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价值取向不同的航海

海洋将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始属性。而航海是人类最早认识、征服、开发、利用海洋的先驱事业，是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和基础。人类通过航海活动，创造了世界文明。没有海洋，就没有生命和人类，没有航海，便没有现代的世界文明。

哪个国家首先认识海洋的价值，积极发展航海事业，利用海洋和开发各地资源，它便首先致富，并带动民主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成为经济繁荣的强国。而所有漠视海洋、航海衰落，实行闭关锁国的国家大多成了列强的殖民地。世界各国均遵循着“走向海洋而繁荣，依靠海权而强盛”的客观规律。

在航海发展史上，大西洋、中东地区和西太平洋的沿海国家都曾是古代航海国家，各自为世界航海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由于受到多元的国家体制、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历史文化和民族习性的影响，东西方航海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体现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与模式。对航海的价值取向不同，采取的行为方式存在差异，对待航行地区人民善恶不同，对社会影响的历史结局也不同，东西方在海洋上画下了两条色彩迥异的航迹。

一、东方的和平航海

中国是“礼仪之邦”，奉行“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崇仰正义战争，贬黜非德之战。《六韬·文师》倡导世界融合，共享利益，指出“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认同战争的正义性，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就必胜；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就必败。这种古老的中国军事伦理文化，一直传承几千年，涌动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成为一种民族意识和统治者奉行的军事路线，制约、影响着中国的外交、军事策略。

中国是古航海国家之一，东南沿海人民扬帆大海，最早走向海洋，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公元前3世纪起到公元15世纪中叶，中国航海事业一直雄居世界前列。中国不仅在造船业居世界前列，而且，最早将指南针、航海图、天文导航应用于航海，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自中国汉代开始至明代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中国航海，源于封建制度，国家“重农抑商”，航行海外只是满足内需，奉行着“陆主海从”的国家战略，以国家行为出使海外主要为“名”，用来炫耀皇朝威德，以索取精神上的满足，随之也推动了一些贸易和文化交流。正如梁启超所说：“雄主的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荣，聊以自娱耳。”

在航海过程中出现的贸易行为，执行着一种只有封建大国方能推行的、国际上罕见的“赍赐贸易”，交往中实行“厚往薄来”，旨在恩赐、援助。所以，这种航海本质上属于和平航海，必然受到沿途人民欢迎、称赞，具有和平使者的功能。温家宝总理为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题词：“航海先驱，和平使者”，这种国际交往行为给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建立“和谐海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汉武帝开辟了亚、非的沿岸航线，建立了连接两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在阿拉伯、波斯湾、红海、东非的广阔北印度洋地区，留下了中国船舶的航迹，为世界航海作出了杰出贡献。汉代虽然建有可以远航出征的强大水军，但主要用于国内的陆地战争。历史上，除记有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水军5万人，自山东芝罘出发，渡黄海，进攻当时归属汉朝的藩属，以及汉光武帝于公元42年，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大小楼船2000余艘、领兵2万余人，浮海南下，出征当时秦代属郡交趾外，从未用水军作战来扩大疆域和建立一个殖民地。

618～1279年唐宋期间，经济发达，技术进步，生产力攀升，中国的造船业、航运业进入繁荣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水军高速发展，战船质量、水军武器均有着质的变化。

造船技术重大突破。船模放样技术的应用，为建造大型海船创造了条件。采用铁钉钉连法，并接船板取代了传统的搭接船板，可以提高速度、增强水密性和船体强度。水密隔舱和披水板的运用，为战船在海洋上航行增添了抗浪、防沉能力。据《中世纪的中国与非洲》记载：“中国大约于公元600年开始，就建造了具有五层甲板的大吨位帆船。中国帆船的体积很大，抗风浪的能力很强。”《印度—中国游记》中写道：“中国唐代的海船特别巨大，抗风浪的能力强，能够在波涛险恶的波斯湾畅行无阻。”

