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苦乐人生(2)

第三试，剧团领导开始分工负责辅导学生，负责辅导我的是当时话剧团的副团长田奎一。他给我找了一首诗《王大妈的话》，出的小品题目是《报考前夜》。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那首诗——《王大妈的话》。田团长先给我讲王大妈的故事，让我体会作品，然后给我排练。他很瘦，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让我有些害怕。他耐心细致，一句话、一个标点地给我指点，鼓励我大胆放声朗读。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父亲不放心了，他怀疑这么晚了我可能排完走了没碰上，就和门卫打了招呼上了二楼办公室。没走到门口就听到了里面琅琅的读诗声，他放慢了脚步。他没有想到，已经晚上十一点了，这么一个权威人士还在给一个初来乍到的小毛丫头尽心尽力地指导。三试这一天，我自信大方地走上了舞台，充满激情地说出了《王大妈的话》，感动了在场所有的评委，三试通过了！

历经近一年的折腾，终于到了最后一关。最后一试，也是决定命运的最为重要的一关——化妆造型，这是选择话剧演员角色类型必考的一关。那天，我一个人坐在化妆间的角落里愣愣地瞅着别人，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扑扑直跳。忽然，一位老师走到了我的面前，打量了我好一阵说：“夏君，我要把你化得最漂亮，希望你能考上！”

果然，那天我一出场，台下便议论纷纷，考官们交头接耳。我害怕极了，心想这下可完了，近一年的努力全砸了，眼泪顿时涌了出来。就在这时，考官发话了：“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姑娘上了妆貌若天仙，是大青衣的胚子，好好培养，将来是个角儿。”我一怔，暗暗地庆幸，瞬间调整了状态。这一次我表现得从未有过的好，也许正是化妆造型让我找到了自信。后来进了话剧团才知道，这位关键时刻助我一臂之力的是团里资深的表演艺术家刘雪芳老师。

好事成双，就在考上大连话剧团几天后，辽宁歌舞团的录取通知书也发了下来，我被同时录取了。大连话剧团的领导找到我的父母做工作，父母对我也难以割舍，生怕我远离他们，最后决定让我放弃歌唱。就这样，小时候梦寐以求当歌唱家的梦想破灭了。应父母之命，我这个乖巧听话的孩子从此迈进了话剧的艺术殿堂，开始了话剧表演的征途。

我的母校大连第十六中学专门为我召开了隆重的庆功会兼欢送会，我带着幸福喜悦的心情和美好的憧憬，进入了大连话剧团。

冷板凳和大熔炉

剧团对我来说是新奇的，也是枯燥的。进团后我发现自己的年龄最小，身体也没有长起来，还是唯独从学校直接考进来的学生，而其他的哥哥姐姐都来自工厂、农村及其他不同行业。仰脸看着他们，人家要个有个、要样有样，都陆陆续续接到角色上戏排戏了，只有我在学员班里坐了整整一年的冷板凳。除了有时练练发声，练练形体，我只能坐在剧场里看演员们演戏。说实话，头一两年里，我的感觉就和童话里丑小鸭的感觉一样，那种落魄失宠的痛楚，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偶尔人手不够时，他们也让我跑个龙套，如果机会好的话会给我一两句台词。演话剧不说话那就是一个哑巴，演员不上戏，团里没人搭理你。

细心的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不时鼓励我：“千年的小溪流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孩子慢慢来，别上火。”父亲见到我情绪低落，有些后悔了，他想起辽宁歌舞团的老师曾说“夏君天生就是女中音歌唱家的料”，也许应该让女儿去那里……当父亲十分郑重地和我商量，试图了解我的真实意愿时，我回答：“不，我要坚持！爸、妈，你们的女儿不会让你们丢脸的！”因为我懂得，我能够走到这一天，走到这一步，有多么不容易。艺考就像大浪淘沙，一批批地考，一次次地被刷掉，最后我们这一批被话剧团录取的只有三个人。我要珍惜，我要刻苦，我要努力。

