宽出港的政策。1962年4月下旬开始，广东开始出现大批民众越界向香港迁徙，5月上旬，突然形成大潮。因为势头过猛，很快政策收紧。1962年6月14日，广东开始制止和坚决收容非法迁徙。当时消息的传播非常缓慢，待广东宽容迁港的传闻传到上海已是1963年，余吉利和他的朋友们鼓起勇气去广东探个究竟的时候，已经整整慢了好几拍。不仅迁港大潮早已阻断，在新政策下，这样的企图已被列入要打击的罪行之列了。

在广州探听的结果是出不去，余吉利就回家了。很快，一起去广州打听情况的甘泉中学同事黎国良和他的女友在杭州被捕，情急之中的黎国良还托人给他带了口信。可是，一切都晚了。事后公安人员告诉他，考虑到他是全国拳击冠军，抓他的时候，布置了超常警力，要是抵抗就对他不客气。说到这里，余吉利苦笑了一下：我怎么会抵抗。余吉利承认了是想去香港，想摆脱食物票证不足的困境，他怀着一线希望，希望获得同情，从轻发落。

可希望还是落了空。他被定为议论偷渡、企图策划“叛国投敌”一类，最后处以三年劳教，先送往收容所，然后在武装押解的大卡车里，送往安徽南部的郎溪、广德两县交界处——那是上海监狱管理局下辖的上海市白茅岭监狱。

四

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建于1956年3月，最初作为上海市游民、残老、流浪儿童和孤儿的教养外移基地，距离上海二百七十多公里，占地40.6平方公里，俗称白茅岭农场。

一切发生得太快，就像脚底突然裂开一条地缝，余吉利只见自己正飞速往下陨落，又像是落在一张大网之中，无法挣脱。说到这些，他如同回到当年，摇着头连连说“我脑子乱极了乱极了，我只想逃跑”。就在一片混乱的思维中，余吉利以最后一点理智和勇气，断然作出一个决定，他提出离婚。他知道，在那个年代去白茅岭，就带着终生的罪犯烙印，妻子孩子都会受到株连。

在他的相册里，我发现一张全家福。那是他一生最幸福时光的纪念。泛黄的照片上，显得憨厚的年轻拳王，和妻子靠在一起，妻子是那种健康而阳光般灿烂的美好，他们各抱一个女儿，两个孩子相差两岁，正在最可爱的年龄。我无意中翻过照片，后面是余吉利用蓝色钢笔书写的几行心情：“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可是，好朋友啊，可知道我忧心忡忡？65.3.16．灯下。”余吉利是个不善表达的人，尤不善文字。想到那是在白茅岭的“灯下”，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可能坦然越过这张照片后面的故事，听凭这故事被人忘掉。

余吉利告诉我，他还是本能地怀着一丝侥幸心情，企盼自由成为他活下去的支撑：也许，他拼命劳动改造可以回上海；也许，他还可以和妻子破镜重圆；也许，他可以重新回家拥抱两个女儿；也许，那发生的事情是一场可以醒来的噩梦。可是消息传来，妻子带着女儿改嫁了；三年劳教期满，他也必须继续“留场”，没有一个“刑满回家”的期限。

最初三年，余吉利在白茅岭农场分流五队，三年后劳教期满被转到分流四队。在那里，他遇到李梧龄。他们一武一文，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类型，可气质上却似乎又有某种相通。因为这种精神上的缘分，使得李梧龄在他去世前留下的回忆录里，提到了余吉利。我重新找出李梧龄的回忆录，翻到那一页，惊讶地发现，李梧龄随手几笔，却无意中记下了余吉利内心的一点隐秘：余吉利当年想去香港，原来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食物。

退伍离开了专业队，余吉利还是迷在拳击里。1958年的全国二十城市拳击锦标赛，余吉利参加上海市业余队，和队友一起获团体第一名。在单项比赛中，余吉利在轻中量级中获得第三名。这一次，三十六岁的老将周士彬获得了次中量级冠军。余吉利似乎不愿意对我提起这场比赛。虽然胜败乃兵家常事。可是，二十八岁的余吉利打了个第三名一定很懊丧，可以想象，他又如何憋着劲、想着下一次，想着一定要夺回冠军来。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没有下一次了！

