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本序

在世界文学中，也许很少有人像屠格涅夫那样，作为一个小说家，却不愧为抒情诗人；而作为抒情诗人，他又是现实主义者。他的诗神，温文尔雅，但却不是高居于奥林帕斯山上，不食人间烟火。他的笔端倾泻的不只是“爱情、人世的悲哀、淡淡的哀愁、自由的热烈颂歌、生之欢乐的陶醉”；而主要是“飞驰中”的社会生活的重大现象，是这些现象的艺术反映。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关系逐渐茁壮和封建农奴制面临崩溃的时代。与这个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贵族活动家已丧失其历史作用，代替他们，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出现在社会舞台的前景。屠格涅夫在这段时期的创作，正好是当时历史的纪录。他以反农奴制倾向的特写集《猎人笔记》进入文学之林，接着他以《罗亭》宣告了贵族知识分子成为“多余的人”的判决，又以《贵族之家》唱出了贵族阶级“黄金时代”消逝的挽歌。在这以后，社会上在等待着，屠格涅夫下一部小说将以什么人为主人公呢？果然，屠格涅夫不负所望，在自己新作中，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的“新人”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运动由新的活动家来推动的历史趋向。这就是放在我们面前的《前夜》（1859）和《父与子》（1861）。就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来说，两者可算是他创作中的双璧。

遵循形象思维的艺术规律，以生活为“艺术的永恒渊源”，是屠格涅夫的创作原则。他从不“从观念出发”来“创造形象”，总要有“活人来做依据”，但又不是依样葫芦，而是把生活“升华为诗的理想”。他力求把握生活的“运动规律”，透过“偶然性的变幻”捕捉到时代的典型。《前夜》中英沙罗夫的原型，是一个姓卡特拉诺夫的保加利亚爱国者，他曾在莫斯科大学读书，一个少女爱上了他，跟他一起去保加利亚，后来他们一度回到俄国，不久他在威尼斯病故[1]。屠格涅夫从友人那里得到关于他的记载，敏锐地从他身上看到自己“要找寻的主人公”，自己在构思中的那个“对自由怀着朦胧而又强烈的渴望的叶琳娜愿意为之委身的主人公”。那是在一八五五年。但只有到了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当他在俄国生活中看到英沙罗夫那样的人物的时候，才在作品中塑造他的形象，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预言者”。《父与子》里巴扎罗夫的原型是某县医生德米特里耶夫。屠格涅夫一次在旅行中与他邂逅，深深为他的锋利独到的见解而吃惊，从这里敏锐地感觉到那时“刚刚产生、还在酝酿之中、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因素”，抓住了六十年代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的特性。他心中孕育着这个形象，并不断地概括“巴扎罗夫们”以及所熟悉的贵族友人的品性，终于创造出“父”与“子”的典型，反映了当时两种历史力量的斗争。可以说，凝视当前现实的现象，深入了解其底蕴，敏捷地抓住时代的脉搏，艺术地加以反映：这一切正是屠格涅夫之所以成为大作家的主要原因。

下边谈谈《前夜》和《父与子》写作时期的作者的思想状况。屠格涅夫属于贵族自由主义者，这是众所周知的。贵族自由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在四十年代刚出现时尚有其进步的意义。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在消灭农奴制问题上，他们同民主主义者还是基本一致的。一八五五年以后才开始发生了变化。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暴露了俄国专制农奴制度的腐朽。于是，“被活埋了的俄国”“睁开眼睛”从坟墓里走了出来（斯塔索夫语），社会上各个阶层都感到改革的必要，农民起义的浪潮也日益高涨。新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宣布准备实行农奴制改革，并且稍稍放宽书刊的审查。社会上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气氛，当时舆论的大胆曾使刚从流放回来的谢德林感到惊奇。但是，如果说在尼古拉一世（他死于一八五五年）的高压统治下，自由主义者对沙皇政府还抱着对抗的情绪，那么现在，在表面上“自由”的氛围中，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却渐渐趋向同政府妥协了。面对农奴制改革的方法和道路的问题，他们同革命民主主义者产生了分歧。革命民主主义者主张把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寄希望于农民革命。自由主义者虽然也同意分配土地，却要收取大量赎金；他们害怕革命，拥护沙皇“自上而下”的改革。到了一八六一年二月农奴制改革法令颁布，其欺骗性质暴露以后，两派“越来越清楚地、明确地、坚决地分开”[2]，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而自由主义者也开始变成一种保守的以至反动的力量了。这个历史的交界，也是屠格涅夫思想创作的转折点。