航海技术世界领先。唐宋期间，中国航海达到了超越历代的巅峰，主要体现在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对潮汐流的研究与应用、航海图的测量与绘制三大成就，远远超越了西方航海。进一步发展、完善了西至波斯湾，东达日本的远洋航线，加快了东西方的交流。

水军武器推陈出新。从北宋起，随着火药应用于军事和火器的创制，由冷兵器时代进入了冷兵器和热火器并存的时代。大量应用火箭、火炮、引火球、竹火鹞、霹雳火球、毒药烟球等，改变了水军单纯接舷战的战术，出现了“声如雷震”、“铁甲皆透”的海战场面，向海军舰队作战前进了一大步。

明朝初期，正值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晨曦”时期。明朝一定程度上实行适应时代的政策。如：扩大垦田，扶持手工业，开发矿业、纺织、陶瓷、造船、造纸、印刷等雏形工业。大力保护商业，造就“商贾往来兴贩”的繁荣局面，出现了永乐时期的“明初盛世”，综合国力实在世界各国之上，当朝自诩“天朝上国”、“物产充盈”，是统御万方的世界主宰。永乐年间，明皇朱棣决心出使海洋，以“锐意通四夷”、“耀威异域”，对外实行“怀柔”与“施威”相结合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实现“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局面。明初政局稳定，经济强盛，为走向海洋奠定了物质基础。

明皇朱棣命郑和率领着世界上“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的强大舰队，驶出禁锢的封建王国，驰骋在浩渺汹涌的大洋碧波上，是航海史上的一大奇迹。2003年南京考古发掘，重现了世界最大的“宝船”造船厂，景象壮观，令人惊叹。据统计：永乐年间，共改、造海船2860艘，其中计划下西洋用的新船2228艘，占总量的78%。孙中山先生为之感叹：“郑和竟能于14个月之中，而造成64艘之大舶，载运28000人，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

郑和出使西洋，忠诚地执行了由明太祖朱元璋制定、明成祖朱棣承袭的外交政策，旨在“耀威异域示国家富强”，实施“和平、友好、团结”精神的外交方针，建立“四夷顿，中国宁”的周边良好的国际环境，以求“时和年丰，百姓安宁”，稳定国内政局，保持国家发展与繁荣。

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8年，造访40余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致力于建立友好睦邻关系，保障周边和平环境；发展对外贸易，繁荣亚非经济；开展文化交流，促进友好往来；实行扶正祛邪，平息匪患内乱，发展远洋航海，促进世界交流。实现了国家间和平共处，民族间互谅团结，宗教间共尊和谐的大好局面，开创了中国“和平外交”之先河。

郑和出使西洋，尽管舰队实力“所向无敌”，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史学家评述：明代海军当时对世界的影响力远大于现代美国舰队对世界的影响力。他们惊叹，中国人要是沿着郑和的航迹，走着西方国家扩大殖民地的方式去控制海洋，无人能够阻挡住中国人在海洋上的推进，世界格局将是另外的组合，世界历史将会改写。但郑和几十年远航，没有侵略过一个国家，没有建立一块殖民地，没有使任何邻国感受威胁，甚至没在外国水域留下一个中国地名，纯系是友好睦邻的“和平之旅”。郑和船队实为世界上第一支“国际和平队”，在世界史上是一项空前轶后的奇史。

郑和和平航海活动仅是帝王的意愿，“举全国之力，呈一人意志”，离开了经济利益的杠杆，就失去了良性互动的支撑力，结果造成“库藏空匮”，百姓“穷愁怨叹”，必定难以持久发展。最后，明朝皇帝废止远航，实行“禁海”，导致中国航海事业由顶峰跌落至低谷，使中国航海“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个郑和”，几百年的“海禁”扼杀了中国的航海传统。

英国人李约瑟经广泛研究后得出客观的结论：“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虽然有恩人自居，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作者加文·孟席斯也指出：“在我的考证中，郑和航海根本带着和平的欲望，并非一些史籍中所说，是‘耀兵异邦’。郑和在近20年的7次出海航行中，除了几次针对海盗的防卫作战外，没有证据显示，船队对沿途居民实施主动进攻，更无史料显示，郑和的船队意图征服异邦。这与以后西方的航海家征服性、侵略性的远征具有根本的不同。因此，郑和是一个出色的航海家、外交家、世界贸易家，是和平文化的象征。”

