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崇高追求——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2)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孔子的教育思想。意思是说：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借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学有所成。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这是孔子的教育信念。这句话就是说：“把所学的知识默默地记在心中，勤奋学习而不满足，教导别人而不倦怠，对我来说，还有什么遗憾呢？”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孔子的教育方法都津津乐道，比如人们归纳的因材施教、启发互动、举一反三等。

孔子说，思考是学习最好的方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主张从实践中学习，从身边学习：“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提出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孔子倡导：“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孔子的教学质量很高，主要原因在于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在30多岁时，孔子在鲁昭公的支持下到周天子那里向王室的史官学习周礼。这次洛邑之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契机。一是他开阔了眼界，更坚定了“君子儒”的信念与方向。他看到周代的文化与制度是借鉴夏、商两代的制度建立的，丰富而又美好，从而立志维护与传承周文化。二是他见到了老子，受到深刻的教育与震动，从而将自己的学识、心胸再加以拓宽。孔子从周天子那里返回鲁国，门生渐渐多起来，教学质量也提高了很多。

正因为教学质量高，拜他为师的人络绎不绝。更不容易的是，有些贵族子弟本来要到国立的高等学府去学习，但最后却选择到孔子那里求学。当时孟僖子在鲁国是很有权势的人物，地位仅次于冢宰季武子。鲁昭公的时候，他曾陪同鲁昭公出访楚国，途中要经过郑国，郑国很高兴，他们认为鲁国是礼仪之邦，因此以重礼相待。这里面包含一种目的，就是我以盛大的礼仪招待你们，希望你们用更美好的礼仪回馈我，我就可以学习观赏一下，因为你们是周礼保留最好的。很遗憾的是，鲁国君臣两人面面相觑，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回礼，所以脸面无光。这是孟僖子第一次深受刺激，知道不懂礼不行。

后来孟僖子到了楚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因此在回国以后，孟僖子决定要好好注意“礼”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临死前还叮嘱自己的孩子去向孔子学习。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是上层贵族的子弟，他们的父亲身居高位，当然心里充满了骄气、傲气，心志很高。其父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谆谆嘱托他们放下架子去跟孔子学礼，这足以说明孔子以礼乐为主的教育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博学多才显智慧

有这样一个故事足以说明孔子的博学。在鲁定公五年（前505年），季桓子挖井时得到个大肚小口的陶器，里面有一只像羊的东西，于是对孔子谎称“得到一条狗”。他大概一是要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二是要看看孔子的学问到底有多大，因此故意给个错误信息。

孔子真厉害，马上指出这不可能是狗，而应该是羊。他说：“据我所知是羊。我听说，山林中的怪兽是单足的夔和山精罔阆；水中的怪物是龙和水怪罔象；土中的怪物是雌雄不分的坟羊。”孔子从山林、水、土各自相配之物的规律来解读也应是羊，而不该是狗。这说明孔子的文物知识的广博。

我们现在常说，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就得有一桶水。孔子所掌握的知识不是“一桶水”所能比拟的，可以说是大河、大江、大湖，乃至海洋那样的广博。到如今还流传着这样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至圣先师传万代

有人质疑：孔子的学历好像不高，也没有到当时的最高学府深造过，到底有着怎样的广博知识？

文献记载告诉我们，孔子确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师，无论是在道德修养、人生境界、政治经历上，还是在文化知识等诸多方面都是一流的大师。其弟子颜回就曾经这样评价过：夫子的道德学问，我越仰望则越学得高，越钻研就越觉得深；看看好像自己跑到前面去了，忽然又像落在后面了。夫子循循善诱地待人，用文献典籍丰富我的知识，用各种礼仪约束我的行为，想要停止下来也不可能。我用尽自己的才智，而前面好像还矗立着一个高大的东西，虽然我想追却没有找到路途前进。

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一整套正确的学习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树立了良好的师德典范。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创办私学的先行者，是第一位职业教师，得到了弟子们由衷的尊敬。