团里新学员渐渐多了，就正式成立了学员班。我们天天住在剧团里，两位德高望重的老演员王会安老师和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张春莲老师作为我们的班主任，负责日常的形体、台词训练。排戏时大家都要去看，开座谈会时都要谈感受。那时，团里经常邀请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来为我们上表演课、台词课。我是采用笨鸟先飞的路子，一早上班报到之后，立刻就跑到剧场二楼走廊练功。除了绕口令，父亲还给了我一本古诗集让我练，我不管看不看得懂，一气背了近四十首唐诗。我收拢心思，下定决心，几乎每天早来晚走，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辛苦，有时练得嘴和舌头都木了。母亲看我吃饭不得劲，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谎称没事。就这样我的台词基本功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以后表现人物的语言张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老师后来专门表扬我的台词功夫，并撰文称道。

尝到甜头后我没有止步，反而更激励自己刻苦练习研究台词语言。当时我们团的导演有黎军、王成斌和李启昌，王导和黎导都是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术学院来华执教的专家培养出来的，他们对演员台词的要求极其严格。团里的老演员的声音根本不用麦克风就能给观众强烈的震撼。即使是嗓音一般的老演员，也能让坐在二楼最后一排的观众听得真真切切。当时人人都羡慕这些老演员，我也深受这些老同志的榜样力量和敬业精神的影响，苦练基本功，从不放弃每一次、每一时的排戏和看演出的学习机会。

第一个角色

参加剧团的第二年，我一下子长高了5厘米，体形也发育得舒展开来。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为了训练学员独立创造角色的能力，团里决定排一部话剧《板仓风雨》，全部起用青年演员进行教学排练。我通过了考试，黎军导演让我饰演女主角杨开慧。

终于有机会排戏了，我兴奋得难以入眠。心性极高的我购置了精美的笔记本，准备记录下导演对角色的分析以及对剧本的阐述。我蓄满了力量记下了几乎一本子的笔记。当我捧着上面写满了角色小传和剧本体会的笔记本交给导演时，他不屑一顾地给出了四个字：“抽象概念。”然后又补充了一句：“重新交作业。”

导演的评价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因为当时我对话剧演员应如何体验角色、怎样有效地开启创作舞台形象的门径，基本上一窍不通。开始时我只是从概念上去理解杨开慧，认为她是个民族英雄，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最后英勇就义等。因此，表现出的形象是一个苍白的空壳：慷慨陈词，腰板挺直，没有潜台词，没血没肉。导演直言这个角色太不鲜活，简直就不是“人”，要求我把英雄人物生活化，在平凡中见伟大。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创作角色的艰辛和困惑。我非常害怕导演把我换掉，让我失去这个角色，因为坐冷板凳的滋味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心里都酸酸的。

于是我不断地请教老师们，他们也喜欢勤学好问的年轻人。他们从剧本的历史背景、人物类型乃至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倾囊相授。但他们没有手把手、一招一式地教，说是怕我在表演上留下毛病，以后就不好改了。他们在排练中时而为我着急，时而让我转换思路，有位老师急了，就从家里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书籍拿给我看。

这本书让我如获至宝，我以为有了它，表演创作上的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可是书里的内容理论性太强，我急得半夜三更在家里哇里哇啦地边哭边跺脚。楼下邻居火了，上楼砸我家的门，吓得我蹑手蹑脚地从门缝里偷看。父亲满脸带笑，作揖打躬直赔不是。

邻居走后，我以为父亲又要对我发火了，谁知他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有耐心，拿起书看了之后对我说：“你不要死记硬背，要和创造的人物结合在一起。首先要想杨开慧她是人，是有情感的女人，不要去想她是个英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书里有两个字很重要，那就是‘体验’。有了真正的内心体验，然后把它转化融合到外部动作之中……”父亲手捧着书一直给我讲着，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通过一个阶段导演的耐心启发、老师们的细心帮助、排练场上的反复磨合，懵懵懂懂的我终于明白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微妙之处：只有外在形式准确揭示了特定内容的时候，这样的体现才具审美价值。杨开慧不是挺胸抬头的塑像，我开始一句话、一个潜台词地体会，安下心寻找杨开慧的内心轨迹，全身心地体验着一个女人、一位母亲的平实心怀。我的头不那么高扬了，语调也不那么激昂了，形随声走，声随心走。黎导乐了，老师们的心放下了。我这才明白，其实内心层面的东西更为重要。我在体味导演阐述、深刻认识剧本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人物的二度创作。