郑和通过和平航海，把中国爱好和平的形象传播给周边国家，一些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甚至从不与中国来往的东南亚国家都与明朝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有7位国王8次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病逝中国，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达到了明代西洋外交史上的最佳时期。

历史说明，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大规模向海外传播友谊和中华文明的和平之旅，一路受人称崇，7次大规模远航，实现人舟安全，是大航海时代绝无仅有的历史纪录。这也是中国海军史上和平运用舰队的成功范例。历史上一度被忽视的郑和和平航海，在今天全球化进程中，更加闪耀出灿烂的光芒。

郑和的航海精神和航海传统，佐证了中国历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崛起走的是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路径，其精髓就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即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中国走向海洋是历史必然，建设强大海军是时代使然，中国将会秉持郑和舰队展示的“强不执弱”、“富不侮贫”、“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军事外交精神，致力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和平利用海洋”，建立世界良好的海洋秩序，同世界人民共享海洋福祉。

1998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千禧海洋探险世界航海名人”中，郑和是唯一列入的东方人航海家；世纪之交，美国《生活杂志》推选全球100位世界历史名人，郑和名列中国6位当选人之首位，以下次序分别为忽必烈、毛泽东、朱熹、范宽、曹雪芹。足见郑和在世界上得到普遍的认同及享有极高的声誉。所以，我们应该用世界的视野来评价和纪念伟大的郑和及其七下西洋航海。

二、西方的殖民航海

以葡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创、西方国家普遍走过的西方航海，源于资本主义发展期，是适应向外扩张的需要，奉行的是“海主陆从”的国家战略，国家主导的远航主要为“财”。它以经济利益驱动，商业合同运作，是开拓与掠夺相结合的国家行为，旨在争夺世界海洋财富。

通过航海不断开辟新航线，发现新大陆、新资源，使人类真正意义上认识了世界，推进了人类文明向前发展。西方航海给国家带来巨大财富，国家财力又支撑航海。航海成为国家索取财富的商业手段，国王与航海家各自追求的利益，有着赤裸裸的商业关系。探险家以生命换取财富，国家达到扩张国土或殖民地的目的。

大航海充当着侵略与征服的工具，推动建立殖民世界，航海贸易中充满着血腥。历史作证，靠侵略和掠夺实现繁荣的西方航海史，是一部侵略、掠夺的发展史。早期开创航海事业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他们的“航海贸易”充满血腥，均以军舰开道，炮火镇压，先行征服，继而掠夺。为了控制波斯湾，打击阿拉伯人的海上贸易，葡萄牙一面用军舰袭击阿拉伯和伊朗的商船，一面直接控制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兹城。1507年，首任印度总督阿尔梅达率领20艘军舰攻入霍尔木兹，葡萄牙人血腥屠城，对俘虏残酷镇压，男子割掉鼻子、砍断右臂，女子割掉耳朵。虽然，自“第乌海战”胜利后，葡萄牙取得了控制印度洋的制海权，但种族矛盾与冲突日渐加剧，连阿尔梅达本人也遭遇麦哲伦同样的命运，客死在南非与土著霍顿督人的冲突中。

1510年，葡萄牙第二任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为了进一步控制印度洋海上贸易，占领印度西南的重要商业中心果阿，于同年10月，他率领舰队攻下该城后，下令杀死了城内全部6000多摩尔人，连弱小儿童也不放过。从此果阿成为葡萄牙在东方进行殖民统治中心和贸易基地，一直持续到1961年被印度政府收回为止。

