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概述

人类社会发展史，一定程度是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是人类认识、开发、利用海洋来发展自己的历史。人类的海洋活动是依赖“舟楫之便”的航海来实现的，随着航海的发展，产生了海上贸易，催生了保护海上贸易安全的海军。而运用海军控制海洋交通线、排斥他国使用海洋的社会现象称之为海权。所以，国家的海洋活动，实质上是对航海、海军、海权三者的筹划与运用。

第1章 航海为国家开放之途

五百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人便一直“土生土长”，在陆地上繁衍生息。汉字的“地”，即为土也。中国的皇帝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直认为人类依存于土地。由于人类一直“脚踏实地”站在黄土地上，仰望着其他星空天体，就把我们脚踩的星球称为“地球”，而对我们星球上比陆地面积大得多的水体却十分无知。

人类进入了宇航时代，真正看清了地球的真面目。无论是首位进入太空的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或是我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宇航员，从天外俯瞰地球后十分感叹：我们居住的星球原是一个“水球”，各个大洲仿佛是海洋中的一些岛屿，地球色彩是一个以蔚蓝为基色，镶嵌着橘黄斑斓的椭球体，蓝色是海洋，黄色是陆地，即使在陆地的上方也常常被一层浅蓝色的大气笼罩着，整个地球便是一个蓝色晶莹的美丽“水球”。

人类居住在一个蓝色星球上，地球的地理特征决定了海洋是人类诞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总是追随着资源迁徙的，原始人类的海洋活动，仅在岸边走滩赶海、拾贝充饥，以海为生，定居在沿海地带。各地的人群盘踞在一定范围的陆地上繁衍发展，逐渐形成了大小不等、相互分隔的民族和国家。

人类有着一种探索未知，追求新事物的本能，为了“走向彼岸”寻求新生活，便发明、制造了舟船来解决水上交通，人类驾驶舟船进行的各种水上活动称之为航海。航海反映着世界文明之路和发展的轨迹，无论是古代航海或是现代航海，都是推动人类文明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海洋的连通性，使离散各大陆的国家融汇成同一世界社会成为可能；而航海的国际性，使人类构建一个共存共荣的国际社会变为现实。

既然海洋是地球的主体，那么生命的诞生，社会文明的进步，世界经济的发展，都必然与海洋相联系。中文里的“海”字，由人、水、母三部分组成，形象地表征“水是人类之母”，融汇了人类与海洋间的亲密关系。航海带动人类离开陆地走向海洋，开创着世界文明和社会发展的轨迹。

为此，探讨航海活动在世界发展与人类文明史上的特定地位，寻求大国崛起的蓝色轨迹，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启迪意义。

一、舟楫原始航海

自从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便囿于一定范围的陆域内繁衍发展，海洋成为一道难于逾越的天堑。然而，人类的智慧在于创造，永不满足生活现状，一直在冒险探索未知，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闪耀着一种追求不息的“航海精神”，它是人类本性的体现和创造世界文明的动力。

人类文明的源头维系于水，海洋是世界文明发展最快、延续最久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个是欧洲和非洲怀抱的地中海诸国，称之为西方文明区域；另一个是亚洲和澳洲之间的“东方地中海”周边诸国，称之为东方文明区域。而世界文明的产生、发展、交流都是通过航海来实现的。所以，航海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中华文明的产生与成长与航海文化直接相关。

海洋文化的特征是“乘舟而通天下”，体现着航海的开放、开拓、交流的本质属性。古代，中国渤海湾和东海的海岸线较现在的海岸线要深入内陆很多，当时的北京山顶洞人，山东的大汶口人和浙江的河姆渡人都是临海而居，他们是中国最早习水驾舟的民族，是中华古代海洋文化的开创、传播者。

上古时期的中国甲骨文里，便记有多种“舟”字，鉴于象形文字是事物的描绘，实物在前，文字于后，佐证了中国在史前的久远年代已有了“舟”的存在。从殷墟及华南地区出土的文物表明，殷商时期的贝币大都是由海南岛采集的贝壳所制。北方安阳小屯的龟甲来自今广东、福建、台湾和马来半岛，说明殷商时期已有较盛的沿海航海活动。《论语》中便有“子欲居九夷”，感叹于“道不行”，而有意“乘桴浮于海”之说。

