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冰雪驿路八忆(3)

在奔往“585”驿站的路上，我替他拉着苇子车，他在旁边帮我拉旁套。在边走边聊中，他说他原是清华大学水利系学生，在即将毕业那年被划为右派。比我幸运的是，他在社会上多混了几年，“文革”开始的1966年，他先进了北京社会五毒人员收容所——天堂河农场，一年后才折进了真正的大墙茶淀监狱（对外称清河农场）。因为他有先天性心脏病，进了囚瓮就到“585”老残队来了。可能是比我晚折进来几年之故吧，他的谈吐中还残留着知识分子的文雅，因而听他说话，激活了我心灵里残存的一点温馨。当我把苇车拉到“585”墙外时，我动情地握握他的手，祝愿他保重身体，他并没有松开我的手，而是凝神望着我说：“进来坐一会儿行吗？老残队都是快升天的人了，监规条例没那么严格。”

我说：“不行，你没看见马车还在等我去装芦苇吗？”

他还是没有松开我的手，对我低声说了一句：“你知道我为啥去拉芦苇吗？为给吕荧取暖。他快死了！”

“吕荧……”我终于听明白了他说的是谁，不禁心跳加快，“你是说美学家吕荧，也关在这儿？”

“对！该怎么对你说呢，想来你比我更清楚，他是个有骨气的文化人，在中国没有几个。你也曾是个文人，愿不愿意去看上当年的同类一眼？”他眼巴巴地望着我，看我面露为难之色，便又对我解疑说，“我与他算是忘年之交了，可是我这病弱身子，还不知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呢（指走出牢笼），他这么一个风骨文人，总该在历史上留个记号吧，你说对吗？”

我全然听懂姜葆琛的话了，当然更明白他话中的弦外之音。一时之间，我愣在那儿了。我想，大张不会因为我迟迟不归而埋怨我，他一个人装一车芦苇，像玩一样轻松。问题在于此时正是“文革”全国山河一片红的1969年，关在大墙里的各种类型的囚号，虽然被视为只会出气的“死老虎、死耗子”，不再是阶级斗争的焦点和“文革”打靶的活靶子，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的信条，已然成为一切患难知识分子的生活本能，我有必要去无事生非吗？这是我的第一反应。但并没有完全消失的文人的良知，却对我发出另一种声音：中国有几个吕荧？据当时见诸报刊的报道，1955年中国文联召开批判胡风大会时，在新闻总署大礼堂参加的文化人有七百人之多，众口一词都给胡风定性为反革命。其中唯一一个敢于给胡风辩护的人就是吕荧。这样的一个文坛硬汉，此时正在病危之中，我该怎么办呢？折身回来，还是见上这位前辈一面？

姜葆琛见我犹豫不决，松开我的手说：“你要是有顾虑，就再见吧！”

我说：“当然有顾虑，但是我不愿意失去这次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缘分。我要是没碰到你，还不知道吕荧被关在这儿呢！”

姜高兴地抄起车把：“你跟着我，只管往前走！”

“那不行。还是我替你拉着车吧。万一有人过问，我们也有个说辞。”说着，我从他手里，重新接过小车车把。

就这样，我拿出“跳河一闭眼”的勇气，拉着小平车，闯进了残破土墙围着的院落，终于走进了我最忌讳的“585”老残队。之所以如此，目的十分单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老残队的人，说完就完，如果错过这个时机，也许会留下终生遗憾。

此时已接近中午，太阳高高挂在蓝天之上，如果两眼只往上看，这儿的太阳与北京上空的一样，但当我用眼环视四周时，心里立刻塞满了悲凉。那些蓬头垢面的老号，七零八落地坐在背风的墙根，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身上围着棉被，在拿棉衣上的虱子。尽管这镜头对我来说，并不十分陌生，但还是让我心颤——因为这儿的皇历，似乎一成未变，几年前什么模样，几年后依然如故。这个劳改部族中的最为卑贱的群体，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无力挣扎，他们没有别的期盼，只待上帝的那一声召唤。

这些老残人员，已然对一切失去了兴趣，因而我拉车从他们面前走过，竟然没有一个人打量上我一眼。这倒也好，省得招惹是非。小平车拐过了一排红砖砌成的房子，在第二排房子的拐角处，他让我把小车停了下来。姜葆琛用手挑开了一块破布（当门帘使用，以挡冬日的寒风），一股酸臭之气立刻扑鼻而来，致使我不得不狠狠地吸了两口空气，才跟随着姜葆琛走进这间监室。由于房内光线太暗，一时之间我看不清楚任何东西。姜为我拉着了电灯，并用手指指向土炕上躺着的人：“这就是吕荧。”

