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在“五四”激流中

湘江的怒吼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他一面照料重病的母亲，一面广泛联络各界人士。5月上旬，北京学生爆发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长沙，毛泽东立即行动起来，组织新民学会在湘会员，联络长沙各校学生骨干和新闻界、教育界的代表，在湖南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40年后，周世钊回忆这段往事时，这样评价说：

五四运动在长沙，从一开始就是和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分不开的，没有毛泽东在长沙的革命活动，五四运动在长沙也就无声无色了。

周世钊继续回忆说：

当毛泽东陪送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到上海时，大家认定他也会到法国去。但是法国邮船将要从上海放洋的前几天，毛泽东告诉大家：他决定不去法国。这使大家惊奇了。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今万事俱备，就要启程，却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难令人理解的。“这是为什么呢？”大家这样问他。他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这时，报纸上天天传来巴黎和会中我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正酝酿争回青岛、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外交政策的运动。毛泽东送别了去法的朋友们，就回到长沙，以更多的时间研究时事，并向长沙的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进行各种联络活动，推动湖南学生爱国运动。

一天，毛泽东来修业小学找我，他对我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而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当我知道他还没有确定居住的地方时，就劝他住到修业小学来，这地方适宜，便于与外面联系，且可以在学校里教几点钟课。他同意了。过了几天，他将他的简单行李搬到修业学校，在高小部每周教6小时的历史课，其余时间，完全可以自由运用。

从新民学会成立后，陆续吸收了一些进步的大中学生和中小学教员做会员。长沙几个主要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中差不多都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毛泽东这时分别走访了他们，讲述几个月来他个人在北京、上海的经历，并向他们介绍他所接触的一些值得敬佩的人物。谈到国内外形势时，他认为由于外交问题的影响，全国的人心都很不安，青年学生更将有具体的表示。我们新民学会会员决不可站在旁边看热闹，要立即行动起来。他又约集所有在长沙的会员到楚怡小学何叔衡那里开了半天的会。他在会上对欧战后的世界局势，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张敬尧在湖南所造的罪恶，以及在新思潮的激荡下全国人民的觉悟逐渐提高的事实，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他还对如何组织青年学生的力量，如何与张敬尧进行斗争，也提出了他的意见。参加会议的人都觉得有很大的启发，因而增强了在长沙开展爱国运动的信心。

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长沙后，毛泽东除紧密和新民学会会员及各学校学生骨干分子联系外，又广泛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和湖南人民支援北京学生、反对卖国外交的具体意见。这些人正因受张敬尧的严密控制，爱国运动搞不起来，心情十分苦闷。听了毛泽东的话，大家觉得头脑开朗多了，都表示愿意按照他所指出的奋斗目标去努力。

1919年5月中旬，邓中夏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派来到长沙。他找到毛泽东、何叔衡，向他们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还商量重组湖南学生联合会。经过毛泽东等人的热心筹划，5月28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由彭璜任会长。会址设在长沙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又据萧三回忆，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写了一份字数不多、热情奋发的传单，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传单用几个学校学生会的名义发出。他只记得传单的头一句是：“同胞们，起来！”

蒋竹如在湖南学生联合会里担任干事部部长。他回忆说：

我当时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并已参加了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5月23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学生派来了两个代表——邓仲澥和×××（现已记不起姓名），要求湖南学生起来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两代表暂住在楚怡小学何叔衡那里。我们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推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途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5月25日上午，我和陈书农很早就到了楚怡小学。随后，各校推举的学生代表也陆续来了，其中有湖南商专的易礼容、彭璜，湖南工专的柳敏，湖南法专的夏正猷、黎宗烈，明德中学的唐耀章，雅礼学校的李振南，周南女校的魏璧、劳启荣，楚怡工业学校的朱后郑，长沙师范的缪瑞祥、高标，妙高峰中学的何培元等，共计20多人。毛泽东介绍双方的代表见面后，就请北京来的两位代表报告五四运动发生的经过情况。接着，两代表相继发言，汇报北京学生和市民群众游行示威的经过和继续罢课的目的。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拒签巴黎和会通过的对德和约。大家聚精会神地听到两代表介绍天安门前5000群众集会的热烈情况，都很激动兴奋；听到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莫不击掌称快，连说：“烧得好！”“打得好！”两代表报告完毕，毛泽东便提出罢课的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结果一致主张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随即做出决议：一、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发动罢课和统一各校学生行动的领导机构；二、到会代表散会回校后，抓紧传达北京两代表的报告内容和会议的决议事项；三、全省学联成立后，立即实行罢课。会上还酝酿讨论了全省学联的章程，主要内容是：设正副会长各一人；分评议、干事两部，各设部长一人，评议员和干事各若干人，评议员由各校派出的代表一人充当，干事部分设总务、交际、社会服务、编辑四股，各设股长一人。两天以后，各校学生代表都正式推举出来，章程也草拟好并油印出来。

5月28日上午，各校代表齐集省教育会，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首先逐条讨论通过了章程，然后进行选举。选举结果：法专代表夏正猷、商专代表彭璜分别当选为正副会长，商专代表易礼容当选为评议部长（干事部长姓名记不起了）。同时通过了罢课宣言。

学生联合会的会址设在落星田湖南商专，它的办事人员大多是新民学会的会员。毛泽东有时也住在商专里面，就近指导学联的各项活动。可以说，他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学联成立后，曾将章程、宣言和成立大会的新闻稿，分送长沙《大公报》和其他报纸，请予刊载。结果除《大公报》把章程作为“来件”登出外，其余都被检查员扣留了，没有登出来。

学联成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发动各校实行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当时长沙各校学生的思想并不一致，大多数学生极力主张罢课；一部分学生模棱两可，采取徘徊观望的态度；少数学生反对罢课。学联开了好几次会动员酝酿，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直到6月2日召开全市学生大会，才通过决议，定于6月3日举行总罢课，并发布宣言。宣言略称：“……夫学生之求学，以卫国也。国如不存，学于何有？我湖南学生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时势之要求，决议自6月3日起，全体罢课，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

6月3日，大多数学校罢课了，只有明德、法专和几个女学校没有罢课。法专代表黎宗烈、邱惟勤对罢课坚持甚力，带领部分同学手持木棒站岗，不许上课，终于达到了罢课的目的。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明德也随即罢课了。法专代表夏正猷身为学联会长，而自己的学校不能带头实行学联的决议，引起了各校学生的不满，遭到攻击。他不久便辞职了，学联改选彭璜为会长，湘雅代表应元岳为副会长，长郡代表彭光球为评议部部长。在这次改选中，我被选为干事部部长。这时，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各省重要城市工商学界，纷纷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到处游行示威，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高潮。

1919年6月中下旬，长沙各校相继放假。毛泽东和湖南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住在商业专门学校，共同商议，指导学生运动。7月9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

在指导学生运动中，毛泽东决心将早已萌发的创办刊物的计划付诸实行。

周世钊回忆说：

从湖南的学生爱国运动进入高潮后，毛泽东常和学联的主要负责人研究提高群众觉悟、巩固革命热情的办法。认为除了加强群众的基层组织外，必须以正确的革命思想武装群众的头脑，才能推动爱国运动的继续前进。因此，有发行一种有高度政治思想性的刊物的必要。

他的意见，很快就得到大家的赞同，决定由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一种评论性质的定期刊物，并推他负主编责任。在他紧张筹备10多天之后，一个形式内容略如当时风行全国的《每周评论》的《湘江评论》第一期于7月14日出版了。

毛泽东在他写的《创刊宣言》中说明了《湘江评论》发行的宗旨。他说：现在世界革命的潮流，是任何力量所不能阻挡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全体人民联合的力量，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彻底解放向强权统治作斗争。《湘江评论》的职责，就在于研究、传播和推行当前世界革命的新高潮。

创刊号的内容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新文艺等等。差不多全部文章都是毛泽东写的。每篇文章都发挥着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都洋溢着不妥协的反抗精神，读起来使人感到痛快和有力量。由于这些文章不但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而且为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和途径，读过这些文章之后，大家觉得累积在心头的焦虑和苦闷得到解除，眼前出现了光明和希望。有人说：“《湘江评论》就是湘江的怒吼。”有人说：“《湘江评论》就是湖南人民的声音。”有人说：“《湘江评论》才算得真正代表人民说话的刊物。”

第一期的《湘江评论》印2000份，一天就卖光，加印2000份，不到3天也卖光。从第二期起印5000份，还不能满足外地读者的需要。当时一个地方的报刊发行到这种数量，是很难的。长沙、湖南全省和武汉、广州、成都等地的青年学生、进步教师，多成了《湘江评论》的好朋友。每期出版，争相阅读。北京的《每周评论》曾在第36期上做了介绍，说：“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2、3、4期连续登载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毛泽东在《民众大联合》这篇文章里，指出：“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倒曹汝霖等一班奸人。而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来发抖，就要舍命飞跑。这是欧洲各国被压迫的人民的斗争方式；采取这种革命办法的首领，是德国的马克思。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接着他又指出，“民众大联合最根本的是农民和工人的组织。农民们应该结成一个联合的组织，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必须由我们自己去求。工人们同样要结成一个联合的组织，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其他如学生、妇女、教员……都应该根据切身的利益和要求，组织起来，进行各种改革和斗争。民众大联合必须这样建立在全国工人、农民为主体，各阶层人民都分别组织起来的基础上，才能有力量，才能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他最后还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全世界为之震动，因而推动了欧亚两洲人民革命运动，因而发生了中国伟大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规模空前深广。在极短的时间内，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由此全国人民觉醒起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起而斗争，谁起而斗争？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湘江评论》只编写了5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套被、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布长衣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朋友想借钱给他添置点必要的衣物，都被他谢却。劝他晚上早点休息，他又总以约稿未齐、出版期迫、不得不多写几篇、少睡几点钟没有关系来回答。

当时热烈欢迎《湘江评论》的人虽多，但恨《湘江评论》骂《湘江评论》的人也不少。他们认为《湘江评论》提倡男女平权、劳工神圣、反对旧礼教、批评孔夫子，是邪说异端、大逆不道。长沙有一家报纸骂《湘江评论》是怪人怪论。

以张敬尧为首的军阀统治集团，则以《湘江评论》正面与他们为敌，公开地批评他们，反对他们，千方百计加以摧毁。他们造出了欺骗群众的谣言说：“过激派到了湖南，不得了！”派军警到承印《湘江评论》的湘鄂印刷公司检查、捣乱。等到第五期还在印刷时，就横暴地封闭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虽然只出版了四期，刊行时间也只1个多月，但它的影响却很深远：不但启发了人民的革命思想，鼓舞了青年的革命斗志，也为各学校、团体办刊物开辟了道路，树立了榜样，使它们如雨后春笋一样地产生出来。在《湘江评论》和各种各样刊物宣传鼓舞下，湖南人民的觉悟提高了，青年斗争的方向逐渐明确了，因此更进一步开展了爱国运动，为此后的驱张运动、工人运动打好了思想基础。

蒋竹如也回忆说：

学联在开展上述种种活动之外，还掀起了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运动。1919年6月10日，学联发行的《救国周刊》在长沙出刊了。除登载有关反日爱国活动的新闻报道外，并著文抨击旧礼教，宣扬新文化。为了巩固群众的革命热情，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学联通过决议，创办《湘江评论》，推毛泽东负责主编。《湘江评论》创刊号于7月14日出版，好些文章都是毛泽东一手写成的。他那时在修业小学教三班历史课，常在深夜为刊物写稿，每期稿件都由我去接取付印。第1、2期各印2000份，3期3000份，4期5000份。除留少部分赠阅、交换和保存外，大部分由学联组成的卖报小组拿到街头叫卖。每份售价双铜元1枚。

《湘江评论》是当时长沙出版的各种刊物中思想性最高、战斗力最强的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博得好评。北京《每周评论》著文介绍，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一方面。第2、3、4期的《民众大联合》，是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这篇长篇论文，就是毛泽东撰写的。由于《湘江评论》宣传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使得张敬尧大为震惊，坐立不安，于是，又拿出他那套查禁封锁的老办法来了。8月中旬，第5期刚刚印好，还未来得及发行，张敬尧派来了军警，闯进商专，封闭了学联和《湘江评论》。我们事先得到了风声，把学联的文件、印章和未卖完的各期《湘江评论》，一篮一篓地转移到河西的湖南大学筹备处去了。学联虽被封闭了，但我们并未被军阀张敬尧的淫威所吓倒。从此以后，毛泽东和学联其他负责人搬到湖大筹备处，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对张敬尧的黑暗统治，进行揭露和抨击。

