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苦乐人生(1)

静下来，不知怎的，那些以为已经忘记的记忆却一股脑儿地冒将出来，林林总总，如临当日。回顾过往，一切情绪都变得中庸：好与坏，是与非，爱与恨，泾渭不再分明，犹如陈年老酒，值得品味……

画痴的自白——我的人生百味

我的第一幅油画代表作题为《酸辣香甜》，现在想来，这何尝不是我们人生的滋味，我的人生路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加上一个字，那就是“苦”字。“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是当下一句时尚的问话，简单的一个问句何以让大众唏嘘泪下、感怀至深？因为它包含的感伤深厚，思绪沉重。岁月如梭，我的时间也呼啸而过，走过花甲，古稀渐近，我需要写一篇自传，提起笔来却茫茫然无处入手。静下来，不知怎的，那些以为已经忘记的记忆却一股脑儿地冒将出来，林林总总，如临当日。回顾过往，一切情绪都变得中庸：好与坏，是与非，爱与恨，泾渭不再分明，犹如陈年老酒，值得品味。

我把自己的人生分为四个阶段：出生、成长、学习的二十年，生活、立志、奋斗的二十年，开拓、探索、收获的二十年，剩下的是完善、守望、保持晚节的二十年。如果苍天还有恩赐，那将会是晚年的偏得。

我的故土我的家

我出生在千山余脉双顶山山脚下的新寨子村，一条时常干枯的小河从村中蜿蜒淌过，河边一排排古柳像苍劲的老手伸向天空，诉说着古村的沧桑。河边小山上，相传有座阎王庙，是官府担心此山为龙脉，为镇山以防不测所建。解放后拆了庙盖了学堂，这里成了沟里三个村落农家子女的求学圣地，成为我们几代人的精神家园。1958年大炼钢铁，古庙那口铁钟在高年级同学整齐的号子声中落地，那声轰响，至今犹在耳边。每天黄昏时分，在缭绕炊烟的簇拥下，在紫灰色远山的映衬中，那四栋橘红色的校舍，是我永远的思念。可惜去年返乡，这样的美景被乡官在利益驱使下夷为平地。“愚”公移山的故事在这里上演了，我们的精神圣土被卖掉了！

新寨子的高氏家族是从山东海阳徽村闯关东辗转而来，分住在小河南北两岸，成为村中大姓。我为第十代孙。我爷爷是村中的能工巧匠，会皮匠和面匠手艺，为人忠厚朴实，与世无争，因过于勤奋操劳，再加上体弱多病，方知天命之年就驾鹤西去。我奶奶生于小康人家，父亲在太姥家读了四年私塾。我姥爷家住在东部山区，姥爷是一个有头脑、善经营的庄稼人，日子过得富裕，思想开通，所以在那个年代能让母亲也读了私塾。我父母在当年可算是难得的文化人，我们兄弟姐妹六个都喜好读书，在人生路上都混得不错，这得益于父母对文化的重视，是文化的力量福佑了我们。

父亲十七岁在大连学徒做工，成家后随姥姥一家北上去了吉林，在洮南一家煤炭司房里工作；母亲一边照顾家务，一边办起养鸡房，父母白手起家置办了安居的五间瓦房。在那个动荡年代，父母历经几个大的历史事件，闹胡子、闹老毛子、光复、解放战争。解放战争爆发后，父母随着难民辗转长春等地，在长春被围困之前庆幸地乘瓦罐车逃回了老家。更幸运的是赶上了土地革命，分得了果树和土地。父亲当上了村里的财粮委员。当时，斗地主分浮财，实用物品被大家分抢一空，只剩下几幅卷轴画没人要给了父亲。后来每逢过年，父亲都会选出这些画中的一两幅挂在家里重要的位置。现在我还清楚记得，有画人物的《砍柴翁》，有画山水的四条屏，有画花卉的《猫蝶富贵图》。那幅出自当地文化名人于天池之手的《雪水煮茶天上味》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躬身吹火的童子，双目只是小小的两个黑点，据长辈说，于天池多年赶考不中，以此画讽刺朝廷有眼无珠，因此他成了我小时候崇拜的偶像。只可惜这些曾教化过我的画作统统毁于“破四旧”，令人无限惋惜！