一般说来，屠格涅夫的思想演变同自由主义者可说是亦步亦趋的。但是正像个性不能完全包括于共性一样，屠格涅夫也不能完全归结为自由主义者。而且作为作家，他在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又有其矛盾的地方。的确，屠格涅夫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具有启蒙者的某些特点。例如，“强烈仇视”农奴制，“热烈拥护”全盘欧化，“衷心相信”农奴制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并“促进这一事业”[3]。但是，屠格涅夫只是“温和的启蒙者”，他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只是同情人民而不是站在人民一边，带有明显的人道主义双重性。一方面，在他看来，农奴“应该享有人权”（加里宁语），他同情农奴制下农奴备受欺压的无权地位，揭露压迫农奴的贵族地主，包括自由主义者（从《猎人笔记》到《前夜》、《父与子》）；另一方面，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在谈到改革前夜需要的英雄人物时，特地注明“不是指的人民”，他认为革命的因素不存在于人民身上，而“只存在于有教养阶级的少数人之中”。一方面，他“真诚地”希望农奴制改革与一般自由主义者不同，他看到贵族地主在“表面上情愿（改革）的后面隐藏着极度顽固——既恐怖又吝啬”，他庆幸农奴制改革“不会后退”，他忧心忡忡，唯恐贵族农奴主阻挠改革，希望通过科学和文学唤起俄国进步力量支持政府实现这个“皇上的高尚意图”；另一方面，他畏惧农民革命，深恐“革命发生，全部贵族都将被绞死”，认为“我们不应通过这条道路前进”。思想立场上的这些矛盾，终于导致了他同革命民主主义者及其刊物《现代人》的彻底决裂。

《前夜》和《父与子》正好写成于作家思想创作转折的前夕，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当时的思想矛盾的折射。一般认为，屠格涅夫在《父与子》里取得现实主义的胜利，但这也只是因为他的矛盾的思想中积极因素占了上风。作为作家，屠格涅夫不同于他的文学界自由主义的友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包特金等人。他们都受过别林斯基的熏陶。德鲁日宁等人在五十年代，早就成为纯艺术的鼓吹者；而屠格涅夫，特别在创作中，仍然基本上遵循别林斯基的遗教，忠实地反映客观现实。固然，在一八六二年以后，屠格涅夫也有过唯美主义的倾向（如《够了》和《幻影》），也公开诽谤过革命民主主义者（如《烟》），但他的立场是动摇的、矛盾的。他始终没有陷入反动阵营，也没有像皮谢姆斯基、冈察洛夫、列斯科夫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卷入“反虚无主义小说”的逆流。

如果说，评价作家的立场，不能离开他的作品，那么，分析作品的思想，则主要应着眼于艺术形象。

杜勃罗留波夫关于《前夜》曾经写道：“他（屠格涅夫）意识到，以前的英雄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就决定放弃他们，从某些片断现象中抓住生活新要求的趋势，试行站上今天进步运动所循以实现的道路上。”[4]小说的布局正好体现“以前的英雄”为“新人”所代替的过程。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舒宾和伯尔森涅夫。舒宾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和才华，机智而乐观。但是他玩世不恭，沉湎于个人的幸福。对于艺术，他也只是随兴之所至，当作玩乐，而不愿下苦功夫。与他不同，伯尔森涅夫严肃、好学、锲而不舍。他不为世俗的乐趣而动心，热烈追求学术上的成就。他常常感到个人幸福同责任感的矛盾，但他善良，他可以为责任而牺牲个人的幸福。不过，伯尔森涅夫也只是不能高飞的燕雀，他的可怜的理想无非是当一名教授，他脱离生活而遁入古代文化。饶有意思的是，在《前夜》初稿中，他谈到过“人民”、“真理”等字眼，在定稿时作家都给删掉了。

在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许多人曾醉心于艺术，而在四十年代，则曾迷恋于学术。舒宾和伯尔森涅夫所向往的正好一个是纯艺术，一个是纯学术。他们作为五十年代的贵族优秀人物，已经没有他们前辈罗亭那样追求崇高理想的激情了。他们不是农奴制改革“前夜”所需要的。时代的英雄只能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这就是英沙罗夫。

英沙罗夫是保加利亚富商的儿子，他的祖国被土耳其人占领，父母都遭土耳其人杀害。他立誓要洗雪国耻家仇，内心燃烧着为解放祖国而献身的感情的火焰。他坚强果断，沉着寡言，讲究实际，言行一致。他目标明确，心不旁骛。他外表羸弱，却蕴藏着勇士般的力量。他将整个身心献给祖国解放事业，准备为此牺牲一切，包括爱情，如果它妨碍他的事业的话。他能团结同胞，并在他们中间享有信任和威信。如果说舒宾恣纵感情而猎逐幸福，伯尔森涅夫遵循理智而有强烈责任感，那么对英沙罗夫说来，个人追求和社会责任是和谐一致的。这是社会地位使然，他的国耻家仇是连结在一起的。

