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清水塘

首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

毛泽东一回到长沙，便按照中共“一大”的要求，着手组建中共湖南支部。他首先找到易礼容等，同他们商量成立党组织的事宜。据易礼容回忆说：

毛泽东参加“一大”后，大约8月回到长沙。他回来后不久到朝宗街文化书社找了我。当时因为社里人很多，谈话不方便，他把我邀出来，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旁边谈话。他说：要成立共产党。我说：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3000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要是死30个人，救20个人，损失太大，我就不干。他说：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是瓜熟蒂落。我说：瓜熟蒂落，就干吧。又过了几天，他找了我和何叔衡，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协操坪的来历是：清朝的官制，文官有制、府、藩、臬、道；武官有提、镇、协、参、游。“协”相当于旅，协操坪是满清时“协”的军队练兵的地方），这个操坪很大，有几亩地，中间有一个大草皮堆子。当时我们怕被敌人发现，没有坐在那里开会，一边走，一边谈，这样，我们3人在那里决定了要成立党。有材料说湖南有个3人小组，这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3个人，不过那时不叫作3人小组。时间是1921年9、10月，即在文化书社正式营业后不久。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名单我记不清了，当时新民学会的一些骨干都参加了。有陈子博、彭璜、许文煊（丁玲说她是湖南第一批的一个女党员）等。

关于中共湖南支部的成立过程，在萧三和周世钊的回忆里，有更为详细的记载。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写道：

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外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的中间，一时在丛林里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在高高身材、脚步郑重的毛泽东的旁边，走着宽肩膀、矮矮身材、一口黑胡子的何叔衡。

还是在夏天就开始筹备，到现在“三十节”（1921年即中华民国十年10月10日，10月10日通常称为“双十节”。这年为民国十年，故曾戏称为“三十节”）那一天，湖南省的共产党组织就正式成立了。毛泽东被选为书记。他慎重地吸收学生和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渐渐地长沙城里，首先是在一些学校里（第一师范、岳云中学、第一中学、甲种工业等）都有了支部。在铁路工人、造币厂、黑铅炼厂、第一纱厂、电灯公司工人以及各手工业工人中间也发展了党员。后来湖南各县（如平江、衡阳、水口山铅矿、炭塘子锰矿等）也有了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湖南地委（现在的省委）成立了，毛泽东任书记（地委后来改为湘区委，因为也包括江西省萍乡的安源）。地委的机关设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一栋简陋的房屋里。那是在小吴门外教场坪的后面，那里有一片菜园，有稀稀落落的一些房屋。

这里附带叙述一个细节：那时地委每个月的经费仅30元。所有的工作人员，毛泽东也一样，都得自己维持生活。

周世钊在《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一书中回忆说：

1921年秋天，毛泽东和何叔衡住在自修大学的时间很多。为了找个僻静的地方研究开展党的活动问题，他们常常借着晚饭后散步之便，走出小吴门，来到清水塘。他们边走边谈，商量怎样在湖南建立党的组织，怎样在学生和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有时他们迎着初升的月亮，走入树林深处，到初更时候才回去。

几个月后，他们对清水塘这块地方，不但熟悉，而且喜爱。他们觉得党的第一届湖南省委员会不适宜设在自修大学，也不适宜设在文化书社，更不适宜设在一师附小。这个距离自修大学不太远，又不为人注意的清水塘，却是很适宜的地方。于是，毛泽东决定向这里的菜园主人唐姓兄弟租菜园中的几间房子，作为才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的会址。

当时，毛泽东还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当校长，他向房主说明租这所房子作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教职员住宅。租约上面署了一师教员毛石三的名，并写定租赁期为7年。

从1921年的冬天到1923年4月，毛泽东离开长沙，这一年半中，他经常往来于自修大学、一师附小、文化书社和工人群众中间，直到夜深才回家。外面的人，只知道他们是普通住家的，却不知道这里设有领导革命的司令部。

为了开展建党建团工作和工人罢工运动，毛泽东常约集有关的同志在这里开会。开会时间，一般都在晚上。到会的人，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教师，也有店员、学徒和机关干部。长衣、短褂、木屐、草鞋，穿着是极不整齐的。开会时，主要是大家提意见、想办法，详细讨论后，就由毛泽东做些指示，有时宣传一点革命理论。散会常在深夜。到会的人，先后离开，有个别回去不便的，就住宿在这里早已预备了的客房里。