我1949年农历六月初二出生，父母起名“志华”，存“立志中华”之意，这是他们的感恩报国之心，更是他们对我的期望。我一直以与共和国同龄而自豪，感谢父母为我起了这样一个始终让我当成座右铭的名字。我的远房四姥爷是一个画画的，名叫张子园，他送我的出生礼物是一副银麒麟锁，成为我从小到大的最爱，如今仍时常拿在手中把玩，我由衷地佩服他的审美，佩服他能挑选出这样一件特别完美的珍品。我没见过四姥爷作画，只是他留下的几本《芥子园画谱》，给了我不小的影响。

我最初的记忆是1951年我家盖新房，记得哥哥姐姐把装油漆的空盒子放在屋檐下，听雨水打击铁盒那叮叮当当的响声。我小时候极听话，很少挨批评，母亲常常当众表扬我。每天饭桌一放，我总是先问“有没有木（木匠）”，没有才肯上桌，因为母亲教育我们有外客时小孩子要等外客吃完才能上桌。从老房到新房要过一片菜地，母亲说我一定是绕着走，爬着过，从不踩一株苗。我在母亲的夸奖声中长大，这是母亲教子的方式，居然和当今流行的“赏识教育”理论不谋而合。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无声身教胜于言教的一类，和母亲的说教式截然不同。平心而论，我的成长受益于母亲的更多。

我家盖的是当年流行的海青房，房子门窗、檐头、石礅、柱角都有彩绘和石刻。记得那位叫张天仁的画匠会做纸车、纸马，还是当地有名的吹鼓手，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有他出现，是当年让我崇拜的另一个人物。他当年为新房彩绘的过程我记得不那么清晰，但渐渐懂事了，这批曾亲眼看着绘制起来的画作，潜移默化地对我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我一直记得西里屋门斗上那张没画完的风景画，我曾经惦记了很长时间，想什么时候有空把它画完。

五岁那年，我有过死里逃生的经历。我被一起玩的三叔、三哥的突然叫喊声吓得掉入了水坑中，他俩吓跑了，我不知怎么从水坑中爬上岸，也不知在岸边躺了多久。自己醒过来后，人们都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953年，村里由父亲带头，成立了互助组，起名“新光互助组”。父亲人缘好，有信誉，村中大户小户争相加入。后来村里把三个互助组合并在一起，成立了新光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父亲任社主任。合作社办得好，引得十三省参观团前来学习。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村里在大河套唱了三天大戏，来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为我们几个小朋友在我家房西果园里拍了一张照片，后来听说发表了，只可惜我没有亲眼见到，也没能保存下来这幸福的记忆。当年社里选出了一位女代表去北京开会，精心挑选一些苹果让她带到北京敬献给毛主席。回想起来，儿时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和欢乐，我感受到的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幸福。1958年父亲出任了公社财粮委员，后来任乡政府会计一直到退休。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我长得最像父亲，形象、举止、身材都很像，父亲忠厚、耿直、坦诚、敬业、与人为善的品格令我永生追崇。“文革”时期有人借机迫害父亲，说他藏有枪支，是特务，好在父亲平日的为人让他逃过了被批斗的劫难。果然是多行善事必有善报啊！

家中的大事小事父亲很少过问也很少插手，只是整天在外边忙，推碾子、拉磨、挑水浇园子、喂牲口这些本应男人干的活儿也全由母亲承担下来。队里的活儿不能出去干，母亲就把能在家里完成的挑棉籽、选豆种的活儿揽回来，贴补家用。秋天承包一片棉花地，每天放学，母亲就站在院子里等，见我从村口一露头，就放心地从后门往地里跑，好能赶在天黑前把棉花摘好送到队里。我则跑进家门照顾弟弟妹妹，做饭，喂猪喂鸡。每年秋风初起，母亲天不亮就会起来，赶在别人起床之前把房西果园里的落叶扫成堆、占下位置，等我和三哥放学回来一起回收。那时的柴火可谓稀缺，这些落叶就是我家大半个冬天的柴火。当时哥哥姐姐一起读大学，我读高中，单靠父亲的工资是无法供起这样三个学生的，全靠母亲养鸡养鹅养母猪挣钱补贴。在我们家，只要你想学习，父母便全力支持。如果没有十年“文革”，我和弟弟妹妹都会上大学，想起来很是遗憾。但事情总有两面，如果真这样，我很可能就不会走上美术这条路，因此，对于我这个画痴来说遗憾是减半的。