这个戏的排练让我初次品尝到了话剧演员的不容易，真的不是会说话就能演话剧。后来演了几个戏以后，我才逐渐明白，话剧演员创造角色是依据自身的感受来找寻人物感觉的。所以，我那时面对角色创造总有无数个问题和疑惑向老师们请教，慢慢地再通过排练反复磨合，有时如梦方醒，有时也叫导演批评得“体无完肤”，心里就想这活也太难干了，还不如当初上辽宁歌舞团，兴许就不用遭这个罪了。有时人物感觉一下子找对了，导演表扬一番，我的心情顿时为之开朗，又由衷地对导演产生感激之情。

这个戏让我在剧团的学员队伍里“小荷才露尖尖角”，也使我懂得了演员的基础理论及基本功的重要性。“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古训，成为我的行动指南。

严师指路

随之而来的是《定点》《中流击水》《小站》《万水千山》《占领颂》等剧目的排练演出。对我而言，这是使我获得锻炼提高的难得机遇，我被选入这些剧组，未必是因为我有多大优势，而是我肯下苦功钻研、加倍付出的努力得到团里老师们的肯定。我前进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受到呵护、培养的结果。我特别想念已故的导演、艺术家王成斌老师，大连市戏剧创作室曾为王导出版了一本纪念专辑《追寻艺术之光》，我在书中写了一篇文章——《我是王导的学生》。

我是王导的学生。当我用这句话作为怀念王成斌导演的文章题目时，有朋友对我说这个题目太浅白，没有文学性，我却笑着摇摇头。我的心告诉我，虽然王导只在两年间给我排了三台戏，但是这三台戏的经历却够我享用和怀念一辈子。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王导就离开了我们，我无缘再接受他的教诲，然而他对我的教诲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他是我一辈子的老师，我是他一辈子的学生。

感谢《板仓风雨》，它让我有幸结识王导。记得演出时，我要多紧张有多紧张，演出结束了，黎导笑呵呵地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你知道谁表扬你了吗？王导也来看戏了，他说你有潜质，好好发展吧。”

听了黎导的话，我在心里惊叫了一声。王导和黎导一样，都是我们剧团的大导演，省内省外都有名气。黎导为人特和蔼，见谁都是笑眯眯的。王导可不这样，他素以严厉著称，导戏永远不离开那把藤椅。他把藤椅放在艺术剧场大舞台中间，佝偻蜷曲在里面，远远望去像一尊雕像。别说他给我们排戏，就是远远地望着他，我们都大气不敢出。团里的老演员都有些打怵他，更别说我们这些学员辈的小演员了。听说他表扬我了，我心里除了惊讶竟没有多少兴奋的感觉，我可不敢想象王导如果给我排戏，我会是什么样子。

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王导就让我进了他的剧组。那一年话剧团全力以赴排重头戏《太平庄》，准备到省里参加汇演。王导安排我做了《太平庄》B组的女一号——一位农村妇女玉梅，为的是让我向A组的老演员们学习。

那是1978年初春，王导到底要给我排戏了。我紧张得中午连饭都吃不下，晚上回家对父亲说了这事。父亲笑了，他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说：“我们这出戏满台子都是大演员，那些大演员都怕王导，我如果上了台，还不叫他吓死呀。”说完这话我眼泪都流出来了。父亲更乐了，他说：“严师出高徒，你就跟着王导好好学吧！”

回到剧团走进排戏大厅，我心里一直发怵，不敢正眼看王导和其他老师们，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站了半天，才找了个犄角旮旯坐下。王导看出我胆怯的心理，瞪着大眼睛对我说：“这出戏老演员不少，你要好好跟他们学，说不好这台戏公演时我真就叫你上！”“我的妈呀！”我在心里又惊叫了一声，“王导呀，你可别忽悠我！”

实际上，我很快就将这出戏的台词背得滚瓜烂熟，王导在排戏的时候我就在台下认真地看。饰演玉梅的是黄老师，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一个著名的演员。我把她表演的一招一式都记在心里，甚至把她台词重读的地方也记在心里揣摩，没事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悄悄地练，躲在二楼走廊练。

不敢想象的事情发生了。一天，黄老师家里有事没来，中午剧务老师走到饭堂找到我说：“夏君，下午上戏，王导通知的。”说完二话没说就走了。我吓了一跳，立刻一粒米都咽不下了。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让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的我更蒙了，支支吾吾地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