在20世纪70年代，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出土了6支整块木板剖剡而成的木桨，系距今7000年前的航海遗物，这同《易经》中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的记载互为印证。中华先民的海洋活动，从“见窾木浮而知舟”发展到“刳舟剡楫”，是由自然利用浮木向主观制造、驾驭舟船的重要进化，我国湖南、云南、广西流行的一种“三板船”，摆脱了依赖原始材料的束缚，为加工制造行走更远的舟船开拓了思维空间和奠定了工艺基础。

当今，代表中国东南沿海龙山文化的一种加工制造独木舟的典型工具——有段石锛，在太平洋各处均有发现，散布在菲律宾、苏拉威西、夏威夷、库克群岛、社会群岛、复活节岛、新西兰和南美洲的厄瓜多尔、秘鲁沿海。说明中国人在公元前5000多年之前，自制舟筏，由西向东，巧用太平洋中的赤道逆流，顺势逐岛漂移，到达了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最终达到了美洲西海岸一些地区，将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龙山文化和百越文化传播到了印支半岛、太平洋诸国和美洲西部沿海地区。

史料证明：中国是东方古代航海的领先国家，沿海的华夏民族具有向外求索的开放传统，是世界上利用舟筏最先走向海洋的民族之一。但当时的航海活动尚处于依赖自然条件漂航的原始状态，仅是沿海人民一种自发的探索行动，目标不明、规模有限，尚不是国家主导的有计划的航海行为。

二、夏商帆船航海

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和航海知识的积累，木板船的出现和利用风帆航行是航海发展史上的重要飞跃，起着里程碑的意义。

史前的夏、商、周代，三大民族经历长达千年之久的风雨历程，逐渐融为一体，为形成一个崭新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奠定了基础。梁启超云：“华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来，诸侯杂居，接触交通，各去小异而大同，渐化合以成一族之形，后世所谓诸夏是也。”《札记·礼器》中说：“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千年文化，承承相因，代代相传，发扬光大。到西周时的疆域：北起河北北缘，南达湖北北部，西临甘肃，东抵苏皖，濒临大海，达到了中国奴隶制度时代疆域的顶峰，并且产生了“中国”的疆域概念。

经历夏商周三代，奴隶社会逐渐向封建制度过渡，民族融合，社会稳定，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夏代起，金属工具大量涌现，经考古发掘出该时代遗留的大量铜制锛、凿、锯等制木工艺器具和规、矩、准绳等木工量具，标志进入了一个生产力大变革的历史新阶段，以鲁班为代表的工匠，改进了工具，提高了工艺，造船技术摆脱了原木整材的束缚，结束了“一叶扁舟”的局限，造出了轻便、适航性好、抗沉性强的各种木板船，出现了多人弄楫撑驾的大船、多船和并联的维船。

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商贾活动逐渐活跃，先后开辟了渤海周边的碣石港、黄港，胶南的琅琊港，广东的番禺港等货物集散地。随着航海事业发展的“三个要素”：造船、港口、航海技术不断发展，航海事业逐步成熟，具备了向外拓展的基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驶帆航海的国家之一，从夏商时代的甲骨文记载，不仅记有“舟”、“荡”，寓意华夏先人不仅能够驾舟，而且开始驾舟进行贝币和货物运输。而且还出现了“般”、“帆”字，“般”表达操纵舟船旋转。“帆者，船上幔也。像受风之形，盖谓即帆字，是也。”说明夏商时代，中国航海由原始的舟楫时代发展到了利用自然风力推进的帆船时代，为人类的航海活动拓展了空间，标志人类有能力征服海洋，实现开拓大洋彼岸的愿望。当舟船开始发展运输功能，推动水上货物交换的商贾活动，注入了航海得以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华夏民族能够发展航海、走向大海，关键在于思想观念上的解放，突破了儒家“禹之序九州”学说，认识到“天外有天”，“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仅仅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论语》中记载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及后来《史记》中论述的“闳大不经”，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开放精神。习于海上生涯之民族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激励强烈的向外发展精神，推动航海事业不断开拓发展。

