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倾听的价值
一个读者在我的博客评论道：“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倾听，我希望这样做不会耽误治疗。”但我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正在成长的儿童及其家人来说，倾听恰恰就是一种治疗。
唐纳德·伍德斯·温尼科特原先是儿科医生，后来成为精神分析学家，他说过父母（他指的是母亲，因为在他写作的时候，基本都是由母亲来照顾年幼的孩子）自然而然地知道什么才对自己的孩子最好。“母亲在这项基本职能中总能有足够好的表现，任何不承认这个事实的理论都不可接受。”在一篇题为“给父母建议”的讽刺性文章中，他反对那些没有全面了解情况就给出建议的流行做法。我们注重“怎么办”的文化，还有一大堆的“专业”建议，本身就可能是倾听的障碍，无意中瓦解了父母的天然权威。现代社会有一种流行的观点，一位儿童精神科医生在一家大型的教学院工作，他曾经邀请我接受电台访谈，讨论他写作的“父母培训管理”手册。他认为“没有接受培训”的父母“不知道怎样当父母”。
一种针对儿童心理健康的预防方法认为，父母的压力会妨碍孩子的直觉发展。这些压力来自许多方面：一个挑剔的孩子，日复一日的家庭琐事，在快节奏的现代文化中工作，以及通常很难得到大家庭的支持。压力也可能来自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和上下辈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不在于他们不知道怎样当父母，而是他们天然的能力受到重重压力和过去负面经历的阻碍。有些父母说：“我不想用自己小时候被带大的方式来带大我的孩子。”这些父母并不需要“专家”的建议，而是需要对自己的天然直觉建立信心。我们的目标是支持这些父母，帮助他们找到一种养育孩子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又能够符合他们自己、别人和孩子的需要。
正如温尼科特在他的文章中所言：“我不想让这种观点变得不合情理。”我承认一个更有经验和知识的人有时确实对父母很有帮助。在许多文化中，祖母担任着这个角色。在美国的文化中，很多母亲并没有选择这条道路。新闻工作者珍妮弗在她的著作《苦乐参半：现代父母的矛盾》中写道，当她询问父母们向谁征求建议时，没有人提到自己母亲的名字。这种现象也许有多种解释，但是当亲子关系不太好，或者当祖母离得太远甚至已经去世时，要想从祖母那里寻求建议根本就不可能。一位幼儿教师和体操教练提到“训练”这个词。她解释说，教练是支持运动员发挥自己的独特天赋，而不是给运动员规定一套成功的模式。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全面了解情况，就开始进行建议、训练和指导，才是麻烦的根源。
来咨询的父母听起来就像是在坐跷跷板，他们常常在担忧“这是我的错”和害怕“我的孩子有问题”之间起伏。善意的安慰可能会产生反作用，因为有些父母会迅速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肯定是有什么问题。”愧疚感很容易让人害怕，甚至恐惧。他们担心家庭正在经历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自己是个“坏”父母。
我发现温尼科特提出的“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可以为父母们提供支持，这些父母正努力地通过不同途径建立亲子关系。这些“足够好的”父母竭尽全力，但并非无可挑剔。事实上，恰恰是父母的不完美促进了孩子的健康发展。他们让成长中的孩子经历一些困扰，让孩子准备好应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失望。温尼科特写道：
足够好的“母亲”（这个母亲不一定是婴儿的亲生母亲）会积极地根据婴儿的需要作出调整，这种积极的调整会随着孩子忍受挫折能力的增强而减少……如果一切顺利，那么婴儿将会从受挫的经历中获益良多。
严重的内疚感，还有随之而来的自责，在身为父母的人身上很常见。给孩子贴上某种标签可以减轻这种内疚感，但是当父母拒绝为孩子贴上各种病症的标签时，别人可能会说这样的父母是在逃避现实。这种消极的言论会造成关系的紧张。如果父母得到的是更为积极、充满鼓励的反应，那么他们的内疚感就可能转变成责任感。“我很内疚”也可以意味着“我很负责”。不带评判的倾听，可以推动父母摆脱无助感而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我曾经通过倾听帮助过几百个家庭，他们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实现了更高水平的情感连接和交流。开始走上这条具有探索意义的道路之后，有些家庭就再也不会回头了。虽然我无法弄清每个人的具体原因，但有些情况却总是反复出现。如果是在很多年前发生的困扰，那么“足够好的母亲”这个概念还不足以抵消那种内疚感。来自家人、朋友、教师和其他人的种种社会压力，常常会让不堪重负的父母崩溃，也不容许这种耐心的探索。有时我会在几年后听说某对父母离婚了。一个“有问题”的孩子背后可能隐藏着一段有问题的婚姻。面对那些想要知道应该怎么做的父母，我会全面了解情况之后再给出建议。如果太过匆忙，那我们可能就无法发现那些深藏不露的痛苦根源。
倾听真我
