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寻思录:中国新商道与商业新未来(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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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代序:十年一诺,这场文明探索也是自我的探索

两年前,2015年6月7日的早上,晓波在他的自媒体平台“吴晓波频道”上发表了《最后一个“看门狗”也走了》,当天刷屏。我是要走,但原来没打算那么快,也还在选择和考虑,有点拖泥带水的。晚上,我不得不通过微博发声:

【告白】谢谢晓波对财经媒体的关心。在新闻一线奋斗了25年后,我的内心有种强烈的驱使,希望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商业文明研究,推动中国商业文明的进步,并进行自媒体的新尝试。感谢SMG领导和马云先生的理解支持。祝愿第一财经在与阿里巴巴战略合作后,谱写数据时代的财经媒体新篇章。殊途同归,明天更好。】

从2015年6月到10月“秦朔朋友圈”上线,是我有生以来最纠结和痛苦的几个月。道理以前说过,我在《南风窗》做了14年,在第一财经做了11年,从1997年开始做总编辑,这个岗位一共做了18年,虽然笔耕不辍,读书不断,但早已习惯了当管理者和指挥者。一旦回到家中,无一兵一卒,与外界逐渐失联,还是有巨大的不适应感。

既然不愿去别的互联网和媒体平台打工,也不希望去融资,给商业文明这一客观中立的研究方向染上某某系或某某资本的痕迹,而想到大学校园教书,“土博士”也不受待见。做投资呢,那场惨烈的股灾让我深感在一个结构扭曲的市场,保持平常心很不容易,也很难可持续发展……

有一天去杭州拍大头频道的预告片,浑身无力地应付完,打车到火车站,因暴雨而塞车,竟然到晚了,赶不上火车。可是,在上海还有一个和小伙伴的会等着开。我拿出记者证找车站工作人员通融,先上车再补票,进去了,看到一辆南昌到上海虹桥的车,就上了。等车开,一问,才发现下一站是义乌——方向反了。

我在义乌下车,没出站,找到一个有车去虹桥的站台,上去补票。那是南昌铁路局的车,一个叫肖鹏飞的80后列车长帮了我。我一直记得他。这个小小的细节,足以反映出当日的焦灼与仓皇。

创业不是只有一种理由和姿态。有信心满满面朝大海的,有坚定不移去探索的,也有懵里懵懂去尝试的,还有走投无路只能跳下去的。

我最后选择了大部分舞文弄墨的人都可以选择的起点,就是开一个微信公众号,同时在爱奇艺和喜马拉雅FM做一档脱口秀。读书,采访,思考,写作,交流。每年我所写的文章会结成一个集子,大的题目就是《文明寻思录》,一年一集。

很多朋友问我写作的酸甜苦辣,问我还能写多久。坦率地说,我也经常会焦虑。而克服焦虑的办法有两个:一个就是坐在那里去写,有时候甚至写什么不是第一重要的,重要的是写,不知不觉就会写出些什么来;另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去学习,特别是在现实中学习,向更优秀、更专业、更贴近现实的人学习。这两个方法,前者算是“自强不息”“不抛弃不放弃”的态度,后者则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努力。只要自己的大脑还在更新,用新的东西去充实,就不会写不出新的感受。

至于说劳累,在经历了2015年那个夏天之后,我觉得今天已经够幸运,不仅找到了方向,而且在大家的关心支持下,不知不觉中,“秦朔朋友圈”公众号已经有了很多关注者,有一批忠实听友和观众,理当知足自安。

从2017年7月1日起,喜马拉雅FM上开始播出我的“中美商业文明传奇”的付费节目,6月6日是会员日,该日起正式接受预订。《美国商业文明传奇》(《美国双创400年》)2018年春节完成,《中国商业文明传奇》(《中国双创40年》)到2019年春节完成。

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标志着我将以更聚焦的态度,在商业文明领域展开总题为“文明大视野”的体系化建设。这些工作包括历史的梳理、理论的建构、案例的总结以及传播与推广,等等。按照初步的规划,少则五六年,也可能八到十年。

“五十而知天命。”这个工作,就是我未来相当长时间的天职和使命。

大家可能会问: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吗?值得吗?

