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宋的建立和政治改革

一 北宋的建立及其局部统一

五代十国时期的各政权，在相互博弈中势力此消彼长，逐步走向统一是大势所趋。北宋政权就是建立在后周开创的统一大业基础上。

周世宗死前，为防止政变，煞费苦心地做了一番安排，把禁军最高首领殿前都点检张永德（郭威的女婿）免除军职，由赵匡胤代替。赵匡胤早年投靠郭威幕下，屡立战功，后来又得到柴荣的信任和重用，成为后周举足轻重的人物。显德七年（960）正月初，赵匡胤借口北汉和辽要会师南下，率军从京城出发，北上防御。行军至开封北郊的陈桥驿，赵匡胤被部下“黄袍加身”，拥立为帝，史称“陈桥兵变”。赵匡胤兵不血刃地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史称北宋，仍都开封，称为东京，赵匡胤即宋太祖（960—975年在位）（图7—1）。

赵匡胤称帝后，首先巩固北宋在原后周辖境范围内的统治，然后采取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方针，以实现南北的统一。对于来自北方的契丹、北汉以及西北党项族的威胁，赵匡胤派遣一批武将分别驻守沿边州郡，保障北宋无西北之虞，以尽力统一东南。

乾德元年（963）正月，宋朝以讨伐湖南叛将张文表为名，借道荆南。当宋军压境之时，荆南节度使高继冲被迫投降，荆南成为被宋朝消灭的第一个割据政权。紧接着，宋军日夜兼程向南进发，很快又吞并湖南。至此，宋朝切断了南唐、南汉与后蜀的联系，为日后各个击破创造了条件。宋军可以从江陵顺流而下，南唐再也不能凭恃长江天险。

乾德二年底，宋朝开始攻蜀。后蜀政治腐朽，将帅无能，士无斗志，宋军仅用六十多天，就迫使后蜀孟昶投降。宋太祖消除长江上游这一割据势力后，先后两次攻伐北汉，都因遭遇辽的援军而失败，于是重新贯彻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开宝三年（970）底，宋军从湖南南下，用不到半年时间，进入广州，削平南汉，把广东、广西的一部分纳入北宋的统治之下。

南唐在周世宗夺取淮南时就充分暴露出积弱之势。李璟主动上表给后周，请求削去帝号，自称唐国主。宋朝建立后，南唐即表示臣附。建隆二年（961）六月，李璟死，子李煜（yù）即位，史称李后主。李煜对宋谨修臣节，以期继续偏安一隅。开宝七年十月，宋太祖还是派遣十万大军开始进攻南唐，很快就包围金陵。李煜遣使恳求缓兵，宋太祖按剑说：“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开宝八年冬，宋军攻陷金陵，历时39年的南唐灭亡。李煜被安置在开封居住，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被毒死。

李煜虽无治国之才，却工书善画，更长于作词，尤其是在被俘往开封以后，怀念故国，心境凄凉，创作了不少名篇。李煜将词从“花间派”的狭窄领域中扩展开来，开辟了词的新意境，对宋词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词作为一种文体，开始取得和诗同样重要的地位。李煜不仅是五代、宋初最杰出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至此，南方的割据政权只剩下福建泉、漳两州的陈洪进和吴越的钱俶（chù）。他们在宋朝建立后都已称臣朝贡。太平兴国三年四月，陈洪进发现宋朝决心消灭割据，便主动献出2州14县，史称“泉、漳纳土”。钱俶随之也献上所属13州1军86县，史称“吴越归地”。至此，整个南方都被宋朝统一。

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宋太宗（赵匡义，976—997年在位）亲征北汉。五月，北汉帝刘继元出降，北宋终于消灭最后一个汉族割据政权，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都纳入管辖之下，结束唐末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取得局部统一。

 

二 北宋的统治措施

宋太祖、宋太宗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还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削夺方镇手中的兵权、政权和财权，以改变五代以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问题。