1958年，中国进入大跃进的年代，工业和农业刮起了一股浮夸风，教育、体育也无不拖入其中。我自己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黑龙江省宣称每个县要办一所大学，要求上海派出教授支援，上海的大学也就顺势把一批“政治上不可靠”的教授清扫出去。接下来就是浮夸风带来的大饥荒，农村县城普遍陷于饥饿恐慌，自然不再提起“办大学放卫星”的跃进幻想，而被扫出去的教授们也就默默被人遗忘。没想到，这样的两极震荡，居然也冲击了拳击运动。

1958年的体育运动大跃进，各省市摩拳擦掌，都声称要在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上“放卫星”，拳击界也不例外，突发高烧盲目发展。上海的各个学校，不管是否有专业教练指导，纷纷成立拳击队，出现了不少不该发生的伤害事故。上海机床厂一名青年工人，比赛中被击伤头部又缺乏恰当护理，不治死亡。一时伤亡消息频现，国家体委仓促宣布，第一届全运会的拳击项目取消。上海随即停止所有拳击训练。自此整整二十年，这项运动整个从中国消失。

余吉利和他的朋友们兴许还没有回过味儿来，他们经历了一个轮回。运动本是民间意趣、个人爱好，是自己锻炼、自己组织比赛的民间活动。全部收归官办之后，取舍的决定也就归了官家，不再是你想玩就可以玩的了。他们等过的，余吉利苦苦等候着恢复拳击运动的消息。可是，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五年过去，1963年，拳王余吉利生活在一个没有拳击运动的国度已经五年，三十三岁了，那是拳王运动生涯的最后关头，他度日如年。就在这个时候，朋友们议论起迁徙香港的可能，对1963年的余吉利来说，迁港不仅是改善家庭生活的一种可能，更是拳王运动生命的最后一线生机。

在绝望的白茅岭，已经失去一切的余吉利，曾向难友李梧龄道出了自己的痛心故事和曾经有过的世界拳王之梦。

今天，眼前七十七岁的余吉利不肯再提起这一层。一颗渴望拳王的心已经被他埋到心底的深处。中国有过几个拳王？他还有什么必要解释自己当年的理想和对事业的渴望？

五

唯有母亲还在家里等待儿子归来。就这样，余吉利在白茅岭，母亲在上海，经历过1966年的“文革”，又迎来1976年的“文革”结束。母亲仍然没有等到儿子可以堂堂正正把户口迁回家的消息。又过了三年，1979年，母亲终于等不及，走了。余吉利回家奔丧，心灰意冷。根据当时规定，母亲在，他还可以请几天探亲假，理论上说，也还存着政策改变返回上海的可能。母亲一走，和上海的最后一点联系被切断，从今往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一天也不能离开白茅岭，他要和自己见过的无数“留场人员”一样，埋在山里了。这样的前景，余吉利实在不甘心。

1979年，整个局势在好转，再审视自己，四十九岁的余吉利感觉自己还强壮，年轻时独立闯荡的心又在复活。他做了个决定，要自己闯出条活路来。他跑到遥远的青岛，开始教拳，只要有口饭吃，能自由，他就满足了。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在那个时候，擅自离开一个隶属上海监狱管理局的劳教农场，还是要有触犯天条的勇气。这也是别人都不敢离开的原因。

上海是个民间气息很重的地方，总是会竭力维护一点私人领域，你大可判其为“俗”。也正是这点俗，使它总是能顽固地给自己保留一些正统之外的想法。只要出现可能，人们就会绕开严肃话题，去尝试小心推动这点想法的实现。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就是一个例证。

上海精武会是清末建立的中国最早的体育民间社团，1910年，在同盟会陈其美、农竹、陈铁生倡导下，由霍元甲创办了它的前身精武体操会。它最早开始有组织地向社会推广中国武术，也是最早将西方体育观念和训练方法引入中国的民间社团。1922年，陈公哲在上海横浜桥福德里觅得一块空地，以会员的集资，建造了精武中央大会堂。1924年培开尔路总会撤销，迁入这里办公。这就是精武会在上海虹口区横浜桥现在的会址，记得我们小时候，谁都可以花上一点点租金，租用里面的体育设施。人们因体育项目的爱好相会，聚散无常。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管理市民的严格秩序中，精武会虽然也是半官办，却仍是残存的一口活气。精武会这口活气，在“文革”中更名为“要武体育馆”时又被一把闷住，当时精武会的历史材料档案、刊物摄影、武术器械等等，俱一并销毁了。

可是，上海的民间是有韧性的，“文革”结束，精武体育会在国家政治上“拨乱反正”时，最早恢复了拳击训练班。兴致勃勃一如当年的余吉利，马上天天吊着一副拳击手套，迷在精武会馆的训练场上了。

