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Scrapper·我的NGO全职路

Regina Hartley曾在TED分享，“那些在黑暗中坚持拼搏的人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工作状况中表现得更加坚毅。”既然一开始选择了和大多数人不太一样的NGO职业，就注定要自己做个scrapper。

2013年，我在一家专注教育助学20多年的香港NGO——苗圃行动正式开始了我的职场生活，从一个什么也不懂的NGO小白，在同事、义工、各地合作伙伴以及受助对象的帮助下，凭借苗圃较为健全的管理体系，逐渐成长为可以独立带项目的老青年。

在做助学项目时，收获很多，也很开心，但我心里总是放不下环保。

2014年8月，独自一人跑到北京担任第六届国际青年能源与气候变化峰会的CAPE特约观察员，和共同关注气候变化的青年在一起。我的内心告诉我，环保在向你招手呢，要不要去试试。所以，2015年我离开了助学土壤，进入了绿色昆明——一家昆明本土环保机构，也就是业内常说的草根机构（直到今天还是不太理解NGO的这种行业细分方式）。早在大四时我就已经关注到绿昆，当时他们与政府合作得很不错。机构项目主要涉及滇池、地下水保护，有一些相关的推动政策在实施，和教育局、学校以及企事业单位都曾有过合作。如今，走过近十年的绿昆，更希望在整个环保NGO生态环境里，做那个弥补空缺、不可替代的角色。

一般而言，NGO10年，甚至不到10年，就可以摸索出自己的清晰的发展模式。这和商业运作如出一辙，企业干10年是资源导向型，20年可能才会出现目标导向型。而我个人感觉，有的NGO就是目标导向型，在10年前就已经清晰了解自己的发展方向——专业NGO，像歌路营，很擅长开发，现在是国内乡村教育的领头羊。今年是绿昆成军第10年，第一个愿望就是梳理清楚自己清晰的发展方向，并预测到下一个10年的发展规模。绿昆几年来一直努力推动企业污染在线监测数据的公开，然而这类项目很难筹到钱。之前维持机构运营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基金会，但这并不是最好的可持续的方式。

如何为绿昆拓展更多元的资源，是我正在面临的难题和挑战。如何与捐赠人对话，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而不仅仅停留于捐赠层面，还可帮助他们了解环境保护受助对象，或者生活在那里的人、保护的河流等，我都想要去摸索并找到有效的行动方法。企业捐赠、政府支持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探索和挖掘的点。近一两年，中央、省市政府对滇池比较重视，我们会争取在这方面多多合作，扮演好政府的补位这一角色。当然，如何把握好NGO的独立性很重要，每次和政府、企业共同讨论的圆桌会议，我们会参加，尽量以温和、中立的方式去处理。

去年我们加入了敦和·银杏优才计划，这个计划主要是支持NGO传播和筹款工作，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福音。有了它，绿昆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在筹款方式、传播渠道上做了很多大胆创新的尝试，虽然2015年筹款金额锐减到30多万元，但也收获了不少宝贵的经验。2015年6月，第一次发起微信贴众筹，不到24小时筹到3万多元；12月，第一次发起腾讯乐捐，截至目前筹到4.6万元；2016年春节前后，又参与了昆马公益跑，筹得善款2万多元……在没有任何众筹经验的情况下，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不得不说，做污染监督这类的筹款工作对我而言真的不轻松，一来比较生疏，二来需要简明扼要地把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紧迫性传递给大家。但这个尝试很有必要。以前这类项目最大的来源是基金会，不是公众。但微妙的是，基金会近年来在决定是否支持一个项目时，很看重公众筹款的能力。项目好，是否可以说服公众，社会动员能力是一个考察指标。换句话说，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事情一步步如何推进，并且要相信我们。整个过程其实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数据库，也是产品经理的思维路径。困境在于，有时污染类项目很难在短时间内拿出试用产品。如果产品试用效果好的话，或许有人继续捐款。这期间特别希望污染类项目多多涌现一些优秀的筹款案例，好让我学习。

从2015年11月到2016年4月是一段艰难的时间，由于项目主管离开，负责污染方面的同事离开，绿昆最后只剩下总干事和我。不管如何，我们还是要继续向前走，还要兼顾基金会资助项目，另外还有筹款项目和新合作伙伴的合作开展。而筹款对绿昆最大的改变，就是每个人都变身为一个“营销员”。

我觉得友成基金会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成功，它会把友成所有的精髓、理念、价值观分享给加入友成的人，无论你何时加入。同时，每次相遇他们都会进行基本的介绍，和大家分享。虽然绿昆此前的核心志愿者部分有了新的方向，没有经常回归，但新的志愿者一直在关注着绿昆的发展，时刻思考着自己能奉献什么。我们也一直在摸索如何更好地区分志愿者和粉丝，如何构建一个核心志愿者团队，一个顾问团队，一个智囊团，如何维系建立更稳固的纽带，这样才能更好地把资源串联起来。

当然，最开心的莫过于最近机构又来了新同事、新的实习生，感觉整个办公室充满了活力。团队在，总是给人莫大的安慰和支持。就算筹款再难，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