《前夜》反映的是改革的“前夜”。社会必须改革，这个问题深深激动着屠格涅夫。改革有赖于“自觉的英雄性格”[5]。他清醒地看到，在贵族中，即使是优秀分子，也不能肩任这样的历史任务。要寻找“新人”。这种“新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八五八年曾在文章中提到，他们在生活中也确实已经出现，虽然还是罕见现象，其代表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屠格涅夫从生活中得到启示，就以平民知识分子代替贵族活动家作为文学的主人公，明确地表达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和趋向，并在俄国文学史上打开崭新的一页。这是他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不朽成就。但是这种成就不仅仅由于他的艺术敏感，而主要由于他的“艺术上的自我否定”，他“强迫自己的审美感，迁就于固执的……高尚的心灵倾向”，而使贵族的优秀代表在精神上为英沙罗夫所战胜。[6]可是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英沙罗夫是保加利亚人，目标是解放祖国，他要与之斗争的是外部的敌人，是土耳其占领者。而当时俄国社会，像杜勃罗留波夫说的，需要的是俄国的英沙罗夫，要反对的是内部的敌人，即以沙皇为首的农奴主和专制农奴制度。因此可以说，英沙罗夫同当时俄国的需要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也不是屠格涅夫艺术上的失算，而是由于他的思想立场的限制。屠格涅夫以人道主义来反对农奴制，他只渴望“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赞成革命。他所隐忧的不是这种改革的有名无实，而是贵族顽固派的阻挠改革，因而认为，俄国需要团结有教养阶级一切进步力量同农奴制斗争，而人民则只能跟随前进；这就需要像英沙罗夫那样的人物，团结包括“最贫苦的农民和乞丐在内”的“保加利亚人”以争取“整个民族的解放”。这也就是幻想以民族解放代替社会革命，以各阶级的联合来代替农奴反农奴主的斗争。不仅如此。对于英沙罗夫，他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推崇他的高尚和爱国主义，却不完全同情他的革命理想和行动。他把英沙罗夫看作堂吉诃德[7]，也就是虽然忠于理想，但却是徒劳无补的。因此，不仅没有表现英沙罗夫的行动，使其在那“恋爱应当让位给公民活动的地方”就中断了生命；而且通过舒宾所塑造的两个英沙罗夫塑像，表明作家自己对他又爱又憎的两种感情。正因如此，作家不能渗透到这个人物的心灵：英沙罗夫做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希望的是什么？……都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以致这个艺术形象的轮廓有点模糊。

从形象丰满来说，应推女主人公叶琳娜。她是中心人物，不仅情节围绕她而展开，所有人物的优缺点也由她来衡量——“自觉的英雄性格”就是通过她来选择的。她有性格形成的历史。父亲是空虚的却不严厉的自由主义者，使她能养成自由的性格；母亲多愁善感，因丈夫不忠实长期感到压抑，又孕育了叶琳娜同情心的幼芽。但这种同情心主要还是由社会培养出来的。她常常梦见贫苦的人，正像杜勃罗留波夫指出，当时俄国社会中“一切优秀事物不都是在这一类印象中成长和得到锻炼的吗”？她渴望积极的行动，不仅做好人，还要做好事。她单独成长，习惯于冷静分析，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庸俗无聊的家庭使她感到孤独和苦闷。她早就憧憬冲出这个无形的樊笼，缺乏的只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理想人物给她指明道路。舒宾虽有才华却华而不实，伯尔森涅夫虽然渊博却目光短浅，更不用说库尔纳托夫斯基，此人虽然干练而讲实际，但却那么庸俗！她所倾心的只能是英沙罗夫那样既有崇高理想又能脚踏实地的实践家。“解放自己的祖国！”她从这句“伟大”的话里看到自己所探求的理想的体现。屠格涅夫以描写少女著称，而叶琳娜则是他笔下最完美的形象。要知道他的少女形象是以理想见胜，但是娜达莎（《罗亭》）或丽莎（《贵族之家》）所憧憬的却只有理想的形式，而叶琳娜的理想才获得具体的内容。英沙罗夫像磁石那样吸引了她，她多年潜伏的感情像春潮那样奔涌出来。通过日记作家缕述了她的隐秘的心理活动，让她弄清了自己的情感。她果敢坚决，主动地三次访问了英沙罗夫。社会的舆论只配受她蔑视，家庭父母是她早要挣脱的羁绊；英沙罗夫要回祖国，等待着他们的是贫困、艰险和屈辱……这些丝毫也不能阻挠她前进。她爱上他，就无保留地把自己同他的命运连在一起。可以说，到此为止，这个形象是鲜明的、完整的。而下文却稍稍有了变化。“欢乐极兮哀情多！”在他们结合后，作品的情节急转直下。但是，作家似乎不忍他们这么匆匆地喝完了人生的苦酒，给他们安排了威尼斯之行。在这水都，作家以其诗意盎然的抒情笔触抒写了他们甜蜜的可却是昙花一现的幸福，马上又以神秘的悲观主义的语调暗示了他们不幸的未来。“我有什么权利得到幸福呢？”“我们凡人，可怜的罪人”……面对上帝、大自然而感到软弱无力，这给叶琳娜的形象蒙上不协调的色彩：须知她不同于丽莎，没有宗教的情绪。但叶琳娜仍然是坚定的，她忠于爱情，矢志不移。在英沙罗夫病故以后，还到保加利亚去当起义者的志愿看护，“忠于他的终生事业”。

应该指出，叶琳娜的形象，不是作家的杜撰，而是时代的典型。在她身上，洋溢着当时俄国革命形势形成前夜的社会气氛，表达了当时俄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要求，概括了当时前赴塞瓦斯托波尔担任志愿看护的贵族妇女的忘我精神；而她同贵族环境的脱离又反映了俄国进步青年的转向民主力量。屠格涅夫从这些现实基础出发，使其同改革的“前夜”联系起来，从而使这个形象更为充实，更有意义。但是，叶琳娜在威尼斯突然袭来的哀愁的预感，她的相信宿命论和怀疑自己幸福的权利等等，不是来自形象发展的逻辑，而是作家所素有的悲观哲学的表现。这种悲观哲学不仅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作家“对他周围现实的不满”，而且是没有前途的阶级的思想的反映。而在这里，还表现了作家对妇女解放和参加政治生活的权利的怀疑。