唐耀章回忆说：

7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负责主编、以学联名义发行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了。这是湖南思想界升起的一面贯彻着“五四”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的鲜艳红旗，开辟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新纪元。《湘江评论》完全用白话，从内容到形式都显示出崭新的战斗姿态。广大群众热烈欢呼《湘江评论》的创刊，各校青年争先购读，奔走相告。记得我当时从落星田学联领取50份《湘江评论》到街头叫卖，刚走到东长街就抢购一空。在《湘江评论》创刊前后，传播新思潮的小型白话刊物纷纷出现，《明德旬刊》也紧接着出版，由我与何硕曼主编。我在旬刊第一期写了一篇《欢呼<湘江评论>出刊》的文章，开头有这样一段：“《湘江评论》出刊了，太阳升起来了，照亮了我们的眼睛；警钟响起来了，震动了我们的耳鼓；启聋发聩，指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要向强权作斗争，我们要摔掉吃人的礼教的枷锁。奴隶般的教育，我们不要了。湖南的青年们站起来了，在《湘江评论》的启发下，做推动新文化、新思潮的先锋，一齐奔向反帝反封建的前线。”这番话应说是当时广大青年共同的心声。其他各校先后出版的刊物有10余种，以湘雅医专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为最突出，蔚成新风。《湘江评论》的发行部设在商专的三楼，由李凤池负责。各地读者争相订阅，每期销数在5000份以上。出到第5期，触怒了张敬尧，认为是宣传“过激主义”，大逆不道，并趁机大打出手，派武装军警到商专查封，同时封闭了湖南学联。各校学生会发行的周刊曾成立一个独立的联合会。各派代表1名参加，我是《明德旬刊》的代表；在毛泽东领导下，每周开会一次，安排内容，力求步调一致，以增加宣传的力量。不久，这些生气勃勃的周刊也陆续被张敬尧所扼杀。这样，这个凶恶的军阀统治者也就引火自焚了。

易礼容也是新民学会的早期会员。他回忆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的情景时说：

1919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当时商业专门学校学生彭璜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由他出面商请毛泽东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定名《湘江评论》。学联会设在长沙落星田商专校内，学校头门墙壁上高高挂起木刻湖南学生联合会会牌。毛泽东住宿在商专教员宿舍内。记得一天早上我去他的住室看望他，朝阳正照在他的夏布蚊帐上，他还未睡醒（当然是夜间工作误了睡眠），我揭开他的帐子看，不料惊动了几十只臭虫，它们在他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想来，不止一夜、十夜臭虫饱尝了主编《湘江评论》的人的血！《湘江评论》只出版了5期就被张敬尧勒令印刷厂停止印刷而停刊了，它就陪伴着会牌被打碎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不能公开活动了！

《湘江评论》是一张小型的四开四版的报纸，报头旁边写着“发行所湖南学生联合会”，是该会的周报。设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湘江评论》前后共出5号，第2号附有“临时增刊”。毛泽东在前4号和临时增刊上共发表文章41篇。

《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第1号上发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明确申明这一主旨。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新兴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很（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

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辨（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的产业没有开发。他们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才，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厉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艺术启导他们。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在于地球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也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1919年8月18日，《湘江评论》被张敬尧查封，《湘江评论》第5号全部被当局没收。然而，政治高压并不能阻挡进步思潮的传播。在毛泽东的主持和影响下，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新湖南》、女子中学的《女界钟》等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统一各校周刊的宣传，毛泽东还提议成立学生周报联合会，由他和《岳麓周刊》主编曹典琦、《甲工周刊》主编符狄梁、《明德周刊》主编唐耀章、《新湖南》主编龙伯坚组成。

《新湖南》，原是长沙湘雅医学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会刊。《湘江评论》查封不久，毛泽东应龙伯坚的邀请，出任《新湖南》总编辑。

1919年9月5日，毛泽东写信给黎锦熙，信中说：

邵西先生：

来示敬悉，承奖甚愧。《湘江评论》出至第5号被禁停刊。第5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7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民铎》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谈到教育，可便说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要想研究，难的又是材料搜集。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长沙的留法班有成立的希望。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一个新生命，先生原是注意这事的。再《平民》已收到了好几份。

泽东

一九一九年九月五日从修业学校寄

周世钊回忆说：

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湖南省内以推动爱国和新文化运动为目的的小型刊物风起云涌地在各级学校刊行。中学的有《明德周刊》《岳云周刊》《女界钟》等，大学的有高工的《岳麓周刊》、湘雅医学院的《新湖南》等，不下数十上百种。大学的刊物以《新湖南》的刊行有着特别的意义。

湘雅医学院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学校。它一贯向中国学生进行亲美、崇美的奴化教育，使其为它的殖民主义服务。多数学生受这种教育的熏染既久，除开读点死书，为个人的名利打算外，从来不大关心国家大事，对政治斗争、社会改革更不感兴趣。但是，五四运动这股汹涌澎湃的浪潮，很快就冲进了湖南，冲进了湘雅。这个平静得像古井似的殖民主义教育场所，也泛起了壮阔的波澜，一些参加了当时爱国运动的学生，居然也办起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的刊物来了。

1919年1月15日，他们的《新湖南》创刊号出版。他们在发刊词里提出的六项宗旨是：一、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二、改造家族制；三、提倡男女平权；四、提倡劳工、反对分利坐食；五、提倡平民教育、反对阶级制度；六、灌输卫生常识。创刊号的几篇文章，主要谈了妇女解放、劳工神圣、废除遗产制度、促进平民教育几个问题。这是他们改革社会的主张，也是他们“新湖南以新中国”的理想。

从来不关心国家社会问题的学生，能够像这样提出改革社会的要求和建设新湖南的理想，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

但是他们虽然提出了改革社会的口号，却又在征稿启事中要求来稿的言论不涉及政治。他们想脱离政治来改造社会，显然是一种糊涂思想！

不久，学院放了暑假，没有几个人能继续替《新湖南》写稿。

这时，《湘江评论》已被禁止发行，湘雅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征得毛泽东同意，从第7期起由他主持编辑。他决心把这个刊物办好，在第7期上写了一篇刷新宣言，说：“本报第7期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期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他为了使《新湖南》周刊能够继承《湘江评论》的精神，每期都写一篇较长的政治论文。同时，对张敬尧的横暴统治做正面的抨击；对当时国际、国内和本省一些重大问题，写出些分析批判的评论和杂感，使读者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

第7期的重要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评新中国杂志》《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内容和形式都与第六期以前迥然不同。大家觉得《湘江评论》复活了！

张敬尧对于反对他的报刊是不允许存在的，所以毛泽东主编的《新湖南》才出了5期，就被迫停刊。虽然只是短短的5期，但已替《新湖南》周刊增添了永不磨灭的光彩，给当时的湖南大学生指出了奋斗的途径。

《女界钟》也是五四时期湖南的一家进步刊物。主编周敦祥回忆说：

那是60年前的钟声，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省的轰鸣，它的创刊是根据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由我和劳君展、魏璧三会友办起来的。它作为《湘江评论》的补充，发出了湖南女界自己争平等、求解放的怒吼。

……

一天我们议论着这件事，有人说：“《湘江评论》停刊了，我们不能换个名字出版吗？”

“对，我们就出个女子的刊物吧！”

这个意见很快就得到大家的赞同。起个什么刊名呢？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一个同志提议，叫《女界钟》吧！钟声是唤起人们的声音，女界钟又是唤醒妇女的声音，这是多么合适的名字啊！事后大家推选我当总编辑，可是我还是个学生！学历浅，没有经验，心里总感到害怕，总怕办不好。

有一天我放了学回家，正在为办《女界钟》发愁，不想毛泽东听说我办刊物还有些胆怯，特意前来鼓励我。他说：“你怕什么，好好搞吧，我们支持你呢！”《女界钟》有了这个有力的支持，我的胆子壮起来了，大约在10月中下旬终于出版了，这是湖南省妇女界的第一声呐喊，它在长沙城里长鸣！

从此《女界钟》就担负起向妇女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任务，唤起更多的妇女冲破孔孟之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藩篱，走上为自由解放而斗争的道路，毛泽东不仅勉励我树立信心，而且还给这个周刊写文章，支持把它办好。记得他给《女界钟》写的第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论述妇女要实现经济独立，这篇文章是为赵五贞自杀事件而出特刊写的。

赵五贞是一位年轻姑娘，在五四运动倡导的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下，她不满于封建包办婚姻，在被迫出嫁时，坐在花轿里自杀了。当时我们从调查中知道，她在出嫁前曾经对她嫂子说过：“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做女子真是背时呵！”过门那天，她请求花轿要从住在远一点的南门外的姐姐家门口过。终于，她怀着对婚姻自由的憧憬，在花轿里用剃刀自刎而死。这是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反抗，用鲜血控诉了孔孟之道的罪恶。

这件悲愤的事情发生以后，毛泽东建议《女界钟》出一特刊附于《女界钟》第4期，陈启民帮我编辑，陶毅、周世钊等写了文章，主张改革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制度，代之以婚姻自主、自由恋爱。湖南《大公报》也展开了讨论，在先后发表的20多篇文章中，有的不仅提出了要改革婚姻制度，而且涉及改革社会制度这一根本问题，因此在长沙市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女界钟》在湖南敲响了捣毁“孔家店”，砸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枷锁的钟声。它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男尊女卑，要求男女平权，教育平等，婚姻自主，社交公开，主张妇女经济独立，同时，反对蓄婢缠足，向社会上展开宣传教育。记得我们还对一些财主家的婢女做过宣传，结果有一个婢女逃出了火坑，同她心爱的人结婚去了。

妇女解放斗争的钟声，使敌人胆战心惊，《女界钟》大概出了4至5期，就被军阀下令封闭了。但是斗争的钟声却是他们封锁不住的，妇女们越来越多地走上了求解放的道路。有的女同学因为参加争取妇女解放活动而被学校当局“默退”后毫不畏惧地冲出男女分校的规范，到男校去读书；一些女同学还参加了新民学会……

1919年八九月间，毛泽东曾设想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以研究现代人生诸问题。这个设想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他曾将自己的想法写成《问题研究会章程》，并寄给邓中夏征求意见。同年10月23日，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上发表启事，全文刊登了这个章程。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也因此而得以保存下来。

邓康启事

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一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问题研究会章程

第一条 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

第二条 下列各种问题及其他认为有研究价值续行加入之问题，为本会研究之问题。

（一）教育问题——

（1）教育普及问题（强迫教育问题）;（2）中等教育问题；（3）专门教育问题；（4）大学教育问题；（5）社会教育问题；（6）国语教科书编纂问题；（7）中等学校国文科教授问题；（8）不惩罚问题；（9）废止学校问题；（10）各级教授法改良问题；（11）小学教师知识健康及薪金问题；（12）公共体育场建设问题；（13）公共娱乐场建设问题；（14）公共图书馆建设问题；（15）学制改订问题；（16）大派留学生问题；（17）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

（二）女子问题——

（1）女子参政问题；（2）女子教育问题；（3）女子职业问题；（4）女子交际问题；（5）贞操问题；（6）恋爱自由及恋爱神圣问题；（7）男女同校问题；（8）女子修饰问题；（9）家庭教育问题；（10）姑媳同居问题；（11）废娼问题；（12）废妾问题；（13）放足问题；（14）公共育儿院设置问题；（15）公共蒙养院设置问题；（16）私生儿待遇问题；（17）避妊问题。

（三）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

（四）孔子问题

（五）东西文明会合问题

（六）婚姻制度改良及婚姻制度应否废弃问题

（七）家族制度改良及家族制度应否废弃问题

（八）国家制度改良及国家制度应否废弃问题

（九）宗教改良及宗教应否废弃问题

（十）劳动问题——

（1）劳动时间问题；（2）劳工教育问题；（3）劳工住房及娱乐问题；（4）劳工失职处置问题；（5）工值问题；（6）小儿劳作问题；（7）男女工值平等问题；（8）劳工组合问题；（9）国际劳动同盟问题；（10）劳农干政问题；（11）强制劳动问题；（12）余剩均分问题；（13）生产机关公有问题；（14）工人退职年金问题；（15）遗产归公问题（附）。

