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论

梁启超在此书“序例”中开宗明义，自承“全仿西人传记之体”，他批评中国旧传记体裁“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而司马迁开创的夹叙夹议式列传体裁，“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他愿意继承这一传统。纵观全传体例，分为“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八大主题，议论风发，既提纲挈领，又顺应了历史时序。末章结论中列举古今中外十五位政治人物：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格莱斯顿、爹亚士（梯也尔）、井伊直弼、伊藤博文，逐一与传主比较点评，妙语连珠，极具特色。而将传主放到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研判，上下五千年，环视八万里，更是自司马迁以降史家所未企及的时空。这种传记体裁开一代之风气，直到民国时代仍不断被人袭用。

全传以文言文撰写，仅六万余字，要言不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反观今日习见之白话传记，冗长拖沓，动辄数十万字，难免有码字赚钱之嫌。时人称道梁氏文风“笔端常带感情”，其感染力与煽动性超过“十万毛瑟”，而讥评者则贬之为“新闻记者手笔”。当时白话文的时代尚未到来，但新闻纸的出现，渐趋白热化的保皇与革命之争，使争取受众、扩大传播成为报刊的生命线，也势将影响到文风的演变。抛开政治观点不论，对照一下革命派章炳麟佶屈聱牙的古奥文字，不能不承认梁氏文笔是近代文坛上最生动的文言文。

这篇传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或可归入新闻性评传一类。作者自谓，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然不会有心为他做辩护。为一位刚刚逝世的大人物作传，能做到不存私见、评价公允、褒贬分明，殊非易事。百年后读此传记，仍能栩栩如生地感受传主其人、其时代，非有高屋建瓴的史识、客观公正的史德及纵横驰骋的史笔不能为之，足令后世沉溺于“遵命史学”泥坑中之人无地自容。

梁启超的文字一向带有鲜明的个人文字风格，极具张力。在一些总结性论断中，经常用“吾敢言”“一言蔽之”一类词句，透露出一种咄咄逼人的自信，殆非有真知灼见者所不敢为也。他总结李鸿章洋务、军事及外交失败，关键在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仅靠小修小补图一时偏安；不扩充养育国民实力，致国家于威德完盛，仅捡拾一点儿西方的皮毛，如同汲水而未找到源头，便安于现状，更凭着小智小术欲与世界著名的大政治家抗衡，出让了大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

在批评了李鸿章的失误之后，梁氏笔锋一转，又扩展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他指出，李鸿章没有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没有生于当今而生于几十年之前，无论前人或同时代的人，没有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可以引导他、襄助他，这是同一时代环境下人物的局限性使然，“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关于个人品格才具，梁氏断言李鸿章乃“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他直指“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为中国官僚政治的通病，“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尽管如此，“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人能比得上李鸿章。他预见到“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纵观三十年来新一轮的历史大潮，不见了随亡国灭种危机而来的改革紧迫感，经济建设已有长足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蹒跚。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仍未建成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梁任公“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现之前永远不会过时。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于北京风雨读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