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阿尔塔蒙2

阿尔塔蒙家的餐厅与套间正面所有的房间一样，经过专门布置，即将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

餐厅是一间八角形房间，四个斜角的墙面上装了许多暗柜。地上铺着上釉的地砖，四壁裱了软木墙纸。最里面有一扇门通向厨房，厨房里三位穿白色工作服的厨师正忙着。右侧有一个双扉门，大开着，直通用来接待客人的各个房间。左侧沿墙设置的X形支架上摆着四桶酒。房间正中用三根镀金铜链吊着一个乳白玻璃灯盏，灯盏下有一张以庞贝火山熔岩为支架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茶色六边形托盘，托盘上摆满彩绘中国小碟，里面分别盛着各种小吃：腌鱼脊肉，虾，橄榄，腰果，熏黍鲱，葡萄叶包的馅饼，配有鲑鱼、芦笋尖、鸡蛋片、番茄、猪舌和鳟鱼的各种吐司，微型猪油火腿蛋糕，特小号比萨饼，细条奶酪。

酒桶下方铺垫了一张晚报，可能为了防止渗酒。晚报一页上有一个填字游戏，与莫罗夫人的女护士玩的填字游戏完全一样。这页的填字游戏虽然没有填满，但是已有不少进展：

战前，早在阿尔塔蒙一家把这个房间改装为餐厅之前，它原来的住户是马塞尔·阿邦泽尔，他在巴黎居住的时间不长。

马塞尔·阿邦泽尔原是奥地利人，毕业于马林诺夫斯基学校，专攻人种学，他决心遵照师训进一步深入研究，故而决定与他所要研究的部落打成一片，完全成为其中的一员。1932年，他二十三岁，独自一人出发到苏门答腊，随身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尽量少带西方文明的工具、武器和炊具，只带了些传统的礼品——烟草、大米、茶叶、项链。他雇了一个马来向导，名叫索里，打算乘独木舟沿阿勒里丹河、黑河而上。最初几天，他们遇见过几个采橡胶的工人和几个顺流而下排运高大的珍贵树木的工人。以后，在整个航道上就只剩下他俩了。

他们寻找的对象是一个像幽灵般出没无常的部落，马来人称之为“阿纳达拉姆斯”，有时也被叫作“奥朗-库布”，或简称“库布”。“奥朗-库布”的意思是“自卫的人”，而“阿纳达拉姆斯”则意为“内地之子”。苏门答腊的所有居民都住在海岸地区，只有库布人居住在岛中央，这里是地球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热带森林地区，到处都是沼泽和蚂蟥。不少神话传说、文献资料和古代文物似乎都证明库布人从前是这个岛的主人，后来被从爪哇来的侵略者打败，一直逃到丛林深处躲藏起来。

一年前，索里曾到过一个离阿勒里丹河不远的库布人村庄。这次阿邦泽尔和他一起航行和步行了三周才走到那儿。可是由五个吊脚楼组成的小村庄已被遗弃，里面空无一人。阿邦泽尔说服索里和他继续向上游前进。他们又航行了八天，什么也没找到，索里不干了，决定回到海岸地区。阿邦泽尔坚持继续寻找，于是他把独木舟和大部分物品留给了索里，独自一人带上一点儿礼品深入丛林。

索里回到海岸地区以后，把情况通知了荷兰当局。他们派出了几组搜索队搜寻阿邦泽尔，可是没有任何结果。

五年零十一个月以后，阿邦泽尔又重新出现了。一个探矿队坐着摩托艇在距他原先出发点六百公里之远的穆西河边发现了他。他的体重只有二十九公斤，光着上身，仅穿一条破裤子，实际上是用几根看来还结实但已毫无弹性的黄色背带连起来的无数块破布头。他被送到巨港，在旅馆里住了几天以后就被遣送回国，不过不是回他的出生地维也纳，而是来到巴黎，在他出发后的这段时间里，他的母亲已在巴黎定居。

回国这段路程整整走了一个月，这正好给阿邦泽尔提供了一个恢复的机会。起初，他简直是一个废人，几乎一点儿也不能动弹，甚至不会自己吃饭，他实际上丧失了使用语言的能力，只是在每隔三五天发一次高烧时不断地说胡话，发出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后来他渐渐地恢复了体力和智力，重新学会了坐椅子、用刀叉、理发、刮胡子（船上的理发员已经给他剃掉了十分之九的头发和全部胡须），学会了穿衬衣、用假领、系领带，最困难的是学习穿鞋子，他的脚上全是硬皮和裂口。尽管如此，当他抵达马赛时，前来迎接他的老母亲还是没费多大劲就认出了他。