（十一）民族自决问题

（十二）经济自由问题

（十三）海洋自由问题

（十四）军备限制问题

（十五）国际联盟问题

（十六）自由移民问题

（十七）人种平等问题

（十八）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

（十九）民众的联合如何进行问题

（二十）勤工俭学主义如何普及问题

（二一）俄国问题

（二二）德国问题

（二三）奥匈问题

（二四）印度自治问题

（二五）爱尔兰独立问题

（二六）土耳其分裂问题

（二七）埃及骚乱问题

（二八）处置德皇问题

（二九）重建比利时问题

（三十）重建东部法国问题

（三一）德殖民地处置问题

（三二）港湾公有问题

（三三）飞渡大西洋问题

（三四）飞渡太平洋问题

（三五）飞渡天山问题

（三六）白令英吉利直布罗陀三峡凿隧通车问题

（三七）西伯利亚问题

（三八）斐律宾独立问题

（三九）日本粮食问题

（四十）日本问题

（四一）朝鲜问题

（四二）山东问题

（四三）湖南问题

（四四）废督问题

（四五）裁兵问题

（四六）国防军问题

（四七）新旧国会问题

（四八）铁路统一问题（撤销势力范围问题）

（四九）满洲问题

（五十）蒙古问题

（五一）西藏问题

（五二）退回庚子赔款问题

（五三）华工问题——

（1）华工教育问题；（2）华工储蓄问题；（3）华工归国后安置问题。

（五四）地方自治问题

（五五）中央地方集权分权问题

（五六）两院制一院制问题

（五七）普通选举问题

（五八）大总统权限问题

（五九）文法官考试问题

（六十）澄清贿赂问题

（六一）合议制的内阁问题

（六二）实业问题——

（1）蚕丝改良问题；（2）茶产改良问题；（3）种棉改良问题；（4）造林问题；（5）开矿问题；（6）纱厂及布厂多设问题；（7）海外贸易经营问题；（8）国民工厂设立问题。

（六三）交通问题——

（1）铁路改良问题；（2）铁路大借外款广行添筑问题；（3）无线电台建设问题；（4）海陆电线添设问题；（5）航业扩张问题；（6）商埠马路建筑问题；（7）乡村汽车路建筑问题。

（六四）财政问题——

（1）外债偿还问题；（2）外债添借问题；（3）内债偿还及加募问题；（4）裁厘加税问题；（5）盐务整顿问题；（6）京省财权划分问题；（7）税制整顿问题；（8）清丈田亩问题；（9）田赋均一及加征问题。

（六五）经济问题——

（1）币制本位问题；（2）中央银行确立问题；（3）收还纸币问题；（4）国民银行设立问题；（5）国民储蓄问题。

（六六）司法独立问题

（六七）领事裁判权取消问题

（六八）商市公园设建问题

（六九）模范村问题

（七十）西南自治问题

（七一）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

第三条 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

（一）哲学上之主义

（二）伦理上之主义

（三）教育上之主义

（四）宗教上之主义

（五）文学上之主义

（六）美术上之主义

（七）政治上之主义

（八）经济上之主义

（九）法律上之主义

（十）科学上之规律

第四条 问题不论发生之大小，只须含有较广之普遍性，即可提出研究，如日本问题之类。

第五条 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如华工问题之类。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如孔子问题及三海峡凿隧通车问题之类。

第六条 问题之研究，注重有关系于现代人生者。然在未来而可以预测之问题，亦注意之问题。在古代与现代及未来毫无关系者，则不注意。

第七条 问题研究之方式分为三种——

（一）一人独自之研究

（二）二人以上开研究会之研究

（三）二人以上不在一地用通函之研究

第八条 问题研究会，只限于“以学理解决问题”。“以实行解决问题”，属于问题研究会以外。

第九条 不论何人有心研究一个以上之问题，而愿与问题研究会生交涉者，即为问题研究会会员。

第十条 会与会员间，会员与会员间，只限于“问题研究”之一点，有关此外之关系，属于问题研究会以外。

第十一条 问题研究会，设书记两人，办理会中事务。

第十二条 问题研究会，于中华民国八年西历1919年9月1日成立。问题研究会章程，即于是日订定，且发布。

1966年4月20日，周世钊回忆说：问题研究会“是拟划中的东西，它没有会员、组织，也没有开过什么会”。会章“是毛泽东草拟的”，所列问题“全由毛泽东提出”。尽管如此，它毕竟表示了毛泽东当时对国际、国内大事的思考。

发起驱张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后期，毛泽东在湖南发起驱张运动，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再次推向高潮。在领导驱张运动期间，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他的思想深处正酝酿着一次根本性的变化，酝酿着一次飞跃。

张敬尧是湖南督军兼省长，字勋臣，安徽霍邱人。曾任过北洋军第七师师长，苏鲁豫皖四省边境剿匪督办，是一位典型的封建军阀。

1919年12月2日，新组建的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各界，在省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被张敬尧派其弟张敬汤率兵驱散。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由此揭开帷幕。

萧三回忆说：

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愈加横暴、凶恶，剥削压迫愈加残酷，湖南人的反抗就愈加激烈。10多万北兵在湖南各县“清乡”，杀人、放火、掳丁、派伕、强奸妇女、抢劫牲畜、财物……使得人民叫苦连天，全省各阶层的人都痛恨“张毒”。

湖南的某些士绅阶级、政界名流，早就在省外——上海等地进行过反对张敬尧的活动，但是他们没有本省人民群众运动做基础，所以只起了点宣传的作用。

那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南》等报刊的启发和号召之下，全省的人民群众，首先是知识青年学生群众和文化教育界都动员起来了，反张运动渐渐成为真正的群众行动。

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等期刊虽然已被封禁，但一批积极分子仍然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做秘密的活动——首先是驱张运动。

11月里，湖南学联发出“再组宣言”，继续公开活动。12月初又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一次焚毁日货的示威大会。这次除学生外，工人、店员也参加了。张敬尧的四弟张敬汤骑着马，带着一营队伍来镇压。他破口大骂男女学生为男女土匪，湖南人都是土匪，并且叫兵士把台上的人拖下地来，要他们跪下，打他们的耳光……

这是对学生、教育界以及全湖南人一种很大的侮辱。人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这时候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起了激烈的冲突。直系的吴佩孚在进攻湖南时本是很出力而有“功劳”的，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位置却被皖系张敬尧占去了，吴佩孚只被派驻衡阳，心里很不高兴。驻在常德的冯玉祥对张敬尧也表示不满。

毛泽东分析了这种情况，认为张敬尧已处于孤立的地位，驱逐他出湖南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只要人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就可以达到驱张的目的。首先就是学生和教育界的有组织的行动。

焚毁日货时，湖南人受了很大的侮辱，这是一个导火线。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的会员们和学联的积极分子，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省外的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经过他们的日夜紧张活动，全省各学校的学生一致罢课表示反张。湖南学联用中等以上学校13000个学生的名义发出宣言：“张毒一日不去，学生一日不返校。”

这一行动得到全省各界的同情。

周世钊的回忆更为详细生动：

提起张敬尧，湖南人民没有一个不切齿痛恨的。一般人谥他为毒，比他为虎，恨他更远在汤芗铭、傅良佐一些统治湖南的北洋军阀之上。他从1918年的夏天打败谭浩明，做了湖南督军兼省长之后，没有做过一件好事情。他放纵他所带来的“北兵”到处奸淫、掳掠、放火、杀人。他们到哪里，哪里的商人就得停止营业，农民就逼得不敢种田。纵在风雨之夜，也要藏躲到深山密林中去；如果没有躲藏得及，落入了他们的手中，就一定要受到凌辱、劫夺和种种难以想象的痛苦。常常弄得几十里内空无人烟。长沙城内城外和附近郊区，也常常发生商店被抢劫、妇女被轮奸、居民被惨杀的案件，见之于长沙报纸上记载的一年之间不下五六十起。他想尽一切办法刮钱，除大量贩运鸦片、巧立名目加收盐税之外，还设立裕湘银行、日新银号，滥发纸币。单以铜元票来说，就发出1万万串以上，银元票发行量也极大。纸币既不兑现，自然就一再贬值，1钱买不到3根油条。教育经费常拖欠五六个月不发，公立学校的师生，常至断炊。弄得学生退学，教师罢课，学校纷纷关门。他的3个兄弟敬舜、敬禹、敬汤，倚仗兵势，助桀为虐，招权纳贿，横行霸道。人民群众这样形容他们：“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大家发出悲痛的呼声：“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泽东看到张敬尧的罪恶与日俱增，人民的痛苦到了不可再忍的程度，于是在《湘江评论》被封后就开始进行驱逐张敬尧的秘密活动。他领导被封复组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借检查日货，以坚持反日爱国运动，并与张敬尧对抗。到了1919年12月2日，因张敬尧张敬汤兄弟压迫人民的爱国运动，阻止焚烧日货，侮辱学生代表，于是大规模公开的驱张运动爆发了。

早几天，湖南国货维持会学生调查组在火车站起获了同仁裕等各家所购进日货布匹、南货，数量很多。经评议部议决，于12月2日举行游行示威后，将所起获的日货全部焚毁。

这天天气晴朗。修业学校的中小学的学生和教师，刚吃过早饭就急忙整队出发，去参加示威游行。冬天的太阳照在年轻人绯红的脸上，照出他们内心的愤怒和兴奋。学校的队伍跟着游行大队，走过东长街、青石桥、八角亭、坡子街、西长街，向教育会坪前进。大队的前面，由军乐队引导。一些身强力壮的纠察队员抬着要焚烧的日货走在军乐队后面。男女学生约5000人走在纠察队后面。大队的两边，学生用手挽着用日货布匹联成的长布条，正像出丧时送葬人执绋一样。队伍走过洋货店门口时，“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的口号叫得特别响亮。洋货店悬挂放盘赠彩、七折八扣等旗帜的，都被取掉。下午1时，游行示威的队伍已经齐集在教育会坪。一大堆日货摆放在坪中央，学生和旁观的将达万人，围绕着日货站成多层的圈圈，等候着日货的焚毁。

正当学联负责人和各校学生代表站在特设的台上讲演焚毁日货的意义时，张敬尧的参谋长张敬汤穿着长袍，骑着马，带领一营兵，一连大刀队，冲进坪中，指挥他的兵从内外两面将学生紧紧围住。他自己往台上一站，破口大骂：“放火、抢东西，就是土匪；男学生是男土匪，女学生是女土匪。对土匪还要讲道理吗？打啦，办啦，就是道理！”讲到这里，他叫大刀队压着在台上的学生代表跪下，并打他们的耳光。他又在台上顿足大呼：“坪中的学生都回去，不许停留！”几百个兵立即用枪上的刺刀对着学生的胸膛，逼着他们离开会场。全体学生带着愤怒的心情回到学校。大家觉得今天受了极大的侮辱，难堪到了极点；但不知怎么办才好。

当天晚上，毛泽东约集了学联负责人和一部分学校的学生代表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省外的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他向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驱张已经具备了有利条件：青年学生的愤怒，全湖南省人民的愤怒，全国舆论的抨击，直皖两系狗咬狗的斗争，都使张完全陷于孤立，陷于四面楚歌之中，这回的压迫爱国运动，侮辱学生，更是引火自焚的举动。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坚决把张敬尧赶走，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湖南3000万人的生命。

学联的干部连日四处活动，酝酿学校总罢课。但有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对罢课、驱张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有的主张驱张，但不主张罢课。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第一步要说服教师，第二步要说服学生。于是，他和湖南健学会一些骨干分子如陈润霖、张孝敏、易培基、赵鸿钧等商量，由健学会召集会员开会，统一对罢课驱张的认识。健学会的会员多半是各校比较有威望的校长、教师，由他们发动其他教师，进一步发动学生，容易发生效果。他又在学联召开的各校学生代表会上讲了话。他说：“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卖国政府、封建军阀的斗争，也就是此时此地的具体的爱国行动。平时大家都赞成爱国，赞成改造社会，现在就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了！”他激动的感情，坚定的语气，使大家感动，对表决总罢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除福湘、艺芳两女校外，长沙全体专科学校、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相继罢课，学联代表中学以上的学校的13000多名学生发布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宣言。

1919年12月3日左右，毛泽东做出组织赴北京等地驱张请愿代表团的决定。12月6日，赴京请愿代表团离开长沙北上。

蒋竹如回忆说：

12月3日下午，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等都在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里开会，我也参加了。毛泽东是会议主持人，对形势做了透彻的分析。决议发动各校学生长期罢课，组织驱张请愿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三地活动，利用各方面力量驱逐张敬尧。会后，毛泽东嘱我立即去学联布置全市学生罢课运动，尽先组织赴京代表团。我到学联没有找到徐庆誉、张国基，便和评议部长彭光球商量好，马上发出通知，请各校学联代表于4日上午到学联开会。届时，各校代表到齐了，正副会长及各部负责人都到了。会上，我提出了枫树亭的决议。接着彭光球发言，他慷慨陈词，赞成罢课。随后各校代表相继发言，意见有分歧，但绝大多数是赞成罢课的。最后通过决议：一、组织驱张学生请愿代表团赴北京请愿，要求撤惩张敬尧；二、各校在12月6日一律罢课，同学自动回家，不许走漏消息；三、长期罢课，张敬尧不离湖南，学生不回校；四、各校学联代表向学校当局交涉退还伙食费，作为学生回家旅费。

我回到第一师范，当晚即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通过学联的决议。并由大会推举我和钟秀两人为赴京请愿代表团代表。会后，我向一师当局交涉，退出学生入学时所交押金，作为罢课后回家的旅费。12月6日，一师学生全体罢课，各人捆好行李回家去了。其他学校学生，绝大多数也都罢课回家了。张敬尧对学生的行动是很注意的，防范严密。学联怕走漏消息，影响代表行动，便通知各校参加请愿的代表，于6日下午起分批出发，尽快离开长沙。