孔子死后，安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弟子们以对父亲之礼仪对待孔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在孔子的坟前盖了一间小屋，为孔子守坟6年。

第二节 教师角色的演变

中国教师，经历了数千年的角色演变，从非职业到职业，从非专业到专业，再到专业化。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由于时代不同、国体不同，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兴衰荣辱也不尽相同，但总的说来，教师角色在不断发展，在不断提升。

一、从高位置到高帽子

古代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到“天地君亲师”的师道尊严，在传统意义上理解，教师形象表现为在学识上，天地在胸，礼习皆通；在职能上传道授业，解惑济难。无论是古代盘坐席间，还是现在站立讲台，教师均当言犹“楚章”、语有“风骨”。教师是知识的代表，教师亦是礼仪的化身。可见，古代形成了教师“圣化”的光环。

教师职业真正成为社会专业起于西周。西周统治者对教育十分重视并高度垄断，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学制系统（包括国学和乡学），乡学设立于闾的叫“塾”，设立于党的叫“庠”，设立于州的叫“序”，设立于乡的叫“校”。国学是专门为京城的奴隶主贵族子弟设立的，乡学是建立在地方上为一般奴隶主和庶民子弟设立的。学校教师，国学由京城大官担任，乡学由地方官吏担任。于是跟着也就出现了萌芽中的教师，“司徒”“秩宗”“典乐”都是当时教师的称谓，可以说是最早的教师了。

到了春秋时期，人们称教师为“师”。《尚书》出现了“师”的记载：“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这里的“师”，即为今天的教师。“君”和“师”的责任都是帮助上帝来爱护人民的，从这句朴素的话中可以看出，人们将“师”与“君”相提并论，可见当时教师的地位是相当高的。韩愈《师说》所写的“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已经成为千古名句。

“夫子”作为教师的称谓与孔子密切相关。“夫子”起先为孔子门徒对他的尊称，后来发展成为对教师的尊称，由此可见孔子开创了教师崇高地位的新时代。

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化，因此，传授儒家文化的教师就享有了足够高的地位，教师又被誉称“世儒”“师儒”。王充在《论衡》写道：“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可见，与“儒”有关的工作，都是崇高和受人尊敬的。

“老夫子”“老师”“师父”“师长”“师尊”“尊师”“先师”“先生”等作为教师的称谓，同样体现了“师”的尊贵。如“师父”，将“师”与“父”联系起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见教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这些称谓，无不折射出教师的长者地位，而古代对长者的敬重是今天所无法比拟的。

在古代教育史上，尽管教师的来源不同、地位不同、知识能力不同，且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但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教师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是崇高的，从根本上讲是由教师这一职业的特殊职能决定的；但另一方面，也和我国古代教师所具有的传统美德息息相关。正因为这些原因，才使得教师的社会地位在古代很崇高，成为人们敬仰的对象之一。

二、从知识者到传授者

人类自从诞生起，就有了教师职业的萌芽。只不过，那时的教师并未成为专业，仅仅是父辈对子辈、权威对氏族民众的经验传递。那时传递的也多以知识技能为主，其目的在于适应生存，融于劳动。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师职业演变为从事学校教育的泛专业化形态。在人类数千年的灿烂文明历史中，教师不仅是知识拥有者，更是人类文化的传播者。

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在唐代之前，教师的称谓重在“师”字，以“师”者的身份体现教师的崇高地位，而这之后，与教师称谓有关的，慢慢体现在“教”“授”“学”上了。

老师的叫法始于宋代，是地方小学教师的称谓，太学教师称之为学政。“教授”原为学官称谓，自宋始于宗学、律学、医学、武学等科均设“教授”以传授学业。对讲授武事或讲解经籍的教师称“讲师”“助教”，为国子监教师的称呼，协助国子博士传授儒学经学。这里突出了教师的传授，强调教师的作用。

