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外会剿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失败

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军，目的不是颠覆清王朝，而是要维系这一政权，以便勒索更多的权益。一位英国官员就说过：“推翻清王朝并非我们的旨趣。当我们向北京进军时，我们真为我们的行动担心，若随之而发生无政府的局面，我们的贸易与茶叶都将化为乌有。”当1860年春，英法侵略军在上海集结时，适逢太平军东征苏、常。在太平军压力下，清王朝在江南的首要人物集中到上海，并与侵略者加强了勾结。5月间，买办出身的苏松太粮道杨坊要求法国侵略军代守上海城，6月初，上海道吴煦致函法国侵略军司令，要求派法军驻防上海附近的嘉定、太仓、昆山等地。同时，杨坊等资助美国流氓华尔招募在上海的外国冒险家与亡命之徒组成“洋枪队”，向太平军进攻，并于7月间占领松江。两江总督何桂清逃到上海后，更要求清政府完全接受侵略者的要求，以便共同镇压太平军。英国公使蒲鲁斯和法国公使在上海联名贴出布告，说他们完全同意“不使（上海）遭受屠杀抢劫，并阻止内部暴动，同时上海区城亦在保护之列，不使其蒙受任何外来之攻击”。英法联军一面北上和清朝政府作战，同时又在南方帮助它镇压太平军，当时侵略者自称这一情况是一种“奇观”。《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转而强烈支持清王朝。他们的逻辑是清楚的：如果清王朝打垮了太平天国，外国人将会保有他们的新收获；如果太平天国击败了清王朝，即使有洪仁玕的半西化庇护，西方仍须开始令人厌倦的谈判，或许还要诉诸战争，一切都得再来一次。

辛酉政变（1861年中历干支为辛酉）后，清政府有意求助外国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1862年2月，慈禧太后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借师助剿”征求意见。曾国藩等大臣有不同意见，有人担心外国军队在中国坐大。所以清政府没有正式采纳“借师助剿”的建议。但地方政府如上海的地方当局还是采纳这个建议，花了很多钱，买通一些外国人，在上海编练一些开始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军队，后来是由外国人指挥、中国人参与的军队，也就是后来的“洋枪队”“常胜军”等。这都是由外国人指挥、训练，用外国的枪炮武装起来。在上海、江苏、浙江这一带打太平军的时候取得步步胜利。

太平军东下苏、常时，曾国藩湘军乘机加紧围攻安庆。安庆是天京上游的重要屏障，自西征以来一直为太平军所把守。保卫安庆，对于巩固太平军皖北根据地、屏蔽天京，十分重要，成为太平天国军事上的重要决策。曾国藩和洪秀全都看到安庆战略地位的重要。曾国藩乘陈玉成率部东进的时机，派他的胞弟曾国荃率精兵围困安庆，并在安庆附近作了严密的军事部署，投入的总兵力达五万多人。清朝皇帝严令曾国藩率部收回苏州、常州一带。曾国藩以“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为理由，拒不执行命令，始终坚持对安庆的围困。洪秀全则与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议定救援安庆的战略，决定以陈、李两军分别夹江奔袭，会取武昌，以1861年4月为会师日期。此举如能迫使湘军回援上游基地，则安庆之围可解。

1860年9月，陈玉成渡江北上，10月联合皖北捻军西进，次年3月进入湖北，并克复黄州（今鄂州市）府城，进逼武昌。由于李秀成未能按期前来会师，又加上英国参赞巴夏礼从汉口前来黄州加以干涉：武汉三镇组成一个巨大的贸易场，太平军夺取其中任何一个城市，难免不损害整个大商港的贸易。因此，太平军必须远离该埠。他还说，九江方面没有听到李秀成等进兵的消息，如果陈玉成进兵武汉，势将得不到南路军的支持等。陈玉成遂放弃会攻武昌的计划，回救安庆。李秀成以自己的根据地在苏南，对上游用兵不积极，迟到1860年11月才由芜湖开始行动，次年2月进入江西，直到6月才进入武昌以南。这时，会师日期已过，陈玉成军已撤走，李秀成于是全师东返。当安庆会战紧张进行的时候，李秀成于9月挥师进入浙江，年底再克杭州。

会取武昌的计划，是救援安庆的上策。此计不行，安庆保卫问题就变得十分严峻了。1861年4月至9月半年时间里，双方对安庆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两军阵地犬牙交错，互相包围。洪仁玕、杨辅清等赶来援助，几次与湘军大战，不能取胜。6月，湘军攻破安庆城北10余里的太平军据点集贸关。9月，湘军用地雷轰塌安庆城墙，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等守城将士1.6万人全部战死，安庆失陷。

