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英国走私鸦片与林则徐禁烟

17世纪开始，英国就从中国采购茶叶、丝绸和瓷器，以后还从中国采购土布。但是英国产品并不受中国欢迎，英国拿不出多少东西与中国交换。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往英国的茶叶，1760—1764年为42065担，到1830—1833年达到235840担，是前者的六倍。英国自中国输入土布，1817—1818年度值395237两白银，1830—1831年度值386364两白银，英国输出中国的棉纺织品则较少，1821—1822年度值9807两白银，1830—1831年度值246189两白银，入超很大。进口多于出口，形成巨大的收支逆差。开始英国是从国内运白银到中国来平衡逆差。18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商人找到了鸦片作为平衡逆差的工具。根据中国近代经济史专家的研究，在1837—1839年，英国销华合法商品的总值平均每年不过91万多镑，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值，平均每年高达427万多镑，入超平均每年超过330万镑。这个巨大逆差就是依靠走私鸦片来平衡的。走私鸦片，成为英中贸易的生命线。

从19世纪20年代起，英国运进中国的鸦片激增。据估计，1820—1824年，每年平均输入近8000箱；1825—1829年，每年平均输入12576箱；1835—1838年，每年平均输入35445箱；1838—1839年，输入鸦片超过4万箱。每箱鸦片售价通常是600—800元，有时高达1000元。鸦片烟价，不但抵补了英国贸易的逆差，而且大有盈余。白银的流向开始改变。据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三处海关记载，1833—1839年，中国平均每年流出白银420万两。估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全部白银流出量在1000万两以上。

很早以前，清政府就禁止鸦片入口，但是实际效果不大。英、美等国鸦片贩子有本国政府支持，不顾清政府禁令，勾结中国沿海私贩，贿赂清朝各级官吏，把鸦片偷偷运进中国。沿海一带负责查拿烟贩的官吏，直至皇帝任命的海关监督、巡抚、总督，大部分明里挂着禁烟的招牌，暗里收受贿赂，包庇、纵容鸦片走私。甚至远在京城的衙门官员和皇帝，也直接间接从鸦片走私中得到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烟贩有恃无恐地破坏中国政府的禁烟行为。马克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

大量鸦片毒品走私入口，不仅造成白银外流、国库空虚，而且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据1835年的估计，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达到200万，大多数是官僚、地主等剥削阶级以及依附剥削阶级的人。官僚、士兵吸食鸦片，走私和贿赂公行，吏治进一步腐败。统治阶级遭受腐蚀而遇到内部瘫痪的危机，不能不引起清朝统治者的严重关注。

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关于如何对待鸦片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讨论。有两种相反的意见发表，一种是弛禁论，另一种是严禁论。弛禁论的代表者是中央政府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他曾任广东省按察使，常与广东地方官绅私下议论禁烟问题，据此写成《弭害论》在民间传播，地方官绅等也各写成文章流传，隐然形成一种弛禁的舆论。但最早向皇帝提出弛禁问题的是广东的官员。1834年10月，两广总督卢坤回复道光皇帝，认为按照皇帝上谕驱逐停泊在伶仃洋的英国鸦片趸船是办不到的，同时他把广东官绅的私下议论作为奏折的附片，上报给皇帝，试探皇帝的态度。他在附片里说，鸦片走私“势成积重，骤难挽回”，经过多次“周咨博采”，了解到广东名士私下议论，有三种意见：一是“准其贩运入关，加征税银，以货易货，使夷人不能以无税之私货为售卖纹银者”；二是“弛内地栽种罂粟之禁，使吸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运转，不致出洋者”；三是认为“内地所得不偿所失，不若从此闭关，停止外夷贸易”。但是卢坤对“闭关”的意见作了明确驳斥，表示“万无闭关之理”，对前两种意见未示可否，显然是作为正面看法，提供皇帝参考。道光皇帝对官绅的这种私议，未加评论。第二年，还废止了每年奏报一次禁烟情况的制度。弛禁派受到鼓舞，即连续有人奏请弛禁鸦片。最重要的奏报是1836年6月由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提出的一奏一片，正式提出“弛禁”鸦片的建议，实际上就是前此广东官绅的私议。他的建议主要是：一是“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二是“如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宽之正所以严之也”, “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三是“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 “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许乃济的弛禁奏折使国内外的鸦片贩子受到鼓舞。英国鸦片贩子查顿控制的《广州纪事报》将许乃济的奏折全文发表，查顿并预计这个奏折将为皇帝批准，此举带来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并刺激了鸦片贸易的发展。道光皇帝把许乃济的奏折发给各地大员讨论。两广总督邓廷桢立即表示支持，认为“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但是反对弛禁的奏折有3份之多，对许乃济的主张作了全面的驳斥。道光采纳反对弛禁的意见，坚定禁烟的决心。此后，两广总督邓廷桢也收回弛禁主张，在广东实施禁烟措施。但是究竟如何禁，一时拿不出办法。

严禁论的代表是鸿胪寺卿黄爵滋。1838年6月，黄爵滋奏请严禁吸食鸦片，他建议，皇帝颁下谕旨，限一年内戒烟，如一年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可以处以死刑；文武大小各官如逾限吸食者，应照常人加等，子孙不准考试；“其地方官署内官亲幕友家丁，仍有吸食被获者，除本犯治罪外，该本管官严加议处”。道光将黄爵滋奏折批转各地讨论，并且很快收到了各地督抚将军大臣的议复奏折29件，除林则徐等8位督抚同意黄爵滋重治吸食的意见外，其余主张加重处罚，但不必杀头；还有19人主张禁烟的重点在查禁海口，切断毒源，而不同意重治吸食。林则徐的奏折，不仅分析了鸦片泛滥对社会经济的破坏，驳斥了反对严禁吸食的种种主张，明确指出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1839年6月，清政府吸收这次讨论的精神，本着法当从严的原则，制定了《严禁鸦片烟条例》，对兴贩、吸食鸦片者，按罪行轻重，定出了斩立决、绞监候等各等处分。这个条例，基本上采纳了黄爵滋和林则徐的主张。

1838年10月，道光命令将两年前提出弛禁主张的许乃济降级、退休。11月，召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赶赴广东查禁鸦片。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整顿海防，严拿烟贩，严惩受贿买放的水师官弁。他在详细了解了鸦片走私活动情况后，通知外国商人在3天内将所存烟土全部交出，听候处理；他要求外商申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同时宣称：“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终始，断无中止之理。”

禁烟行动在广州雷厉风行。1839年4月至5月，英国、美国鸦片商人共呈缴烟土1.9万多箱，约计118万公斤。林则徐下令将所缴烟土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从6月3日起开始销烟，销毁行动延续20多天。虎门销烟是中国政府发起禁烟运动、维护国家主权的一个郑重宣示。这个宣示向世界表明中国人民的道德心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一幅浮雕，就是1839年6月3日虎门销烟的庄严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