先是，在学联决定长期罢课的那天晚上，派了易礼容代表先赴汉口明德大学商借两间房子，作为代表团在汉口停留的地方。因为毛泽东在长沙布置后方工作和组织赴衡阳、常德的请愿代表团，不能同我们去京的代表一道行动，我们需要在汉口等他，这是他亲自布置的。

我们自长沙出发前，毛泽东还邀集大家谈了一次话，主要是如何检点行动，避开张敬尧的耳目。因此，我们分作好几批出发，每批二三人或三四人不等，彼此不打招呼。我们到汉口后住在明德大学，和旅鄂湘籍学生取得了联系，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随后，毛泽东来了，于12月17日继续乘车北上。到京后，全体代表住在马神庙北京大学寄宿舍，毛泽东和由沪来京的傅熊湘等则住在相隔不远的毗卢寺。

张国基回忆说：

驱张运动既已表面化，毛泽东就召集各公团代表开联席会议，布置下一步的工作。他说首先要利用军阀与军阀之间的矛盾，展开联合斗争运动。1918年初，南北军阀混战时，南败北胜。北军打头阵进入湖南的是吴佩孚。吴是北军大将，且立首功，应该获得湖南督军兼省长的位置。可是掌握北洋军政大权的段祺瑞，是皖系的头目，所以他把湖南省的这个肥缺，给予了皖系的张敬尧，反叫吴佩孚冷冷清清地驻军衡阳，为他保卫长沙的南大门，以监视驻在郴州的谭延闿的南军。吴心怀不满，且与张敬尧有隙。其次是冯玉祥，他虽是安徽人，可是属于直系。当时他虽只是个旅长，可他在北洋军阀中有善战的声誉，他也不被重视，叫他驻在常德，为张敬尧守卫西门，以拒桂军。因此冯也久怀怨望。还有李根源，率一个师驻长沙任卫戍司令，看到张氏兄弟的横行霸道，也很不满意。当时毛泽东把军阀之间的这些矛盾分析得清清楚楚，于是就决定以湖南省各公团联合会的名义，派出代表分途游说，请他们协助驱张。会上指定我去衡阳找吴佩孚；石盛祖去常德找冯玉祥；蒋竹如、陈纯粹去郴州找谭延闿；长沙的李根源另找人去联络。

布置一定，马上分途出发。我拿着公团代表证和介绍函件，从长沙乘轮船到湘潭（因湘江水落，不能乘小火轮直达衡阳），在湘潭住易礼容亲戚家两天，然后雇小舟去衡阳，住在衡阳市西湖的教育会里。先通过联络，见到吴的参谋长，说明来意，请他与吴佩孚商约会见时间。过了三天之后，参谋长即来西湖教育会，接我去吴的司令部办公室，坐不一会，吴就出来接见我。坐定寒暄之后，他就屏退左右侍卫，连参谋长也叫走了。待我把张敬尧治湘秕政陈述之后，他就说：这些情况，早有所闻，不过我是政府任命的军人，不便出面直接干预政治。湖南人民所受苦难与不满，我也知道和同情。你回长沙后，请你转达各公团，叫他们忍耐一下。我虽无法协助，但你们的意见，待有机会时，我会反映上去的。还有长沙方面的李司令，他会就近加以保护。说到这儿，我就乘机请他写一信给李根源司令，他应允了。我们密谈约一个小时，他起立送客，仍由参谋长送我回西湖教育会，嘱我安心等候吴的亲笔信。两天以后，参谋长把吴的亲笔信送来。我把吴的信收妥后，就离衡阳回长沙。回到长沙，我先把吴的信交给毛泽东，并做了详细汇报。接着常德郴州的代表也相继回到长沙，工作都进行得顺利。不过长沙城里形势紧张，张敬尧正在做垂死挣扎，到处抓人。因此我们白天只能开秘密会议，晚上还要雇小舟睡在橘子洲畔的江面上。

由于张敬尧不发教育经费，1919年秋季，学校都开不了学。经过示威、请愿等大小斗争，才获得少量经费，迟迟于10月开学。学生一到校，革命声势又高涨起来，到11月下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勾结日帝的卖国贼、焚烧日货的大示威又一齐爆发。张敬尧看到革命潮流来势凶猛，他就狗急跳墙。12月初的一天，当长沙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时，张派来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向革命群众进行疯狂镇压。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不怕流血牺牲，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斗争。

张敬尧镇压革命群众的残酷暴行，激起了长沙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这天晚上，毛泽东又召集新民学会和学联紧急会议，讨论如何把驱张运动推向新高潮。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工农群众、青年学生发动起来，与张敬尧进行坚决斗争。并决定了新民学会和学联下一步的行动。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武汉、广州以及衡阳、常德、郴州等地活动，争取全国的同情和支持。许多会员都参加了代表团。毛泽东和会员李思安等经武汉赴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赴北京。在北京，他联合湖南在京各界，组织了旅京湖南各界驱张委员会，并在北京办了一个“平民通讯社”，专门报道驱张活动。彭璜、易礼容、何叔衡、夏曦等人从1919年下半年起先后赴上海、武汉、衡阳活动。彭璜等人在上海办了《天问》杂志，宣传驱张。到1920年5月，北洋军阀中的直系首领冯国璋、曹锟与皖系首领段祺瑞、徐树铮利害冲突激烈，战争即将爆发，因此吴佩孚急着要撤兵北上，以加强直系力量，压制皖系。这时吴在衡阳的北军又与在郴州的谭延闿的南军取得默契，从5月下旬起，吴佩孚率所部由衡阳撤军，顺湘江而下，经长沙径去武汉。吴军北退一步，谭军跟着前进一步。张敬尧所部皖军人数虽多，但因军纪松弛，毫无战斗力，在南军随吴军拥至时，张敬尧就不战而溃。1920年6月11日，张敬尧仓皇逃出长沙，南军随后追赶。到6月底，张敬尧部队全部被赶出湖南，驱张运动获得全胜。

李思安回忆说：

张敬尧的残暴统治，激起了湖南人民的痛恨和反对。毛泽东早在1919年春夏就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积极组织驱张运动，为使湖南驱张运动在全国造成声势，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毛泽东决定派驱张代表团分途前往北京、上海等地活动，他亲赴北京。

出发之前，毛泽东选择了一个较为隐蔽的小学（正在修建，可能是楚怡）开会，毛泽东亲自规定以“人格”为口号，与会者要回答口号才准入会场。毛泽东之所以拟定以“人格”做口号，是因为1919年12月2日在教育坪烧日货时，张敬汤骂学生做“土匪”，伤了我们的“人格”，意思是激励大家到会，积极从事驱张运动。当时，驱张代表团思想不统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多数人很坚决，主张立即罢课，直到张敬尧滚出湖南为止；也有少数人摇摆不定，怕误功课，不同意罢课。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鼓励大家满怀信心，勇敢战斗，不要中途而废。

我们1919年12月7日（可能是17，只记得有个“7”字）分途去武汉。毛泽东提议路上看到熟人不要打招呼，到汉口再集合，这样，免被张敬尧的走狗发觉。记得我和徐瑛在长沙上车，到霞岭（注：可能是霞泥）见到蒋竹如上车。出发之前，毛泽东就同既是长沙明德中学校长，又是汉口明德大学校长的胡子静联系好了，我们到汉口就住明德大学。在汉口，毛泽东布置我们分途做宣传发动工作，动员旅鄂湖南学生同我们一道驱张，并串联湖北学生支持我们的驱张运动。这样做，不仅使湖南驱张运动声势浩大，而且也促进了湖北学生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12月上旬，请愿代表团在武汉会合，商定赴北京请愿计划。

汪国霖回忆说：

毛泽东在代表到达后，召开联席会议，正式组织两个代表团，开始活动。首先发表宣言，数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向武汉各校学生会联系，得到武汉学联发表宣言，支持驱张斗争，并电责张敬尧摧残爱国运动。

湖南学生、乡民代表团在汉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由毛泽东将张敬尧罪恶做了简明报告，并说明驱张是全国人民的责任，要打倒卖国头子段祺瑞，首先要驱张，剪除段的羽翼。希望新闻界主持正义，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

另据李伯刚回忆：

毛泽东搞驱张运动来武汉，住在武昌利群书社近一星期，和恽代英见过几次面并谈了话。恽代英也没有对我们传达，只是在和我们交换意见的时候，对今后的具体做法谈到了毛泽东的3点意见：一、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与利群书社紧密联系，互相支援，文化书社没有和外界挂钩时，其书由利群书社寄湘。二、毛泽东建议湖北派几名进步学生到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接受新思想，因为第一师范当时比较进步。三、在湖南办一个织布厂，因为轻工业工人多，联合工人，毛泽东认为是个好办法。后来这3件事都办到了。

毛泽东发“驱张宣言”是在利群书社，住了两天以后才交给我发的。毛泽东把“驱张宣言”交给我，信已经封好了，是印刷品，封面也写好了，是寄给各省的大报馆和各社会团体的，他交给我说：“这些文件，请你拿到汉口去寄，不要在武昌报邮。”“宣言”大概有百份左右，我拿到汉口去是一处一封分散寄的，这样敌人发现也只发现一封。主席给我发“驱张宣言”的时候，是快要离开的前二三天，住了二三天才给我的。

12月18日，湖南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毛泽东到北京之后，立即投入驱张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中去。

李思安回忆说：

在汉口大概停留10天，我们便一同上北京。记得是严寒天，我们在北京过春节，男生住在北大三院附近的马神庙，我们女生开始住在同学的亲戚家里，后也搬到马神庙。北京是五四运动策源地，学生觉悟都较高，他们对我们驱张代表团热烈欢迎并积极支持。到京之初，我们到新华门当时的徐世昌总统府请愿。我记得，大雪天，我们从一个安了很多电灯的大桥经过，来到总统府前，哨兵的枪都上了刺刀。我们一点也不怕，向他们讲述张敬尧的罪行，争取他们的同情。总统府不接见，我们一连去了好几天。路上，我们议论纷纷，毛泽东也时而插两句中肯的话，时而讲两句诙谐的话。经过几天的斗争，内阁总理靳云鹏的秘书长才不得已答应公民、教职员、学生各派代表2人谈判。毛泽东是公民代表，教职员代表是杨遇夫，我和柳敏为学生代表。记得杨遇夫声色俱厉，拍桌打椅质问秘书长：湖南学生离乡背井，来这么多人，你们为什么不接见？湖南闹得这么凶，你们为什么不解决？秘书长被骂得哑口无言。直到1951年毛泽东接见我们时，还问我：“你还记得那次到新华门坐冷板凳吗？”

请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还得靠群众自己起来斗争。在毛泽东的布置下，我们在湖南会馆召开在京湖南学生大会，还把躲在北京的13个湖南议员拖到会场，要他们签名同意我们驱张。记得毛泽东当时身穿黄呢子大衣，揭露了张敬尧的罪恶，讲了湖南人民的痛苦，并表示坚决跟张敬尧斗争到底，直到张滚出湖南。彭璜接着发言，我第三个讲话，本要我讲张敬尧烧株洲的罪行，因我讲话不喜欢别人限制，要求不出题目。毛泽东说，那好吧，就随便讲。我上台发了一通议论，台下好多人还流了泪。1951年毛泽东接见我时，还谈及此事：“你还记得那次在湖南会馆讲话时，慷慨激昂，义愤陈词吗？”

在北京，我们举行了驱张示威游行，参加的人很多，队伍前列有许多揭露张敬尧罪行的大牌子，记得有“祸国害民的张敬尧”“贩卖鸦片的张敬尧”等，还把在武汉车站拍摄的张敬尧贩卖鸦片的照片拿出示众，使张声名狼藉。

毛泽东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宣传驱张运动，以此大造舆论，使张敬尧在全国比狗屎还臭，真成为过街老鼠。

周世钊回忆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情景时说：

在北京的一段时间，恰是冰雪满街、寒风凛冽的天气。毛泽东和代表们每日奔走各处，联络湖南学生、湖南议员和湖南在京的名流、绅士，向他们宣传驱张的意义。最后才在湖南会馆开了一次大会，使大家在驱张请愿书上签了名。但当他们向北洋军阀内阁总理请愿时，被拒绝接见，毛泽东和代表们好几次在新华门前坐了几个钟头的冷板凳。

毛泽东觉得向军阀政府请愿，绝不会发生实际效果，他们来北京请愿，不过是向全国人民揭露张敬尧的罪恶，表示湖南人民驱张的决心，以取得舆论的支持而已。这个任务完成之后，他分派一部分代表南往衡阳、郴州，利用军阀间的矛盾，促吴佩孚、谭延闿驱张。他自己于1920年4月到了上海，联络旅居上海的湖南人，要把驱张运动进行到底。这时候，他的生活很艰苦，靠接洗衣服吃饭。但接送衣服要坐电车，洗衣服所得又半耗于电车费。他不以此为意，除日夜做驱张活动外，还和在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商讨了改革会务的问题。