叶琳娜和英沙罗夫的形象是交相辉映的。他们的爱情的基础是崇高的理想，远远超出了男女之爱。不过，叶琳娜的理想是有赖于英沙罗夫而得到明确化并付之行动的。因此只有英沙罗夫才是当时俄国所需要的“新人”、英雄。这就是为什么杜勃罗留波夫寄希望于他，说随着叶琳娜的出现，俄国的英沙罗夫也很快出现了。

小说引起了当时两个阵营的不同反响。上流社会攻击叶琳娜形象轻浮、“不知羞耻”，“体现了破坏因素”，并主要因作品的“政治主题”而加以根本否定，说它“从头到尾都是虚假和错误的”，有人还讥笑说，这个“前夜”“任何时候也不会有明天”。屠格涅夫因此几乎要“付之一炬”。[8]而在另一阵营那里，杜勃罗留波夫在他写的《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里，却很欢迎英沙罗夫和叶琳娜形象。他只是惋惜英沙罗夫不是俄国人，固然他知道这是由于俄国的政治条件妨碍这种人物发展。但却仍然认为，俄国要有自己的英沙罗夫，并且他也行将出现了。“前夜离开随之而来的白天总是不远的”。

杜勃罗留波夫这里作出的是革命的结论，暗示俄国处于革命的“前夜”，并且必须同专制农奴制度作斗争。这是屠格涅夫所害怕而不能接受的。他从审查官那里看到此文的手稿后，强烈要求《现代人》不刊登它。但后者没有听从他而把文章发表出来。他同《现代人》杂志社在农民解放问题上久已分歧，这件事以及随之发生的一些误会，促使了彼此间的最后决裂。屠格涅夫多年以来作品都给《现代人》发表，而《前夜》和后来的《父与子》，在写作过程中就预定交给《俄罗斯通报》。这是自由主义保守派的刊物，从六十年代初起，代表反动的农奴主利益，同《现代人》激烈论战。为这个刊物撰稿，是屠格涅夫思想立场重要变化的表现。

《父与子》写于农奴制改革法令颁布前后。身经激烈的思想斗争，作家的头脑更清醒了。各阶级协调一致的幻想已经消散，革命民主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两个阵营间的鸿沟终于展现在眼前。这也就是“父”与“子”的冲突的社会内容。

小说一开始，屠格涅夫就把主人公放到同他格格不入的环境里，使他的性格以至作品的冲突迅速地展开。巴扎罗夫是平民知识分子，“祖父种过地”，他的一双红色的手说明他自幼劳动过。他同阿尔卡狄是彼得堡大学的同学，现在到后者的贵族庄园里去度暑假。在科学、艺术、哲学、道德……以至社会制度和一般的原则等问题上他和巴威尔都有正相对立的看法。很快就争论开了，但这是对方挑起的，他却为此打哈欠，觉得无聊。他不是热衷于宣传的罗亭，他重视的是实际行动，现在则是做科学实验。他冷静、自信，在论争中只用简单几句话，准确有力地击败对方，又能不动声色，不像巴威尔那样失去自持。这是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从高处俯视对手，显示出他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在后来决斗的场面里表现得最为充分。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否定一切，对一切持批判态度。当巴威尔问他是否“不仅（否定）艺术、诗歌，而且有……”的时候，他沉着地肯定说：“一切”，以致巴威尔说：“说得多可怕。”由于审查制度，屠格涅夫不能说得更清楚些，但却已经意味深长地表明，所反对的是整个社会制度了。当然，虚无主义的价值是相对的，视所否定的对象而定。巴扎罗夫否定专制农奴制度，因此这否定是含有积极意义的。他也不光是否定，尤其不是为否定而否定。他破坏一切，只是因为首先得“把地面打扫干净”。也就是说，他破坏是为了建设，这破坏也是建设性的。当然，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破坏本身还不就是建设。巴扎罗夫说：建设，“那不是我们的事情了”。可见他没有积极的纲领。[9]因此，作为虚无主义者，他并没有像作家说的那样，就意味着是“革命家”。他只是过渡的典型。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论争就没有政治意义了。上面说过，巴威尔因对方否定一切而感到可怕。他另一次又问：巴扎罗夫是否也否定日常生活中“公认的法则”？这无疑暗示着国家、财产、法律以至教会等等。巴扎罗夫不直接回答而反问道：这是“在审问吗”？巴威尔的脸色不禁为之变白，因为其中含有政治的潜台词。这场斗争已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它是当时社会上两个阵营斗争的鲜明反映。在基尔沙诺夫庄园里两个阵营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来：一方面是巴扎罗夫，还有家仆和农民孩子们，巴扎罗夫以民主态度赢得他们的喜爱；这里也包括费涅奇卡，她喜欢他平易近人，并因他在“吵架”中把巴威尔“弄得团团转”而悄悄高兴。另一方面则是巴威尔兄弟、卜罗科菲奇，以至阿尔卡狄。