当地的地方志，广为记载着沿海居民的早期海洋活动。广东称：“广为水国，人多以舟楫为食”，“潮民逐海洋之利，往来海中如履平地”，“川山居民以商贾为业”，其民“耕植之外，唯操舟楫”。福建记载：“近海之民走海如鹜”，“商船浮海，攘利著姓”，“泉土瘠民贫，或经商于吴越，或泛航于海外”，“龙溪大商外贾，以外洋为羯壑，桅樯高舰，出没驶风激浪，无所畏惧”。“纪元前五世纪，至今的东海、黄海、渤海沿海诸国，平时懋迁，战争军运，早已乘桴浮海而航行矣。”记述众云，中国沿海居民，随着航海盛行、商贾发达，逐步跨海越洋，以水路谋求生计，使航海业朝着一项独立的社会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这个时期的航海已经具有货运为目的、计划到达港的航海活动，超越了古航海的原始阶段，成为一项社会活动。并且有了限制货物装载、制订了税收、实施停泊管理等早期的官方航运管理，所以，航运规模渐大，航程向远拓展。

春秋战国时期，基本上形成了以山东琅琊为中心，向南到浙江、福建，朝北至辽东的长达数千里的国内沿海航线。还从山东、辽宁的港口出发，开辟了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的两条航线，开创了中日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当时的航海活动虽然具有官方色彩，但主要还是各地诸侯发展地区经济的产物，尚不是国家经营、管辖的经济活动。

三、秦汉航海大开拓

代表社会生产力先进水平的帆船出现，结束了“水为天堑、隔水相望”的无奈，航海活动由随波逐流的漂航状态，进入了具有航行目的、基本航线和停泊点的初始航海阶段，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江南沿海和江河航道中帆船航线相继开通，直接拉动了商品交换，发展了航海贸易，繁荣了沿途经济。由于帆船成为水上重要交通工具，为发展贸易的重要载体，航海由它的开放性进而衍生出第二个属性——经济性。由于航海的高赢利经济价值和便捷的机动性，各地诸侯、地主为保护贸易利益和巩固、拓展地盘，很快被应用于军事上，成为军事斗争的有效工具，因而衍生出航海的第三个属性——军事性。航海特有的开放性、经济性和军事性三个功能，使航海发展成为各地诸侯斗争与割据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有效工具，受到高度重视和竞相发展，进而促进了中国航海事业迅速发展。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日益增多，航海适应了商品交换的需要。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艺的提高，航海便逐渐由近及远地向前推进，不断开辟新的商品集结地。由于航海所带来的显著利益，慢慢出现了航业专业户，从事行舟贩运。在《诗经·大雅·大东》中便记有“舟人之子，熊罴是裘”说法。当时东南沿海的百越人，包括今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云南、贵州各个民族的族系，人众地广。《汉书·地理志》所云：“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他们已经成为善于航海的民族，航海成为“不能一日废舟之用”的主要谋生手段。

更为重要的是，秦朝一统天下后，建立了以商人地主为主体的政权替代封建领主割据的局面，商人地主成为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官商，形成秦代强大的社会势力，影响着国家的大政国策，当时“贾郡国，无所不至”。活跃的商品市场，突破了封建领地的禁锢，航海交通无远不至，不仅占领了沿海市场，而且极力主张由沿海港口向海外发展。

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专政国家，在秦山碑文中写道：“既平天下，不懈于治。”他代表着商人地主的利益，鼓励商贾航海势力向海外发展，既可向外“宣扬威德”，又能繁荣经济，壮大军力，巩固海疆，稳定政权。因此，他不但亲自4次巡海，贯通江、浙、鲁、冀、辽沿海南北大航线，还开辟海上航线，下令迁3万户扩充琅琊港和率军50万进军岭南，并有大量官商随军，其目的便是扩建南方大港番禺（今广州），以谋向海外发展。向海外发展已经成为官方、商贾、船民的共同愿望，形成一股开放与开拓的强大潮流。