阿邦泽尔去苏门答腊探险之前，曾在施泰尔马克州格拉茨做人种学家的助手。现在他当然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了。他是犹太人，何况几个月之前，已经宣布奥地利合并给德国，所有的奥地利大学都关门了，原来在他考察期间一直寄给他的工资也冻结了。他给马林诺夫斯基写信，通过马林诺夫斯基见到了马塞尔·莫斯，后者邀请他到人种学学院去讲学，专讲阿纳达拉姆斯部族的生活方式。

有关他在苏门答腊考察的七十一个月之间发生的一切，阿邦泽尔既没有带回什么物品，也没有留下资料和笔记。他借口需要保留完整的记忆、印象和分析，在报告会之前一直保持沉默，拒绝透露任何情况。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做准备。开始的时候，他写得很快，很兴奋，简直有点儿狂热，但是不久他就拖拖拉拉，犹豫不决，涂涂改改。他母亲走进他房间时，往往看到他不是坐在桌前，而是坐在床边，上身笔直，双手放在膝上，眼睛盯着一只在窗前飞来飞去的黄蜂，又好像盯着挂在门后的一块有茶色双穗的灰褐色手巾，似乎在寻找一根丢失的线头。

在预定由他做第一次报告——题目是“苏门答腊的阿纳达拉姆斯人：初步研究”——的前几天，各家报纸都发了消息，可是年轻的人种学家没有把《社会学年刊》准备登载的内容提要交给学院秘书，而是把它和报告原稿一起一把火烧掉了，然后提着一个装了几件换洗衣服的皮箱，离家出走了。他给他母亲留下一张字条，说他要重返苏门答腊，他认为自己没有权利泄露任何有关奥朗-库布族的情况，只好再次出走。

在他烧毁的材料中有一个笔记本幸免化为灰烬。这本薄薄的笔记本只用了一半，上面的字迹几乎难以辨认，人种学院的几位学生费了很大劲才弄清了它的内容。另外，通过阿邦泽尔给马林诺夫斯基的几封信，来自苏门答腊的其他材料，以及某些和他有特殊关系的人提供的情况，人们终于大体弄清了他的探险经历，并概括地描绘了这些神秘的“内地之子”的形象。

那一次，阿邦泽尔步行数天后，终于发现了一个库布人村庄：一块小空地上成环形排列着十几个吊脚楼。乍一看，似乎村里一个人也没有，走近后才发现一些老人躺在屋檐下的草席上，都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他走过去，以马来人的方式向他们问候，摸摸他们的手指，然后把右手放在胸前，在每位老人面前放一小袋茶叶或烟草作礼物。可是他们都不理睬他，连头也没点一下，碰也不碰他放下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有狗叫起来，村子里突然涌现出一些男人、女人和孩子。男人们都带着标枪，但没有人威胁他，没有人看他一眼，似乎没有发现他的存在。

阿邦泽尔在村子里过了好几天，一直没能和这些简朴的村民打上交道。他把带来的茶叶、烟草都送完了也是白费心机，所有库布人——包括孩子——都没有拿他的礼物。这里每晚都下一场暴雨，那些茶叶和烟草都泡汤了。不过他还是看到了他们如何生活，开始记下他所看到的东西。

他向马林诺夫斯基描述了他的主要观察。奥朗-库布确实是上古时期文明遗留下的后人，他们被人从自己的土地上驱逐出来，只能深入内地森林生活，因而更加退化了。现在他们不会生产金属制品，可是有铁标枪，手上戴着银戒指。他们的语言和海岸地区居民的语言相近，阿邦泽尔大部分都能听懂。使他最惊奇的是他们使用的词汇极为有限，总共不超过十几个单词。他想，库布人是否和遥远的类似部落巴布阿人一样，有意识地使词汇贫乏，村里每死一个人，就减少一些单词。这样，一个单词往往表示越来越多的意思，比如表示“打猎”的马来语，也可以表示“驱赶”“走路”“背东西”“标枪”“羚羊”“野猪”“肉类食品常用的香料”“森林”“明天”“清晨”等，同样“香蕉”还可表示“吃”、“用餐”、“汤”、“房屋”、“罐”、“席子”、“火”、“火石”（库布人用两块火石撞击生火）、“钩扣”、“梳子”、“染发剂”（用可可奶掺和各种泥土和植物）等。阿邦泽尔对库布了解得比较好的部分就是语言这方面的特点。他给在哥本哈根任教的瑞典语史学家哈波·塔斯格松——他是在维也纳工作时认识这位学者的——写了一封长信，叙述了这些情况。在信中，他把这种语言特征比作一位西方木匠。这位木匠使用的工具都有确切的名称——划线规、槽刨、线脚刨、长刨、狭凿、粗刨、线刨等——可是他向徒弟要这些工具时，就只是说：“把那‘家伙’递给我！”