为了掠夺殖民地资源，西班牙国王甚至修改了“所有地下资源属于国王所有”的法律条款，实行了“五一税”，即殖民地的任何地方，不管当地人是否已经开发，西班牙人均可获得勘探、开发权，矿主只需将所得矿产价值的1/5献给国王。后来甚至国王把提成降至1/10、1/20。巨大的利益，刺激西班牙人疯狂地进行探矿活动，在墨西哥和秘鲁等地相继发现大量金、银和水银的富矿区，其中，在新格拉纳达发现的金矿，1493～1800年间，共生产了50万英两的黄金，约占西班牙殖民地总黄金产量的1/2；秘鲁的波托西银矿的银产量一度超过世界产量的1/2；在秘鲁发现的万卡佛利卡水银矿，16至18世纪的245年间，水银产量高达1亿磅，国王从中得到了6500万比索的收入。

据不完全统计：1521～1544年间，西班牙每年由美洲运回的黄金达2900千克，白银30700多千克；1545～1560年间，每年运回的黄金增至5500千克，白银高达246000多千克。在入侵美洲的300年间，共运走黄金250万千克，白银达1亿千克。在开发矿山的劳役中，死亡率达80%，共有808万印第安劳工死亡，所以，西班牙人“运走了金银，留下了白骨”。

西班牙人另一种掠夺和奴役殖民地的形式是利用奴隶种植和畜牧。他们看中了美洲富饶而广袤的土地，在殖民地发展种植甘蔗、烟叶、可可、咖啡、棉花等欧洲人十分青睐的农作物，并在美洲发展了畜牧业，繁养牛马等大型畜群，既满足了欧洲人的需要，又可牟取暴利。1857年，一支返回西班牙的船队，一次就从墨西哥运走了64000多张皮革和大量牛油。被强行在殖民农场服役的印第安奴隶，劳动强度大，环境极度恶劣，死亡率一般在30%，每个西班牙畜牧场均留下妻离子散的凄凉景象，是“印第安人用生命建造起欧洲的繁荣”。

西班牙经过数十年的竞争，实力已经大大超过葡萄牙，成为新的暴发户。到16世纪末，世界贵重金属开采量中，83%归西班牙所得。不仅如此，由于对海上贸易的控制，西班牙人往往能获得300%的高额利润。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国库充盈，使西班牙有能力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1588年花费1000万金币打造的无敌舰队成为西班牙维持海权的重要力量。

西方航海，以军舰作后盾，巧取豪夺，用别国的主权与生命，实现自己国家的富强，沿途国家和地区沦落成为航海殖民地。

三、商业支配大探险

欧洲航海由葡萄牙起航，西班牙延续、拓展，大航海得益于勇往直前、不畏艰险的航海探险家，而商业契约是将航海探险家的勇气与智慧变成统治者领地与财富的系带，靠着赤裸裸的商业合同，使国王与航海家获得各自追求的利益。国王们不惜重奖激励航海探险，利用探险家的资源、甚至生命换取巨额财富，国家坐享扩张国土或殖民地之利。王室依照商业合同支配、约束航海探险家，航海成为国家索取财富的商业手段，即使对待王室成员也不例外。

15世纪之前，海洋向人类敞开着，财富属于冒险的闯海人。当时的《国际法》有个“先占”的游戏规则，无论看到的是陆地还是岛屿，均属于“发现者”。葡萄牙王室为了增强海权，控制海洋，颁发了“特许状”：探险者可以获得所发现的一切利益，以大力鼓励私人海上探险。这是一种“精明”的核算，动员探险家去“先占”，国家的领地日益扩大。

葡萄牙国王为鼓励亨利开展航海事业，敕封他为“骑士团长”，给他高额经费支持。1419年，他派出了一艘挂着横帆的武装船，沿非洲西岸南下，发现了马德拉群岛，便宣布该岛归属葡萄牙，并成为葡萄牙南下扩张的第一个基地。亨利因此得到该群岛1/5的税收，并取得博哈尔角以南海域的航海贸易垄断权，并免除航海所得的一切税金，作为他的航海费用。亨利为了获取暴利，一面继续向南扩张土地，一面开始罪恶的奴隶贸易。从1444年开始，组织了以掠夺奴隶为目标的航行，进行赤裸裸的奴隶交易，一次航行便抢夺了235名奴隶以高价出售，开了欧洲奴隶贸易的先河，给航海贸易留下了“流淌鲜血、留下白骨”的罪恶痕迹。