秦代最重要的航海成果是派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史记》中记载：“齐人徐福上书，言海中有三神仙，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中国早期阴阳学家盛行，当时又无法用科学解释“海市蜃楼”的现象，后来演绎出秦始皇派遣徐福出海求“长生不老药”等传说。经过航海家的实践活动，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终于认识到所谓寻找海上“三神仙”，实际就是寻找新的航海目的地。蓬莱为日本、瀛洲是琉球、方丈即济州岛，较为符合真实历史。徐福率领童男、童女各500人入海，东渡日本，开辟了中日海上航线，实行了海上迁徙和经济、文化大交流，展示了中国的开放精神，是促进日本弥生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正如《日中两千年》所载：在秦代“由于中国文化渡海传到日本，使列岛上的原始人结束了漂泊不定的渔猎生活，开始了农耕定居，促成日本农业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国家，走出了蒙昧时代，飞跃到文明社会阶段”。

跨越纪元之交的汉代，将中国的航海事业带入了高速发展期，其突出贡献是开辟了贯通南亚、连接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

西汉时期，养蚕、织丝业迅速发展，规模扩大，产品益精，获利日丰，丝织业是汉代最发达的手工业，丝绸成为对外出口的主要商品。当时在全民“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出现了以民间生产为业的私人作坊和朝廷官办的宏大的丝织室，全国形成大规模的丝织队伍。

丝织场和服装场“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能丝织出复杂图案和花纹的锦绣。不仅满足皇家服用或作为朝廷的赏赐品，还经常作为礼品赠与使者和外国君王。由于这些锦缎绣品价格昂贵，据《范子计然》：“绣细文，出齐。上价匹二万，中万，下五千也。”丰厚的利润，刺激着丝织业快速发展，带动汉代经济日益繁荣。《史记·淮南衡山传》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丝绸的产地，主要分布在江南的吴、越和山东的齐、鲁一带，而这些地方又是秦汉时期的造船基地并分布着较多的港口，这种货源、造船和港口的有机结合，自然地形成了向外开放的局面，成为出口贸易的重要集散地，为开辟国外航线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重视向海开放，曾经7次巡海，大力开辟海上交通，每次巡海均邀请许多外国商人随行，“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其目的便是向外商炫示中国富饶与强大。同时，派遣庞大外交使团到国外考察，“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商人勤贸迁，远贩海外”实际上是官商结合的商队，其中大量为商人。

正是汉武帝实施开放战略，适应了东西方商品对流的物流需要，不仅沟通了北起丹东，南至广西北仑河口的国内南北航海大通道，而且，开通了从山东沿岸经黄海通向日本的国际东航线，以及从广东的番禺、合浦、徐闻经南海通向印度、斯里兰卡的国际西航线，打通了穿越马六甲海峡、贯通东西两洋的航线，实现了“新旧两陆、东西两洋，交通大开。”由于海上交通大开，使得“外使更来更去”，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达到了南洋各国“武帝以来，皆献见”的良好效果。

汉武帝时代，中国沿海人民释放开拓海洋的民族性，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领先于世界各国，实现其开放政策，中国开始走向海洋，将“中国元素”通过航海之途带到世界各国，中国开始了解西方世界，世界知道了东方中国。

四、航海改变了世界

人类文明的源头维系于水，人们制造舟船，利用海上“流动公路”开展了航海贸易，腓尼基人于公元前2000年初，以航海活动进行经商和贩卖奴隶，其活动范围伸展到了今塞浦路斯、西西里岛、法国、西班牙及北部非洲，建立了迦太基等许多殖民地。希腊人开创了大西洋海洋文明，通过航海跨越爱琴海，朝东北挺进黑海，向西北伸入亚得里亚海沿岸，一直东扩至伊比利亚半岛海岸。

这些欧洲国家东奔西走，但始终在地中海内打转转。后来成为欧洲经济、文化中心的英、法、德等国家迅速发展，生产力快速提升，焦急地向外扩张却不明路向何方，仍处于中世纪封闭中争斗，航海尚未成为人类走向世界的载体。