至今，那幅画面还如同刀刻一般，雕塑在我的心田：吕荧下半身包着一条破被，因而我没能看见他的下肢，但是他裸露在棉被之外的脸庞和手臂，我看得一清二楚。该怎么比喻才贴切呢，当年光彩照人的吕荧，此时的脸和胳膊，都枯瘦得如同失去了水分的枯藤。仅仅这一眼，就让我心灵战栗了——历史真是无情，当年神采飘逸的文坛才子，在历史的大蒸锅里，居然变成了一具活着的骷髅。如果换个场合，这巨大的精神冲击波，一定会使我眼圈膨胀，继而泪水夺眶而出的，但在这间昏暗的房子里，我没有流出眼泪，也没有一声感叹和唏嘘。这不是我没了人类共有的悲悯情怀，而是眼泪早已被生活耗干了。

姜葆琛显得比我还要冷静，他指指土炕下部黑黑的灶膛，告诉我他之所以去拉苇子，就是为吕荧烧炕取暖用的。这儿的人，烧炕要靠自己，吕荧无力自理生活，姜葆琛就充当了火头军的角色。姜说：“我还要为他拿虱子，可是虱子永远拿不净。有时我把他的棉被放到院子里去晾晒，哪知虱子十分耐寒，零下十几度都冻不死它。”

我久久凝视着吕荧的脸，希望他能睁开眼睛，看一看我，哪怕看上一眼，对我也是个安慰。但是他一动不动，好像听不见我和姜的谈话。这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那是他在等待走向刑场时，在那间斗室里写下的心灵之声，吕荧此时还不如陀翁，虽然他也在等待死神宣判，不要说是拿笔，就连睁一下眼皮的力气也没有了。这使我这颗早已冷冻了的心，立刻结成了冰。

在1955年批判胡风的日子里，我是文学圈里的小字辈，没有资格去参加批判胡风的大会，但是会后关于吕荧的传闻，我还是听到了许多。其中画龙点睛的一笔，是在批判胡风的大会上，他不识时务地几次要求发言；待他上台之后，因为其发言是为胡风辩解，台下有人呼喊要求他停止发言时，他却像是粘在了台上，如同聋了那般，对台下的呼叫声不予理睬。最后，直到大会主持人周扬、郭沫若制止他再说下去，这个外在文弱、内在狂放不羁的中国书生，才默默地走下讲坛。老实说，在反胡风运动之前，我对吕荧知之甚少，对他文字的唯一接触，只是在西单旧书摊上，买到过他的几本译作。直到1955年反胡风运动之后，我才对这位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来了兴致。通过书刊媒介，我知道此公早在1935年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后来，从武汉的“七月”丛书起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之后去了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怀着赤子情怀，毅然离开台湾，绕道香港，回到中国大陆来。他先在山东大学任中文系系主任，因其精通英、俄、法多种外国文字，曾有多种译作出版。这么一个爱国的文化人，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会成为瓮中之囚，并关在这间小小牢房里等死——待我到这间小屋里来看他时，他确实已成了活着的木乃伊。

姜葆琛为圆我的梦，把嘴唇贴着吕荧的耳根，轻轻呼唤了两声：

“吕荧——吕荧——”

我虔诚地希望他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能够听见这声呼唤。有那么短短的瞬间，我以为他能睁开眼睛，看一眼专程来看望他的我，但我的心很快就沉到了谷底，他的眼皮只是微微翕动了一下，便再没有任何响应。姜葆琛还想再呼唤他，我用手势制止了他——不要说吕荧已无力与这个冷漠的世界进行交流，就是他生命中还有一丝余火，在这间不见阳光的死屋，他能对我述说什么，我又能向他述说什么呢？因而，我最后凝望了吕荧一眼，算是对这次匆匆来访的告别。

多少年来，我难忘那次的死屋之行。如果没有姜葆琛当我的引线，留在我印象中的吕荧，是一幅意气风发的才子肖像。姜葆琛把我引进了这间死屋，让我心灵中永远刻下了骷髅般的吕荧——两个肖像之间的反差，就是中国世纪风云的历史写真。当然，我也为姜葆琛超凡的精神而震撼，他本身是个疑难症的病号，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还在为吕荧的生存而输送生命之火，让我想起了神话中的偷火给苦难人间的火神普罗米修斯。神话是演绎幻想里的故事，而姜葆琛则将其人性的完美，谱写在那块囚徒聚集的芦花荡。