1469年，葡王阿方索五世同富商戈麦斯签订的《五年协定》，可算是世界上第一份官商贸易协议。协议规定：戈麦斯必须保持每年100里格（合626.9千米）的速度向南探险、开拓领地，并每年向国王缴纳20万雷阿尔钱财。戈麦斯则从国王那里获得整个几内亚的贸易垄断权。结果，戈麦斯舰队一路向南，直抵几内亚，为国王拓展了近3000千米海岸线。沿途以武力掠夺，横征暴敛，将大量黄金、象牙、香料和奴隶运回葡萄牙，商人富了，国王笑了，达到了“互惠”目的。

葡萄牙为控制通向东方黄金航道的“咽喉”，1501年7月，葡萄牙舰队攻占了马六甲，对抵抗入侵的守军进行了血腥屠杀，将全城10万居民中的3万马来人斩尽杀绝，财物抢劫一空。据资料统计：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50年间，葡萄牙从西非抓获并出卖的黑人奴隶达15万人，掠夺的黄金不计其数，每年进口的金币达17万枚之多。

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刚刚统一国家，就甘心同一个遭到葡萄牙抛弃的海上浪人坐下来讨价还价，她就是看到了哥伦布潜在的商业价值，看到了这个落魄的探险者身后的巨大财富，这正是她的精明之处。女王同哥伦布签订的《圣塔菲协议》很具典型意义。协议规定：女王任命哥伦布为他所发现的所有地区的世袭统帅、副王和总督；在该区得到的所有黄金、珍宝、香料、商品等财富的1/10归他所有，并且免除一切税务；封他为贵族，授予海军上将头衔。

伊莎贝尔用名义和钱财收买了哥伦布的智慧与勇气，用他去冒险开拓与殖民统治，王室从中得到财富的“大头”和殖民地的主权。西班牙轻易地依靠1090多艘军舰、3000门大炮的“无敌舰队”巧取豪夺，在16世纪，每年运回黄金5500千克，白银24.6万千克，占世界贵重金属的83%。

1518年3月22日，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同葡萄牙人麦哲伦签订协议，新的协议规定：国王授予麦哲伦海军上将头衔，赋予在海洋上优先探测的特权，可获得新发现土地的全部收入的1/20，如果发现6个以上的岛屿，可以将其1/3岛屿面积归属私有财产，并封其为这些新领地上世袭的总督。

所以，无论是哥伦布，还是麦哲伦，其航海探险的驱动力是经济利益。他们为地理大发现作出了杰出贡献，也充当着建立和扩张殖民地的工具，是一个“手里拿着十字架，心里对黄金贪得无厌”的冒险家。所到之处，充满血腥的征服和抢劫，他们的财富底下堆满了白骨。

四、纪念碑呈价值观

中国航海以和平、恩赐的“以怀柔人”，追求精神上的满足；葡萄牙等西方航海以贪婪、残暴的“狂征暴敛”，达到掠夺财富的目标，反映了东西方航海不同的价值观。

郑和航海显示了中国明代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力量，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科学，将雄居世界航海前列十几个世纪的中国航海推向了鼎盛。郑和航海是世界大航海的先驱者，无论是船队规模、航行范围、持续时间，都比亨利主导的西方航海活动宏伟得多，他在大海上搏击风涛29载，开辟了中国直达非洲西部的新航线，与西方向东的航线相连接，为“世界大航海”和环球航行奠定了基础，最后病逝在终生奋斗的大海上，郑和航海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不朽丰碑。通过七下西洋，向世人显示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坚忍不拔、宽厚仁爱、重义轻利、主持正义、热爱和平的精神风貌。

郑和航海规模宏大，但并非国家的海洋战略措施，朝廷也没当一回事，在国内更无民间支持，老百姓并没有从下西洋中得到实惠。所以，几百年来，这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瑰宝，长期被湮没在大海里。在世界航海家英雄谱中，缺少了伟大的世界大航海先驱者郑和的名字，在《世界航海史》等著作中也没有对郑和下西洋作全面介绍。梁启超百年前写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国人才知道并开始研究郑和的伟绩。