宋朝的军队由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组成，其中禁军是维护北宋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建隆二年，宋太祖通过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巧妙解除禁军主要将领石守信等人的军权。以后又废除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宋太祖还建立养兵制度，一遇灾荒，就大量招募灾民入伍，以此把潜在的反叛力量变为保卫封建统治的力量。宋太祖还扩充禁军名额，从地方军队中挑选强壮善战者到开封当禁军。同时，实行“更戍法”，禁军的屯驻地点几年更换一次，而将领不随之变动，以防止将领与兵士相结合。在兵力部署上，将禁军一半驻京师开封，一半驻地方。

中央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之职。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军政大权归枢密使掌握，而财政大权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宰相办公的中书门下（习称政事堂）与枢密使办公的枢密院，并称“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此外，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互相制约，以削弱其权力。

北宋的地方政权初分州（府、军、监）和县两级。宋初的节度使，沿袭五代，下辖数州，这些州叫做“支郡”。北宋在消灭割据政权的过程中，规定所属各州直接归中央管辖，取消节度使管辖支郡的制度。州的长官简称知州，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后来又在各州（府）设置通判，作为知州的副手，实际上起着监督、牵制的作用。县的长官叫做知县或县令，也由中央派遣。

淳化四年（993）又分全国为十道，至道三年（997）改为十五路，以后又有增加。从宋初至神宗朝各路陆续设有职任不同的四个机构：安抚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分管地方各项事务，后三个部门合称“监司”。路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监督州县各级官吏。

平定各割据政权后，宋廷往往从中央政府临时派遣文臣前往新占领地区，代替原来的节度使担任地方官，并且不让他们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称为“权知”，即暂时管理的意思。北宋前期官、职、差遣相互分离。“官”（本官）变成一种等级待遇，作为叙级、分等、定薪俸之用；“职”（职名）不是职务，而是标志清要身份的加官；只有“差遣”才是实际职务。

北宋统治者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严格考试程式，考官锁宿，试卷封弥、誊录。科举考试成为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科举及第者，一般随后即予授官，并且在今后的仕途升迁上，也较恩荫等其他出身者便捷。宋太祖亲自主持殿试，并由此成为制度，及第者都成了“天子门生”。宋太宗时又大大增加各科录取名额，以笼络更多的知识分子，扩大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形成崇文抑武的文官政治格局。

这一系列渗透着“防弊”精神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效果，强化了中央集权，巩固和稳定了封建统治；但也造成军队战斗力削弱，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农民负担沉重，社会尚武之风衰微等消极后果，为后来的统治危机埋下祸根。

 

三 北宋的统治危机与农民起义

北宋政权虽然得以巩固，但农民受压榨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北宋政府在有效调整全国土地占有关系上无能为力，不再规定地主占田的最高限额，并且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直接导致宋代土地兼并与土地集中之风比唐代后期更盛，“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农民阶级的处境日益恶化，从北宋初年起，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就不断爆发。

四川地区的农民所受苦难尤其深重。淳化四年初，以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农民起义在青城县（今四川都江堰市）爆发。起义一开始，王小波就明确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表达了农民对社会财富严重不均的强烈不满，使唐末农民起义处于萌芽状态的“均平”思想具体化、明确化。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口号，标志着农民斗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对以后的农民起义有着重大影响。虽然两年之后，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但统治者深切感到农民反抗斗争的威胁。对辽两次用兵均以失败告终的宋太宗，于是决定调整统治方针，全力贯彻“守内虚外”政策，对辽、西夏采取被动的守势，而把预防“内患”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

景德元年（1004），辽军南下，攻破数州，直逼京城。宋真宗（赵恒，998—1022年在位）惊恐万分，想迁都南逃。宰相寇准陈明利害，力请真宗御驾亲征。真宗亲临战阵，宋军将士深受鼓舞，士气大振。辽朝见势遂有议和之意，本就怯战的真宗立即表示同意，与辽朝达成“澶渊之盟”，以每年送给辽朝绢、银为代价，结束了宋、辽之间四十多年来的敌对状态，双方约为兄弟之国，从此基本保持和平局面，直到北宋末年。

为了粉饰太平，宋真宗同王钦若等人伪造“天书”，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兴建宫观，劳民伤财，每次祭祀活动还大量赏赐各级官员。真宗死后，年仅12岁的儿子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1023—1063年在位）。摄政的刘太后又信任佞臣贪官，任意封赏。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官僚队伍日益庞大，行政效率低下。