的确，巴扎罗夫是被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来描写的。他的一些观点，例如反对僵死的“原则”；否定责任感和内心追求的矛盾；批评人民的消极面；认为人与人“就像一座林子里的树木”彼此相似；认为精神上的病来自不健全的社会，随社会的改造而消失等等，都可以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那里找到类似的表述。另一些观点固然概括自别的人，例如只相信感觉而不相信理论概括，来自庸俗唯物论者；否定普希金以至整个艺术，来自民主主义作家尼·乌斯宾斯基；而这两者又都接近皮萨烈夫的观点。不过，屠格涅夫客观地反映这些观点，却并不完全赞成。最明显的如他在书简中谈到，尼·乌斯宾斯基否定普希金几乎是“发了疯”，他显然是抱着反感把这些论点概括在巴扎罗夫形象上的。这是很自然的。屠格涅夫在生活中虽然也承认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某些优点，但却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同他们决裂；在小说中，他也不能完全同情巴扎罗夫。他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让巴扎罗夫取得对巴威尔的精神上的胜利，但却把巴扎罗夫看作虚无主义者，在他身上只看到破坏因素。尽管如此，由于上述观点符合于巴扎罗夫的性格，没有破坏形象的完整性；而这些观点又大都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在当时是进步的，因此不以作家的意志为转移，并没有贬低形象。这也正是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的胜利。遗憾的是，事情还不限于此。

《父与子》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在后一部分，在巴扎罗夫和奥津左娃的关系上，他这个形象是被歪曲了的。我们并不认为，作家不应让他爱上贵族夫人，更不同意说这一爱情是为了表现他的爱的能力，即人性。问题也不在于屠格涅夫总爱把人物放到爱情中考验。问题在于这个形象的变化是反常的，不符合其发展的逻辑的。巴扎罗夫开头以其观点大胆独特而吸引奥津左娃，但渐渐却迁就她，屈服于她的影响，改变了否定一切的态度，动摇了自己的信念。他为此苦恼，感到诧异并引以自嘲。他过去以出身人民而自豪，为他们斗争，现在却怅惘地感到，人民即使住上白净房子，他自己身上已经长满牛蒡了。他过去认为，要是因为失去“女人的爱”而灰心丧气，就算不得“男子汉”，而现在却因爱情挫折，失去意志力而陷入颓唐的境地。他的死是偶然的，却有其必然性。固然，这种必然性的社会原因是当时历史条件不能让他有所作为；但其心理原因却是因身死之前，早已“心死”了。他后来的狂热工作，只是为的填补心灵的空虚。他甚至怀疑俄国是否需要他。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回忆他否定一切、凌厉无前的气概，几乎成了银样镴枪头。他认为自己是“巨人”，要“干一番事业”，但这“巨人”的事业却只是要死得像样些，悲壮些！

在《父与子》的长期修改过程中，屠格涅夫是举棋不定的。他受到各方面的影响，主要因卡特科夫（《父与子》发表在他主编的《俄罗斯通报》上）的压力而贬抑巴扎罗夫[10]。但有关奥津左娃的爱情这一重要情节却出自原来的构思。通过这个情节，作家企图揭示巴扎罗夫的理论观点经不起生活的考验，证明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没有前途。这是作家的阶级心理的局限，在他看来，革命运动前途渺茫，注定是悲剧性的。也正因此，他不能了解巴扎罗夫的心理，也不认为其后继有人。我们看到，巴扎罗夫一如英沙罗夫，内心是封锁着的，不为我们所窥见的；他遭到农民的奚落；他在全书的形象体系中是孤军作战，没有志同道合的战友，他说的“我们人数并不……那么少”也只是句空话：要知道，阿尔卡狄这个门徒很快就改了宗，西特尼科夫和库克希娜则只是“子辈”的漫画化而已。所以总的说来，屠格涅夫是不喜欢巴扎罗夫的，[11]虽则他多次为自己辩解，说决非诋毁子辈，说自己热爱巴扎罗夫，同意他的许多观点，并曾为他的死哭过，这一切只能说明其思想深刻矛盾，巴扎罗夫形象的矛盾就是其具体体现。