毛泽东住在清水塘的一段时间，他的工作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忙。一师附小、自修大学、湘江中学的工作要抓；文化书社的工作要抓；建党建团的工作更要抓。这些工作都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付出时间、精力更多的则是领导工人运动。那时，粤汉铁路工会、安源矿工会、水口山矿工会、长沙市黑铅炼厂、铜元局和各种手工业的工会，都在毛泽东的推动、领导下先后成立。

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毛泽东即着手发展党员，在长沙以外积极筹建党的地方组织。

衡阳地区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社会主义思潮在青年中较有影响，特别是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里，由蒋先云等组织的“心社”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毛泽东通过夏明翰、贺恕等了解到这些情况，便在夏明翰的陪同下来到衡阳。

据屈子健回忆：

1921年10月中旬，毛泽东与夏明翰赴衡阳找湖南省立第三师范的进步教师和学生谈话，开座谈会，在第三师范的一间教室里，讲演历史上农民的造反行动。以前人们只听说黄巢、李自成都是“贼子”“犯上作乱”，而毛泽东却肯定东汉末年黄巾之乱，明朝张献忠、李自成之乱，实际上都是代表农民反抗封建王朝的压迫，都是农民革命。毛泽东还分析了历代农民起义其所以失败原因在于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并以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为例说明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当时学生听了，感到很新奇。

在传播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毛泽东还积极发展觉悟分子，在三师进步学生组织中发展了蒋先云、黄静源、唐朝英、蒋啸青4人入党，建立了湖南第一个党小组——衡阳三师小组，由黄静源任组长。同时，从三师进步学生组织“心社”中发展了一批青年团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师支部。

1922年4月29日，毛泽东再次到衡阳。他在衡阳三师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的讲演，就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怎样实行社会主义等问题，向听众做了深入分析。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最好最正确的理想。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工团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实现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才能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5月1日，毛泽东在衡阳学联会议厅召集党团员骨干和进步师生，做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艰苦奋斗简史的报告，使大家对马克思的伟大业绩有了清楚的了解。在毛泽东的宣传、组织和发动下，衡阳三师学生中的不少进步青年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和青年团。1922年5月，中共衡阳三师支部成立。5月1日，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委员会成立。

5月3日，中共中央要求全国在5月5日召开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大会。毛泽东从衡阳赶回长沙。

毛泽东十分注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21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安源煤矿考察，了解工人生产、生活情况及其革命要求，准备开辟安源的工作。

这年ll月，中共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7月”都能发展党员“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此，毛泽东进行了许多艰苦深入的工作。

1921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安源，“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况，于是大得工友欢迎”。据同行者张理全回忆：毛泽东这次“还到修配车间、八方井、洗煤台、炼焦炉等处找工人谈了话，向他们了解情况，并对他们进行了组织起来的宣传教育”。回长沙后，派李隆郅（李立三）等去安源办工人补习学校。李立三回忆说：年底，“派我们到安源去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他对于如何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如何把工人逐渐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已经是胸有成竹。现在我还模糊记得他当时告诉我们的话：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但是应当看到，反动统治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1922年1月，安源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学校。2月，成立了湘区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安源支部。当时只有6个人。

在此前后，长沙的湖南自修大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等处，都建立了中共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

5月5日，毛泽东和中共湖南支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的部署，通过“长沙马克思学说研究社”发起，在第一师范学校礼堂举行了纪念大会，参加者有千余人。在这次大会上，他先后“讲演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中国”。

5月间，湘区（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共有中共党员30人，正式成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隆郅为委员（不久增加郭亮），区委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

毛泽东还根据中共中央局的指示，积极在湖南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先后吸收黄爱、庞人铨、张理会等优秀人物入团。到1922年5月，在长沙已有团员50余人。毛泽东还兼任长沙团执委书记职务。

湖南自修大学

毛泽东在出席中共“一大”后回到长沙不久，便同何叔衡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以此作为培训党的干部的基地。湖南自修大学位于船山学社社址，得到船山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和社长贺民范的积极支持。贺民范还出任自修大学校长，毛泽东担任指导主任。1922年4月，贺民范辞职后，毛泽东又继任校长。