第四天早上，阿邦泽尔醒来时，发现村里和草屋里都空无一人，全村居民，男女老幼，连狗和那些躺在草席上不动的老人，都走了，带走了他们的三头山羊和少得可怜的山药。

阿邦泽尔两个多月后才重新找到他们，这次他们的草屋简陋地盖在一个蚊子特别多的涝洼地旁。和上次一样，库布人不和他说话，也不要他的礼物。有一次，他看到两个人想抬起一棵被雷电击倒的大树干，他打算上去帮忙。结果他刚把手搭在树上，那两个人就把树干丢下走开了。第二天早晨，村庄又被遗弃了。

阿邦泽尔跟随他们五年，每次刚刚发现他们的踪迹，他们就迁走了，而且越来越深入人类无法居住的地区，建造的村庄也越来越简陋。阿邦泽尔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他们这种迁徙行为的动机。库布人不是游牧民族，也不搞刀耕火种，没有任何理由如此频繁地迁移。这种迁移并不是为了打猎或采摘野果，难道这是一种宗教仪式？是为了举行成人典礼而进行的考验，或是与出生、死亡有关的一种少见的礼仪？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上述想法。诚然，库布族的礼仪是难以理解的，但表面看来与他们的迁移毫无关系。对于阿邦泽尔来说，他们的迁移实在难以捉摸。

最后他终于弄清了真相，一个十分残酷而又明显不过的事实。他第二次出走五个月后，从仰光给他母亲发了一封信，信中极好地概述了这一事实：

作为一名人种志学者，我立志全身心地投入我的专业，并企图以此为手段，具体地了解人类的深层特性，换句话说，就是透过各种文化不合常规地表现出来的一切事物，了解决定人类命运的最原始的社会形态，但是我感到失望和懊恼。虽然我只能企求发现相对真理（获得绝对真理只是一种幻想），但我要克服的最大困难并不在此。我愿意过最原始的生活，在这些从来没有人见到过，以后恐怕也不会有人见到的可爱的土著人之中，我感到十分满足。通过一次令人激动的探险，我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野人，我只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和他们一起生活，分担他们的疾苦，遵守他们的礼节。唉！可惜他们不要我，他们不想把他们的习俗和信仰告诉我，他们不需要我放在他们身边的礼物，不需要我力所能及的帮助！相反，正是因为我的出现，才使他们抛弃了自己的村庄；为了使我泄气，让我知道坚持下去是徒劳的，他们选择定居地区的环境一次比一次更艰苦。他们以此向我表示：宁可面对老虎、火山、沼泽、大象、令人窒息的浓雾和能致死的毒蜘蛛，也不愿和人打交道！我以为自己经历了足够的肉体的痛苦。现在我明白了，最大的痛苦是感到灵魂的死亡……

马塞尔·阿邦泽尔后来再也没有写过信，他母亲托人四处寻找，仍是不见踪影。不久，战争爆发了，对他的寻找也中断了。阿邦泽尔太太一直不肯离开巴黎，甚至连她的名字已经出现在《示众》周刊上没有佩戴黄星的犹太人名单里，她也不肯走。一天晚上，一位好心人从她家门底下塞进一张字条，通知她次日清晨有人来抓她。当天晚上她离开巴黎到了勒芒，然后从那儿到达自由区，参加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44年6月，她在瓦西约-昂维科尔附近遭到杀害。

阿尔塔蒙夫人是阿邦泽尔太太的远房侄女，所以阿尔塔蒙夫妇于20世纪50年代初继承了这套房间。当时他们还年轻，现在阿尔塔蒙夫人已经四十五岁了，阿尔塔蒙先生五十五岁。他们的女儿韦洛尼克十七岁，正在学水彩画和钢琴。阿尔塔蒙先生是一位国际商务专家，长年不在巴黎，好像他们家的宴会就是为了庆祝他一年一度的回家才举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