安庆决战的用兵方向仍然是正确的，但由于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统帅对用兵安庆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致使会取武昌的计划流产，这是太平天国军事上的一次重大失策。李秀成虽然在浙江扩大了根据地，但上游的损失是难以弥补的。陈玉成在指挥安庆保卫战时，也犯了急躁求胜的毛病，存在拼命思想，因而采取了为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消极防御的战略，而没有吸取太平军战史上已经获得的在攻坚时机动灵活的作战经验，也是一大失策。此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转入劣势。

太平军诸王不和，各自为战，虽战略方向上是在为解救安庆之围而行动，实际上各怀目的，没有统一指挥，缺乏各地区战略协同，安庆正面战场各部援兵缺乏有机联系。湘军利用了太平军的这些弱点，灵活运用兵力各个击破为解援安庆而行动的各部太平军，取得安庆战役的彻底胜利。对于湘军来说，安庆战役的胜利，与他们坚定的战略思想，正确而又灵活多变的战术原则，以及成功的指挥艺术，是分不开的。拿它与太平军加以比较研究，可以看出胜利与失败的原因所在。

安庆保卫战的失败，使得英王陈玉成的精锐主力几乎折损殆尽。天王借此严责，革其职权，更使他心烦意乱。他奏请天王分封其部将陈得才、赖文光等为王，率军远征陕西，自己则留守庐州。1862年5月，庐州失守。陈玉成突围至寿州，遭到早与清朝勾结的捻首苗霈霖的暗算，被执送清帅胜保军营。胜保劝其投降。陈玉成昂然表示：“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就义时年仅26岁。陈玉成的牺牲，标志着太平天国天京以西战场无可挽回的失败。

1861年12月忠王李秀成部再克杭州。浙江全省除衢州、温州等少数孤城外，均入太平天国版图。

杭州既克，太平天国所承诺的在1861年内不进攻上海的期限已到。太平军乃发动第二次进攻上海之役。1862年1月7日，以忠王李秀成的名义向上海、松江发布告示，声称：上海、松江为苏浙之屏藩，乃太平天国必收之地，要求在沪洋商“各宜自爱，两不相扰”，并警告说：“自谕之后，倘不遵我王化，而转助逆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担任前敌指挥的慕王谭绍光调动各路大军，很快占据上海周围各厅县，对上海、吴淞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清朝当局则与外国侵略者达成中外会防上海的一致意见。1862年2月，英法联军集中上海，会同美国人华尔的洋枪队（此时已改名常胜军）及清军，先后攻占太平军的若干据点。4月，李秀成亲率精兵自苏州增援，又夺回嘉定、青浦等地，并将常胜军围困在松江城内，从上海来救援的侵略军，均为李秀成所败。奉贤守军且阵毙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李秀成后来回忆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其即败。”此话是可信的。时任浙江清军统帅的左宗棠就说过：“青浦、嘉定二处发贼麇至，夷兵遽遁。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

正当松江指日可下，上海岌岌可危之时，曾国荃部湘军在上游攻陷芜湖等地，直逼天京。“天王一日三道差官捧诏到松江”，李秀成只得撤军回援。二次进攻上海之役被迫结束。

攻占安庆以后，曾国藩即图谋三路东进，夺取江浙。1862年春，三路进军方案开始实施：左宗棠所部湘军于2月入浙，从衢州向金华、杭州进攻；曾国荃所部湘军于3月、4月间从安庆沿江东下，进逼天京；李鸿章率新建的淮军，则于4月、5月间由安庆分三批乘轮船径赴上海，再以上海为基地，向苏州、常州进攻。三路大军分进合击，太平天国陷入东支西绌的困境。

在天王的严令之下，忠王调集侍王李世贤、护王陈坤书等十三王军队救援天京。10月，各路大军在五六十里长的战线上对进围天京的曾国荃部湘军发起猛烈攻击，但大战40余日，既未能切断湘军的后勤补给，更未能攻破雨花台之湘军大营。