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回忆说：

毛泽东非常重视革命理论的学习。而学习的方法，他一贯是主张独立思考、自动钻研和共同讨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之后，毛泽东立即在长沙着手创办一个自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这在中国是一个创举，谁也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从什么地方去找经费、校址、教员、教材等等呢？在反动军阀统治下的湖南，如何能公开地办这样的学校呢？再则，主要的，这种学校的教学制度应该是怎样的呢？

毛泽东于是利用当时湖南某些文人学士所办的“船山学社”的地址和每月400元的经费，创办了一个“自修大学”。

毛泽东素来不满意那时中国一般学校所施行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盲目地模仿欧美日本的、学与用脱节的所谓教育。他也不赞成那种盲目的或只为取得资格，即所谓“镀金式”的“出洋”留学。他觉得，应先研究中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1920年3月他曾从北京写信给长沙的朋友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他计划在长沙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也可以叫作‘工读互助团’。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按：即座谈讨论）两次或三次。以上是说暂不出洋在国内研究的话。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

关于教学制度，在上述毛泽东办工人夜校及在第一师范做教育工作时，已经尽可能在教学方面进行了一些新的改革。关于自由研究，毛泽东现在更实现自己的理想来办自修大学，“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招生只凭学历，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等责任。学生不收学费，寄宿者只收膳费”。

这里还应说明“不收学费”一项的重要性。当时中国的大学，学费都是很贵的。许多有志升学而又有才能的青年，只是“望洋兴叹”，“莫敢问津”。毛泽东办自修大学的方针，除反对机械式的教育、提倡自动的学习，反对为求毕业文凭的虚荣心、提倡实际的学问之外，还有反对贵族学校、提倡平民学制的意义在内。

自修大学成立时，湖南的进步知识分子、党和团的干部，连毛泽东自己在内，都作为自修大学的学生。

自修大学内设一个图书馆，凡是当时能够收集到的进步书刊报纸都找了来，供给学习者阅读。

自修大学的教学制度，注重自修；没有上课的时间，各人自由研究，或开会讨论。研究和讨论的题目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问题。学生每天做读书笔记，作文一篇。

自从《湘江评论》被封禁后，湖南的知识青年经常怀念它，盼望它能恢复出版。毛泽东现在觉得，自修大学师生研究的成绩，可以出一本理论性的杂志。1923年初，一个公开的期刊—《新时代》出世了，里面发表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讨论的文章。

自修大学曾几次举行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大会。

后来（1922年9月）自修大学内附设补习班及初中班，这可说是那时的初级党校。校内指导主任为毛泽东（何叔衡、夏明翰分别担任主事和校务主任）。青年知识分子及青年工人来学的有200多人。补习班和初中班的功课，大体和一般学校的差不多，但由于当教员的大半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因此在教国文、公民、历史等课时很容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

这些学生有不少成为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

1923年冬赵恒惕封闭了自修大学。但就在那时，湖南党组织所筹备的另一所中学—“湘江学校”就正式开课了。原来在自修大学补习班和初中班的大批学生都转到了湘江学校。

……

湘江学校一直存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3月由湖南党组织自动停办，师生都参加了大革命。

周世钊在回忆中，也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情况：

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于1921年8月，在湖南船山学社的地址创办起来的。

毛泽东还在第一师范念书的时候，就不满意当时的学校制度。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达到一定的年龄，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自修自学，是研究学问最有效的方法。可是当时的学校完全不注重学生的自修自学，总是先生讲，学生听，蛮填强灌，死记硬背。这样一来，学生可以不开动脑筋，不习惯于独立思考，他们的智力也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种学校制度是应该改革的。

当时，毛泽东曾经把他的设想告诉周围的同学：最好把古代书院和现代学校结合起来，吸取书院、学校的优点，去掉书院、学校的缺点，创设一种新型的学校。这种学校，必须让学生有较多的自修自学时间和课外活动时间，必须使学生不完全依靠老师的教导，而能独立思考问题，独立做好工作，并且成为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人。当时有人提出“自修大学”的名称，毛泽东认为这名称很好，很符合他素来怀抱的理想。

1914年到1916年间，湖南一些研究王船山学说的人，在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船山学社这个地方，每隔两周讲学一次。当时毛泽东还在第一师范念书，常和同学们一道去听讲，渐渐熟识了社里管事的几位老先生。他在第一师范毕业后，还和他们有些往来。