我之所以如此赞美清华大学的受难学子，不仅因为这一车为吕荧取暖的芦苇，还因为在去往“585”的路上，他对我叙说了他多年与吕荧的关系。他虽是清华大学的学子，但在校期间就是文学社团中的一员。1957年遭五雷轰顶之灾后，由于他身体有病，落了个“自谋生活”的宽大处理。在北京谋生的日子，缘分让他结识了吕荧。那时孑然一身的吕荧，精神已然开始失常，姜常去吕荧家里，照顾吕荧的生活。有时，吕荧将大便解在屋内，姜出于对吕荧的崇敬，常常为吕荧清理室内卫生，有时还帮吕荧做上点吃食——一句话，他自愿充当了吕荧的生活拐棍。

说起来也真是缘分，吕荧先被收容、后进大墙，他就像是吕荧的影子，也被“文革”的强台风吹了进来。真是应了“低头不见抬头见”这句古话，一个是右派分子，一个是铁硬的胡风分子，又在这里碰在一起了。姜葆琛是如此形容当时的吕荧的：“真是个书生，他居然是背着一台英文打字机，走进劳改队的。那押送他的警察，想必是见他精神有些失常，而放了他一马。除此之外，他还带进来许多蜡烛，这是不是他心里向往光明之意，抑或是文人职业的积习，到这里边还想写书时用？”姜告诉我在天堂河收容所期间，为了这些蜡烛，吕荧为自己制造了无穷无尽的烦恼。那些不知吕荧心中所思的流氓小偷，天天以偷吕荧的蜡烛为乐，每到这个时候，姜的任务就是去安慰吕荧，让这个不食“劳改烟火”的书生，转移精神去处。吕荧从愤世嫉俗到了无可奈何之际，便像痴呆病患者那般，天天面壁而坐，从人变成了非人。最后，上面一声令下，他们被押送到远离北京的这块芦花荡中来了，有病的被分到“585”老残队。

姜葆琛最后说了句风趣话：“这是天意，让我和吕荧成了‘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了。”

我如同吞吃了黄连，苦涩迅速地传遍了全身。我紧紧地握了握姜葆琛的手，百感丛生地说：“你真是个世上难找的好人，一定多多保重！祝愿文坛前辈吕荧早日恢复健康！”

在大芦花荡的土路上，我与姜握手话别。待我回到马车之前，大张早就装好了车，并把满车的芦苇用绳子捆绑得结结实实。他开玩笑地询问我：“这儿都是光葫芦头，又没有‘长头发’（指女性），你咋去这么久？”我没有一丝快意，支应他说：“一言难尽，路上我再详细地说给你听吧。”他跳上车辕，我爬上车顶，一声响亮的鞭子声，惊飞了早春的野鸟，那挂马车拉着我们上路了……

大约没过半个月，我奉命再次去“西部天堂”拉芦苇，这次虽然不是与大张同行，但还是那挂桃花马驾辕的胶轮大车。劳动之余我忙时偷闲，偷偷钻进那块埋葬囚徒的“586”墓地，以了却我上次没能一睹“天堂”的心愿。在一排新坟的角上，我看到在一座土堆前面竖着一块红砖，红砖上面留下了粉笔写下的死者姓名——吕荧。

“偷火者”的人生曲线

这就是我见到的吕荧葬身的墓穴。在这个瞬间我百感丛生，为吕荧感叹之余，不禁想起了我的同类姜葆琛——一个被关进老残队的病号，为了给吕荧暖身，竟然不顾自己的病痛，到芦花荡里来拉芦苇。不知为什么，此时此刻我有点自责，当天我对姜葆琛过于冰冷。吕荧埋骨于此，他是不是能熬过这条阴阳界河？望着远处的“585”的残破围墙，我想有时机一定去看看这位好心肠的清华学子。

这个愿望落空了。因为在当年严冬的12月底，我们就像“文革”风暴中飘零的芦花，离开了这片大芦花荡。被押上火车，转往山西的劳改场。先在曲沃烧砖，后到晋城去挖煤——当我第三次移位到长治大辛庄化工厂去劳改时，竟然“蒙太奇”般地与为吕荧暖身去“偷火”的姜葆琛，相遇在化工厂的医务室。