这要看怎么理解商业文明。如果只把它当成企业正面宣传或反思商业弊端,可能没有那么复杂,但我对文明的理解远不止于此。我们经常说,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我的研究视野看,文明主要和以下这些方向联系在一起。

第一个方向是语言、文字、信息、知识、符号。这些东西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动物传承东西,只能靠基因,以及一定范围内的交流,但它们无法和祖先交流,和超出自己活动范围的同类交流。而语言、文字、信息、知识、符号,类似于一种中介物、一种抽离物,被创造出来后就可以代代相传。我们可以经由它们,把浩渺无际的宇宙,几千几万年时间的文明史,把“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么大空间的东西,都拿来学习,为我所用。在某种意义上,全人类的经验都可以武装在我们身上。我们在有限的生命中,通过学习,可以体验无限的经验。人是“万物之灵”,灵就灵在创造语言、文字、信息、知识、符号的能力。

第二个方向是工具、能量。人类之所以能从大自然中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财富,改善自己的福祉,归根结底是基于知识的创新、计算能力的提高和专业化的发明,能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用工具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缝纫机是做衣服的工具,电话是交流的工具,汽车是交通的工具,X光和CT是检查身体的工具,盾构机是挖隧道的工具。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再到机械化、电气化、互联网时代,在不同的时代,人类通过制造更强大的工具,从而更好地改造自然,同时改善、延伸、加强自己的能力。2017年5月在佛罗里达的航天发射基地参观时,讲解员告诉我们,当年像一个小房子那么大的计算机,计算能力还不如今天的手机。这就是工具的力量。

生产和使用工具离不开能量。正如最早的火,不仅能抗寒,也带来了利于消化的熟食,促进了人脑的发育,人脑发育又为语言文字的出现创造了基础。在火之后,蒸汽机、煤、电力、石油、核能,每一种新的能量,都为人类发展、改造自然提供了基础条件。城市之所以有比农村更丰富的物质文明,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支撑城市的能量要远远高于农村。所以有的人类学家提出,每人每年利用能量总量增长的运动过程,就是文化的进化。从能量的角度解读文明,最早是依靠人类自身躯体能量、自身体力的阶段,如狩猎、采集等初民的经济活动,这是原始社会;后来人类栽培谷物和驯养家畜,是把太阳能转化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能量资源,这是古代文明;再后来是动力革命,人类把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地下资源作为能源,这是现代化工业化阶段;再往后是核能阶段,以及新能源的阶段。

第三个方向是和野蛮、蒙昧对应的文明。一部人类史,既是不断争取解放、自由、平等与发展的历史,也是充满了战争、歧视、冲突、血腥与压迫的历史。所以《联合国宪章》序言中说:各国人民“同兹决心”,要免除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维持正义,尊重契约与义务;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而《世界人权宣言》的30条条款,则是将“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些原则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从这个角度看,文明代表了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有一个文明指数公式:文明=能量×技术(culture=energy×technology),我觉得若在等号右边加一个“绝对值”,应该更为准确。“绝对值”代表了和平、平等、自由、尊严等价值,能量与技术循此而用,才是创造而不是毁灭。

第四个方向,文明是人类积聚、连接、交流的结果。文明(civilization)的拉丁词源就是civitas(城市)。城市和农村相比的最大特征,就是人口的高度聚集、多种行业的分工并存与互动。人与人的交流、分工、合作构成了生产力大发展的基础。城市因此不仅是文明的特征,而且是其载体。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指出:“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结构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更加繁复的形式,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文字记载一类的发明创造,如图书馆、档案保存处、学校、大学等,就属于城市最典型的和最古老的成就之一。”他还说:“知识体系的重要性超过了所研究的具体事务,大学使得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以及文化创造和发展——这大约正是城市的三项最基本功能——这些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伊恩·莫里斯在《文明的度量》中更将“社会组织”作为文明的四个指标之一,并以社会中最大永久定居地的人口规模作为对社会组织的大致的间接度量。我们今天讲互联网的网络效应,讲高科技公司的簇群效应(cluster),讲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集聚辐射效应,本质上都是在说,文明始于交流、交汇、交融。

第五个方向,从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的角度看,文明意味着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人均收入等一系列指标的提高。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三个指标就是这些。从HDI看,人类文明的进步主要是过去200年。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指出,在公元1000-1820年间,世界人均收入只提高了50%,同期世界人口增长了4倍。而在1820年之后,世界人均收入提高了8倍以上,同期世界人口增长5倍以上。公元1000年,一个婴儿平均可以活到24岁,1/3的婴儿在1岁之内死去,剩下的2/3为饥饿和流行病所困。重要的改善发生在1820年之后。布拉德福德·德隆的研究证实,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97%的财富是过去250年,也就是最后万分之一的时间创造的。今天的单个人可能没有历史上的先哲聪明,但每个人福祉的改善则是天壤之别。