1921年7月间，毛泽东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到湖南，积极开展建党建团的工作，想用有效的方法，提高党员、团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还想利用一种合法的社会机构，掩护革命活动的开展。他和几个同志商量，决定办一个他设想了很久的自修大学。

这时，船山学社已经没有人在那里讲学了，房屋全部空着。新选出来的社长和驻社干事，又是毛泽东的老熟人。毛泽东找他们商量，要求他们支持他利用船山学社创办自修大学，他们同意了。于是，一个崭新的湖南自修大学，就在船山学社的旧址建立起来了。

毛泽东草拟了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在报纸上刊出。他提出：招生只凭学历，不限资格；学生不收学费，寄宿的只收伙食费；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的责任。报名入学的学生，大多是毛泽东进行革命活动初期的一些战友、共产党员和新民学会会员。此外，还有少数思想进步、无力升入大学的青年学生。学生每天必须做读书笔记，写作业表；每周作文一篇，或记述学习心得，或讨论社会问题、时事问题和中国革命问题。

毛泽东在迁居清水塘以前，和何叔衡都住在这里，主持校务。他们是自修大学的先生，也是自修大学的学生。他们常和学生在一起讨论、交谈，对学生进行一些帮助和鼓励。

自修大学的学生不多，学习都特别认真，有时各人埋头读书，有时三五个人在一起谈谈笑笑，有时展开争辩，也许争辩几个钟头，还没有得出大家都同意的结论。写日记成了大家的习惯，不写的人很个别。他们从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借来书报、杂志，见到精彩的地方，就摘抄要点。有的人笔记已合装成一厚册。

有时，毛泽东和何叔衡召集他们举行座谈会，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问题。当冬夜围炉向火、夏夜月下乘凉时，他们常围绕在毛泽东的身边，听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解释一些大家了解不透的理论问题，一直到深夜。有一次，大家坐在院子里，听毛泽东讲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斗争过程，一直讲到深夜2点钟以后，大家听得出神，都不觉得疲倦，也不觉得蚊子叮扰、夜露沾衣了。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22年自修大学举办了几次公开的马克思学说讲演大会，影响了不少听众。1923年春天，又决定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新时代》月刊。

《新时代》月刊是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深入地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刊物。创刊号于1923年4月15日出版，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他认为帝国主义与军阀互相勾结以统治中国的局面，必然会激发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增进人民的组织能力；革命派分子必然一天天增加，统一战线必然一天天巩固；最后，革命派战胜了军阀反动派，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才能最后完成。他在这篇文章里指出：中国这个时期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斗争的发展和胜利，依靠人民的觉醒、人民的团结，也依靠一切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构成广泛强大的统一战线。这种看法，不但规定了《新时代》宣传的主要内容，也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后来，《新时代》虽然只出了很少的几期，就被赵恒惕反动政府所扼杀，但它是湖南省内公开地、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刊物，对于革命青年和劳动群众的影响特别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斗争的正确道路，也鼓舞了他们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信心和斗志。所以有人说：“《新时代》就是新时代的号角。”它的确是新时代的号角！

毛泽东又利用自修大学多余的房子，办了一个自修大学补习学校。课程和当时一般中学差不多，但课程的内容却有分别，主要是讲授革命理论，以武装青年学生的头脑。语文课的教材，都是宣传革命斗争的文章。课外时间，还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经常举行时事报告会，以启发学生的革命思想。

补习学校的教师多数由自修大学学生担任，还请了几个外面的兼课教师。这个学校没有固定的经费，住校的教职员不支工资，学校只供给他们伙食。兼课教员连饭都不供给。但教职员都认真工作，热情很高。

有一个曾在补习学校教课的教员，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当时我在长沙一个小学教书。一天，自修大学补习学校约我教一个班的语文，每周五个钟点课，不送工资。我觉得还有余力可以兼顾，就答应下来了。教课期间，我看见那里的教职员都是勤劳认真、干劲十足的；毛泽东也常来找教师们研究教学上的问题。学生努力学习，进步很快，使我不能不认真来教好这些学生，一学期没缺过课。到学期结束时，学校为了酬谢我们的劳动，请我们会了一次餐，送了每人一双鞋子。那天，毛泽东也参加了会餐，向我们讲了话，他极力表扬我们的工作热情。”