一个人的故事并不是从五岁、两岁或六个月时开始的，而是从出生的那一刻，甚至在出生之前就开始了。每个婴儿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人，需要得到别人的了解。没有人比婴儿的母亲更了解这个孩子。
——温尼科特
当父母担心“我的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时，我试着改变这个问题，并引入温尼科特的另一个中心概念——“真我”。当“足够好的母亲”承认孩子的感受，并帮助孩子意识到这种情感时，孩子的真我就开始出现了。压力、担忧、内疚和他们关系中的问题会在承认孩子感受的过程中展露出来，并借此理解孩子行为背后隐藏的力量和脆弱。
我不会和父母一起寻找“出了什么问题”，而会建议他们花点时间想想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为什么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为不无道理。我发现，借此机会寻求被倾听，进而倾听孩子想表达什么信息之后，大部分父母都不愿再给他们的孩子贴上某种病症的标签。
然而，我们的医疗和教育系统却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障碍。这可能会促使父母在得到医疗服务的同时，更倾向于给孩子贴上某种病症的标签。人们总是迫切地想给一个问题命名，这样才会觉得自己做了事情。我在本书中讲述的全部故事，也都说明了治疗是必需的。关键是不要落入这样的思维陷阱，以为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什么病症，那他的家庭就不需要帮助。机械地划分“有病的”和“正常的”是不准确的，而且可能会造成伤害。在我的临床实践中，我几乎会给所有患者开出一个“适应性反应”的模糊诊断，并借此绕开这个障碍。在计时收费的咨询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倾听。一个读者在我的博客评论道：“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倾听，我希望这样做不会耽误治疗。”但我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正在成长的儿童及其家人来说，倾听恰恰就是一种治疗。
在《离树很远》（Far from the Tree）这部睿智的著作中，安德鲁·所罗门探索了那些孩子跟父母存在巨大差异的家庭如何接受孩子的过程。他认为可以通过建构意义去努力获得力量和疗愈。不幸的是，我们的医疗和教育系统都迫使父母和教师背道而驰，只有那些“有问题”的孩子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
关于为母亲提供时间和空间的支持，鼓励她去理解孩子的感受，从而达到温尼科特所说的帮助孩子建立真我，玛丽和利亚姆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玛丽认为她三个月大的儿子利亚姆患有自闭症，她感觉自己无法跟这个孩子建立联系。利亚姆是她第三个孩子，但是他跟他的两个哥哥很不一样。他的两个哥哥分别是三岁和六岁。这两个孩子在几个月大时都得过肠绞痛，不过他们长大后都很活泼，话也很多。但是利亚姆却很不一样，他从出生开始就非常安静。他在产房中几乎没怎么哭过。虽然医生一再保证，但玛丽还是从儿子出生时就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几个星期过去了，在玛丽看来，利亚姆不仅很安静，而且似乎不能跟人建立连接。她会把自己的脸凑到利亚姆跟前，试图吸引利亚姆的注意力，但是却很少成功。在那几个星期中，她越来越努力，也越来越焦虑。
我们共同度过了一小时，坐在地板上一起观察利亚姆。我很快就注意到，当我凑近他的脸庞说话，努力引起他的注意时，他的反应十分冷淡。他似乎看着我的后方，也许是看着天花板上的灯光，但情况还是不太明朗。我看到玛丽越来越紧张，于是我努力克制自己的紧张说：“让我们再给他一些时间。”
利亚姆躺在地板的一块毯子上面，一开始似乎还是毫无目的地四处看。我轻轻地跟他说话，注意到他把舌头伸出来了。我模仿他的动作，慢慢地，他开始参与进来了。玛丽注意到利亚姆在我模仿他的表情时开始有所回应。我们观察到了一次缓慢而显著的转变。这个安静平和的环境与他平时吵吵闹闹的生活是多么不同，他似乎从自己的壳子里爬出来了。这一切从微笑开始，最初他的微笑似乎毫无目的，但慢慢可以看出他显然是在回应我的微笑。玛丽继续用温和的声音跟他说话，不过她没有把自己的脸凑到利亚姆跟前，而是像我那样用比较自然的方式，就像我们两个大人在说话那样。利亚姆表现得越来越活跃。我和玛丽都注意到，随着利亚姆越来越轻松愉悦，他不仅开始盯着妈妈的脸庞，还开始咿咿哦哦地跟妈妈说话。他越来越高兴，开始踢腿和挥手。
我们都为这个小宝宝惊人的沟通能力而惊叹，也开始怀疑他之所以如此安静，可能是因为他对两个哥哥在家里制造的吵闹气氛极为敏感。也许他正在努力地适应，其实他对外界很关心，只是他不喜欢别人凑近他的脸大声说话。他正在这个世界上寻找自己的道路。
玛丽和利亚姆之间发生了沟通障碍。利亚姆表现得越疏离，玛丽就越努力地想要引起他的注意。简单粗暴地把孩子的问题归咎于某种疾病，让我们错失了成长和疗愈的机遇。“问题”不在于玛丽或利亚姆，他们只是需要学习一种新的沟通方式。有了安静的空间和足够的时间进行倾听之后，玛丽意识到自己出于好意的努力在敏感的利亚姆看来可能是一种侵犯。玛丽越来越焦虑，于是就越来越努力地想要引起利亚姆的注意，结果利亚姆却越来越退缩。