如果在上面这样一个大的视野里进行观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类文明的发展,最快就是最近的两三百年,从远古到近代发展得非常迟缓,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后才突然加速。

什么力量推动了这两三百年生产力和文明的迅猛发展?从微观看,就是商业的力量,是企业家、发明家、金融家和无数劳动者、创造者释放的力量。企业和企业家是商业文明创造的微观主体和核心力量。当然,在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是文明的建构者,但是,商业无疑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那么,什么是商业文明呢?一言以蔽之,商业文明是通过商业方式对人的权利、价值、力量和福祉的实现。何谓商业方式呢?就是通过市场进行和平的交换,不是用暴力去抢,也不是按照身份等级进行计划配给。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曾经说,人类是残暴、贪婪和有野心的,但是这三种“会把人类从地球上毁灭的大恶”,可以被善加利用,成就国防、商业和政治,由此带来国家的强大,以及财富和智慧。他说有一种“天意的存在”,通过智慧的律令,那些专心致力于追求私利的人们的欲望会被转化为公共秩序。

在我看来,商业就是以和平交换的方法,将人类贪婪的欲望导入文明的轨道,让商业成为促进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阶梯。所以,我是这样给商业文明下定义的:商业文明是人类在商业实践中,在不断满足人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升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具有创新性、扩展性、延续性的观念、制度、规范、模式、生活方式等。

在2004年11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创刊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发刊词,其中的逻辑是四句话:商业改变世界。商业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世界。世界改变商业。

前三句话是不难理解的。在我们筹备报纸的时候,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一句话并用到了发刊词里——“中国或许是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经济新闻产生地”——今天来看,不是“或许”,而是现实。

在多年的研究与观察中,我也清楚地看到,人类贪婪的欲望是不会消失的,而是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一轮又一轮的冲击、压力乃至危机。一部商业文明史,也是不断从危机中汲取教训的进化史,但教训永远不会止息。商业和金钱的扩张,如果没有“绝对值”的限制,必将一次次出轨,如同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看到的那样。“商业是一种责任。负责任的商业,就是一种文明。没有文明的商业,就没有文明和谐的社会。”这些13年前写的话,仍在我心中。

商业改变世界,也被世界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体制结构、治理水平、社会文化、价值伦理,对商业有着巨大的影响。如果没有对创造者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没有清廉高效的公共服务,没有可依赖的法治体系,没有开放兼容的文化理性……如果没有这些配合,中国商业的未来很可能被机会主义的阴影所威胁,被既得利益的固化所侵蚀,被社会鸿沟的扩大所影响,被粗放增长的压力所制约。这都是多年前的观点,至今也不变。

亚当·斯密最早说出了“无形的手”这一创造财富的基因,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说过:“工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而是以竞争代替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规章条例。……比技术革新影响更深刻的,是经济社会运行规则的变化。”

过去的40年,中国幸运地选择了现代化和开放,选择睁开眼向世界、向最先进的经济体看齐,选择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之路。这种“经济社会运行规则的变化”,调动了中国人的创业、创新、创造、创富的热忱。在我研究美国商业文明的过程中,类似通过政策和制度创新而激发民众创造力的案例也比比皆是。1862年,林肯签署的《宅地法》规定:“凡一家之长或年满21岁、从未参加叛乱之合众国公民,在宣誓获得土地是为了垦殖目的,并缴纳10美元费用后,均可登记领取总数不超过160英亩的宅地,登记人在宅地上居住并耕种满5年后,就可获得土地执照而成为该项宅地的所有者。”美国西部大开发,在相当程度上受惠于《宅地法》。

以大跨度的时空对比研究中美商业文明,有很多相通与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这种研究是艰苦的,但也充满了发现的喜悦。而我最深的体会是,每一种商业文明都深植于民族的文化中,就此而言,商业文明的发展有早有晚,有快有慢,但并没有天然的优劣之分。差异并不等于差距。只要中国坚持开放的胸襟和眼光,勇于竞争,勇于创新,终有一日,中国的商业文明不仅令国人感到骄傲,也会成为世界商业文明的宝贵财富。

值此商业文明的系统研究开始之时,特作此文。十年一诺,道路漫漫,同道相期,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