这年6月间，张敬尧迫于群众的压力，又因吴佩孚从衡阳撤兵，谭延闿的湘军长驱直下，不能在湖南立足，于是仓皇逃去。驱张运动至此胜利结束。

《新湘评论》编辑部在根据大量文献资料和访问记录写成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详细记叙了毛泽东在北京领导驱张运动的情况。书中写道：

毛泽东到达北京后，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亲自担任社长。通讯社从22日开始，向全国一些主要报刊发稿。“每日发之稿件百五十余份，送登京、津、沪、汉各报。”毛泽东当时住在北长街99号一个名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大殿中一张长长的香案上，放着油印机和一些文具、书籍、稿件，这就是他工作的地方。白天，他组织和领导驱张运动，奔波忙碌；晚上，就坐下来编写稿件。北京的隆冬，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福佑寺东墙外的故宫护城河已经结冰。不知有多少个寒气袭人的夜晚，毛泽东坐在香案旁，在昏黄的灯光下，时而凝神沉思，时而振笔疾书。他通过这一篇篇稿件，把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和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传布到全国，教育和鼓舞了广大群众，推动了驱张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他和代表们奔走呼号，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等，向他们宣传驱张的意义。28日，在前门外的湖南会馆召开了千人大会，由赴京代表报告了驱张的形势，控诉了张敬尧的罪恶，明确而坚定地表示驱张的决心，获得了到会的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在此期间，毛泽东与“辅社”建立了密切联系。“辅社”即“辅仁学社”，取名于“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意思。它原是湖南长沙长郡中学的一个以学生为基础的学术团体，成员有30余人，成立略早于新民学会。到五四运动前后，由于大多数成员或出国留学，或到北京等地读书，该社逐渐停止了活动。毛泽东到北京后，主动与辅社在京的成员联系，动员他们参加驱张运动，使他们成了驱张的一支重要力量。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和邓中夏及在京的辅社成员，在陶然亭商讨驱张斗争，并合影留念。

1920年1月28日，雪花飞舞，北风劲吹。中午12时，湖南驱张代表团和北京部分革命群众组成的游行队伍，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手执写着控诉张敬尧罪恶的小旗子，迎着寒风，踏着积雪，分别从前门、后门、西华门出发，浩浩荡荡地涌向伪总理府新华门，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一路上口号声此起彼落，愤怒的群众，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把往日军警戒备森严的新华门，变成了革命人民声讨军阀的战斗阵地。在向军阀政府示威之后，群众队伍又冲向总理私宅。在这里，毛泽东率领其他五名代表，同反动官僚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历数了张敬尧祸湘虐民的20多条罪状，表达了3000万湖南人民的战斗意志。最后，他们将游行群众手执的写有张敬尧罪状的旗子，收拢了一大捆，交给反动政府的代表，以示抗议。2月4日，毛泽东再一次率领驱张代表团到伪总理府请愿。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员龟缩在新华门内，不敢露面。

在驱张运动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尖锐复杂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新民学会会员中，有人曾提出意见：“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针对这种错误思想，毛泽东对驱张运动的意义进行了讲解，他指出，驱张运动虽然“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但是，“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当时，社会上有一股反动势力，千方百计地对驱张运动进行破坏和捣乱。他们网罗了一些反动的官僚、议员、绅士和所谓“社会名流”，七拼八凑地组织了“旅京湘事维持会”和“湖南旅京各界联合委员会”。有的公开保张，有的摆出一副貌似公正的姿态，表面上假惺惺地喊着“驱张”，实际上干着明反暗保的勾当。当阴谋被揭露以后，他们又利用报纸杂志，煽阴风，放暗箭，诬蔑攻击驱张运动。毛泽东对这两个保张团体，进行了坚决的抨击。他第一个署名的《湖南驱张代表电讨保张团》的电文，一方面控诉了张敬尧的罪恶，指出：“三年以来，湘民之困苦颠连，九死一生，家无应门之童，野有自缢之女，何一非张敬尧之所赐？”一方面又一针见血地揭露“旅京湘事维持会”是卖身投靠反动军阀的“保张团”“卖乡党”，他们“受张多金，纠合三数私党，为骗钱计，不惜卖乡媚敌，都中同乡，差与为伍”。对于保张集团在社会上散布传单，“以伪乱真，浮词耸听”的罪行，也一一给予痛斥。电文还重申了湖南人民要以“驱张除奸为职志”，坚决和“保张团”“卖乡党”斗争到底的决心，号召大家起来“共击卖乡保张之贼”。经过毛泽东和驱张代表团的坚决斗争，保张团体终于土崩瓦解了。

粉碎了反动势力的破坏捣乱，纠正了内部少数人的错误思想和糊涂认识后，驱张运动迅速地扩展。京、津、沪、汉等地的报刊，连续登载了有关湖南人民的驱张活动及各界团体声讨张敬尧的文章。去上海的代表团和原在上海的反张组织“湖南善后协会”，出版了《天问》《湖南》等刊物，宣传驱张。《天问》周刊明确宣告：“宗旨以排去张毒为初步，铲除军阀为究竟。”京、津报纸发表了《政府尚不撤办张敬尧耶！》《张敬尧可以已矣！》的时评。全国各地许多学生团体，纷纷发表要求惩办张敬尧的宣言、通电，全国各界联合会发表《声讨张敬尧通电》，全国学生联合会致书张敬尧，请他“引咎自退”，走为上计。甚至在国外留学的湖南学生也通电讨张。去衡阳的代表团利用直皖军阀的矛盾，要求吴佩孚派兵驱张。吴佩孚是直系军阀的大将，1918年直皖联军攻入湖南时，他的“战功”最大，但是皖系军阀张敬尧捷足先登，爬上了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宝座，而他却被投闲置散地派驻衡阳，以监视湘军头目谭延闿，保护张敬尧。吴佩孚对张敬尧早已心怀不满，因此当代表团要求他派兵驱张时，他即答应设法。何叔衡等同志趁机将衡阳的学生组织起来，并出版了《湘潮》周刊，大力宣传驱张。

1920年4月11日，在驱张斗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在上海，他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用“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名义，同支持驱张斗争的各界人士进行联络，指导驱张刊物《天问》的编辑工作，并亲自为7月4日发行的《天问》第23号撰写了《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同往常一样，生活还是那样艰苦朴素。当时住在一起的5个人，自己煮饭，轮流值班，吃的大都是油盐蚕豆拌大米煮成的饭。随同毛泽东来上海的两名公民代表住在亭子间里，一位女学生代表住在灶披间，毛泽东和另一位学生代表住在前楼，床上铺的盖的都是自己带来的蓝底印花土布被褥。而床头上，桌子上，则大堆大堆地放着长沙、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出版的书刊。为了推动驱张斗争进一步向前发展，毛泽东常常工作到深夜。

驱张运动的烈火越烧越旺，张敬尧在省内外一致声讨的情况下，惶惶不可终日，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为了进行垂死挣扎，他加紧了镇压活动：明令查办何叔衡同志等教育界驱张代表，通告全国把何叔衡同志等从教育界开除，“永不叙用”；通令各校开除学生代表，强指学生代表“是过激党”，公开公布名单，下令军警通缉；并强令各校开课，三令五申地严禁学生组织社会活动。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针对张敬尧的倒行逆施，各校学生采取了巧妙的斗争手段，如利用旅馆、茶楼做活动场所；发表宣言，劝阻学生入校，另设各种临时补习学校；组织剧团，编演反帝反封建的新剧；暗中为代表团筹款，等等。这样，尽管张敬尧的警察厅采取了各种恫吓手段，也无法把学生的驱张活动镇压下去。

这时，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的矛盾已接近爆发，驻湖南的直军急欲撤兵北上以集中力量。1920年5月，吴佩孚部由衡阳北撤，湘军头目谭延闿、赵恒惕得到吴佩孚的默契，跟在他的后面，步步紧逼长沙。张敬尧处在舆论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孤立无援，不得不于6月间仓皇逃离湖南。毛泽东等领导的驱张运动，经过10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它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封建军阀，教育和发动了人民群众，推动了全国的反军阀运动。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多次见到湖南一师时的老师黎锦熙。黎锦熙回忆说：

1919年底，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这年5月在北京兴起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这革命风云激荡的重要历史时期，毛泽东于7月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积极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同时，又领导了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张敬尧自1918年3月率军进驻湖南当了督军兼省长以来，伙同他的3个兄弟，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弄得民不聊生，怨声四起。湖南人民愤怒地控诉说：“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面对张敬尧的残酷压迫和统治，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各校总罢课，组织了以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的“湖南驱张请愿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常德、郴州等地。毛泽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于年底到达北京，组织了声势颇大的请愿斗争。1920年1月4日，毛泽东与北洋军阀政府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历数了张敬尧祸湘虐民的20余条罪状，表达了3000万湖南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决心和驱张的坚强意志。

为了扩大驱张宣传，组织革命力量，毛泽东在领导驱张斗争的同时，在北京创办了以揭露张敬尧的罪恶，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为宗旨的“平民通讯社”。社址在当时北长街99号的一个大喇嘛庙（福佑寺）内，由旁门出入。毛泽东在这里工作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办公室”设在正殿里，办公桌系以一个长条香案代替，案上右边放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各种有关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小册子及报刊。1920年1月4日下午，我到通讯社拜晤毛泽东时，在桌上发现一本毛泽东研读过的《共产党宣言》。案左放着油印机和通讯稿。从1919年12月22日起，“平民通讯社”开始向全国一些主要报刊发稿，每期页数不等，多则10页左右，少则两三页，其中有毛泽东撰写的揭穿“湘事维持会”黑幕及其阴谋破坏“米盐公股”等文章。“湘事维持会”是个拥张的御用组织，它极力破坏和企图瓦解驱张斗争，并阴谋搞垮“米盐公股”。“米盐公股”是湖南历年的公共积蓄，当时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出国旅费等贷金即从此出。毛泽东这些重要文章，深刻地揭露了张敬尧的卑劣阴谋，教育了广大群众，对于推动驱张斗争，起了重大作用。从1920年2月1日起，在上海发行的《天问》周刊，和“平民通讯社”是有密切关系的。

“平民通讯社”与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在立场和革命方向上是一致的，它始终贯彻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它发出的文电，被许多报纸采用，在当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影响。

……

毛泽东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还指导着上海等地的革命斗争。3月17日夜《湖南改造促成会宣言》改定后，4月1日在上海即成立了“湖南改造促成会”，会址在当时法租界八仙桥永乐里全国各界联合会处。不久，毛泽东离京南下，沿途在天津、济南、泰山、浦口、南京等地进行25天社会调查后，到达上海。

此外，在黎锦熙1920年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1月4日

下午，至北长街后19号，晤润之。

2月19日

午后，润之至，谈文化运动方法。

3月10日

下午，润之来，久话解放与改造事。

3月17日

灯下，润之至，商湘事善后问题，话近代哲学派别。

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曾发生过一件不幸的事，令毛泽东悲伤不已。这就是毛泽东所崇敬的老师杨昌济先生病逝。

1919年12月初，杨昌济的病情转重，便由西山转入北京德国医院治疗。这年12月，毛泽东等人为驱逐统治湖南的军阀张敬尧来到北京，并且多次到医院看望杨昌济。这时，他虽然身患重病，但仍然十分关心湖南，勉励毛泽东等努力和恶势力进行斗争。他躺在病床上十分乐观，根本没有想到死，相反却在认真盘算病愈后的学习和工作计划。他对前去看望的友人说，自信可以活100岁，还剩50年的工作时间，并且准备5年之后，移家游巴黎，准备学习和研究法、德两国的文字。

1920年1月17日上午5时，病魔终于夺去了杨昌济这位勤奋学者的宝贵生命。他临终前还在与友人谈话，说：“吾意正畅。”说罢，便溘然长逝。时年虚数50岁。

……

1月22日，杨开智、杨开慧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杨昌济教授讣告》。

1920年1月22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还刊登一则启事，毛泽东也署了名：

敬启者：湖南杨怀中先生以本年1月17日午前五时病殁于北京德国医院。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同人等闻其逝世，相与悼惜。溯自先生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及高等师范学校，复留学于英国苏格兰大学，既毕业，赴柏林考察教育，亦逾一年。辛亥冬季，全国兴革命之师，先生于是时归国，即回长沙任高等师范及第一师范各校教授，雍容讲坛，寒暑相继，勤恳不倦，学生景从，如是者七年有余。戊午岁，长沙被兵事，师范学校亦驻兵，教育事业将隳弃无可为，先生乃来北京，任国立大学伦理学教授。参稽群籍，口讲之暇，复有译述，精神过劳，因遂致病。始为胃病，继以泛肿，养疾西山，逾夏秋两季。入冬以后，病势日剧，居德国医院受诊治。医者谓其脏腑俱有伤损，医疗匪易，而先生之病亦竟以不治。以吾国学术之不发达，绩学之士寥落如晨星，先生固将以嗜学终其身。天不假年，生平所志，百未逮一，为教育、为个人均重可伤也！先生既无意于富贵利达，薪资所储仅具薄田数亩，平日生计仍恃修俸，殁后遗族尚无以自存。先生服务教育，亦近十年，揆诸优待教员及尊重学者之意，同人等拟对其遗族谋集资以裨生活。积有成数，或为储蓄，或营生产，俾其遗孤子女略有所依恃，伏冀诸君子知交慨加赙助，此则同人等所感盼者也。诸位亮察。不尽。