母亲的针线活儿很好，我从小就看着她刺绣的枕顶、柜蒙儿长大，那时全家九口人的穿戴全都是母亲用手工缝制的。每逢年节、换季，她几宿不睡也要给全家人换上一套新装，就连她大病那年都没有差样。母亲的刺绣除了平日家中公开摆设的几件外，还有一个老箱底：母亲给我们做的花兜兜、给奶奶做的绣花鞋……我常常向母亲申请，每年取出来看上几遍。母亲常背诵那些配色的口诀，什么“红配绿，真美丽”、什么“红配黄，真亮堂”、什么“绿配紫，臭狗屎”等等，这些民间相传的色彩秘诀，是我最早接受的色彩教育。村里有种习俗，出嫁新娘要在结婚当日把自己的刺绣作品全部展示出来，还要选一些赠送亲属，每到这时我总是场场不落，从心里往外地喜欢这些展品，民俗的极致鲜艳，手作的质拙生动，那些图样和色彩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令我如痴如醉。

辽南的民间民俗艺术丰富多彩，各具特色。每逢立春用朱砂红调豆油在院墙上画十字、画耕犁等图案；二月二在院子里用草木灰画圈画梯子，撒上五谷，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些原始图腾的绘制，随着我的长大逐渐由我代笔。母亲每逢二月二都要用各种材料“穿龙尾”，做出鲤鱼卧莲、蜜蜂赶菊、凤戏牡丹等花色图案，还有《三娘教子》等戏曲中的人物，每七个穿成一串，加上龙头、龙尾挂在房梁上。这些美丽的物件五彩缤纷，随风摇摆，很是好看。端午节她又用布角做看门猴、各种生肖，还有辟邪桃子、五毒、小笤帚、香包等，悬挂在房屋各处，佩戴在我们小孩的身上。我特别喜欢每年端午节母亲为几位奶奶必做的金鱼头花，至今我还珍藏着母亲七十五岁时给全家做的端午祈福挂件，虽然她那时的手工已经没有以前精致，但因为倾注着母亲对我们的爱，它们在我眼中仍然是至美！这一系列的民俗活动最开始我只是忠诚的看客，到后来成为帮手，再后来成为主角，扎风筝、做灯笼我都是高手，很是乐在其中。那时的年节真是有模有样，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受到的美术教育要比今天来得更淳朴、更传统、更丰富、更本质，也更潜移默化、如影随形。那些大俗大雅的年节色彩满布在眼前、身边，招摇在你生活的每个角落，让你深深地感受节日的喜悦、丰收的满足以及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期盼。那时候，我尚不知晓，自己是怎样幸福地生活在原始而纯正的艺术氛围里，不知不觉地汲取着艺术的养分，这些都是我未来美术道路上最珍贵的基底，多少年后仍不断让我焕发灵感，伴我左右！

高氏家族一直延续着一种习俗，那就是大年三十午夜接了神拜了祖之后，河南河北几十户人家要大拜年。我的辈分小，因此拜个不停，头磕得最多，有时会得到小红包和吃食。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所关注的是谁家今年新贴的年画好，记下来改日再来看，有时候真的会来回看上几遍。杭稚英、金梅生、金雪尘、李慕白、沈家琳等名家的作品早已装满了我的记忆。

小人书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另一种教科书，是我学画的又一门“课程”。我时常临摹，曾把一幅李平凡的木刻儿童人物版画改画成三十几个姿势，装成一册，这应算作我的第一次创作吧。

我的大哥是村里第一批大学生，他初升高没考上，当上了乡里的民办中学校长，后来埋头学习重新考高中，再考上大学。大哥除继承父亲的优点外，又多了一些浩然正气，他那种“宁让别人负我，不让我负别人”和永不服输的劲儿影响着我们。大哥为我们四兄弟定下戒律：谁敢学吸烟，就不准进家门！我们这辈和我们的下两辈都恪守着这一戒律，至今我们家五辈人无一吸烟。大哥比我长十岁，他对我学画最关心，为此凡与画有关联的地方他都很留心。最早他从同学那里为我弄到一幅水墨《喜鹊登梅图》，这是我见到的第一幅身边人的画作。他每次出门回来都给我买各种书，最早的那本动物图集，我不知道临摹了多少遍，再后来给我买了宣纸、油烟墨、大白云笔等高档画材，以及费新我的《怎样画铅笔画》、曹克家的《怎样画猫》等书籍，让我这个山村孩子很早接受了最好的艺术熏陶。大哥英年早逝，我失去精神偶像，伤怀至今。我一直用不懈的奋斗来感恩大哥对我的支持与关爱，用在美术路上的小成来告慰大哥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