虽然郑和航海和亨利航海同样是国家行为，但目的迥异。郑和航海只是为了炫耀明朝国威的“政治游行”，行的是“厚往薄来”的亏本事情。亨利把航海当作开拓海外、获取财富的战略手段。随着葡萄牙船队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黄金、象牙及香料源源不断流入葡萄牙国库，经济才是航海的目的与动力。

葡萄牙人对商业利益的渴望，造就了一大批贪婪追求财富的冒险者，他们在渴求巨大利益的亢奋中，期盼绕过非洲南端，打通印度新航线，以获取更多的黄金、财宝。葡萄牙探险队似接力赛一样，继续沿非洲西海岸南下，航迹在非洲西岸延续了4000多千米，为达·伽马、迪亚士通航印度作了准备，成为西方航海一系列载入史册的重大发现的起点。

今天，人们依然怀念着当年开拓世界大航海的领袖人物，把他们当作推动人类发展进程的传奇大英雄，在世界上他们走过的许多地方矗立着纪念他们的巨大雕像。

1888年，在巴塞罗那哥伦布广场建成的哥伦布纪念碑，碑高50米，上端用大理石雕成哥伦布立像，脚踩地球仪，眺望大海，气势宏伟，左手展示航海图，右手指向美洲大陆。作为永久性标志供世人瞻仰。

矗立在智利的彭塔阿雷纳斯港麦哲伦公园内的麦哲伦铜像也极为精致，他脚踩大炮，手执宝剑，傲视大海，使瞻仰者共同感受到当年麦哲伦首次率船穿越麦哲伦海峡、发现太平洋时的喜悦。

1960年，葡萄牙政府为纪念亨利逝世500周年，在里斯本建立了“大发现碑”，巨大的船形大理石纪念碑宛如一艘驶向大西洋的古老帆船，正面写着：“献给亨利和发现海上之路的英雄”，站立船头的第一人便是亨利，随后为达·伽马和哥伦布等大航海家。现在已经成为葡萄牙标志性建筑物。

但解放前中国没有一个郑和广场和一座像样的郑和塑像，只有国内和东南亚各地一些民间庙宇里摆着郑和的泥塑，手中拿着皇帝的圣旨，穿着朝服，正坐殿中，根本无法反映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东西方各自建造的雕像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航海文化，形成巨大的反差，伟大的航海先驱郑和被不当地矮化是一件文化上的巨大缺憾。

我们知道，文化是人创造的。研究和宣传历史，必须“以人为本”。葡萄牙人非常懂得宣扬本国历史人物的重要性，1994年葡萄牙政府向联合国提出倡议，并经第4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1998年为国际海洋年”。联合国通过海洋年活动来唤起世人对海洋的觉醒与关切，而葡萄牙人则借机来纪念该国航海家达·伽马绕航好望角500周年，以宣扬葡国对世界海洋文明的贡献。

中国的郑和在海外深受崇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和研讨活动中，处处论及郑和的伟大业绩，阿拉伯国家的学者都把本国的航海史与中国的郑和联系在一起。在印尼的三宝垄，建有20多米高的“三宝庙”，郑和盘坐其中，被奉为“圣人”，船队的锚视为“圣物”，陈列在船锚庙中。居民和游人在此顶礼膜拜，香火兴旺，络绎不绝，几百年来一直修缮完好，甚至经历几次排华动乱，也无人去碰砸三宝庙，说明伟大的郑和何等深入印尼人心。泰国的湄公河入海口，取名“三宝港”，旁建三宝公庙，以纪念郑和。

中国2008年才批准组建全国性的“郑和研究会”，现在还没有一本全国发行的研究郑和的正式出版物。我们为“国内研究郑和不如国外热”的现象感到心灵震颤。重视历史，弘扬先烈，是我们这代人的崇高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