梁焕彝 胡迈 刘棣蔚 黎锦熙 梁焕奎 方表

薛大可 朱剑凡 章士钊 李穆 廖名缙 陈润霖

蔡元培 陈介 张缉光 陈衡恪 范源濂 李傥

范治焕 陶履恭 杨度 范锐 向瑞芝 胡元倓

周大烈 周超 王志群 毛泽东 熊崇煦同启

如蒙赙赠，请寄送宣外贾家胡同达子营16号湘潭李倜君，或宣内什八半截西口中沈篦子胡同3号胡彦远代收。

这则讣告，还在同年2月1日至3月14日，在长沙《大公报》上以《代讣》为题连日刊载。

3月22日，杨昌济在长沙的生前友好在兴汉门衡粹女校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悼念这位为教育事业而献出了毕生精力的辛勤学者。从该校大厅至图画教室，挂满了哀词和挽联，对杨昌济一生事业、学问和人品做了高度评价。如有的挽联说他“学术合中西”“教泽被乡国”“自归国后，即授徒讲学，宫墙方竣起，顿教桃李泣春风”。其中方扩军的挽联说：“记我公易箦三呼：努力，努力，齐努力；恨昊天不遗一老，无情，无情，太无情。”追悼仪式从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结束。据当时报纸记载：“是日天雨连绵，春气惨然，来会者，皆黯然神伤。”

杨昌济虽然逝世了，但他精心培养的一大批学生，其中特别是参加新民学会的许多学生，却像早春的蓓蕾，含苞待放。杨昌济生前，特别寄希望于毛泽东、蔡和森。在他逝世前不久写给章士钊的信中，曾经恳切地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李肖聃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文章中也说：杨昌济“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欣赏毛泽东、蔡林彬”。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他准备在上海同彭璜商议驱张运动后期的方向问题，并送新民学会会员萧三等人赴法勤工俭学。

6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致信黎锦熙，信中记述了他从北京到上海的行踪：“京别以来，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一晌，二十五天才到上海，寓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同住连我四人。”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也兴致勃勃地回忆起登泰山、游曲阜的经历。但在这次谈话中，他将这段经历误记为第一次在北京时的事情了。

关于毛泽东在上海的活动，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根据大量调查记载道：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当时主要由新民学会和长沙学联干部组成的驱张代表团，曾分别在北京、上海、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地进行请愿活动和扩大驱张宣传。1919年底，毛泽东亲自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

毛泽东先期派驱张代表彭璜来到上海，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发行了一种名为《天问》的周刊。这个刊物在上海《湖南》月刊上刊登的广告说：“宗旨以排去张毒为初步，铲除军阀为究竟。”为斗争指出了明确的方向。5月初，毛泽东又从北京来到上海。他在致黎邵西先生的信上写明：寓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这个地址，经过调查勘实，就是今天安义路63号，坐落在路南一所一楼一底的临街房屋。

在这所简陋的房屋里，毛泽东居住了约两个月。毛泽东用“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名义，同支持驱张斗争的各界人士进行联络，指导驱张刊物《天问》的编辑工作，并亲为7月4日发行的《天问》第23号撰写了《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天问》号召群众联合起来，发扬“如去年‘五四’之所以对付卖国贼者”的战斗精神。特别是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要求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文告突破军阀政府的封锁披露出来后，《天问》表示了热烈的响应，从而又提出中国人民应“和俄国农民、工人阶级、红军相提携，为自由而奋战，先竭力打破国内军阀的强权，再竭力打破各国的强权”。表示了和《湘江评论》完全一致的反帝反封建的立场。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过着非常艰苦朴素的生活。据有关同志的回忆，当时民厚南里29号寓所的陈设是极其简单的。楼下正间被用来开会和吃饭，除一张方桌、几只凳子之外，就是放在楼梯口的小行灶和楼梯下面的炭篓，别无他物。同住五人轮流司炊，油盐蚕豆拌米煮饭。随同毛泽东来上海的两名公众代表住在亭子间内，一位学生女代表住在灶披间。毛泽东同另一位学生代表住在前楼，北向临街有阳台，阳台里面的门窗下横放一张木栏单人板床，是毛泽东的铺位。另一张床紧靠着西面墙壁。两张床上铺着湖南带来的褥子、棉被和床单，都是用蓝底印花的土布。室中放一张方桌，四只方凳，桌上摆着粗瓷茶壶、茶杯和笔砚文具。一张藤躺椅，通常是靠东面墙壁背光放着。床头、桌上、藤躺椅的扶手上，常常是堆放着长沙、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出版的书刊。在寓所内，毛泽东以看书报的时间为多。有时在室内来回踱步，思考问题。由于他在青年和学生中间的威望，大家总是喜欢追随在他的左右。按照湖南习惯，青年们尊敬地称呼他为毛先生。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除了组织驱张活动之外，还召集当时留在上海和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城南黄浦江边的半淞园（今半淞园路）开过一次会，明确规定了新民学会的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并对学会活动方法、会员条件、入会手续等做了详尽讨论。毛泽东认为学会应当脚踏实地，有根有叶，不事喧哗，多做基础工作。大家都极同意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同年冬出版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刊载了这一次集会的经过，描叙与会人员的心情时说：“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毛泽东还访问了霞飞路渔阳里（在今淮海中路成都路口）内的“外国语学社”。这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便利自身活动而设置的公开机关，也是稍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在渔阳里略东的花园里口便是《天问》出版社的所在，毛泽东曾多次到那里指导驱张的宣传工作。

同毛泽东住在一起的李思安回忆说：

1920年2月，毛泽东派我同柳敏、陈纯粹去广州，希望孙中山用武力支持我们的驱张运动。当时粤汉路不通，我们只得绕道由上海再到广州。刚到上海，我们收到北京的信，说上海即将召开全国第三届学生代表大会，要我们不去广州，参加全国学代会，并要我们在会议期间，抓紧时机，努力活动，控诉张敬尧的罪行。出席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都是全国学生运动的领导者。第三届学代会未结束，毛泽东也到了上海，立即邀请全国学生代表，留法预备团和驱张代表团到松社（蔡松坡读书地方）举行茶话会。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希望全国青年继五四运动后，能像湖南驱张运动一样，立即掀起一个反帝、反封运动高潮，并鼓励大家不要怕，勇敢斗争，回去好好干。还劝勉赴法学生好好学习别国经验，回国后更好地革命。我记得，会后，我们几百人围成半圆形坐在草地上摄影留念。

在上海半淞园举行了在沪新民学会会员大会，讨论了新民学会的宗旨及今后活动。会后我们也照了相，就是我家里挂的那个半淞园照片。

毛泽东在上海住安南路民厚里29号，他常到环龙路44号医院里找孙中山交谈，也找过廖仲恺。

我记得，当时上海傅君健办了一个《天问》周刊，毛泽东在该刊上曾发表过好几篇关于驱张敬尧的文章。解放后，我送了11份《天问》给湖南省博物馆。

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新民学会广泛的活动，湖南各界人民的英勇斗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1920年6月张敬尧滚出湖南。

我从上海回到湖南后不久，便同萧道五等4人，去南洋工作。临行前，毛泽东在周南女校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会，并请我们吃饭。他说：去南洋很好，到那里很好地干。以后毛泽东还同我们有联系，寄过一些进步刊物给我们，要我们努力学点新东西。我是1920年8月去南洋的。1925年回国参加大革命。在长沙还听了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讲演。记得他脚穿草鞋，身穿白布褂，一条浅蓝色便短裤，完全是农民打扮。毛泽东讲话声音洪亮，振振有词。

毛泽东在上海还送走了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劳君展回忆说：

我是在周南学校时参加新民学会的，是由陶斯咏介绍的，时间大概是1919年。新民学会在周南开过一次会议，是在会议室开的，内容是欢迎新会员和女会员入会，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讲话的内容我记不清楚了。开完会还照了相、吃了饭。

我们在周南办了《女界钟》，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宣传妇女解放，反对娶童养媳。陈启民老师是主编，毛泽东很支持，他在《女界钟》上写过文章、诗。周敦祥、魏璧都写过文章。赵五贞女士自杀，我们写了很多文章，还出了一个专辑。我们1919年离开长沙（在上海待了1年）去法国，就停办了。

我们在周南还办了一个平民学校，学生都是从菜园里（指近郊菜农）招来的，大部分是女的。

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开过很多会，先是新民学会会员开小会，然后再开大会。开大会时很多是新民学会会员发言，重大事情毛泽东都亲自参加，他总是让大家先发言，最后他做总结发言。

1919年我离开长沙去上海，是准备到法国去的，因为没有赶上船，又等了1年（我是同魏璧两人去的）,1920年，新民学会在上海半淞园开过两次会。第一次是新民学会会员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参加，有一二百人，还坐成圆圈照了相。第二次是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松坡图书馆开会，是欢送我们去法国；讨论如何改造中国，如何改造世界的问题，具体内容我记不清楚了。吃了中饭还去照相，照相时还下雨，站一横排。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着，抗日战争时期被炸，才损坏了。那个时候，魏璧很年轻，也很活跃。我记得在会快结束时她说：“今日不热闹，我打个滚给你们看。”她真的在草坪上打了个滚，大家都笑起来了。

这两次会，毛泽东都参加了，并讲了话，意思是要我们把眼光放远些，不要只管自己的事情，要关心国家大事。我们新民学会的同志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发挥作用。这次会开得很活跃。当时毛泽东生活艰苦，喜欢穿灰布长衫，比较瘦，但是他吃饭睡觉都是想的如何把中国搞好。

我们赴法上船时，毛泽东亲自把同学们送到船上，还到船上看了每个人的房间（床位），当时黄浦江里外国船很多，我们坐邮船，就是货船。男同志坐四等舱，女同志坐三等舱，走40多天，经中国香港、新加坡、地中海到马赛。到法国后，男同志进工厂做工，女同志补习法文。郭隆真进了工厂，我们都进学校，因为女的进工厂有失国体。我们共去20到30个女的，向警予是最积极的。我们这批留法勤工俭学生搞了一笔补助费，刚刚够生活。

当时准备赴南洋的张国基还回忆起这样一段往事：

就在我们快要启程出国的前夕，为了欢送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志和去南洋群岛的一批教员，并借以联络新民学会和少年中国学会的感情，沟通两会会员的革命意志，毛泽东特举办联欢会。当时去法国留学和去南洋教书的都有两会的会员多人。记得联欢会是在农历三月初三旧俗称“踏青节”日，阳历是4月21日举行的。假法租界霞飞路松社，松社是纪念蔡锷的，因蔡锷别号松坡，故名松社。到会的七八十人。新民学会到的有毛泽东、彭璜、李思安、张国基、陈纯粹、欧阳泽等；少年中国学会到会的我认识的有康伯情、王光祈、魏嗣銮、涂开舆、左舜生等。其他还有去南洋的教员姜心培、郭鹿岑、王人统等。毛泽东和康伯情各代表自己的学会讲了话，会场是设在嫩绿如茵的青草坪上，围坐成一个圆圈，还照了一张12英寸的大照片做纪念。这张照片，我保存到1928年，因不便携带，寄存在上海邓脱路的一位孤老太太的家，因世变沧桑，老人久已不在人间，这张珍贵的纪念照已不知其下落，真是很可惜。在开会的那天，还有一个给我印象很深的插曲，就是中午散会后，我们乘电车回去，当电车行驶到毕勒路站，电车尚未停稳，参加联欢会中最年轻的张文亮就急于下车，致跌倒昏迷。我们把他救护到他的住所，这一跌使他受了脑震荡，对文亮脑部一直都有影响。

松社联欢会不几天，当我们去南洋和留法同志们同乘法国邮船panl leat号离开上海的时候，毛泽东亲自送我们到船上。他到每一个人的房间握手作别。临别时他还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谆谆教导说：你要牢牢记住“改造中国与世界”。我们学会宗旨，去切实执行。你们除教好自己同胞的子女和当地原居民亲善合作以外，还要多多地协助他们建国……待到邮轮汽笛长鸣，快要起锚时，他才依依不舍地下了轮船，和我们挥手作别。