与巴扎罗夫对垒的是巴威尔。他不是贵族的败类，而是他们中的翘楚。这样，意义深刻得多。作家说：“我的整个中篇小说是反对作为先进阶级的贵族的”，“奶油尚且不好，何况牛奶。”[12]巴威尔是贵族保守派。他内心空虚，年轻时追逐一个由娇纵而变得反复无常的公爵夫人，失败后就终身萎靡不振。他不仅蔑视人民，心目中也没有祖国。从谈吐到服饰，都在炫示英国气派。他自负贵族身份，维护所谓原则，即贵族和旧制度的精神支柱。他强烈感到巴扎罗夫的威胁和同他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有意挑起论争。他平时看起来很正直，俨然一个骑士，而在决斗中，从动机到行动，他的卑劣渺小暴露得淋漓尽致。同巴威尔的好斗不同，尼古拉是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缺乏自信、软弱、多愁善感，喜爱诗歌和音乐，为大自然景色而陶醉。他在农业中实行一些改革，但他庄园中仍然是一片败落景象。他希望接近青年人，承认他们有些优越，为自己一代人的过时而惆怅。他害怕巴扎罗夫的观点，却并不持敌对态度，常以调解者身份出现。在这些方面，带有屠格涅夫的某些成分，所以作家说：尼古拉“就是我……”[13]然而作为农奴主，他同农民在利害关系上是对立的。如所周知，“父”与“子”的矛盾并不发生在父辈和子辈之间。阿尔卡狄是农奴主的孝子。他在听到尼古拉因土地将要分给农民而把森林出卖时，惋惜的是森林而不是农民。青年人的热情曾使他受到巴扎罗夫的吸引，但这是外铄的、暂时的。他参与论争，多半是炫耀新观点，并不怎么理解其深刻涵义。他很快就为卡契雅所“改造”，也就是还他本来面目。他乐于“摆脱”他青年导师的影响，正像卡契雅乐于摆脱姐姐的控制那样。比较复杂的是奥津左娃。她聪明、优雅、大方，阅历很深而并不世故，独立自主而不依傍别人。她又冷又热，主要是冷静自持。她兴趣很广，但却没有为特殊的兴趣而迷醉。她并非没有激动的刹那，她的想象有时也能越出日常道德许可的范围，但这只是一闪即熄的火花。她像蜗牛一样，总是爱缩回到自己的安乐窝里。她同巴扎罗夫之所以暂时互感兴趣，是因为那上流社会太庸俗太空虚了，以致相形之下，他们却有某些共同之处，例如都厌恶庸俗，都是“怪物”。然而她是“悠闲的”、“享乐主义的太太”[14]，最怕打乱生活中的安宁，决不会爱上巴扎罗夫。巴扎罗夫的父母是一对好人。通过他们，表现了巴扎罗夫性格的一个侧面。他同父亲的“小人物”的处世态度格格不入，他对双亲冷漠生硬，但却怀着炽热的深沉的爱。他离家之前不敢贸然告别，踌躇了一整天，唯恐父母感到伤心。就在弥留时刻，他还叮咛奥津左娃说：“还请安慰我的母亲……”小说在《俄罗斯通报》发表时，卡特科夫就因这句话有利于巴扎罗夫而给删去了。全书以这对衰老的双亲恸哭于巴扎罗夫的墓前而结束。作家施展其擅长的抒情之笔表示了对自己主人公的哀悼和爱抚，同时又重弹了他那面对大自然无能为力的悲观论调：“啊，不！不管那颗藏在坟里的心是怎样热烈，怎样狂暴，怎样反抗”，坟上的花却“宁静地”叙说“那个‘冷漠的’大自然的伟大的安息”，以及“永久的和解同无穷的生命”！

不，“永久的和解”只是作家的幻想！当时现实中的斗争是那么激烈，《父与子》对它的反映是那么及时，作家的态度又是那么矛盾，以致小说问世，“像火上浇油”[15]，激起了席卷俄国思想界的空前激烈的论争，而且像梅里美说的，两边都不讨好，两边都予以责难。在反动阵营，早就有人建议把手稿烧掉，指责作家“在极端分子面前降下旗帜”[16]；而现在则有人说巴扎罗夫的形象是“对《现代人》的崇拜”[17]，有人说作家身上“完全没有骨头”[18]。而在另一阵营，大部分青年对作家表示愤慨，《现代人》的安东诺维奇认为小说是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恶毒诽谤。由于巴扎罗夫的早死同刚刚逝世的杜勃罗留波夫巧合，而他们的思想观点又多类似，当时也确实有人把杜勃罗留波夫叫做“虚无主义者中的虚无主义者”，因此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内很多人都认为小说是在攻击杜勃罗留波夫。对《父与子》表示欢迎的只有皮萨烈夫及他所主办的《俄罗斯言论》。在《巴扎罗夫》一文中，皮萨烈夫肯定巴扎罗夫是“我们年轻一代的代表”，说“巴扎罗夫们既有知识又有意志，思想和行动熔成坚实的统一体”。他及其同仁因为不寄希望于最近期间的农民起义，因而认为，巴扎罗夫之死也是因为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表现其怎样生活和行动，而只能“表现他是怎样死的”。他指出作家的思想同创作之间的矛盾：“在创作巴扎罗夫时，屠格涅夫想粉碎他，结果却充分地给他以公正的敬意。”[19]这同后来的赫尔岑的看法完全一致。赫尔岑说：屠格涅夫原意不是夸奖巴扎罗夫，而是想给“父辈做点有益的事”。结果却“不是鞭挞儿子，而是抽打了父辈”[20]。也就是说，这是艺术真实的胜利。

如果说作家屠格涅夫，在思想上是瑕瑜并见，瑕不掩瑜；那么在艺术上则是独步一时[21]，别开生面。他的小说艺术，表现于性格塑造、环境描写、情节结构和语言风格上的共同特点，可以说是简洁和朴素。但这么概括却未免笼统了些。显然，屠格涅夫的简洁，不是粗犷，是细腻而又不流于纤巧；他的朴素不是古拙，是淡雅而又保持其深度。他的作品不像宝石那样璀璨夺目，而像水晶那样清澈而很少杂质，像碧玉那样温润而饶有含蓄。