“教习”“教谕”“学博”“学正”“学录”“监学”等都是唐代以后的称谓，这些称谓强调了教与学，将教师的身份、职业特征逐渐显示出来。如“教习”，明代选进士入翰林学习，称庶吉士，命学士一人任教，称为教习。清末兴办学堂，其教师称谓也沿袭教习。再如“学正”，为宋元明清国子监所属学官，协助博士教学，并负有训导之责。元代路、州、县级书院也设学正，明清州学设学正，负责教育所属学员。

由此观之，古代教师的角色经历了从长者（劳动者）即教师到有知识者即教师，再到教师即知识传授者的演变历程。

长者为师发生在原始社会时期。伴随着教育的起源，开始出现担任教师角色的人。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其教育未从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中完全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没有专门从事教育（以此为职业）的人员和相对固定的教育对象，没有专门为教育所用的内容和场所，教育活动渗透或融合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之中。长者即教师或劳动者即教师是这个时期教师角色的特征。

有知识者为师发生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奴隶社会。金属生产工具代替了原始社会的石器工具，生产水平提高，有了剩余产品足以供养一部分人脱离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从事管理、研究与教育之类的脑力劳动或精神生产。同时，私有制出现了，统治阶级为了强化对劳动人民的统治，迫切需要有一定的机构培养本阶级的接班人和为其服务的官吏及知识分子。而且，有了文字，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与原始社会相比已有了相当的积累。因此，学校产生了，有了从事教育活动的知识分子——教师。

教师成为知识传授者，是随着工业化制度的建立而出现的。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要求劳动者普遍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同时又由于社会劳动分工的需要，要求学校分成各级各类的形式，以分门别类地培养专门化的生产劳动者。这样，便导致了普及教育，导致了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一方面，教育规模扩大，并且对教育教学质量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因此，对教师的需求量激增。教师不可能再由某些人兼任，而要求一批人固定充任，且还需要经过专门训练才能胜任。另一方面，教育权归国家所有，教育已非私人之事，而是一种社会事业。国家用法的形式规定了教育的形式、目的、内容，同时也规定了教师的资格、任免程序、聘用条件、权利与义务等。由此，教师从知识分子中游离出来，不再是让那些学术通人去兼任，尤其是在普及初等教育中，教师已成为一批人的固定职业。他们的任务不再是去研究未知的科学领域，不再是去创造知识，而只是传授知识。教育不再是古代教师随心所欲的活动，它已成为一项技术性、科学性很强的职业。

人民教师，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划定阶级成分时，对积极服务于新中国教育事业的教育工作者的统称，以区别于旧的教书先生。从那时候起，教师一词成为人民教师了。

到了现当代，教师的称谓又有了新的变化，内涵更加丰富，更加光辉灿烂。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称谓，它将教师从传道解惑中解放出来，将教师放在塑造人的灵魂的高度来认识，从而更加明确了教师职责的崇高。

“春蚕”“蜡烛”，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称谓，它将教师的奉献精神完整地表达出来，让人们看到了教师职业的伟大。

三、从教书匠到教育家

“不当教书匠，要做教育家。”改革开放以来，这一认识几乎成为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尤其是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日渐深入，教师在教育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关键，对教师成为教育家的呼声更是日趋高涨。

说起教育家，教师们自然就会想到中国的孔子、韩愈、朱熹、蔡元培、陶行知等，西方的柏拉图、苏格拉底、夸美纽斯、赫尔巴特、杜威等等。说到当代，好像只有西方的教育家了，中国似乎就没有教育家。有近14亿人口、近3亿学生的中国没有教育家，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也与事实不符。

很多老师都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纪连海，相信教师们都不陌生，跟易中天、于丹一起走上央视《百家讲坛》，主讲鳌拜、纪晓岚等历史人物的那位老师，但与易中天和于丹不同的是，他是当时上《百家讲坛》的唯一的一位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