玛丽终于大松了一口气，但她并没有完全放下焦虑。她担心自己是否错过了利亚姆表达的什么信息？我指出，想要引起利亚姆的注意力是多么容易，因为他很乐意跟人交流。玛丽所做的事情中显然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这一事实也支持了温尼科特“足够好的母亲”这一概念，因为研究表明，就算父母错过了婴儿表达信息的70%，只要错过的部分能够得到注意和修复，孩子也可以继续健康成长。
当我一个月后看到他们母子时，玛丽喜悦地说起家人和利亚姆在一起时的快乐。利亚姆已经变成一个活泼快乐的孩子。现在玛丽每天都会花几分钟和利亚姆静静地待在一起，她感觉自己对孩子的爱越来越深了。虽然利亚姆只有四个月大，但玛丽却为儿子在如此年幼时就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而惊叹。经历过一些挫折之后，玛丽和儿子变得更加亲密了。
故事：通往真我的道路
当我还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时，我有幸参与了一个面向儿童精神研究者的儿童发展课程，这个课程在康奈尔医学中心举行，由已故的天才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宝琳娜·科恩博格主持。其中一个学员把自己九个月大的儿子作为讨论课题，我清楚地记得他充满成就感的喜悦。我认为儿童的成长是自然的奇迹，是一个带着目标和单纯展开的过程。
当一个孩子苦苦挣扎而毫无进展时，那么他的发展之路也许在婴儿时期、儿童时期或少年时期就偏离轨道了。继续借用这个比喻，如果要让一列火车回到正轨，那么就必须回到起点。故事必须从头说起，才能弄清是在哪里、怎么样偏离了轨道。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在健康的道路上继续成长。倾听给故事的讲述提供了机会，而且让人可以从故事的起初开始倾听。
成长就是儿童的故事。讲出故事对父母来说同样重要。一个人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讲述人生故事，而这个故事常常要追溯到他降生之初。不同的故事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特质和需求。父母之间的关系可能在他们充当父母的过程中发生重大变化。
人们在初为父母之后常常会手忙脚乱，这种忙碌的生活很少给父母留下沉思的时间。无论是肠绞痛、睡眠问题、分离焦虑、过激行为，还是年幼孩子可能发生的其他问题，当这些问题出现时，父母也许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把日子熬过去，而没有时间去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文化能为父母做的就是提出一大堆建议，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解决问题。但是提供时间让他们说出故事，也许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支持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保持冷静的能力，随时应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让自己受到过去经历的干扰。当孩子的行为与自己过去的经历发生共鸣时，要想做出正确应对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了解自己的过去，可以提高成功应对孩子问题的可能性，帮助他们建立真我。
倾听：如何促进知识传递
倾听在进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生存的必要知识在人类社会中代代相传。理解自己和别人行为背后隐藏的情感是人类的特殊能力，这种能力促进了人类知识的传递。当儿童感觉自己被倾听和理解时，他们就会发展出心理分析学家皮特·冯纳吉所说的“认识性信任”。“认识性”的意思是“关于知识的”。皮特·冯纳吉对此的定义是：“一个人是否愿意认为来自别人的新知识是可以信任的、可以归纳的、可以产生关联的。”换句话说，我们如何获得关于自己、他人和周围世界的新知识，与我们在童年成长过程中是否得到倾听有着密切关系。儿童从一个值得信任的照顾者传达的信息中学习新知识。儿童必须听从照顾者的吩咐，照顾者决定了儿童的学习重点是什么。于是儿童学会不仅要考虑自己的感受和行为，还要理解别人的动机和目的。
如果儿童要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生存，那么他们是否被倾听和关爱就显得非常重要。无论是思维的弹性，还是对新鲜观念的开放性，都与早期经历中是否得到倾听密切相关。反之，如果儿童长大之后缺乏这种开放性和信任度，那么他们就可能会拒绝接受新鲜的资讯。缺乏知识和技能的情况可能会延续到下一代。
在冯纳吉之前的几十年，约翰·鲍比就在他的著作《安全基地》（A Secure Base）指出了早期关系进化的重要性。他准确地抓住了很多人都想传给自己孩子和下一代的东西，他写道：一个得到关心和倾听的孩子可能会“成为一个越来越独立自强的人，对世界勇于探索，善于与他人合作，即便遭遇挫折，也仍然能够给予别人同情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