后来，这些补习学校的学生，经教职员介绍，有的入了党，有的入了团；在大革命时期，很多人都成了革命斗争中的骨干分子。

由于毛泽东的艰苦奋斗，竭力经营，到1923年，自修大学和它的补习学校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逐步向前发展。但社会上反对自修大学的人比赞成自修大学的人多得多！教育界真心支持这个学校的人也很少，而批评、谩骂这个学校的顽固派却遍于省内外。湖南自修大学的简章在报纸上刊出后，湖南教育界有些人就纷纷议论说：“自修大学是不伦不类、无根无叶的东西。”湖南反动军阀赵恒惕则更痛恨自修大学，认为它是专门和他作对的不法组织，想方设法加以摧残。1923年4月，他下令通缉毛泽东。到11月又发出“自修大学所倡学说不正，着即取消”的手谕。

自修大学从创办到封闭，历时2年零3个月。

湖南自修大学很快在省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进步知识界的关注。据《青年毛泽东》载：

自修大学的影响不仅于省内，在北京、上海等地反应也很强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上海《新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赞扬自修大学是“合吾国书院和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可以为各省的模范”，“他们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教育界名流李石曾也写了《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的文章，称湖南自修大学是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创立了“新教育制度之纪元”，是“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

自修大学创办后，社会上一些守旧人物造谣攻击，企图唆使湖南省政府停止供给船山学社的活动经费。他们声称船山中学停办了，400元光洋也无须再供应。为继续获得这笔经费，同时为满足失学青年的要求，毛泽东、何叔衡于1922年9月又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据湖南《大公报》报道，补习学校“十一日开学，十五日开讲。学生报名者，已达百二十余人。校内设主事一人，为何叔衡；指导主任一人，为毛泽东；教务主任一人，为（夏）明翰；事务主任一人，为易礼容。教员十余人”。该校“暂设学科五门——国文、英语、数学、历史、地理，分三班教授，采用选科及学科制”。补习学校国文教材之一《告中国的农民》，详细地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土地日渐集中的原因，指出农村有“大财主”“中等农民”“下级农民”“穷光蛋”等四个阶级存在，号召广大农民起来进行反封建斗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向导》和《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被列为学生的课外必读书。补习学校招来的学员中，有进步的知识青年，也有青年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学生中的优秀分子由教员介绍入党、入团，如贺尔康是补习学校一位优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后又转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李达，邀请他来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12月，李达夫妇带着一个出生不久的女孩子到长沙，12月23日湖南《大公报》发表《自修大学新聘学长到湘》，消息说：“该校自修生于昨晚开会欢迎，并讨论进行办法，拟于寒假期内聘请学者举行学术讲演大会。”

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4月10日，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了《新时代》月刊。《新时代》发刊词写道：“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和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字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

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即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极其重要的政治论文。毛泽东的这篇文章阐明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必须建立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核心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他说：“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翻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为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毛泽东认为，在目前帝国主义正在协调侵略中国的步骤，中国的社会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广大农民仍处在蒙昧状态中，这种政治经济情况有益于军阀的统治。但军阀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按照历史辩证法，“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组织的能力也会一天进步一天。”“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

《新时代》共出版了4期。1923年11月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为由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培养了来自湖南34个县和外省4个县的200多名青年，许多学生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和著名社会活动家。

清水塘畔

1921年秋到1923年冬，毛泽东在长沙清水塘度过了两个秋冬。同他相伴的，还有夫人杨开慧。在这里，他们的生活是充实的，为双方留下了甜蜜的回忆。

张琼是毛泽东同杨开慧这段生活的见证人。她在《清水塘畔的亲切教诲》一文里回忆说：

我认识开慧姐是在1920年初。那时，杨怀中先生在京病逝，开慧姐同全家一道，回到长沙。她剪了短发，在长沙福湘女中读书。福湘女中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开慧姐不顾一切地热情宣传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当时，开慧姐在湖南学生联合会负责宣传工作，她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朝气蓬勃，废寝忘食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鼓动。

……

1922年4月，我同一位女青年离开了衡阳三女师来到长沙。当时，我早就同家庭脱离关系，那位女青年是个童养媳，我们俩在长沙举目无亲，无家可归，开慧姐就热情地把我们带到他们家里——清水塘。