为维持这些庞大的开支，宋廷大量增加赋税的名目和税额，加重对百姓的剥削。农民不堪重负，大批自耕农破产，加之连年灾荒，致使流民所在皆是，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宋朝不仅阶级矛盾尖锐，同西夏和辽朝的关系也复杂、紧张。在西夏的侵扰和辽的要挟面前，宋朝显得软弱无力，长期以来形成的军事弱势暴露无遗。军队的扩充和岁币的增加，又使冗费激增，年年入不敷出，财政危机日益严重。

为摆脱社会危机，加强宋王朝统治，统治集团中一些人开始考虑尝试变法，最著名的是由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的“庆历新政”。范仲淹，字希文，苏州人，是北宋中期有影响的政治家。他素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志，十分关心宋朝长治久安的问题。登上仕途以后，他敢于直言朝政得失，提出一些兴利除弊的建议。后来他又在陕西指挥对西夏的防御战争，较有成效地阻止了西夏的进攻，从而名重一时。

庆历三年（1043）八月，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希望依靠他们改革弊政，革新政局，并对当世急务提出书面建议。范仲淹与富弼商议后，奏上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所谓“十事”，是指“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改革建议，从庆历三年九月到庆历四年，先后发布一系列诏令，宣布对此前实行的官僚选拔和升迁办法进行改革。这就是所谓的“庆历新政”。新政所推行的这些措施，以整顿吏治为主要内容，有利于改善弊端丛生的宋朝专制统治。但它触犯了官僚、权贵的一些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攻击。他们指责支持改革的官员是“朋党”，甚至耍弄阴谋，制造谣言，对范仲淹等人进行恶意中伤。

庆历四年十月初，宋夏议和。庆历五年正月中旬，辽朝又遣使到开封告知辽夏战争结束，并向宋朝示好。西夏与辽的威胁相继解除，仁宗认为天下已经太平，同月下旬就将范仲淹和富弼罢免而出任地方官。新政夭折。

但是，各地小规模农民起义和下层士兵哗变事件仍然不断发生。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改革的浪潮也继续高涨，继仁宗之后的宋英宗（赵曙，1064—1067年在位）也希望能革除积弊。只是由于他在位时间短暂，且一直患病，未能着手进行改革。

 

四 王安石变法

治平四年（1067），英宗病死，继位的宋神宗（赵顼，1068—1085年在位）很有抱负，决心改变内忧外患、财政困乏的局面，并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独负天下盛名的王安石身上。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曾长期担任地方官，对现实社会有较多了解，对宋朝统治所面临的危机有较深刻的认识。神宗即位后，起用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允许他直接向皇帝陈述政见。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王安石亲自负责，实行变法。

在理财方面，王安石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基本方针，推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等措施。同时，为加强宋王朝应对“内忧”和“外患”的能力，还实行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措施。此外，还着手改革科举制，整顿学校，以培养和吸收拥护新法的人才。

王安石所进行的变法以富国强兵为核心，前后进行了近二十年。部分实现了变法“富国”的目标，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大改善。“强兵”方面，开始取得对西夏的战略优势。但是，将兵法的实行未能显著提高禁军的战斗力，保甲法恢复“寓兵于农”制度的设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很难实现。

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皇室、中高级官员、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和阻挠。宋神宗虽有心坚持变革，但在人事上也于新旧两党之间寻求平衡。熙宁七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次年，宋神宗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但二人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雱（pāng）病逝，王安石于熙宁九年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潜心学问，不问世事。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其幼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1086—1100年在位），由神宗之母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是宫廷内部反对新法的主要人物，她一执掌朝政大权，就火速把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保守派元老大臣召回京城，并让他们推荐守旧派人物到朝廷任职。司马光就任宰相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废除了熙宁年间（1068—1077）颁布的大部分变法措施。这些事发生在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后来被称为“元祐更化”。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病死，宋哲宗亲政。他随即同变法派的一些人结合起来，打起继承宋神宗“遗业”的旗号，改元绍圣，恢复神宗颁布的一些法令。但重新上台的变法派，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势，统治集团内部的明争暗斗进一步加剧，北宋王朝的统治陷入更加深刻的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