直至15世纪初，中国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驰骋印度洋29年，揭开了世界大航海的序幕。而后，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岸的两个小国葡萄牙、西班牙撑起了风帆，走出大西洋，领航世界大航海，把风帆一直伸展至欧、亚、非和美洲，一度成为主宰世界海洋的霸主。到17世纪，全球性的贸易圈逐渐形成，荷兰虽然是一个新兴的蕞尔小国，但凭借其强大的、称为“三大法宝”的鲱鱼捕捞业、造船业和国际港口，大力实施海洋扩张，以实力挤掉了昔日海洋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海洋新霸主，荷兰成为世界贸易的“海上马车夫”，17世纪被称为“荷兰世纪”。

15世纪的大航海运动，装备着风帆的舟船打破了封闭的世界格局，人类真正意义上走向了世界。梁启超高度评价了世界大航海运动：“西纪一千五、六百年之交，全欧沿岸之民族，各以航海业相竞。”“自是新旧两陆、东西两洋，交通大开，全球比邻，备哉灿烂。有史以来，最光焰之时代也。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

中国是一个古航海国家，《易经》上就记载“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印证着五六千年之前，中华民族在太平洋上的远洋活动。然而，在英国不列颠图书馆收藏着一个五千年前的古埃及陶罐，上面描绘有一艘桅杆上挂着一张四方帆的船只，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风帆。正是这种简陋的风帆，以自然力量推动了舟船，开创了“海洋公路”的历史，载着人类走向世界，使人类真正意义上了解、沟通和创建了世界。15世纪，是人类走向海洋的世纪，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世纪，更是重新构建世界格局的崭新的世纪。

1.15世纪，东方的郑和、西方的哥伦布、麦哲伦等开创的“世界大航海”运动，标志人类活动开始走向海洋，实现了全球性的“地理大发现”，开拓了人类的全球视野和对地球环境的认识。

地理大发现带来了“知识大扩展”，使人类对地球表面的了解度迅速增长，对地球总面积的了解度由11%增至49%；陆地面积的了解度由21%增至40%；海洋面积的了解度由7%增至52%，为人类真正全面认识世界奠定了基础，大航海是了解世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事业。

2．人类的生存与生产活动随着资源而迁徙。随着航海的发展，一些沿海先民告别土生土长的陆地，泛舟荡水，漂洋过海，到达陌生的彼岸，以寻找新的生活资源和开辟新的生活空间，开创了世界性的航海移民，进行了空前规模的“人类大迁徙”。中国的百越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航海民族，远在6000年前，他们自制舟筏，借助海流，由西向东，逐岛漂航，到达美洲西海岸，至今遗留着大量航海文物和华夏民族的后裔。

航海移民，是一种探索、开拓和创造，总是与资源、商业和寻求新的市场相联系。既要同大自然作斗争，又需要对付当地土著可能的排挤与反抗。所以，航海包含着前瞻、勇敢、睿智、坚忍不拔和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正是通过航海移民，建立了许多沿海国家，奠定了全球性的人类分布与世界社会格局，为寻找、开发地球资源作出了重大贡献。

3．以中国西汉时期创建的“海上丝绸之路”和明代“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东方航海的“西进”，同西方的哥伦布、麦哲伦和达·伽马为代表的西方航海的“东来”，交汇于非洲的“好望角”。开创了人类活动舞台向海洋的大转移，突破了区域文明，实现了东、西方“文化大交流”，奠定了世界、地区文化的交融性、多元性格局。世界上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人群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开拓着各地丰富的资源养育着自己。

4．迅速发展的航海贸易，促进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加速了金融资本的原始积累，拉动了沿海各国和国际的“经济大发展”，诞生了产业工人和催生了工业革命，为建立民主法制社会奠定了基础，逐步发展成为现代世界的文明社会。

航海业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航海经验的丰富，走过了舟筏时代、帆船时代、钢铁时代、核能时代，发展为现代化的航海事业。

总之，流通的海洋，具有全球化的原始属性，人类通过航海活动，创造了世界文明史。然而，由于各国对海洋的认识、利用的差异，航海事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地位不同，决定了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凡是航海发达，坚持海洋活动、积极开发海洋资源的国家都富强了，并带动了民主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成为经济繁荣的强国。甚至有的国家凭借航海的优势称霸海洋，支配着当时的国际政治。而所有漠视海洋，航海衰落，实行闭关锁国的国家都落伍了，大多成了列强的殖民地。世界上形成了贫富悬殊的国家和多元的世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