关于上海半淞园会议的情况，以及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的过程，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中有详细的记载。报告写道：

九年的春夏，毛润之、李钦文等，因湘事由京到沪，赞周、焜甫、子暲、望成、玉生、百龄，分由北京、天津、长沙到沪，候船赴法。韫厂、君展、肫如，由湘到沪，练习法文，准备赴法。此时会友在沪计十二人。因赞周等五人赴法期近，遂于五月八日，在上海半淞园开一送别会，在沪会员均到。讨论很长，大要如下：

1. 学会态度：

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学会的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

2. 学术研究：

都觉会友少深切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

3. 发刊会报：

赞周、子暲都谓会友相互间应有一种联络通气的东西，则会报甚为要紧，主张急切出版，但为非卖品，除相知师友外，不送与会外之人，大众无不赞成。拟就在上海发刊，推赞周担任征集在法会友的文稿，润之担任在上海付印。后因湘事解决，会友归湘，遂缓发刊。

4. 新会友入会：

都觉介绍新会员入会，此后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议决介绍新会友宜有四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后来长沙会友决议将奋斗与服从真理合为“向上”）。入会手续如下：（一）旧会友五人介绍；（二）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以昭审慎。

5. 会友态度：

大概谓会友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苦痛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诫；宜努力求学。

6. 不设分会：

学会前有在会友较多的地方设立分会之议，是日讨论，觉无设立的必要，设分会反有分散会友团结力之嫌。如巴黎等会友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会集。

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中还记载道：

赞周，子暲，煜甫，望成，百龄，玉生六人，以九年五月十一日由沪起身赴法，在沪会友，握手挥巾，送之于黄浦江岸。

这时张敬尧尚据湖南，会友于是有两种团体之发起，一为驱张后谋所以改造湖南者：为“湖南改造促成会”；一为与同志共同修学者：为“自修学社”；均在上海民厚里。六月，张敬尧给湘军赶去。会友之奔走京、沪及衡、永者，陆续回湘，一直到是年冬尽，长沙各会友的情形，略如下列：

陈启民 在周南任课，

陶斯咏 在周南任事，

钟楚生 在周南任课，

何叔衡 在通俗书报编辑所任事，

周惇元 在通俗报馆任编辑，

熊瑾玎 在通俗书报编辑所任事，

毛润之 在第一师范附小任事，

张泉山 在第一师范附小任课，

刘继庄 在第一师范附小任课，

蒋集虚 在第一师范修学，

易阅灰 在第一师范修学，

夏蔓伯 在第一师范修学，

姜竹林 在第一师范修学，

谢维新 在第一师范修学，

李承德 在湘雅医学专门修学，

唐文甫 在明德中学修学，

邹泮耕 在修业任课，

彭荫柏 在文化书社自修，

易礼容 在文化书社任事，

任培道 在文化书社任事。

此时长沙会友所做的事，其具体可见的：蒋集虚、易粤徽、夏蔓伯等，尽力于第一师范之革新；何叔衡、周惇元、熊瑾玎等，尽力于通俗教育，办一种内容完好的通俗报；陈启民、陶斯咏、钟楚生等，尽力于周南女校之革新。

此时在长沙之会友尚有两种努力：一为创办文化书社，一为发起自治运动，均很得各方面同志的同情。此时蔡咸熙（畅）、熊作莹（季光）、熊作磷（叔彬）、任振予（培道）、吴德庄（家瑛）五人入会。

湖南自治运动

还在上海停留之时，毛泽东即与彭璜等人商议，将来驱张以后，湖南政局该向何处去的问题。随后，他们草拟了《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分发各方征求意见。在这个文件里，他们提出废督裁兵、地方自治等奋斗目标，作为对湖南前途的设想。

1920年3月12日，毛泽东写信给黎锦熙，向他征求对《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意见。信中写道：

邵西先生：

奉上“湖南建设问题条件”二份，有好些处尚应大加斟酌。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状况的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枝枝节节地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先生是很明白湖南事情的人，敬请将各条斟酌，或要增减修正，见示，以便持赴沪上，从事进行，不胜感盼！

乡弟 毛泽东

一九二○，三，一二

毛泽东随信寄去《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共2页，这篇文章后来在同年6月14日的上海《申报》上发表。征求意见稿的全文是这样的：

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

（一）军政

（1）废“督军”，设“军务督办”驻岳阳。

（2）军队以一师为最高额，分驻岳阳、常德、衡阳。

省城治安，以隶属省长之警察维持之，绝对不驻兵。

各县治安，以隶属县知事之警察维持之，废除警备队及镇守使名目。

（3）军费支出总额，至多不得超过省收入总额十二分之一。

（二）财政

（1）银行民办。银行发行纸币基金，由省议会监督存储。基金额与纸币发行额之比例，由省议会议定。

（2）举办遗产税、所得税及营业税。减轻盐税。废除两年来新加各苛税。

（3）民办“湖南第一纺纱厂”。

（三）教育经费

（1）恢复民国二年教育经费原额，以后应时增加。

（2）确定来源。

（3）保管权属之由省立各学校组织而成之“教育经费保管处”。

（四）自治

（1）恢复并建设县、镇、乡自治机关。

（2）成立并公认县、镇、乡工会。

（3）成立并公认县、镇、乡农会。

（五）完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六）在最快期内，促进修竣粤汉铁路之湖南线。

提出者：湖南改造促成会

通信处：上海法租界八仙桥永乐里全国各界联合会彭璜

在第2页的左上方，毛泽东还特地注明：

“ 怀疑的地方，或者明后天的晚上来尊处领教。”

1920年6月，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的消息一传到上海，毛泽东立即抓住时机，提出了“废去督军，建设民治”的口号，6月11日，上海《时事新闻》刊登署名泽东的文章《湖南人再进一步》：

据报南军有攻下长沙之讯。果然，湖南人消极方面的驱张运动总算将要完结了。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怎样废去督军，建设民治，乃真湖南人今后应该积极注意的大问题。

废督论倡了几年，督总不曾废掉。卢永祥、唐继尧的废督论，可断其于实际影响很少。但湖南此刻如张敬尧确去，却大有废督的机会。（一）湖南人驱张，出于自决，不受何种黑暗势力的牵制。果真觉悟到督军要废，自己举足踢去就是。（二）湘南湘西军队各征粮至七八年，现虽得了长沙，早如一块石田。一面湖南银行巳（已）倒亏了五六千万，官家财政和民间经济，一齐破产，军队不解散也要解散。军队解散，督军无军可督，最好取消。（三）谭延闿对于督军滋味与曾尝过。此次驱张，原只能将功赎罪，要他丢下这根光骨，总该愿意。湖南人有驱汤芗铭、驱傅良佐、驱张敬尧的勇气，何不拿点勇气把督军废去。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可惜太缺乏了一点建设的才。假如这回又把好机会轻轻逸过，那真正冤枉极了！依我的观察，中国民治的总建设，20年内完全无望。20年只是准备期。准备不在别处，只在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决（废督裁兵、教育实业）。假如这回湖南人做了一个头，陕西、福建、四川、安徽等有同样情形的省随其后，十几年二十年后，便可合起来得到全国的总解决了。我愿湖南人望一望世界的大势，兼想一想八九年来自己经过的痛苦，发狠地去干这一着。

1920年9月3日，长沙《大公报》在第二版开辟“湖南建设问题”专栏。毛泽东在当天的专栏里，发表题为《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的时评：

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封面打了红色，中间有许多我所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着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什么理由呢？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夺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什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地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了红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捷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犹）太、阿拉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己（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9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22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颇有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天是个发端，余俟明日以后继续讨论。

两天以后，9月5日，毛泽东又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文章写道：

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说有中国也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因其没有基础。我在湖南改造促成会答曾毅书中说：“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大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巳（已）倒矣……”实是慨乎言之。凡物没有基础，必定立脚不住。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勉强建设，只是不能成立。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原是一种说法。但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什维克），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源，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我的先生杨怀中说：“不谋之总谋之散，不谋之上谋之下，不谋之己谋之人。”谋之总，谋之上，谋之己，是中国四千年来一直至现在的老办法，结果得了一个“没有中国”。因此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

我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这是各省各地方人民都要觉悟的。各省各地方的人民到底觉悟与否，我们不能必，所以只能单管我们自己的湖南。湖南人呵！应该醒觉了！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曈曈的湖南共和国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

同年9月26日，毛泽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一文。他在文章里强调实际运动的作用，而不满足于湖南自治只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文章说：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湖南自治，固然要从“自治所以必要”“现在是湖南谋自治的最好机会”“湖南及湖南人确有自立自治的要素与能力”等理论上加以鼓吹推究，以引起尚未觉悟的湖南人的兴趣和勇气。但若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并且在理论上，好多人从饱受痛苦后的直感中，业己（已）明白了。故现在所缺少的：只有实际的运动，而现在最急需的便也只在这实际的运动。

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两者均属重要，而后者在现在及将来尤为必须，差不多可说湖南自治的成不成好不好都系在这种运动的身上。

我又觉得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

“湖南自治运动”，在此时一定要发起了。我们不必去做具体的建设运动，却不可不做促进的运动。我们不必因为人数少便不做。人数尽管少，只要有真诚，效力总是有的。什么事情，都不是一起便可成功，一起便可得到多数的同情与帮助，都是从近及远从少至多从小至大的。颇有人说湖南民智未开交通不便自治难于办好的话，我看大家不要信这种谬论。

谈到湖南自治运动，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写道：

在这时期，毛泽东在长沙革命活动的范围一天天更加扩大，更加多方面，更加深入了。

为了有一个立脚点，要有一个社会职业。毛泽东受聘做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同时他兼做第一师范校友会（包括已毕业的旧同学）的会长。不久以后他又破例地被聘请做了第一师范一个班的级任兼国语教员。

从1920年夏天起，毛泽东在长沙进行了一连串的社会的、政治的活动。

首先是恢复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公开活动。接着就做湖南自治运动——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

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之后，湖南人民很希望和平，希望从此再不受北洋军阀的统治和蹂躏了，而由湖南人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情。谭延闿、赵恒惕利用这种民情，投机地宣布“湖南自治”，并且提出中国“联省自治”的主张。但这完全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欺骗政策。因此在《湖南全体学生终止罢课宣言》里便警告人们说，湘局虽侥幸解决了，但将来的困难还很多，我们“当用自觉的精神来创造一切环境……应有彻底的觉悟……凡事须靠自己，不再做无谓的周旋，向老虎嘴里讨食……”。

为了一面组织和扩大人民的民主运动与革命力量，一面揭破统治者欺骗政策的本质，毛泽东约集了一些朋友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这个会主张废督裁兵，建设民治，希望谭、赵“亦自认为平民之一，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之自由……”。

毛泽东曾归纳这个运动的总的方针和口号是：“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

同时毛泽东继续他的新闻政论工作。他在长沙的一家报纸上一连发表了10篇文章，评论湖南自治运动。这些论文引导人民要求真正的民主，主张由人民（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自己来讨论和制定“省自治法”和“湖南宪法”。

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坐而言，起而行。”毛泽东就正是又“言”又“行”的人。而且他的行动总是和群众紧密联系的。这时期他除发表论文外，发动、组织湖南各界各人民团体集会讨论改造旧湖南，建设新湖南的问题。10月10日又举行了万人的游行示威，喊出“召集人民宪法会议”“建设新湖南”的口号；扯下过时了的、军阀官僚的代表机关旧省议会的旗帜……

不久之后，赵恒惕推倒了谭延闿，取得了湖南政权。他仍然在“湘人治湘”的口号下，制定什么“省宪”。

毛泽东在“省宪法草案”发表时，就在报纸上写文章，公开批评它。他着重指出，这个“草案”的最大缺点之一是关于劳动的事项，如工人的工作时间、工钱、休假、教育、卫生等等以及组织工会的权利，根本没有规定。

他一面批评这个“省宪”、这种“自治”，一面又发动广大群众，利用统治阶级这个虚伪的、为自己谋利益的假幌子，做有益于劳苦人民大众的事，拿它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工具。正如古语说的“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使得统治者无话可说。不然，就把他虚伪的面目完全揭破。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对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的活动是这样记述的：

1920年7月7日，毛泽东回到湖南。随后，担任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他以这一社会职业为掩护，积极着手进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实际工作，他决心首先“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作”。

还在这年春天，毛泽东在北京和上海的时候，就同彭璜等人，研究过将来驱逐张敬尧以后，如何促进湖南局势朝着有利于革命方面发展的问题。他们草拟了一个题为《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材料，明确提出，要废除军阀统治，民办银行、实业，发展交通运输，废除苛捐杂税，普及义务教育，建立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当时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对这一主张特别做了说明。在他看来，湖南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湖南当然不容易有独立的改变；有觉悟的革命者，应该从事“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不能做改良派，“枝枝节节地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但是，“根本解决”的工作，应该从实际入手。而《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就是从湖南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蓝图。……