天京解围战的失利，从战役指挥上说，与李秀成在用兵上沉稳有余、勇战不足的特点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太平天国立政无章、朝纲紊乱引起的人心涣散。天王洪秀全消极地吸取了天京事变的教训，“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致使“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他对陈玉成、李秀成等在外统兵的高级将领，实际上也是不放心的。他一方面大封王亲国戚和广东同乡，以为固本之举；另一方面，对诸将部属则增封为王，各有分地，以收弱枝之效。但是封王之举一发而不可收，除有名号的王爵外，又有不给王号的列王以及“王加头上三点”，以为“小王”之封。到太平天国失败时，竟有2700多王。其结果，非但未达收权于中央的目的，反而“内乱猜忌之萌，愈散漫不可制”。李秀成也在“天朝十误”中指出：“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十三王兵力虽众，武器装备也占优势，但并没有真正做到“联万心而作一心”，而是各有其小算盘，临战不肯用命，不愿过多消耗自己实力，当然不能制敌于死地。

天京解围战失利后，在洪秀全的严令之下，李秀成又有历时7个月的“进北攻南”之举，但渡过江北的部队因敌人实行“坚壁清野”政策，非但未能调动围困天京的敌军上援，反而使自身惨遭损失。当1863年6月李秀成率北征部队返回天京时，东线的局势已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李秀成虽曾亲临苏州，与慕王谭绍光力挽危局，但已无济于事。11月苏州、无锡先后陷落。1864年3月，浙江杭州、余杭守军同时撤退。4月江苏常州失陷。苏浙战场彻底瓦解。太平军在各城的守将，或死或降。撤出的部队则在侍王李世贤的统带下分路冲入江西就粮。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与其饿死江南，不如战死江西。”

李秀成在苏州失陷后匆匆赶回天京，向天王提出“让城别走”，遭到洪秀全的严厉申斥。天京粮食供应不继，天王下令“合朝俱食甜露”，即吃以百草制成的草团。李秀成则被留在天京主持城守。他多次组织出击，傍城增筑营垒，阻止敌人合围。延至1864年4月，湘军两掘地道及用云梯攻城，都未能得手。而“城内新种麦禾，青黄弥望”。曾国藩为此惊叹太平军的“坚忍异常”。6月3日，天王洪秀全病故，幼天王继位。

清廷对天京迟迟不能被攻下极为不满，严加催责，且命江苏巡抚李鸿章领军前来会攻。曾国荃一心欲独占克城大功，不惜一切代价发起攻击。7月3日，紫金山麓天京城外最后一个堡垒地保城失陷，湘军得以迫近太平门城根开掘地道。19日，太平门城垣被轰塌20余丈，天京城终被湘军攻破。守城士兵破釜沉舟，高呼：“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湘军入城后大肆烧杀抢掠。据赵烈文日记中记载：“贼所焚十之三，兵所焚十之七。烟起数十道，屯结空中不散，如大山，绛紫色。”40岁以下的妇女都被抢光，老人、幼孩则遭到屠戮。曾国藩向清廷报告说：“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但太平军守城部队仅1万余人，一部分还突围而出，这是把全体南京居民都当成敌人了。

城破的当晚，李秀成即护卫幼天王等由太平门缺口突围。为了“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以尽其愚忠，李秀成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自己终致掉队而不幸被俘。面对曾国荃用刀割其臂股的残酷刑罚，李秀成丝毫不为所动。但在曾国藩由安庆赶来与其交谈后，他却同意亲笔写所谓“供词”。他以自己只念过两年私塾的文化，冒着酷暑和身囚木笼的耻辱，奋笔疾书，而在写完“天朝十误”的当晚，即遭曾国藩杀害。现存洋洋数万言的忠王自述原稿，便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太平天国兴亡史的回忆与思考。内中有一些自污和颂扬曾氏兄弟的言论，则显然是有所求而发。这一篇也许是多余的文字，虽使后人了解了太平天国可歌可泣的业绩，但也使他在身后招致了种种不同的评价。

幼天王自天京突围后，先到皖南广德州，会合干王洪仁玕等。不久，又被堵王黄文金迎至浙江湖州。8月，洪仁玕、黄文金等弃守湖州，转入江西，拟先会合侍王李世贤的队伍，再北渡长江会合扶王陈得才等。但李世贤部已向赣南转移，黄文金不久又病逝，这支队伍的军心涣散了。10月终于在江西石城县覆没。干王与幼天王等先后被俘，在南昌遇害。

太平天国首都的陷落，顿使各地的太平军以及已与太平军结为一体的捻军的活动失去重心。但他们仍坚持斗争达4年之久，南方的太平军余部曾以闽西南和粤东为根据地，太平天国的旗帜在闽南重镇漳州飘扬了7个月。北方的太平军和捻军更以其步骑结合、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纵横驰骋于黄淮与北方大地。他们以自己的热血，谱写了太平天国运动最后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