屠格涅夫与冈察洛夫适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后者擅长工笔画，那他就是用勾勒法。在人物刻画上，冈察洛夫爱作详尽的但却是静态的描述，屠格涅夫则主要借助于对照与反衬。在《前夜》里，英沙罗夫和舒宾、伯尔森涅夫以至库尔纳托夫斯基都是互相烘托出来的；同时他们又在同叶琳娜的关系以及叶琳娜在对他们的不同态度中各自显出自己的特色。《父与子》写对立的阵营，主要是用反衬法。巴扎罗夫和巴威尔的反衬不仅见于思想观点、言论举止、待人接物方面，而且也见于外表和服饰上。借助于这些方法，并抓住典型特点，因而着墨不多，勾勒出鲜明的性格。他刻画个性的另一特色是不作琐碎的心理分析。他对列夫·托尔斯泰过于细致的心理描写，是颇有微词的。一般说来，托尔斯泰写心灵辩证过程；屠格涅夫则只写心理变化的结果，而且往往还不是心理本身，而是在行动上的表现。叶琳娜听到英沙罗夫失踪的消息，“沉到了椅子里”，可又“竭力装作冷淡”，这写出了她已爱上英沙罗夫，但又怕被人发现的复杂心情。巴扎罗夫同奥津左娃采集植物归来，向阿尔卡狄说声：“早安！”事实上当天他们已见过面，这说明他心不在焉，而且反映了他同阿尔卡狄和奥津左娃的微妙关系。巴威尔单独在费涅奇卡房间里，仔细观察四壁的一切，当听到隔壁有人声时，却随手拿起一本残书，这表明他对费涅奇卡很感兴趣而又加以掩饰。奥津左娃同巴扎罗夫谈话后，在入睡前想到他，自言自语地说了“这个医生是个古怪的人”和“这个医生真是个怪人”两句话，“伸一伸腰，微微一笑”，就睡着了。足见她很冷静，没有什么激情。这些都可说是传神之笔，主要在于抓住人物在刹那间心理变化的基本特点。当然，屠格涅夫不像有些人说的，不会直接写心理演变过程。像叶琳娜的日记（这里的心理描写是断断续续的）、她等待英沙罗夫来告别以及向英沙罗夫表白了爱情后回家等几段描写都很出色。在第三十三章末，叶琳娜的思想进展，使人想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赞赏的托尔斯泰的《两个骠骑兵》那个片段。描绘肖像，屠格涅夫力求平淡，力求符合性格，不加以虚假的美化。前者如奥津左娃：鼻子“略有点儿肥大”，肤色“并不十分白净”；后者如叶琳娜：“嘴唇紧闭”，“下颏稍显尖削”，“步履迅速”等等。而且他避免单纯的叙述，常常表现于人物的观感之中，从而同时表明人物间的关系。叶琳娜的肖像最初由舒宾谈到，巴威尔的外表首先是巴扎罗夫注意到，奥津左娃的体态主要是阿尔卡狄看到，费涅奇卡的外表描写，一次是出现在巴威尔之前，另一次是谈到巴扎罗夫喜欢她的时候。

人物在其中活动的生活环境的描写，在屠格涅夫确是惜墨如金，主要还是视性格而定。我们没有看到叶琳娜房间是怎么样的，虽则作家写到“强烈的阳光射入她的房里”。要知道她厌恶自己的家，不会关心房间的陈设。作家写到英沙罗夫的房间：“宽大，几乎空无所有……房间里的一隅放着一架小床，另一隅则有一座小小的沙发”，几乎只占一行，写出了主人俭朴和讲究实际的性格。费涅奇卡的房间写得比较详细，这主要为了写巴威尔对她的注意，一切陈设是通过他的眼睛看到的。

屠格涅夫是世界文学中的风景画大师。《前夜》第一章里的景色，的确是色、声、香兼而有之。察里津诺和威尼斯的画面更显得清奇、轻灵而迷人。但是，也正好在风景描写上，最显示出作家的艺术分寸感。他使这些描写严格服从于性格刻画或情节开展的需要。在《父与子》里，尼古拉从凉亭里看到的景色就是为了这二者。巴扎罗夫不爱艺术美，也不爱自然美，把自然看作“工厂”，因此在他出场的时候，作家几乎搁下了画笔。甚至在他拜访奥津左娃时，庄园前的参天古木和夹道枞树也只作了干巴巴的交代。只有当他坐在奥津左娃的房间里，传染上“一种隐秘的激动”时，他才感到“柔和的”黑夜里“那清爽的露天空气的芬芳”，“一阵阵沁人肌肤的清凉夜气”，听到“夜的神秘的细语声”。还有一次，那就是在决斗前，“清凉的早晨”、“晶莹的露珠”和“百灵的歌声”，这些自然景色之所以映入他的眼帘，只是由于他心情坦然，很像彼乔林赴决斗时欣赏曙光的心境：“我不记得有哪一天早晨，天空更加蔚蓝、空气更加清新！”[22]作为社会心理小说，屠格涅夫的长篇的特色之一是写思想冲突，写人物论争。这些长篇结构相当简单，主要由几次产生重大后果的论争构成，《父与子》特别如此。屠格涅夫的小说，情节进展特别迅速。在几乎相同的篇幅里，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还没有从沙发上起来，《父与子》的冲突已经全面展开了。屠格涅夫从不追求表面的效果：不写复杂紧张的情节，不写引人入胜的故事，不写过分感伤的甜腻的场面，不写回肠荡气的哀伤的插曲。写爱情主要是理想的激情，写决斗却带有喜剧味道，写死也显得平平常常。总之，屠格涅夫有其独特的韵致，可以说是妙质天生，淡雅宜人。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对语言的基本要求是“简洁、确切和朴素”。但他的成就不止于此。他不乞灵于奇僻的词汇，不追求鲜明的色彩，他摈弃雕琢的表现法，避免冗长的复合句。他的语言是那么平易近人，而又那么生动、优美和清新。在俄罗斯文学中，屠格涅夫是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列宁在赞叹俄罗斯语言时，决非偶然地首先提到他。