我们一到清水塘，开慧姐带我们两个“小鬼”去见老外婆（杨老太太），笑眯眯地说：“妈，给你两个女儿。”老外婆也挺欢喜，笑着说：“好啊，就住在我对面的房间吧。”顿时，一股暖流涌上我的身上。我生长在剥削阶级家庭，从来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如今，开慧姐和老外婆对我们这么好、这么亲，使我感到革命路上处处有亲人。这年暑假，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和弟弟毛泽覃也住到清水塘。毛泽东和开慧姐十分关心我们的学习。白天，我们在自修大学上初级班；晚上，毛泽东就让我们学习他自己写的文章。有时，毛泽东在吃饭时特地放下饭碗，给我们圈定学习内容，还叫开慧姐督促、帮助我们学习。凡我们有不清楚之处，开慧姐就一字一句地给我们解释。

开慧姐不愧是毛泽东亲爱的夫人和亲密的战友。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毛泽东，使毛泽东有更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那时，毛泽东常常通宵达旦写文章，寒冬腊月天也这样。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开慧姐就把取暖的用具给毛泽东准备好。老外婆有一只取暖的“烘笼”，开慧姐每天晚上等老外婆睡了，加旺炭火，取来给毛泽东暖脚。有时，见毛泽东衣服穿得单薄，就给披上棉袄，还要看看热水瓶里的水热不热。深夜一二点钟，开慧姐常常起床给毛泽东送临睡前暖在锅里的“点心”，有时毛泽东忙得顾不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毛泽东吃完后她才去睡。那时候，毛泽东夜里经常只睡两三个小时。清早，毛泽东出去工作，她就去整理毛泽东昨夜写的东西。在毛泽东的草稿本上，凡写“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去。那时，他们已有了孩子岸英。开慧姐在帮毛泽东抄写文件时，常常把岸英的摇篮放在身旁，一边抄，一边用脚摇摇篮。

清水塘是毛泽东创建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机关所在地。此时，开慧姐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担任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她为了毛泽东及中共湘区委领导同志的安全，严格地做好保密保卫工作。在清水塘毛泽东住处的客堂后壁上挂着一面大镜子，镜子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门外的动静。那时，我与毛泽覃等都还小，不清楚镜子的用意，只见开慧姐一天要照好几回镜子，觉得挺好奇的，就对开慧姐说：“慧姐，你怎么一天就要照几回镜子，我一个星期也照不上一回呢？”开慧姐笑笑说：“毛丫子你懂啥！”后来，我们才知道她是在当“观察哨”，监视敌情。有一次，开慧姐在镜子里看到门外一个人歪戴一顶草帽，东张西望，立即警觉起来，叫我与毛泽覃去打水洗衣（观察情况）。我们一出门，那个人就溜走了。后来，当我们“逮住”那人时，原来他是开慧姐的一位亲戚，是来开玩笑的，他要看看开慧姐的“戒严”工作做得怎样。这事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开慧姐既严肃又热情地批评了他。开慧姐保密保卫工作做得很出色。那时清水塘我们住处的大门上有两个大铁环，人们进出会发出响声，有时风吹门环响，开慧姐就十分警觉。她还同住在清水塘附近蔬菜园的贫苦农民关系十分亲密，左邻右舍一见陌生人，就向开慧姐报告。开慧姐的警惕性很高。有一次，当时是“二七”惨案发生后，有位同志的爱人为了躲避军阀的追捕，逃到长沙，到自修大学来找毛泽东，遇到了开慧姐。开慧姐担心她后面跟有敌人盯梢，没有让她住到清水塘，将她安置在“文化书社”的宿舍。在开慧姐的努力下，清水塘的警戒工作做得很严密，清水塘真是一池“清水”啊！