就在中国拳王余吉利惶惶地在为自己是不是要回白茅岭而内心挣扎的1979年，美国籍的世界拳王阿里给中断二十年的中国拳击运动带来了复苏希望，邓小平在接见阿里时说了这样一句：“拳击运动也可以成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的渠道。”

虽然，国家恢复拳击运动还在阿里初次到访的七年之后。但上海的精武会却率自先行恢复了。上海民间自有他们的逻辑，当时的精武会仍然记得余吉利是它的会员，他们不管白茅岭而只认自己敬重的拳王。1980年精武会举行拳击表演赛，特地请了“擅自离农场不归”的余吉利。

五十岁了，他重新走上拳击台。虽然已经不是争强斗胜的年龄了，他却永远感激这场比赛，是精武会使余吉利重新拾起一个人的自尊，一个自由拳击手的自尊。

六

1985年5月，拳王阿里再度访华，他来到上海，访问了精武会，在上海体育学院与余吉利的老朋友周士彬有了一次表演比赛。1986年，阿里三度访华。1986年6月，国家体委终于在秦皇岛会议上宣布：恢复拳击项目。一个月后，余吉利拿到他多年奔走的结果，一纸“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复查决定”：“余吉利，男，1930年10月生，浙江省定海人，无业。原住襄阳南路510弄21号，现住蒙自西路41号。余因企图偷渡问题，于1963年2月17日被拘留审查，同年4月20日被收容劳动教养。经复查，余曾与他人议论具体偷渡去香港的办法，是事实。但在留审期间已作了交代，原对其收容教养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撤销1963年4月29日对余吉利收容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

中国拳击运动恢复了。余吉利的处分被撤销了。他孑然一身，一无所有，五十五岁。

1987年6月，中国拳击协会被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AIBA）正式接纳为第一百五十九个会员。拳王余吉利在寻找各种方式设法养活自己。离开白茅岭后，余吉利凭着强健体魄，一直相信自己能够自食其力。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拳击运动员江涛获得了九十一公斤级第五名。第二年的1997年，六十七岁的余吉利结束了最后一份体育代课老师的临时工工作。这时候，粗心的余吉利才刚刚发现，自己没有退休金。

2007年，看着坐在我对面的余吉利。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假如中国拳王几十年的欠薪被忘记，对我们竟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那么今天民工们拿不到欠薪也没什么稀奇，那只不过是我们传统的因循。

2007年，一名台湾拳击手在上海开了一家饭店，请上海的拳击界人士参加开张典礼。七十七岁的余吉利也在被邀请之列。在这个台湾拳击手眼中，拳王永远是拳王，如同阿里永远是阿里。他不会知道，拳王坐在那里正心力交瘁。那一阵，在朋友们的鼓励下，余吉利又开始新一轮的四处奔走，这次是试着争取一份退休金。他两次给市教育局去信，都被转回区教育局，随后就没了音信。他去当年任教的学校，学校告诉他，他的档案已在“文革”中遗失，没了依据。他于是一个个地找到几十年前的昔日同事，请他们出具自己曾经工作的履历证明。他再次试着用纸片拼凑起他破碎的人生，不是证明自己曾经是那个名扬全国的拳击冠军，只是证明自己曾经有过一份正当工作，这工作的中断是源自一个错误的行政处理。

他的奔走还在继续，目前并没有什么结果。

我最不会安慰人，就不知说什么才好，尴尬间，想到余吉利一生的遭遇都是为了一个和香港有关的念头，我不由转了个话题，“现在开放‘香港自由行’，你后来去过香港吗？”

“没有。”余吉利平静地回答，眼中没有波澜。

我突然想起自己听到的另一个真实的“香港故事”。我的二嫂告诉我，她工作过的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有个青年工人张国良，也就在余吉利想去香港差不多的时间，张国良私下与朋友聊天：“我想去香港，吃一块牛排，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这句话被人揭发，他在“文革”中成为“现行反革命”，最后，在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优雅的小教堂建筑顶楼隔离室里自缢身亡。后人提起创作室，均以出了一个陈逸飞为荣，无人再提张国良。

这个香港故事，我没有讲给余吉利听。

 

附注：写完这个故事后，我曾几次收到余吉利的电话。最后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在2012年的4月。他告诉我，这个故事在《南方周末》发表以后，许多老朋友和他联系，给了他许多温暖。他的退休金也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