屠格涅夫的抒情笔触可说是独擅胜场，不过他也很有分寸。他绝不作过多的不必要的抒情旁涉，没有浪漫主义那么高昂的调子，始终保持其客观的态度。他也不随处使用抒情，例如，在人物中，洋溢着抒情气息的，不是英沙罗夫和巴扎罗夫等形象，而是“屠格涅夫的少女”，像叶琳娜就闪耀着诗意的光辉。在自然画面中，他的抒情也总是同人物的感受密切相关。总的说来，他的抒情的特色是带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一种悲观的情调。

屠格涅夫有一句名言：“米罗的维纳斯也许比罗马法或（一七）八九年的原则更要无疑得多。”[23]他显然错了。他自己的创作就是明证。难道《前夜》和《父与子》不是因其反映当代社会斗争而为我们所欣赏，而他的《够了》或《幻影》等作品，不是因其为唯美主义而早已消失在忘津吗！当然，这不是说，屠格涅夫的艺术就不值得重视了。显然，《前夜》和《父与子》的不朽仍有赖于其艺术力量，有赖于思想和艺术的统一。否则，我们今天就不去读它们，而单单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论文了，这里的真理比屠格涅夫的小说确实“要无疑得多”。不，我们是需要借鉴屠格涅夫的艺术的。加里宁很幽默地说：“凡是不想使自己作品产生社会影响的人，他自然就不需要屠格涅夫。”[24]愿我们的无产阶级作家三复斯言！

陈燊

注释：

[1]这里根据《屠格涅夫全集》第8卷有关的考证。屠格涅夫自己在为1880年版的长篇小说集的《前言》中谈到这件事，但比较简略。

[2]《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5页。

[3]参阅《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127页。

[4]引自《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见《杜勃罗留波夫文集》，第6卷第105页。下文提到的他的话均引自这篇文章。

[5]《屠格涅夫全集·书信集》，第3卷第368页。

[6]这是当时一个否定《前夜》的批评家说的话，参见《屠格涅夫全集》，第8卷第537页。

[7]屠格涅夫的《堂吉诃德和哈姆莱特》一文发表于《前夜》之后几个月，但开始写作于1856年。在这两个作品发表后不久，有人就认为英沙罗夫体现了屠格涅夫所理解的堂吉诃德的精神。

[8]这些意见分别参见《屠格涅夫全集》，第8卷第530页、第505页和第524页。

[9]在《父与子》初稿中，巴扎罗夫曾对奥津左娃谈到：“必须从消灭一切旧事物开始”。要烧掉“无用的宿草”，“如果土壤里力量没有消耗完了，它就会使其双倍地成长”（见《屠格涅夫全集》，第8卷第458页）。这是巴扎罗夫唯一的有建设性的话，屠格涅夫后来把它删掉了。

[10]有人认为，屠格涅夫害怕两方面的攻击，动摇于两者之间，时而对这方，时而对那方作些让步。但总的倾向是贬低巴扎罗夫。这也不仅由于卡特科夫的压力。以后在出版单行本时，虽曾作过一些有利于巴扎罗夫的修改，但有些地方却一仍其旧。

[11]《父与子》原有题词：中年人对年轻人说，“您具有没内容的力量”，后来删去。屠格涅夫在1861年10月致卡特科夫的信，也不无同情地引用了后者关于巴扎罗夫的贬词。在1862年4月致费特的信中，说自己也不知道，是爱巴扎罗夫，还是恨他。

[12]《屠格涅夫全集·书信集》，第4卷第380页。

[13]《屠格涅夫全集·书信集》，第4卷第380页。

[14]分别参见《屠格涅夫全集·书信集》，第4卷第381页和第5卷第12页。

[15]分别参见《屠格涅夫全集·书信集》，第4卷第381页和第5卷第12页。

[16]安宁科夫《文学回忆录》，第477页。

[17]《屠格涅夫全集·书信集》，第4卷第382页。

[18]《屠格涅夫全集》，第8卷第606页。

[19]参见《皮萨烈夫文集》，第2卷第8页、第21页、第45页、第48页。

[20]《赫尔岑全集》，第20卷第1分册第339页。

[21]在《前夜》成书以前，屠格涅夫已是公认的俄国最著名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他为“俄国文学的荣誉”，赫尔岑称他为“当代俄国最伟大的艺术家”。

[22]见《当代英雄》（莱蒙托夫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98页。

[23]《屠格涅夫全集》，第9卷第119页。

[24]《加里宁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