开慧姐对同志满腔热情。一次，她到自修大学来，发现一些男同学睡的地铺上没有草垫，只有一条草席，就约了新民学会、学生联合会的同学弄来稻草给铺上。我们同开慧姐住在一起，好像是一家人。她比我们的亲姐姐还要亲。她体贴我们，关心我们，我们永远也忘记不了。有年冬天，我们在自修大学念书时，由于寒冷，声音也发抖了，这一情景被开慧姐发觉了。她看到我们只穿着夹袄，没有棉袄，晚上等我们睡后，就悄悄地将我们的夹袄拿走，和老外婆一起，用了一个通宵给我们的夹袄铺上棉花。第二天清早，我看到夹袄已变成了棉袄，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和我住在一起的那位女青年“哇”的一声哭了。她颤抖着声音说：我是个苦水中泡大的童养媳，有谁关心我，有谁给我一点温暖？开慧姐待我这样亲，革命队伍里的同志比爹亲、比娘亲。她当天就把这一事记在日记里。可是，开慧姐却对我们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是为革命关心你们的，希望你们能为革命多做些工作。毛泽东知道了，同我们开玩笑说：去，给外婆磕头。老外婆说，我爱你们，也是为了革命。后来，这件事在我们党内传开了，大家都称赞开慧同志是一个品质高尚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和开慧姐引我们走上革命路，花费了许许多多心血！一次，和我住在一起的那位女青年突然想起家来。开慧姐就做她的思想工作，对她说：闹革命还怕没有家？我们不就是一个大家庭吗？一个人钻在家里，就像钻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你想，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舒服不舒服。一个革命者不能沉溺在家里面。开慧姐的一番话，说得她心里热乎乎的，使她振奋精神，坚强起来。那时，我、毛泽建、毛泽覃和那位女青年几个是够淘气的。我还清楚地记着那个“枕头箱”的事呢。开慧姐有个“枕头箱”，白天放在身边，晚上当枕头睡，外出前，开慧姐总要理理头发，然后把“枕头箱”取出来，在里面拿点什么东西，塞进包袱中间。我们对那个“枕头箱”很感兴趣，想揭开它的“秘密”。有一次，我们趁开慧姐不在家就偷偷地把它藏了起来，试试开慧姐会怎样。开慧姐回家后，马上就发现“枕头箱”失踪了，立即过来追问我们几个“小鬼”。我们看到开慧姐那紧张的神情，只好老实“交代”了。当晚，开慧姐就给我们开会，严肃地批评我们说：你们都是青年团员，也是有组织的。要弄清楚为什么要革命，革命可不是开玩笑的。她又告诉我们“枕头箱”里是党的机密文件，比宝贝更宝贝，比生命更珍贵，要是被坏蛋弄去，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开慧姐说得很严肃，也很恳切，句句入情入理，使我们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从此我们又提高了一些认识，增强了保密观念。

1922年冬，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开慧姐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入党宣誓是在自修大学举行的，与我一起宣誓的共有七八个同志。面对着印着铁锤镰刀的鲜红的党旗，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想，毛泽东和开慧姐待我亲又亲，把我领上革命路，我一定要跟党干革命，经受党的考验。宣誓完毕，毛泽东叫我留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做个C.P.不容易，要把一切都交给党。毛泽东的话句句像铁锤似的撞击着我的心房。开慧姐在一旁说：你大哥对你要求高，希望大，要你在革命熔炉里好好锤炼，经受考验。还叮嘱我要永远记住这一天。我听了很感动，点点头表示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一天。以后，开慧姐又对我说：“要派你工作啦！”我兴奋地抢着问：“上哪儿？”开慧姐说：“到水口山去！”

那是1923年，为了广泛地开展工人运动，毛泽东派一位同志带领我与毛泽覃到水口山铅锌矿搞工人运动。临行前夜，开慧姐煮了几个蛋给我们送行。毛泽东教育我们说：到水口山去，不要下车伊始，指手画脚，要老老实实拜工人为师。毛泽东特地向我们指出，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每个星期天要到敲砂棚去敲矿。毛泽东说，这活儿是艰苦的，但可以磨炼人。也要下“窿”（矿）去看看。工人是怎样拿性命换回几个铜板的，这才能弄懂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开慧姐也热情鼓励我们好好锻炼，经受考验。我们到了水口山，开慧姐经常写信给我们，寄《向导》等党的刊物来给我们阅读，还把刊物上重要文章的一些话画下来，要求我们反复领会。

毛泽东和开慧姐的话是我们力量的巨大源泉，是我们干革命的思想武器。在水口山铅锌矿区，反动矿警把我推倒在地，踢得我几乎丧命，我没有屈服；后来在宝庆，反动派把我的孩子杀害了，我没有退缩。这就是因为我心中永远记住毛泽东和开慧姐的亲切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