为了使运动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从1920年9月3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10篇评论文章。他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批判各种错误意见，并进一步透彻地阐述了湖南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自治运动，从而拨开了层层迷雾，提高了各界人士的认识，对于揭穿谭、赵之流的欺骗宣传，壮大革命的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谭延闿、赵恒惕之流，企图用“湘人治湘”的口号，蒙蔽群众。毛泽东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一文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谭、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他指出：所谓“湘人治湘”，是对“非湘人治湘”而言，“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因为，如果驱逐张敬尧的目的只是排去“非湘人”，搞换汤不换药的“湘人治湘”，那么，奉天（今辽宁）的张作霖，直隶（今河北）的曹锟，都是本省人，正是“奉人治奉”，“直人治直”，他们比那“非湘人治湘”的张敬尧，“非鄂人治鄂”的王占元，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根本反对“湘人治湘”这句含有不少恶意的话，因为它“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文章最后说：我们不仅不愿被外省的“少数特殊人”来统治，也不愿被本省的“少数特殊人”来统治。我们所主张所欢迎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

针对着社会上有人企图由官绅包办自治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自治运动应该以“民”为主体，即以种田的农人、做工的工人、从事贸易的商人以及努力向学的学生等为主体。假如不是这样，即使有了“自治”的形式，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的，打开一看，一定是虚伪的、腐败的、空洞的。

在各界人士中，还有这样一派议论，说湖南自治这个问题太大，怕开得口。还有些人认为，制定“自治法”非同小可，只有学了政治法律的人，才有资格谈论。毛泽东在《释疑》这篇文章中指出，这些人“还是认（为）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还是认（为）政治是脑子（里）头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大错而特错了。春秋时候，子产治郑，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这些郑人，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意、英、法、美的劳动者，口口声声‘要取现政府而代之’。这些劳动者，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民，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为了让那些长期受反动统治阶级正统思想影响的人们打开眼界，他以通俗而明快的语言接着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毛泽东号召全体人民起来，与闻政治法律，过问国家大事。他这样写道：“你不去议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议你；你不去办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办你。”他认为湖南自治是一件至粗极浅的事，毫没有什么精微奥妙。制定“自治法”，也不一定要根据哪一部法典，可以大多数人来议、来制定，而且只有大多数人议出来、制出来的才有用。不论是工人、农民、商人、学生、教员、兵士、警察、乞丐、妇女等等，都有发言权，都应该发言，也一定能够发言。他甚至在文章中指出：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

湖南自治的舆论已经造成，但是一般人还停留在空发议论的状态。毛泽东曾反复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办一桩事业，有了理论根据，若没有一种运动继起，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的。因此，他一面宣传民主运动的理论，一面从事实际运动。在毛泽东的号召和组织下，长沙的广大市民首先行动起来。1920年9月下旬至10月初，以学生联合会为骨干，长沙各界、各团体都在讨论“省自治法”如何制定的问题。

9月13日，谭延闿召集官绅开会，决定由省政府10人、省议会11人共同起草省宪法（自治法），企图包办制定“自治法”的工作。省议会也忙着讨论起草问题。社会上议论纷纷，有的主张除省政府、省议会外，要有教、农、工、商等公法团体和学联、报联参加；有的主张开长沙市民大会起草；有的主张由个人动议，联名起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反对政府包办制宪，但认为当前谭延闿还打着“自治”的招牌，这是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不能久事拖延，应该趁热打铁，通过一个省宪法，造成一个“紧箍咒”，加在“湖南省长”头上，这对人民、对推进革命运动是有好处的。

于是，在毛泽东领导下，新民学会的会员、学联的干部和各界进步人士，以广大学生群众为基础，联合推动教育、新闻、工商各界人士，开始商讨“制宪”的具体步骤。在10月4日的各界联合会上，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采取那种理论上虽完善，而手续太烦琐的做法，应该就让谭延闿这个“革命政府”（谭后来发表谈话，不满意“革命”的称号），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这样既在道理上说得过去，实际上也能做得到。

第二天，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朱剑凡（教育界著名人士）、龙兼公（《大公报》主编）等377人联名，在长沙报纸上发表《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书，主张会议代表应是直接的、平等的、普遍的选举产生；宪法起草与公布之权，应属于人民宪法会议；最后根据《省宪法》，产生湖南正式的议会和省、县、区、乡自治政府，以此来反对谭延闿官办的制宪活动。

当时，长沙最有威信的群众团体是湖南学生联合会。10月6日，学联向各团体发出信件说，实现湖南自治，“此际实是唯一最好之时机，千钧一发，稍纵即逝，优游岁月，后悔莫及！今省内外上下人士之所主张者，或则徒托空言，或则各执己见，或则存心敷衍”。信中要求各团体选派代表开会，讨论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问题。同日，学联发给各校的通知则明白指出：“双十节举行市民游行大会，一以警告政府，一以唤醒同胞，庶几人民宪法会议早日实现。”7日，参加学联召开的各界会议的代表极为广泛，各种群众性的、私人的、官办的、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团体，都有代表参加，大家一致同意10月10日游行请愿，并公推毛泽东等起草《请愿书》。

连日来，在制宪建议书上签名的已增至436人（代表36个团体）。8日，200多个签名者在教育会幻灯场开大会，毛泽东担任大会主席。大会讨论了自治运动进行方法，并通过了宪法会议的选举法和组织法要点，还推举15个代表与政府交涉，要求按此制定人民宪法会议条例。

10月10日，省城各界举行万人游行示威。那天，大旗前导，乐队随行，旌旗猎猎，鼓角喧天。每人胸佩白绫徽章，手执写有标语的白布小旗，秩序井然，极为壮观。虽然天下着雨，但群众情绪一直很高，工界同胞“都是短衣赤足，戴笠游行，尤足表现劳动界的精神”。他们高呼“打倒旧势力”“解散旧省议会”“湖南自治”和“建设新湖南”等口号，沿途散发20余万份传单，要求政府立即召开人民宪法会议，实现真正的自治。游行队伍行至督军署后，谭延闿假惺惺地满口表示“允纳人民意见”。但是，当队伍到达省议会时，游行群众出于对旧省议会的义愤，扯下了议会的旗子，谭延闿、赵恒惕一伙，立刻撕下了自己的伪装，露出了与人民为敌的狰狞面目。

原来，旧议会的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又已超过任期，群众对他们的一派“官治”，早已不满。现在抬头一看，省议会的旗帜仍在迎风招展，惹起了心头的怒火：旧议会这“过去之客”，为什么要据“不散之筵”，包办起制宪工作来呢？于是，在“解散旧省议会”的口号声中，有些人跑上前去，把旧省议会的旗子扯了下来，把那些胡说八道的对联、匾额一一摘掉，丢在一边。

游行群众这一自发的革命行动，得到了人们的热烈喝彩，也吓慌了统治者，触怒了谭延闿。谭延闿发出布告威胁市民说：“切勿轻信游词，盲从晕行”，不然“远则危及大局，近则害及一身”。旧省议会告状，谭延闿回复说：“其他借题鼓吹侮辱议会之言论，如果仍不觉悟，触犯刑章，政府自当依法取缔。”谭延闿凶相毕露，把他自我标榜的“顺应民情”“提倡自治”一类谎言，撕得粉碎。

扯旗事件之后，谭、赵政府传出一种流言，说旗子是毛泽东扯下来的。随后，他们又放出风声，说省议会接到告密信，信中说毛泽东“在图书馆邀集各公团代表开会，运动某军队，捣毁省议会”。警察厅还将毛泽东召去诘问。毛泽东大义凛然，据实辩诬。他特地向警察厅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光明正大地郑重声明：“一、泽东前为湖南制宪问题，不满意于省议会，是‘有’的。二、扯旗及谋捣毁省议会是‘没有’的。”他抗议对他进行人身迫害，要求惩办造谣诽谤的人。毛泽东的坚决斗争，使得谭、赵军阀政府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毛泽东开始意识到自治运动的局限性，这种运动尽管对揭露地方军阀的反动本性有一定作用，但不可能给湖南带来光明的前途。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致远在法国的向警予的信中，表达了他的焦虑心情：

警予姊：

来信久到，未能即复，幸谅！湘事去冬在沪，姊曾慷慨论之。一年以来，弟和荫柏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号称有知识之人，又绝无理想计划。弟和荫柏等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淡。自“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说出，声势稍振。而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巳（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巳（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巳（已）决计。惟办事则不能求学，于自身牺牲太大耳。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1人，此颂

进步！

健豪伯母及咸熙姊同此问好。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920年8月，毛泽东收到李思安的来信，信是从新加坡坤成女校寄来的。信中劝他“在这时候快些做几篇文章，将改造湖南的意见大大地发表。乘得一班伟人们的势子尚未十分巩固。不然，时机一失，难再得了”。毛泽东在11月25日回信说：

钦文姊：

你这信我8月里就接到了。后来还接到你在新加坡寄来的一封长信，并一些印刷物。很感你的厚意。我因事忙，没有即答，想能厚（原）谅我罢。湘江尚未出版。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地预备，精密地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到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你以为然么？你事务谅是忙的，我劝你总要有时间看一点新书报。并且希望你能够继续省察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短处。你前信嘱转集虚，巳（已）转他看了。有暇望告我以近状。

弟 泽东

十一月二十五日

1920年底，毛泽东着手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首先编成第1、第2两集，共收入会员通信43封，其中有毛泽东致新民学会会员的信10封。另有毛泽东起草的前言、序、启事、评述共4篇。毛泽东在1920年6月30日易礼容致他和彭璜的信后加写了一段文字，明确提出“驱张”和“自治”不是他们的根本主张。

易礼容的来信是关于湖南自治运动的，他当时还在武昌。他写道：

泽东、殷柏：

今天在报上看见你们答曾毅的信，很满意。但刚同恽代英君谈，他批评湖南人的缺点，我也觉得很对，特就感想所及，写给你们这封信。早几天读你们所发表的改造促成会宣言，后面添了一段，说“实行政治运动，还要靠热心的政治家……”是去年稿子上所没有的。我看了之后，就同廖焕星君说，这是他们受了刺激斢转柁了，觉得要预备充分的能力，这两年的运动，效力还不十分大。今日所提出的“主张”，似乎又较前坚强，有跃跃欲动之势。我是一个懦弱的学生，不但不能直接运动，并且说都不晓得说；但是我觉得你们这次的主张，若是不能实现，则并非理想之罪，只怪得先无充分预备。什么是我之所谓充分预备呢？曰，你们的“同志”太少，湖南的少年界、绅士界，都很少有能力的人；有亦未必尽与你们联络，你们的意见书上所说的一些事，你们到底叫谁去做？我恐怕不是时髦人物学了你们的去讨饭碗，就是给人家作茶余酒后的谈话资料。你们若是自己起来做，则谁可助力？建设的条件这么多，湖南有七十五县，一时如何布置得来叫唤得醒？若说这番鼓吹，自有相当的效力，我也承认，不过较先有预备，取“分工作用”，能实行贯彻你们的主张，那好处就更多了。

我们到底要如何预备起来的问题，我晓得我现在所写的，一定是你们时常所想的，不过还未进行就是了。或者，已经进行了，我不晓得。我觉得你们急急要回到湖南去，采一种最和平、最永久的法子，造成一个好环境，锻炼一班好同志。（中略）我是一个没有十分觉悟的人，上面的话，不过就我的直觉，推论几句，你们若以为不中肯，请将你们的计划，尽情告我，使我放心。若以为尚有可采之处，则请再进一步讨论如何实行。（下略）

易礼容

六月三十晚二点四十二分在武昌

毛泽东在按语中说：

礼容这一封信，讨论吾人进行办法，主张要有预备，极忠极切。我的意见，于致陶斯咏姊及周惇元兄函中己（已）具体表现，于归湘途中和礼容也当面说过几次。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们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我们做这两种运动的意义，驱张运动只是简单地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地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说到这里，诫哉如礼容所言，“准备”要紧，不过准备的“方法”怎样，又待研究。去年在京，陈赞周即对于“驱张”怀疑，他说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他的话当然也有理，但我意稍有不同，“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但有一条件，即我们自始至终（从这种运动之发起至结局），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明言之，即我们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我意我们新民学会会友，于以后进行方法，应分几种：一种是巳（已）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如罗荣熙萧子升之主张；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一种是未出国的，亦分为二，一是在省内及国内学校求学的，当然以求学储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运动及社会事业。其政治运动之认为最经济最有效者，如“自治运动”“普选运动”等，亦可从旁尽一点促进之力，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至于礼容所说的结合同志，自然十分要紧。惟我们的结合，是一种互助的结合，人格要公开，目的要共同，我们总不要使我们意识中有一个不得其所的真同志就好。

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